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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火車上，我靜聽機輪「光當」「光當」地響，這聲音將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節的歡悅裡。 車廂裡煙氣瀰漫，有人玩撲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們上車時候的高興心情，都被這旅途的倦怠磨滅了。只有我，為自己的秘密所激動，幸福地望著燈火闌珊的遠方。 車過豐台了，再快一點兒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學院。頭年春節，由於表現自己的剛強吧，也許還有別的傻氣的念頭，我明明沒事也不肯回家。錯過了一個春節，再等第二個可就不那麼容易了。 同學們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兩星期，他們還成群結隊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頂好的學生——金東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車十分鐘，就想開他們了，再加上考試成績不太體面（連一個五分都沒有），起初在車上像有點心事似的…… 不過，考試，同學，這已經成為「過去時」的了，現在，家，就要到啦。 一進門，全家轟動起來。媽媽正在包餃子，小弟弟拿面杖敲著案板，大喊：「好哇，真好哇，哥哥回來啦！」誰都說我胖了，我一頓飯能吃七個饅頭麼；只有媽說我瘦了，而且眼圈還紅了紅。 我往過去自己睡的鋪上一靠，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資」運送過來： 「哥哥，快吃，這是南豐橘，這是國光蘋果，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這，這是咱們家的剩饅頭……」 而媽媽在一邊嚷：「一肚子心火先別吃那些，擦把臉，燙燙腳，吃點掛面睡一覺吧。」 就這樣，舊歷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兒，我排了一下午隊，好容易買了兩張戲票。往家走的時候，爆竹聲已經密起來。 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班與女附中的同年級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們常一起開晚會、過班日、遠足旅行。我也認識了她們班主席沈如紅，我和她都愛看蘇聯小說，聊起天來詞兒特別多。她的臉形，穿的衣服，都特別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領巾，和人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眨一眨，那麼就沒有人會相信她已經是高三的學生了。我們兩班在一起時，她總愛嘲笑男同學，而我總是第一個起來反攻，互有勝敗。畢業以後，她響應教育局的號召，留下做教師，調到郊區新成立的中學，沒有升大學。一年半以來，我在太原，仍然常與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滿熱情和關心。從上了大學，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們的友誼中，有一種那麼純真、美好，值得珍惜的東西。真奇怪，中學時代竟沒有覺得，等到離得遠了，她卻萬分親近起來，她從北京寫給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讀了又讀，想了又想，於是不論上課、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這次春節回北京，我已經下了決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談，也許幸福就落在我們身上。我和金東勤說過，他贊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著兩張戲票出城找沈如紅去了。 來到校門口，簡直難以相信待會兒就要見著她。她胖了麼？眼睛是不是還一眨一眨？對我來，驚奇？歡迎？還是冷淡？我請她看戲，她高興去嗎？雖然我並不迷信，卻恨不得對著什麼祈禱一回。 沈如紅跑出來，沒等我「觀察」她的神色，就拉著我到她屋裡去。她說：「我想，你今天一定會來。」我說：「我在太原，怎麼今天一定會來？」她說：「過春節了你還不想媽麼？想媽，還能不來北京麼？來北京，還能不找我來玩麼？」從她談話的口氣，我猜，她一定是教幾何的，這樣懂得邏輯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準備好了的，和她神聊起來。我談山西的酒和醋，學山西話，描繪工學院教授們的形形色色，談第一遭出遠門的感想，我談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動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話都使她快活。 她聽著，慢慢地點頭，眼睛不眨，也沒有笑。 我有點不好意思了，一見面就是我自說自笑。於是我說到半截打住了。 她這才笑了，說：「你呀，還跟從前一樣淘氣。」 淘氣，淘氣，我難道是小孩子？