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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垛》講的是三個女人：米子、喬和米子的女兒小臭子的故事：米子美麗性感，生長在紫花遍地的鄉村，卻並不稀罕下地種棉花。每年九月，她都收拾乾淨，抹亮頭油，到棉花地找一些年輕的花主，過夜要棉花。她的女兒小臭子，雖只活了二十幾歲，但母親的浪漫經歷，她在十歲時就已經在半是遊戲，半為認真的「過家家」中，和喬一起完成了。她比起母親，可說是生不逢時，第一次結紮好裡外三新的棉衣襖褲，就趕上日本人把炮彈扔到了保定；她沒能和母親一樣鑽成花地，卻在比母親更危險的遊戲中把自己年輕騷動的生命，交給了那些愛自己，或利用自己的人們。她實在沒見過更大的世面，她只是從喬那裡，學會了觀察雞「配對」，又從瑞典傳教士班得森那兒，第一次知道了「淫亂」，並很神秘的瞭解到，那是一個女人，和一個本不屬於自己的男人之間發生的事情。她到夜校去湊熱鬧，當老有爹說：「婦女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看見男人就臉紅就低頭，整天圍著鍋台轉，講三從四德，這都是封建，封建就是主張把婦女先封住」時，她竟忽有所悟，以為自己的「配對」遊戲才從來都是反封建的。她對自己的死不明不白，儘管在死的瞬息之前，她還處於男女交歡的極度興奮之中。 其實，這正是鐵凝小說的一個特點——寫的是年輕女性中並不「安分」的那部分。米子年輕的時候，或年幼時的喬也確乎都具有這種特點。順便提一句，那位過早死去的已經是婦救會主任、青聯抗幹部的喬，成年後對生活做了超出尋常百姓的選擇，把自己融匯在捨生抗日的大潮之中，但鐵凝筆下有光彩的人物，其與眾不同，往往表現在她們個人生活的天地十分狹小。 在中國，女性與眾不同的程度，常可以從她性開放的程度得到反映：鐵凝在小說中對女性有關內容的揭示，近年來始終處於逐漸開放的過程之中。1983年發表《沒有紐扣的紅襯衫》，女性的開放還只在穿衣打扮的物質層面。一件紅襯衫穿在中學生身上，就引起了當時還習慣於青是藍天，綠是大地的既質樸，又簡單、閉塞的小鄉鎮人的軒然大波。1986年，當中篇小說《麥秸垛》開始把筆觸伸向農村的年輕婦女，寫她們忍不住生命激情的誘惑，在種種犯罪心理的慫恿之下，品嚐生命最原始也最新鮮的果實時，評論界和讀者群立即對這個敏感帶表示了共同的關注。事實上，近年來人們對各種新奇事物的適應能力極大，到1989年初，人們對小說中表現性意識、性行為的情況，已不再視為禁區，而鐵凝的《棉花垛》也一改往日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開始在小說中把性當作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寫姑娘們程度不同，實質卻完全一樣的既要表現自己，又要滿足各自內心和現實願望的生活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個寫身份不同，生活要求卻基本一致的故事，為我們在廣闊的社會層面，認識不同人各自的複雜心態和日常行為，提供了新的途徑。 這裡有個涉及鐵凝小說觀念調整的事件需要提及。 1986年夏天，鐵凝作為一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短期滯留在北歐。一次在奧斯陸民俗博物館的綠色莊園裡吃午飯，對異國的人和物仍感陌生的鐵凝，突然聽到身後一個嬰兒的哭聲：「這哭聲使我感到那樣親切，因為它實在就是我在華北平原的土坑上聽見的那種」，她感歎，「原來全世界的小人兒都是一樣的哭法」（鐵凝：《我盡我心》，《中篇小說選刊》1986年第6期）。這使她動情，也使她深思，並引導她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發現人類的共性，並進一督明確，不論你我他今天的具體情形如何兩樣，人類最基本的生命形式卻完全相同。這種認識是作者對客觀生活的又一次抽像，抽像的結果表現在她的小說裡時，小說的故事敘述起來就更加冷靜，敘述的內容也就更向普通人貧乏單調的生命中最有色彩的部分靠攏。無論對於怎樣生活水準的人，這部分生活都同樣具有震憾人心的神秘作用。在這裡，作家對世界的諸多哲理性思考，也就隨著故事中不斷躍動著的生命的最基本節奏，展開了它應有的情節和內容。鐵凝的小說發展到此，有三個現象應引起注意：一是她的故事始終發生在以平易市為中心的中國華北平原的鄉鎮村落，而作家一人的生活經歷、視野所及卻早已遍佈現代都市的各個角落，以及常人不太容易企及的世界各地；二是限於小說故事所規定的生活環境，書中的人物實際是生活在大多讀者並不熟悉的某一地區所特有的風土，習俗和沿襲了不知多少代人的特定節奏之中，與之相對，小說中關於這些人物的故事，卻基本發生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歷史風雲突變的短短的幾十年裡；三是在作者迄今為止的諸如《哦，香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麥秸垛》、《棉花垛》等幾篇引人注目的小說中，令人過目不忘的都是在這個特定的生活環境中，卓然不群的年輕女性形象。 