|
|
|
回目錄 |
著名學者、文學史家、大藏書家唐弢先生一生愛書藏書。他收藏的5萬餘冊中國現代文學的書籍期刊具有極高的專業和版本價值。自1992年唐謌先生去世以來，很多單位和個人都在關注這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的去向。最近，藏書捐贈工作終有定音。 巴金：「有了唐弢文庫，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藏書就有了一半。」 今年5月23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正式對外開放。這是一座集文學博物館、文學圖書館、文學檔案館和文學資料與理論研究、文學交流等多功能於一身的大型文化交流場所。開館至今已吸引了無數普通參觀者和專業研究人員。對於非專業的參觀者來說，文學館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其全面、生動地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面貌，勾畫了幾代文學巨人的魅力和風采。而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者而言，更令他們流連忘返的還是這裡收藏的豐富而珍貴的藏書和文物。 可以說，正因為擁有大量藏書、資料和文物檔案，中國現代文學館才得以成為一個高層次的研究中心和名副其實的「文學寶庫」。 據工作人員介紹，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保管、整理和研究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譯本、書信、日記、錄音、錄像、照片、文物等文學檔案資料，並收集研究相關著作評論和現當代文學期刊、報紙等。到目前為止，館內已有藏品30餘萬件，其中書籍17萬冊，雜誌2100種、9萬餘冊，報紙142種，以及大量手稿、照片、書信、錄音錄像帶等其它文物。在這些文物資料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以作家姓名命名的文庫，它們來自作家整批捐贈的藏書和文學資料。 目前館內已有巴金文庫、唐謌文庫、冰心文庫等共55座文庫。而在它們當中，專業性最強、最為珍貴的，就是開館前剛剛建立的唐弢文庫。 據說，中國現代文學館名譽館長巴金老人曾經說過：「有了唐弢文庫，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藏書就有了一半。」 瞭解中國現代文化歷史的人都明白，巴老這句話絕無半點誇張的成分。身為著名學者和文學史家的唐弢先生同時也是眾所周知的大藏書家。他一生致力於收藏中國現代文學方面的書籍和期刊，其專業特徵之鮮明、種類版本之齊全珍貴一直為藏書界同人所讚歎和艷羨。 1962年唐弢的《書話》的出版，更令他的藏書狀況廣為人知。 1992年1月，唐弢先生逝世。今年5月，他的家人正式將其3萬多冊藏書和1萬多冊期刊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這筆珍貴的捐贈對文學館意義非凡。副館長舒乙告訴記者：「在我們已有的文庫中，唐弢文庫的專業性是最強的，其版本價值也是最高的。特別是他有意識收藏的1000多種解放前的文學期刊，絕對是最權威的。比如說，當時有很多革命雜誌很『短命』，發行量又少，擴散範圍是非常小的。而唐先生對於這類雜誌收藏得很多，保存得又極好，實在是太珍貴了！」 沈絜云：「唐弢對書情有獨鍾，藏書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 最瞭解唐弢先生對藏書的深情的，當然莫過於他的家人。他的夫人沈絜雲對記者說：「唐弢對藏書真是情有獨鍾。那些藏書是他一生全部心血的結晶。」 憶起唐先生藏書的經歷，沈先生非常動情。她說：「唐弢開始購書藏書是從抗戰初期開始的。在此之前，由於經濟拮据，他沒有能力購買自己喜愛的書。」那時的唐弢在郵局中是地位最低的「郵務佐」，每月薪水少得可憐，而他的家庭負擔又重，上有老下有小，還要撫養未出嫁的妹妹。這種情況直到1940年他考上甲等郵務員後才得以轉變。 據沈先生回憶，唐弢先生開始有條件收集藏書的時候，他身處的上海已被日軍佔領。那時有很多人變賣家中藏書，唐先生就經常到舊貨店裡去淘書。沈先生說：「他常常帶上乾糧，一鑽到舊書堆裡就是一天。看的越多就買的越多，越買就越不能罷手。」但是，在日據的上海，藏書是一件極為危險的事情。著名作家陸蠡就因藏書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42年4月突然失蹤，後來人們才得知他慘死在虹口日寇憲兵拘留所裡。在這種危險的處境中，藏書已不再是文人的風雅之舉，而成為一件關乎民族氣節和個人安危的大事。唐弢先生正是冒著生命危險收購和保存他早期的心愛藏書的。沈先生說：「他把書包好以後，分別藏在煤球缸中、米缸裡，以及床底下、屋子角落等隱蔽的地方。 