我沒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間小西房，簡單而乾淨。小書架上堆滿書。全屋只有一件「貴重物品」：桌上放著一個留聲機。 「好闊氣呀！」我摸著留聲機，問她，「多少錢買的？」 她臉微紅著告訴我，一星期以前，學校評獎優秀教師，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績，得了這個獎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優秀事跡告訴我吧。」 「哪有優秀事跡？」她分辯說，把手從我的手裡抽出來，扣好上衣的一個扣子，「我喜歡我們班的孩子，他們也喜歡我。就是這麼回事……」 她有點變了，不是頭髮的樣式，不是長相，不是說話的聲音，變了的不在這裡。在她說我淘氣的時候，在說到「我們班的孩子」的時候，我覺得我面前真的是一個大人，一個老師了。這種感覺使我不由對她尊敬起來。 「剛做教師的時候，我還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別是接到同學們的來信，情緒就更波動。你記得我們班的學究、近視眼的黃書萱嗎？她現在在莫斯科大學學物理。同學們有的留蘇，有的上大學，我卻留下教書，可是，孩子們教育了我，為了這樣的孩子，難道不應該獻出一切嗎？我就這樣紮下了根，在這兒生長起來了。」 我想：她的心靈是多麼高尚呀。 「大學生同志，你可過得好？」她問我。 「就算不壞吧。」我馬馬虎虎地說。 我又想起來，問她：「黃書萱在莫斯科哪兒？」 她說：「她們可棒了，她學了一年俄語，去年九月到的蘇聯。就在我們唱的那個『列寧山』上，她說，在那兒上課，俄語跟不上，開頭跟駕雲呀似的，啊，我這兒還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來的信。我好奇地、羨慕地看著信封上的蘇聯郵戳，我原來也被保送去考留蘇預備生，因為功課不好沒考上，黃書萱的信使我想起這段傷心的事，臉也紅了。 「郵票呢？」我問她。 「送給孩子了。」 這時聽見一片喧鬧，有人敲門，沈如紅的眼睛亮了，她驕傲地告訴我：「我的學生們來了。」 「老師過年好！」「老師您好！」六個矮矮的男女學生圍上沈如紅問好，沈如紅一一地回答了他們。 他們瞧見了我，小聲問她：「這是誰呀？」 沈如紅說：「他姓王，我過去的同學。」 「王老師您好！」大家向我行禮。 「我可不是老師！」不知怎的，這些學生來，使我不太高興，他們使我不能單獨與她在一起。 「老師，您看！」一個孩子掏出一個泥捏的小娃娃，送給沈如紅。又一個孩子拿出自己做的書籤，書籤上畫著滑稽人。第三個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筆刻成的精緻小船。……最後一個孩子拿出一個面刺蝟，他說：「老師，您要是看膩了就可以把它吃嘍。」大家都笑了。 沈如紅拉開抽屜拿出一疊小本子，送給他們每人一本。他們要求沈老師為他們寫幾句話，於是她仔細地一本一本地寫起來。孩子們圍著她、擠著她，目不轉睛地望著她。 我羨慕地看著他們。孩子們挨沈如紅是那麼近，沈如紅扶著他們的肩膀，摸著他們的頭髮。我聽著他們的話聲和笑聲，老師和學生的聲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覺得，對於沈老師，我這個「淘氣的」大學生又算什麼，還不如這些孩子，更親近，更可愛呢。 沈如紅組織他們開起聯歡會來了。一個孩子唱歌，一個孩子說笑話，一個孩子學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雞母雞都來了。沈如紅又給他們講了一段童話，安徒生的《海的女兒》……怎麼沒個完啊？我氣惱了，氣沈如紅：你忘了我嗎？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小鬼打發走？也氣這些孩子：真討厭，你們就瞧不見沈老師這裡有一位「遠方的客人」嗎？最氣的，還是自己：你滿腔熱情地從太原來到北京，買了戲票，大年初一不陪媽媽、弟弟玩，倒跑到這裡「罰坐」！ 「請王老師來一個吧！」送刺蝟的小孩提議。 他們鼓掌。 「我什麼都不會。」說完我就走到一邊，看著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紅的影子，她抬起頭來，望著我。我回頭一看，遇到她那樣深重的責難眼光，我不知所措…… 沈如紅說：「來，我們聽張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開留聲機，上緊弦，開始放唱片。 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 迎接著黎明多麼心歡…… 溫柔的男高音唱起來了。在我的中學時代，我們曾經多少次地唱這支蘇聯歌曲呀。我們班和她們班，我和她，曾經多麼親切地共同唱這支明朗的歌兒啊。 後來孩子們走了，已經快到十二點。我應該說點什麼了，否則一切希望就要破滅。我口吃地說：「我喜歡『列寧山』這個歌。」 她點頭。 我說：「我們一塊唱過。」 她說：「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會，我憋紅了臉，急急地說出來（因為稍一停頓我就說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嗎？一齊去聽京戲吧。我買了票，聽完戲，咱們聊聊……」 她說：「你一提下午我想起來啦，你記得周大個兒嗎？」 「周大個兒是我們班的同學，當然記得。」 她高興地告訴我：「周大個兒可不簡單呀，他上了體育學院，當上排球選手啦。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殺球的，總是出人意外地取勝。