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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曹禺

作者:萬方

  現在,我的爸爸是一個老人了。幾乎在不知不覺之中,他變成了老人。這也就是在他生病住院這一年裡發生的事。
  他坐在醫院的陽台上,陽台很寬大,也很長,空無一人。他坐在一張籐椅裡,太陽光照在他的頭頂上。稀疏的灰白的頭髮在陽光裡顯得乾枯而脆弱。而他臉上的神色是那樣安詳。有時候我走到他面前,他並不知道,因為他曬太陽的時候閉著眼睛。於是我注視著他,同時我能夠感覺到他的夢。他的一生在這一刻就像夢一樣,又真實又虛幻。他確實坐在那兒,但是他在他的夢裡。那是一個他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樣的夢。總之很有份量,在他看見了我,微笑起來,和我談話……在這一切活動的後面都能感覺到那夢的份量。我說不清,但這就是我的感覺。我的爸爸老了,他因為生病而沒有力氣思想了,這樣一種夢就成了他的思想,帶著他,帶著他缺乏力氣的身體,靜悄悄地漫遊。
  他坐在那兒,看見了許許多多他說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願望把這些景象告訴我們,可是很困難。也許是他抓不住它們,也許是它們過於模糊,或過於強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說出的話都是極其簡單平常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那麼孤獨。他常常說「人真孤獨」,我想就是這個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過生日,我們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給我在國外讀書的妹妹。她來信說,爸爸怎麼變得這麼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曬太陽。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詳其實是一種極深的疲乏,從精力到精神,從思想到體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歲了。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寫出了話劇《雷雨》。最近北京人藝的第四代演員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我爸爸向醫院請了假,去看這齣戲的演出。這是他一年多來唯一的一次看戲。事後他問我們:「你們覺得怎麼樣?還能看得下去嗎?」他並不想聽到評論式的話,他只想聽到最普通觀眾嘴裡說的話,比如「挺有意思」,「好玩兒」,「真夠複雜的」,「挺來勁兒」。聽到這樣的話他心裡最快活。他屬於為觀眾寫戲的那類劇作家。他成功了,這就對了。
  我回答他說:「還行。」他笑了,說:「你總是這句話。不過你說還行就是不錯。」我說:「劇本是棒。」他又問:「真的嗎?真的還站得住?」我說:「確實還站得住,因為劇場裡很安靜,有不少看過的人還來看,主要是來看演員。還有很多從未看過的人來看,他們在每一處該有反應時都有反應。」他說:「能有人買票看這齣戲,那就不錯。」
  一種不自信現在時常困擾他。他總覺得自己寫的東西並不真的好,懷疑它們的價值。我說這不是你的事,你寫出了劇本,盡了你的力,費了心血,以後就由時間去衡量了。「那我的劇本是不是還算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他問。「你說呢?」我反問。「你說呢?」他不回答。他心裡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經模糊了,太遙遠了。
  記得他對我講過,一些評論他創作的書裡也寫到,他寫出了《雷雨》後,把劇本交給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劇本放在抽屜裡,放了一年,沒有看,也沒有提起過。我問:「你怎麼不問問他?」他說:「我沒想過要問,那時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個好東西。」「那靳以叔叔怎麼會一直沒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沒把這件事當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樣一種人。」後來許多書上都寫過,是巴金伯伯發現了抽屜裡的劇本,看了,然後就發表了。
  我永遠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樣子和聲音。那是一種完全無法控制的男人的嚎啕大哭。那時我很小,七八歲,也許更小,看他撲在桌子上哭,站起來後,用手摀住臉,然後控制不住又大哭起來。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發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在上海逝世了。他愛他的這位朋友。我沒有看過他再這樣哭過。
  以後的很多年裡,發生了許多事情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慟哭,我心裡總感到溫暖。同時我覺得那也是他的溫暖。在他今日的夢裡,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相聚的溫暖場景。
  我剛才想說的是,當他年輕的時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時候他是不是說話口氣很大,如果要用一個詞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會。他從來不是一個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時感覺很輕鬆很快活,也很沉著,因為他知道自己想寫的,就能寫出來。他寫作不快,不是那類「快手」。他反覆琢磨,常常是朗讀寫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賞自己為止。我小時候聽他朗讀過《膽劍篇》。我記得「美,美麗的大火啊」!還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卻來了」。
  他的朗讀與眾不同,甚至可以說不同凡響。它們打動我,使我不忘。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聲音的存在,他用感覺讀。如果說讀得有味兒,那只是他思想的韻律。
  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華閃亮的景象。他給我講寫《家》的時候,在四川長江邊的一條小船上,天熱極了,他又是特別愛出汗的人,汗流不止。從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寫下去,夜晚時就點上油燈……於是我想像出江水拍打著木船的船底的聲音,想像出投在紙上的昏黃的燈影子,想像出那悶熱粘濕的空氣,想像出他的酣暢的筆追趕著他的思路。他會夢見這些時刻嗎?奇怪的是他很少提到。那些遙遠而又遙遠的極樂時光竟真的逝去了嗎?