那個時候，能保存下來那麼多的藏書，實在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 經過多年的努力，唐弢先生的藏書迅速積累起來。到了1959年他們舉家由滬遷京時，藏書已達幾萬冊。為了運送以書為主的全部家當，唐先生雇了整整一個火車車皮。到京以後，為了存放藏書，他們特地選擇了一處面積為220平米但其它條件欠佳的住房。當然，在這套住房裡，最大最好的房間都是用來放書的。在自己家中，唐先生對藏書進行嚴格系統的管理，每一本書在什麼地方，他都清楚地知道。「文革」 期間，唐先生再次搬家，住房面積從200多平米降為70多平米。沈先生回憶說：「那時家裡所有的櫃子都給他放書。其他人的東西沒有地方放，我就找人在走廊裡做了一個櫃子。後來那個櫃子也被他一格一格地『蠶食』了。唐謌開始找不到他自己的書，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然而，沒有放書的地方並不是最主要的困難，真正令唐、沈兩位先生心急如焚、寢食難安的，是「文革」浩劫給藏書帶來的巨大威脅。 1966年，最先闖進唐家的是胡同裡的紅衛兵，雖然他們未對藏書「下手」，但已足以讓愛書如命的唐先生憂心忡忡。沈先生回憶說：「後來又開始『破四舊』，我們更加著急了。那時真是緊張啊，下班回家走到胡同口，看到著火心裡就害怕，怕是在燒我們家的書。後來有一天，我冒著大雨找到居委會，告訴他們說我和唐謌都是有單位的，希望胡同裡的紅衛兵不要隨便來抄家。然後我又趕到唐謌所在的文學所，請他們趕緊到家裡來把藏書封起來。當然，在他們來查封之前，我們還是燒掉了兩個鐵箱的書信和藏書。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心痛。」 經歷了「文革」動盪，經歷了幾年自己的書被封在屋子裡不能讀的痛苦日子之後，唐弢先生終於又可以買書藏書了。他不僅自己到處搜尋舊書，同時還與各地的書商建立聯繫，請他們按他開出的書目幫他找書。他的子女出差時，也會隨身攜帶父親親手謄寫的書單，為他四處尋找所要書籍。每當說起這一切，沈先生就會以一種理解的口吻說：「唐弢真是愛書如命的人，他對書比對我都好。」 唐弢家人：「藏書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更為恰當。」 藏書是唐弢先生和他全家人眼裡的珍寶。沈先生和子女們深深懂得這樣一筆豐富而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對於文學界、文化界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因此，對於藏書的處理，他們自然慎之又慎。 自唐先生逝世以後，很多單位都向沈先生表示了希望保存藏書的意願。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文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和資料室、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圖書館，以及唐先生家鄉的寧波大學等單位都曾就此事與沈先生商談。那麼，為何最終選定將藏書全部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呢？沈先生的回答是：「那是因為唐弢有言在先」。 據沈先生回憶，唐弢先生曾表示過身後將藏書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意願。「況且」，沈先生說，「我覺得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確需要這方面的藏書。一方面，他們是現代文學的專業館，但相關的專業書刊卻顯得不夠。唐弢的藏書側重現代文學專業方面，對他們會有很大幫助。同時，現代文學館的專業特色又會使他們反過來重視唐謌的藏書，懂得利用和研究。所以我們認為，唐弢的藏書放在他們那裡更為恰當。」 至於捐贈工作為什麼到今年才完成，沈先生解釋說：「是為了等現代文學館新館的落成。」唐先生去世不久，他的子女曾到位於萬壽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址作過實地調查，但他們遺憾地看到舊館陰暗潮濕，保存書籍的條件很不理想，所以決定再考慮一段時間。 1993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始籌建新館，1996年11月舉行了奠基儀式，1998年2月正式動工。從動工到竣工，共歷時一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領導一直與唐謌先生的家人保持聯繫。副館長舒乙和吳福輝都是專業研究人員，也是唐先生的學生和晚輩。他們逢年過節都會登門問候沈先生，有時沈先生不在家，他們就把禮物和鮮花放在門外，以表達他們的心意。據悉，在施工過程中，唐謌先生的兒女都曾到工地參觀。唐先生的兒子精通建築，他在現場就表示了對施工質量和設計的高度滿意。1999年9月新館落成後，沈先生也曾被接到新館，對於新館的現代化設施和高雅別緻的藝術風格，她非常滿意。