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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格很複雜。 平常所說的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好人、壞人，等等，都是極籠統的說法。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樣遺傳，在同樣的環境中成長，即使在小之時，性格已有極大分別。這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我個人的看法，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寫感情，故事與環境只是表現人物與感情的手段，感情較有共同性，歡樂、悲哀、憤怒、惆悵、愛戀、憎恨等等，雖然強度、深度、層次、轉換，千變萬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卻每個人都不同，這就是所謂個性。 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泊與祝英台，賈寶玉與林黛玉，他們深摯與熱烈的愛情區別並不大，然而羅密歐，梁山泊，賈寶玉三個人之間，朱麗葉，祝英台，林黛玉三個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簡直千言萬語也說不完。 西洋戲劇的研究者分析，戲劇與小說的情節，基本上只有36種。也可以說，人生的戲劇很難越得出這36種變型。然而過去已有千千萬萬種戲劇和小說寫了出來，今後仍會有千千萬萬的戲劇上演，有千千萬萬種小說發表。人們並不會因情節的重複而感到厭倦。 因為戲劇和小說中人物並不相同。當然，作者表現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風格，是作者個性的一部分。 小說反映作者的個性與想像。有些作者以寫自己的經驗為主，包括對旁人的觀察；有些以寫自己的想像為主，但也終有一些直接與間接的經驗。武俠小說主要依賴想像，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卻總與經驗與觀察有關。 詩人與音樂家中有很多神童，他們主要抒寫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經歷與觀察。小說家與畫家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當然，像屈原，杜甫那樣感情深厚，內容豐富的詩篇，神童是決計寫不出的。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與他自己有關，或者；寫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後期，生活的經歷複雜了，小說的內容也會複雜起來。 我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寫的是我小時候在故鄉聽熟了的傳說——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兒子。陳家洛這樣的性格，知識分子中很多。杭州與海寧是我的故鄉。《鹿鼎記》是我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宮、朝廷、荒島，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韋小寶這樣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半個。揚州我從來沒有到過。我一定是將觀察到，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徵是適應環境，講義氣。 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極多。埃及、印度、希臘、羅馬等等古代偉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國人在極艱苦的生存競爭中掙扎下來，至今仍保持著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理論來看，大概主要是由於我們最善於適應環境。 最善於適應環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遺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競爭中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尚者被卑鄙者殺害的記載，這使人讀來很不愉快。然而事實是這樣，儘管，寫歷史的人早已將勝利者盡可能寫得不怎麼卑鄙。歷史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是好人得到最後勝利。 宋高宗與秦檜殺了岳飛，而不是岳飛殺了秦檜。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們取得勝利的手法卻不怎麼高尚。例如唐太宗殺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雖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見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國家的歷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多少。 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凡是有利於本國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類一致公認的公義和是非畢竟還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類在進步，政治鬥爭的手段越來越文明，卑鄙的程度總體來說是在減小。大眾傳播媒介在發揮集體的道德制裁作用。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今日的人類遠比過去高尚，比較不那麼殘忍，不那麼不擇手段。 道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進了皇宮，皇宮又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一個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勝利，對於他是沒有什麼不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麼都干。做這些壞事，做來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麼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與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聽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與孟子是歸納與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統地說了出來。韋小寶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官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忽視。 中國社會中另一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於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劃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徵，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規條。「孝道」與「禮法」結合，變成敬畏多於愛慕。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干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種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於，「無法無天」是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於社會之外。 甚至於，「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係。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聖之時者也」就是善於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體（家庭，鄉里，邦裡）中的和諧與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動以「合理」為目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容易，要旨在於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兩大支柱。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係並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係中的一種。西方社會，波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係提到這樣高的地位，他們更重視的是宗教，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採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鬥爭之時，自然無往不利，歷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以一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殭屍的社會。再兇猛剽悍的殭屍，終究會倒下去的。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遊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的是武王代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醜惡（孫述宇先生精闢地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癡三毒），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御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來喜歡小說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徵，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一切規範，那不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麼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於皇帝朝廷，造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通姦、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衝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怒》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地殘殺自己同黨兄弟，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讚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遊而解除兵權，終於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於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麼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一個民族的自下而上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於生產。中華民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已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禦外來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麼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卻不適宜於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範法律則全部被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於惻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於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於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報怨，是出於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的，常常與官府處於對立地位。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鎗、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破壞法律與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於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人民與政府是一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伙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施之於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佔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一種「維護正義」的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廉潔或事跡，也幾十年沒聽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突出了他善於適應環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麼顯著。 關於適應環境，在生存競爭上是優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讚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機取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地生活。雖然，很難想像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污、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制度。就像《宮場現形記》等等小說一樣。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平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再加上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係。拉關係、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麼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他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傢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書小寶是什麼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於（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於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裡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後的感想，與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佈局、史實的研究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係。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麼樣一個主題。如果讀者覺得其中有什麼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切的只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並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並不是一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衝突、又有情誼友愛的複雜感情。這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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