  如果我說它們沒有逝去,我是有根據的。
  不管他曾經做了些什麼,忙碌的日子,玩的時候,投入於感情生活的時候,都有一種感覺是占統治地位的,那是另一個他,一個隱身人,藏在他的身體裡,那個人名字叫作痛苦。他一生都沒有逃脫它的掌握。這也許是他為什麼會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既然痛苦長存,那麼就是說對於美好時光的向住也就長存。這是一對不分離的生命,共同生成共同死亡。有時它們會溶化成一個生命。我看見過它們那種形態。我想我經常看見。
  我爸爸得過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所以多少年來他的睡眠必須要靠安眠藥。吃了安眠藥之後,他就大大地放鬆了。他的種種潛在的意識就會變成話語。這時候的他常常是最慈祥的,是軟弱而純潔的。有一次我已經睡下了,聽見他大聲叫我的名字,連聲地叫,我翻身下床,跑進他的屋裡。他說:「你再不來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麼也不想了,只想從窗子裡跳下去!」他說得迷迷糊糊,他的身體軟綿綿的。我是說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經快要進入睡眠狀態了。但我相信,他的靈魂剛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著外邊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氣。他說:「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他的枕頭邊上放著托爾斯泰評傳這一類的書,這是他崇拜的作家。他接著說:「人家吹捧我,我並不快樂,因為我想得太大了。」
  我勸他別想了,那麼多人並沒有幹什麼也過了,「睡吧。」我說。他反駁我,「那他們沒有想像力呀!我不同,我有,我想成托爾斯泰,可我成不了,都七八十歲了,還成什麼呀,我就想死了算了。托爾斯泰,他一輩子要弄清為什麼,他幾十年的痛苦,他想像農民一樣生活……他一天走三四個小時,然後寫作,大吃,能吃極了,八十二歲還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樂又痛苦,真是一個偉大的人!」
  有時候,吃過安眠藥,他講敘他生活的經歷,他所見過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事,他反覆地說他要寫,要寫真實的人。有時候是講他的夢。我說的是真正的夢。他的夢是重複的,有的夢做了一輩子,同樣的場景,同樣的事件……他的話內容繁雜,跳躍極大。
  大都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尤其感覺到自己是他的女兒。因為他把我當成他自己生命延續出的另一部分。他所面對的其實不是我,而是一個他能夠進行自我傾訴的對象。他說了許多,讓自己瞭解自己的種種苦悶,他感到了安慰,平靜下來,就睡著了。
  當然,他也面對我,他希望得到人的理解。我想在這點上我沒有叫他失望。我提到的那一次,他大聲把我喊去,說了一番話,第二天早上他對我說,跳樓,只是那麼一想,你不要說啊!可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麼稀奇,誰都有陷入絕望的瞬間,誰都想到過死。但是在他的生活中確有這樣一個陰影,或者說是一股壓力;或遠或近,或輕或重地跟著……他甩不掉它,因為他已久缺乏力量了。長江邊那只篷船上的青年是有力量的。
  他羨慕青年人,有時他在街上散步,他會盯住某個過路的人,當人走過他身邊,走開了,他會轉回身去盯著看。我問,「你看什麼呢?」他說,「沒有比青春再好的東西了。」他能感到生之氣息拂面吹來,他非常敏感。我甚至想說,他就是從他的敏感中汲取生命的。