上述情況，為鐵凝提供了如下便利，即在讀者既熟悉又陌生的環境中，作家能更自如的在堅實、平緩的故事敘述中，加入虛構的成份，使她有機會，不動聲色的把自己在其它環境中的思考，通過故事冷靜、客觀地表現出來。具體地說，鐵凝的小說開始更執著於她的以平易市為中心的中國華北平原的鄉鎮村落，在人們已漸漸厭倦了的田園牧歌之後，通過她小說中的女性，去追尋。雖然屬於某一特殊地區，卻能表現人類共同命運的生命主題。 如果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還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那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去寫小城春秋、死水微瀾的話，發展到1986年的《麥秸垛》，作者就已經開始了她認識調整後的新創作。她開始對鄉村中各種雖屬於正常，卻不無病態的鄉民生活，特別是其中的性意識、性行為，做更為大膽細緻而又飽含熱力的表現。如同1988、1989年前後文藝界的許多現象，她開始在更明顯的故事虛構中，真正創造出了一個既生動可感又超然不群的活人世界。 小說中的人物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在《棉花垛》的故事中，小臭子不再如她的母親般美麗，她更像是一個在黃泥的跌打擠壓中渾然天成的女性，在時代的大潮，鄉間的舊俗和個人再也無法控制的生命熱流的共同衝擊中，混合了連她自己也預想不到的抗日獻身行為和同樣意識不到的愚昧墮落。在小臭子的故事發展過程中，作者以純粹現實主義的調子，從容抒發她淡淡的卻也無法掩飾的憂傷。小臭子是個雖有叛逆行為，卻不明叛逆含義的糊塗人物，她的許多故事發人深思。她本不理解革命，卻因為「八路」在村裡時髦，她就學著樣披了「八路」們常披的紫花大襖，好讓孩子們喊她「女八路」。這使人自然就聯想起了要當革命黨的阿Q。毫無疑問，這兩位作家同樣是通過百姓的日常瑣事，看中國人不能自己的命運。這同樣代表了中國和西方小說，在觀念上截然不同的一個方面。在中國的小說中，婦女並不代表《浮士德》式的「引導人們上進」的超脫世俗的精神力量，她們局限於自己的溫飽型文化和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生活，不存在更大的精神追求，而把自己的生命融匯在既滿足自己的需要，又滿足男人們的情慾並充當傳宗接代的工具的單一、繁瑣的生活之中。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感到悲哀。拿小臭子來說，當她出賣了喬，並知道喬在死前被蹂躪的慘狀後，所選擇的，也無非是盡快逃到一個更偏僻的角落，和隨便一個什麼男人一起，過上她娘米子的「不到五十就彎了腰，身上乾枯得像柴禾」的日子。 鐵凝是因為寫女性引人注目的，對讀者來說，由一個女作家來揭開純粹女性的生活世界，其意義倒不僅在細膩和真實，因為自己看自己，總難免片面。問題是站在這篇由芝麻自己叫開的大門面前，無意中窺視到洞內如此豐富的眩目異彩，並發現，這裡竟包羅了整個世界，那驚喜便可想而知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命題：人們總以為自己生活的世界太複雜，常變幻，無從瞭解，可人們卻恰好忘記，所謂芸芸眾生，也不過是從最早的某一個女人和男人那裡開始，而瞭解其中的一方，解謎也就有了希望。 當然鐵凝有她自己的看法。在她的小說裡，女人也是互不相同的。我看，這裡有個較明顯的界線。即已婚婦女常常瑣碎、保守，如同她們那紛亂、嘈雜的生活世界，十分古老，但並不引人注目；而年輕的姑娘，卻自由開放，把人們以為只在另一個世界才有可能發生的事故，真實的在她們的小天地裡，展現開來。 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小說中營造的，畢竟是不完全相同於現實或歷史的另一世界，作家與這個世界之間，有她自己也無法完全消除的朦朧感。作為一個載體，小說中所表現的，更多的是作者對人生的感觸。 實際上，現在寫小說的，讀故事的都離棉花，或者麥秸垛很遠。棉花，麥秸以及和它們生長在一起的故事都已成為過去。但正如小說《棉花垛》的尾聲所表現的，在世界性的文化大循環中，有些極簡單的內容，如棉花（cotton），在筒單的變形中，又有了新的涵義。這種文化的傳播過程，具有雙重意義：它開擴了人們的視野，同時，又使人們有機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審視著棉花這一類毫不新奇，卻也難以一下子說清楚的舊故事中的新意義。 1989年6月6日 （原載《作品與爭鳴》1989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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