可以說，是新館的硬件設施和管理贏得了唐先生家人的信任和肯定。沈先生表示，他們希望中國現代文學館不僅是保管好藏書，同時也要對藏書進行專業的研究，那樣才是發揮了藏書最大的作用。 今年3月，整理、登記和轉移唐謌藏書的工作開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派出一個五人小組，配備以兩台電腦，在唐先生的家裡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登錄工作。 在新館二樓，記者看到了唐弢文庫和一部分特展展品。文庫辟專室收藏，以密集書架存放，恆溫恆濕控制。吳福輝說，他們還將把藏書編入電腦總目錄，實行更加科學的管理。 在特展的展櫃裡，陳列著幾本珍貴的雜誌和書籍。其中，有「歷經百年滄桑而保存如新」的，出版於光緒年間的《浙江潮》和《河南》雜誌的創刊號。吳福輝說：「這兩種雜誌，唐先生保存得很全，而且保存得這麼完好，實在是太罕見太珍貴了。從這一點就足以看出唐先生對藏書的熱愛程度。」同時與參觀者見面的，還有1902年出版的、由梁啟超主筆的《新小說》雜誌的創刊號，以及在「特殊禁書版本」 中極為寶貴的《雪》和現已絕版的1926年出版的《吳歌甲集》。據介紹，由巴金翻譯的高爾基名著《草原故事》共有4個版本，唐先生竟將它們全部收齊，而作為展品陳列的，則是其中最罕見的「馬來亞書店版」。此外，展櫃中還有一本《引玉集》，那是魯迅先生以三閒書屋的名義出版的蘇聯版畫集。這本書當時只印了300本，其中又有50本是不發賣的紀念本，而唐弢先生收藏的，就是珍貴的紀念本。說到這些，舒乙笑對記者說：「當年唐先生在寫《晦庵書話》的時候，提到過好多珍貴的書籍和版本，確實讓其他藏書家和研究者『饞』得夠戧。可那時書在唐先生手裡，別人不能輕易地借閱，看不到終歸是個很大的遺憾。現在，唐先生的家人把《晦庵書話》中所提到過的珍貴版本一本不落地捐給了我們，大家終於可以有幸一睹這些寶貝了。」 舒乙、吳福輝：「有唐先生作表率，以後的藏書徵集工作更加看好。」 藏書的捐贈過程是平靜而順利的，但平靜並不等於平淡。吳福輝說，捐書過程中有很多細節都令工作人員深為感動。其中最令他本人難忘的，是沈先生對這次捐贈工作的投入。 沈先生患有嚴重的「三叉神經疼」已近10年了，但病痛的折磨並沒有令她對捐贈工作有絲毫的放鬆。吳福輝說：「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唐先生家進行登記、整理工作的過程中，沈先生多次帶病前來參加和協助我們的工作。只要身體允許，她是能到場就到場，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問題。有時候，為了一本重要的書，她會親自仔細地翻找，生怕被人不注意隨手丟在了別處。比如唐先生在寫作《魯迅傳》時曾經把一部分書提出來單放，後來到香港辦小型書展時，也有一部分書提出而沒有歸位。所以有的書一時找不到。沈先生對這種事非常著急。 她常常要親自動手找，找到了才能放心。她怕的是這些最珍貴的書沒有交到我們手裡。她自己對我們說：「我要把唐謌的藏書一本都不少地交給你們，少一本都對不起唐謌。」 正是在這種情感和精神力量的感染下，捐獻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據吳福輝介紹，協議裡原本規定只將唐弢藏書中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關的書籍捐贈出來，但實際上，後來的捐贈大大突破了這一範圍，有些內容純粹屬於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範疇的書籍也被一起捐出來了。沈先生也說，除極少量的作者贈書和歷史學方面的書籍以外，唐弢家人一本現代文學書籍都沒有留。有一本《夜航船》，唐先生在《晦庵書話》中說連他自己都找不到了，而這次也被找到捐出了。沈先生很欣慰，她說：「真的是一本書都不少。」 的確，將唐弢先生一生的心血結晶都捐獻出來，這種貢獻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據說，唐先生家中除了書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其它財產，連傢具都是1959年從上海帶來的舊傢具。因此，當500多箱藏書搬出以後，那套原本擁擠不堪的房子幾乎已是家徒四壁。說到此，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工作人員無不動容。 舒乙和吳福輝都說：「有唐先生作表率，我們以後的藏書徵集工作更加看好。」這當然只是藏書捐獻眾多意義和影響中最為實際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唐弢藏書的捐獻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深廣的精神內涵將引起人們的深思。 《光明日報》 |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