  平日,即使在他進入老年後,他仍然是個活靈活現的愛鬧的人。記得小時候,不管他晚上幾點回家,即使我們已經睡了,他也非要把我們鬧醒。他興奮就要讓我們也都跟著他興奮。他相信這一瞬間的歡樂的高潮,他看重這份真實的感覺,睡覺則有的是時間。以後我們大了,他上年紀了,如果他遇到了什麼滿意的事,心裡生出美滋滋的感覺,他會突然扭動胖肚子,兩支胳膊舉起來伸直,小而柔軟的手靈活地上下翻動,跳起舞來。他的眼睛閃閃發亮,說他跳的是新疆舞,有時是日本舞,後來也有過是「迪斯科」的時候。實在那不能算是什麼舞,可是很有感染力。這真是一個老人向你袒露內心喜悅的最美妙的方式了。
  然而來得容易去的快,片刻他就氣喘噓噓,癱坐下來。而且連歡悅的心情也隨著一陣巨烈喧鬧的動作發洩出去了,消失了。
  在他情緒高漲,神采飛揚地和你講話時,一切會突然間停頓,隨即坍塌下來。他依然坐在那裡,但變了一個人,已被疲倦、被恍惚,被其它什麼帶走了的人。可也有的時候他會使出所有的力氣聊啊,聊啊,甚至是和不甚相干的人,第一次來訪的陌生客人,他要聊到最後一口氣才停止。他原來並不是一個能說的人,所以我有許多感觸。我時常想,他不停地說話,超出他精神與體力的支付能力,他想得到什麼呢?我心裡有很多答案,可沒有一個準確的。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三樓的小禮堂裡,舉行春節聯歡會,也許是院慶,我記不清了,人們請院長講話,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樣子就像不會說話的人那樣,總出錯。下面不斷有人笑,因為他又講錯了。他說得很短,然後就結束了,人們給他鼓掌。我雖然很小,可是我能理解這掌聲中有一層就有為了他的不會講話而鼓的。這樣的講話給人們帶來發自內心的歡喜。
  我爸爸的語言十分精彩。我指的不是「語言大師」那一類的語言,是一些恰恰沒經過思維的、冒出來的話。比如,他的鋼筆沒水了,他需要人給他找墨水,可他冒出的一句話是:「這燈兒,不亮了!」我看見了他手上的鋼筆,我就懂了,當然,是鋼筆不亮了。當他想讓人幫他關掉燈時,他就指著燈說:「把這個,取消!」很多東西都經常在他的取消之列。比如取消襪子,取消褲子,取消電視,他說:「取消!」我們就都明白了。後來我們也學會取消了。有許多事情他是絕不用腦子的。他寫完毛筆字,用我的洗臉巾擦毛筆。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很順手,而且那時他想,毛巾就是擦毛筆用的。家裡來了個客人,說:「您還記得我嗎?我給您刻過圖章。」他熱情地說:「哎呀,那太好了!你刻的章叫什麼名字呀?」人家就告訴他,是曹禺兩個字。
  這樣的事情很多,都是些很可愛的事兒。
  我妹妹的一個同學,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學生,他跟我妹妹說,你的爸爸,在國立劇專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像個小太陽。我妹妹那時候只是個小學生。她把這句話告訴了我。我就記住了,一直沒忘。
  我很難真實地想像出他像小太陽的樣子。可是我相信他是有光的,因為我有感覺。
  我琢磨過,那是什麼呢?很久了,我成熟起來,更成熟起來,我漸漸感覺到那種光是一種真誠之光。我所說的絕不是人們說到真誠這個詞時的那種含義。我說的這個真誠,可能更徹底些。
  一次我得了感冒一類的病,躺在床上。他走到我床邊,看著我,然後說:「你不知道,我真擔心啊!我就擔心你死在我前頭。你要是死了,那你可讓我太沒法兒受了。」我所說的就是這種真誠。我還記得有一回,我看他坐在沙發上沉著臉,大不高興的樣子,我走過去關心他一下的意思,問:「爸,你怎麼了?」他回答:「不高興。」我說怎麼不高興,有什麼不高興?他說:「不高興就是不高興,覺得活著多餘,你說有什麼道理可講!」我就沒說什麼了,可又聽他自言自語,「覺得活著多餘就沒道理啦,不然,這裡有哲理。咳。」他歎一口氣,「就是這麼一回事唄!」在很多類似的時刻,我就會想到,在他劇本裡的許多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影子,是他的某一部分分離、繁衍出來的。
  一般來說他不隱瞞自己,他不會隱瞞。包括他自己認為是不怎麼美的、醜的東西,他的方式是袒露。他會緊接著批判自己,用些極重的話。不過他也常常固執己見,而且他固執起來會像惡魔。有一些時候,他也想隱瞞,可絕少成功。