去年保加利亞排球隊來的時候，他還上場了呢。今天下午，他們有一場排球表演賽，送了我一張票。對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給他打個電話再要一張。」 原來是這樣。那個周大個，那個說話嗓音像破鑼、數學考過五十分的周大個兒居然成了選手，居然受到沈如紅的讚美，沈如紅說他「可不簡單啦」。不簡單，不簡單…… 看來，我只有走了。 沈如紅留我吃飯，我搖頭。沈如紅和我談天，我結結巴巴答不上來。我告辭了幾次，走出來。她說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絕了。最後我們握手，我無望地緊握著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戲開演時間了，我得趕回城裡。進城後，買了兩個饅頭，迎著風，一口一口地啃著饅頭，走向戲院。 謝謝張雲溪和張春華，他們的精彩表演——《獵虎記》，使我暫時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著他們，走進了一個勇武豪俠的世界裡。 回到家，晚飯吃得很少。媽媽以為我病了，摸著我的腦門試溫度，又問了我老半天。 夜裡，躺在床上，總也睡不著。爆竹聲一直不斷，一聲比一聲急。還恍惚可以聽見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聲和「春節特別廣播節目」中的音樂。人人都歡度春節。可我呢，我翻來覆去，久久地思索：這次回家，這次過春節，是什麼破壞了我的興致，使我煩惱起來？因為沈如紅嗎？不，事實上我沒向她表示什麼，她也沒拒絕。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麼。從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經那樣使我幸福，使我迷戀的東西，好像已經不重要了。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漸漸地，漸漸地，我懂了，來到北京，來到老同學的身旁，我覺得我缺少那麼一種東西。在沈如紅的留聲機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聲裡，在「列寧山」歌兒的旋律中，在周大個兒的排球上，在黃書萱的莫斯科來信中，以至於在京劇演員張雲溪的觔斗裡，都有一種那麼充實，那麼驕傲，那麼使人羨慕和使自己彷彿變得高大起來的東西。我呢？馬馬虎虎地上了大學，空著手回到了故鄉，什麼都沒有。 生活裡常常這樣，他按照作息時間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順利，一切也莫過如此。但是，一旦向四週一看，自己已經遠遠地落在後頭，於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東勤的來信：「……現在是三十兒晚上，給你寫信。你高興吧？有個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氣。告訴你，我們這兒也很好，現在正舉行化裝舞會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過初三就組織個補習俄文的小組，咱們班不是俄文沒考好麼？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們組文體幹事，咱們一塊學習……」 這信，我看了又看，然後告訴媽媽：「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媽媽和弟弟納悶，也有點難過，我明明還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沒見了，回來了又急著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學校，學習，讀書，鍛煉身體，和同學們在一起，往前趕，往前攻。原諒我吧，媽媽！ 當我坐著火車，在汽笛聲中緩緩離去的時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淚。是捨不得自己的家嗎？我已經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節過得太快？不如說是留戀。舊日在一起的姑娘們呢？她們都很好。春節過得熱鬧、輕鬆，而且滿足。而且今年春節來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飛，人也變了，他們都有的可誇耀，得獎啦，當選手啦，去蘇聯留學啦。瞧沈如紅和孩子們這個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連張雲溪得的掌聲都比往年多，他謝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輝煌的生活是要到來了。等明年春節，我就要放著一片金光回家來嘍。那時候我去聽戲，去找沈如紅，去看周大個兒的排球…… 就是為了這，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想了老半天；就是為了這，我坐在火車上忍不住掉下淚來…… 1956年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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