  我當然不是說他在任何人、所有事情面前都如此。
  有時候在外人面前,他就用慣常的、虛偽的方式表現他的那種真誠。這種說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的。這是我的說法。但,他的喜怒哀樂最後總是遮蓋不了的。
  家裡常來人,邀他做一些沒什麼意思的事,題字或者宴會。他覺得很煩惱。我們說,就說你身體不好。於是在來訪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厲害,連說話的力氣也沒了,也聽不見別人說什麼了,完全不成了。來人走後我開玩笑,「爸,你演得過了。」他說:「我是真的難受、胸悶極了,就這兒。」他指指胸口。奇怪,這是真的。他的真誠表現為自己無法掌握的一種素質,超越他,在控制著他。在任何時候,在各種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懼。他對於不必恐懼的事物的恐懼,對於不必憂慮的事情的憂慮,以至在不得不講的情形下講的溢美之詞,他那出名的過分的謙虛,都是真誠的。這種真誠也總是能影響我,使我在該生他氣的時候,變為不生氣。這種真誠自有它的力量。
  再次聯想到我妹妹同學的父親的話,我能夠想像出他發光的樣子了。那時他年輕,正在給一群比他還年輕的熱愛戲劇的人講戲劇。那是美麗而真誠的光。穿過逝去的歲月,我感到他的樣子無比清晰地躍然在我眼前。
  他在國立劇專時還有這樣的故事。四川的冬天大家都穿棉袍,他講課時也穿著棉袍,講著講著他覺得身上什麼地方怪難受的,就撓撓接著講。過了一會兒又覺得難受,又抓一抓,最後是從他的棉袍的窟窿裡竄出一隻耗子。很可惜我沒能碰到這麼好玩的事。事實上,他的生活能力從來很低下,幾乎是零。什麼東西一經他的手就要出問題。一杯茶要灑一半在身上;他自己系的褲子,會走著走著掉下來;臉盆用過後隨手往地上一扔,扔得瀟灑自如,所以後來他用的盆只能買塑料的,供他摔。冬天看他穿衣服,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他就不難受嗎?腰部,連衣服帶褲子右一層左一層亂七八糟地糾在一起,鼓鼓囊囊,讓人聯想到不疊的被窩。每次我都問:「你不難受嗎?」他搖搖頭:「不。」——在這些方面他又是很遲鈍的。刮鬍子刮出兩三條口子,出血了,他一點不知道。他對疼痛的感覺也很遲鈍。
  他不饞,吃東西非常隨便。給他什麼他就吃什麼,很少提出要求。他當然不會做飯。「文化革命」期間他好像做過飯,做過燒茄子。但我那時當兵在外,所以我不能肯定。但我能肯定我一輩子也不會吃上他做的飯。
  但是他哺育我。我的意思不是他有自覺性地有計劃地教育我。他從來不這麼做。也許在我記事以前他做過。我不知道。我還很小,可能四五歲吧,我雙手緊緊趴在游泳池邊上,水很深。他把我的頭使勁往水裡按,讓我別怕水。我大叫,並且打他。他就大笑。我四年級時他教會我騎車。然後我就騎車上學了。在當時我是獨一份。前面我說過了,他一回家,只要他高興就和我們大鬧。我把他的頭當過小山,山上長著草,我越過沙發,從他的肩膀爬到山頂去割草。他放《天鵝湖》的唱片,我們就沒完沒了地跳舞。
  我還和爸爸在東湖邊釣過魚。我們坐了一下午,他釣上來一枝枯樹權,我給他講魚的家庭的故事,他愛聽極了。他帶我們看了許多戲。有的戲使我流淚。《雷雨》第三幕的電閃雷鳴把我嚇哭了,他只得帶我們回家。他還憑他的想像帶我去聽殷承宗的鋼琴演奏會。我聽不出什麼,只記得彈鋼琴的人的嘴一直在咀嚼著什麼東西。我問:「他吃什麼呢?」他告訴我,他什麼也沒吃,那只是一種習慣。而且他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動。我覺得很奇怪。但以後就慢慢能理解這一類事了。
  我前面還提到聽他讀自己寫的劇本。可能就在那時候我感覺出了陶醉是一種什麼樣子。他寫東西時常常在屋裡走來走去,表情是陰沉的。他還有劇烈地撓頭的動作,我也記得。他的耳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痞子,他想不出來了就用手去搓那個痞子。他的習慣例不是咀嚼。後來因為怕磨擦太多生癌,就把那個痞子取消了。是一個很小的手術。
  關於我爸爸,他年富力強時期的記憶都是零碎的,而且是孩子的觀察。他也有過極少次數的大發脾氣,我記不得原因,可是很嚇人。夏天在家裡,他總是光著脊樑。汗像一條條小蟲在他背上爬。我觀察過汗珠從毛孔裡溢出來,往下滾,匯進脊背上汗的小溪流裡的全過程。但我一點不記得夏天的酷熱,我也不記得有人抱怨夏天。對了,我爸爸他不是個愛抱怨的人。他確實不抱怨。那時,他的書房是一間平房,前面被一座大房子擋著陽光。他趴在那張又老又大的書桌上,用一隻手支著頭,我媽媽坐在他對面,幫他記。窗子是綠油漆的,窗簾是白色的。我的相冊裡有這時期的照片,但用不著拿出來看,因為我現在就已經看見了。
  等我長大以後,他能夠和我交談、我也會思考以後,我想我才真的開始瞭解他的一些品格。
  對於他不懂的事情他絕不說知道。字典和百科全書是他必需隨手可取的。有的東西一時查不到,他就一直記著,最後總會在什麼地方查到。他是極端認真的人,不論做什麼事,他要的不是正好,而是超出。在很多事情上,他的這種態度給人以教育,以感動。可我不說這樣的事。我要說寄信這件事。最最普通的信(絕不超重),他一定要貼兩毛至三毛錢郵票。如果去郵局寄的東西,過秤後人家說:五毛。他非貼上七毛。萬一沒時間去郵局,他就貼上一塊錢的郵票或者再多些。我把這種不可理喻的事歸為極端認真是不是合適呢?但我認為起碼有助於說明他對其它事情的態度。同時這也磨練出我們的耐性,不與他爭,由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送客人從來是自己一個人跑在最前面。上年紀了,他的腿的功能退化的最快,可走路時你最後總是不得不拽住他,因為他控制不住自己要往前衝。即便在醫院的走廊上走走,也是這樣。我問他,你急著去哪兒?他笑笑,說:「好好,緩下勁兒來。」可走不了幾步就又上勁兒了。
  只有寫毛筆字、看字帖能使他的心靜下來。所以他常看帖,能看很長時間。寫字也很好,但消耗體力。一次他給我讀一首詩:「水目不真,唯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為之驅驅,背此真淨,若能悟之,超然獨醒。」人老了,大約對那種徹悟之後的寧靜很嚮往吧。尤其當他不能做到的時候。
  我爸爸喜歡聽讚揚的話,當然不是任何讚揚都喜歡,總是高級一點的吧。但是他又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樣很沒意思。有時他因為什麼事而沾沾自喜,正得意的時候,我看著他,笑瞇瞇的,他立刻就說:「你別笑話爸爸啊!」他要一下把事情點透。只要他稍一閒下來,他的頭腦就不停地轉,就像被鞭子抽著的陀螺。這根鞭子經常是:自己剖析。我至今弄不清在他的思想深處是否定自己多,還是肯定多。或許更多的是對自己的憐憫。他永遠不能領悟「知足長樂」和「隨遇而安」的欣然。
  幸虧他的性格是好動、好熱鬧的。只要有適當的場合和朋友,他就會是其中最鬧的一個,像孩子一樣放縱自己,「人來瘋」。他的朋友都瞭解他這點。當他全副精神地投入歡鬧時,看上去有點像舞台上的人物。因為他大歡樂了,不是人人都能這麼歡樂的。
  長時間的寂寞會使他煩躁。他坐在桌前翻手邊的雜誌,毫不相干的雜誌,又走到書櫃前漫無目的地找書,讀出書的名字。他在屋子裡東走西走。這些都是煩躁的表現。有時我懷念從前在屋裡走來走去的爸爸。那是一個腳步沉重、有目的地的人。而後來這個走來走去的人,彷彿飄浮在空氣裡,不出聲音地問:「我到底要幹什麼?」
  我堅信我爸爸的才華。我所指的不是他的劇本。劇本就不用說了。我是想說我知道他心裡是有真寶貝的。他對事物的理解從來是他自己獨特的。他會洞察。但他不常把洞察的結果講出來。於是這些結果就留在他心裡,越積越多、越豐富,發酵或蒸餾成了很棒的東西,很過硬的一些想法。這個積累的過程看上去是從濃重到透明的過程。他有許多筆記本,都沒有寫滿。從上面幾乎看不出什麼。但他還是時常記上幾筆。後來我想到了,他記下來的只是一些符號而已,只有經過他的目光,那些符號才顯出真正的意思來。世間一切事物都可能是有另一番意思的。平時他評敘事物,抒發內心用的都是沒法再普通的語言。然而又是極準確的,一拳拳都能打中的語言。
  有時他表現出煩躁,在屋子裡走來走去,臉繃得緊緊的,我走過去摸摸他的臉。他站住了,鬆弛下來,對我說:「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出來那個勁兒,那個勁兒好像還有,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我看著他。有那麼一會兒,我們互相看著。我是多麼地理解他因而可憐他。事情是多麼清楚啊!我本想安慰他的,才摸了他的臉,可是我什麼也沒能做到。
  一次我的兒子來看外公,他拉著他的手說:「多好、多好啊!什麼時候我要能回到你那樣,就是一個乾乾淨淨的小孩。多快樂!」我兒子太小,他覺得乾乾淨淨是歸媽媽管的事,就跑去玩他的了。可我喜歡他的這個「乾乾淨淨」,它像是一下為你換了一副眼光,當然,比這還要複雜些。
  我和爸爸一起回過一次天津,是為南開大學的一個活動去的。我們到他從小長大的家——小白樓去了。遠遠看見那所房子。說老實話我現在一點記不得是什麼樣了。但他記得,記得很清楚。他說:「就是它,就在這兒,不錯,絕對不會錯。這一家姓肖,那一家姓陳,」他指著旁邊兩幢房子,「我真是像在做夢啊!」
  「就在這地方,」他指著街口,「我小時候這裡排著一溜人力車,那時叫『膠皮』,不要問價錢,上去就走。」他記起另一幢房子是周金子的家。
  我們進了小樓,我就有印象了。小樓裡黑乎乎的,裡面住了好幾家人。我爸爸指著樓下的一間:「這是我的書房,還有一個小書僮伴著我讀書。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這兒!讀易卜生,讀《紅樓夢》,翻譯莫泊桑,看閒書;上高中時也在這裡溫習功課。」他還想起了教過他的一個大方先生,還教過袁世凱的兒子,好玩古錢,有幾個姨太太,冬天是永遠不生火的。他指出那裡原來放著沙發,那兒是書桌,那兒是床。他一再驚奇過去的事記得這麼清楚,他的思緒在他舊時的家庭裡遊蕩。有很多人與他同在。也許其中也有一個乾乾淨淨的孩子。他漸漸長大了,生活在大千世界裡,成了一個劇作家。但是我不能想像。這樣的環境,周圍這樣的人,永不消散的大煙的氣味,下午3點鐘孩子放學回家,仍然是死寂的家……如果能夠試試,我也許想試一下,看那樣的生活會造成什麼,不過誰能保證我的安然無損呢?然而我又想,我爸爸並不想失去什麼,一切都在他心裡留下了應有的痕跡與重量。在那間瀰漫著鴉片煙氣味的屋子裡,有一種東西一點點滲透到了他的身體裡。那就是憤怒。一個乾乾淨淨的孩子所一點點體味出的憤悶之情。他後來寫出的劇本就是他不能選擇的命運的果實。
  我記得我曾經問過我爸爸,他寫東西的感覺。他說:「生活中往往有許多印象,許多憧憬,總是等寫到節骨眼兒就冒出來了。要我說明白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寫的時候也不可能。」在他這樣說之前,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但是人對許多事情都需要反覆證實。
  就這樣,他在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了。我媽媽李玉茹一直陪著他。我也常去看他。我們說他是個「有福之人」,他自己也承認。他沒有精神的時候就一句話也不說,這種時候現在比較多。不過只要有精神他就立刻又像平日那樣,興奮而又敏感,說話聲音很大,眼睛生動地爍爍發亮。有的時候他的腦子裡可能出現了白朦朦的一片,分辨不出什麼,所以他就迷糊一會兒,打個盹兒。我離開醫院回家,他送我到走廊上,站在那兒向我招手的樣子已經像個孩子了。
  現在我想我已經證實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爸爸是極豐富的人,極複雜的一個人。他一生不追求享樂,他很真誠。他有很多缺陷與弱點,但是他沒有罪孽。關於我的爸爸,我還有很多很多可寫的,但這裡已經寫不下了。

          (選自《生命從80歲開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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