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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出三十二年前的舊作，是什麼滋味？豎寫橫格稿紙，編輯勾畫的痕跡，稚嫩而又溫柔的書寫……都已是迢迢往事。 一個批評者寫道：驅散王蒙身上的迷霧，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語言。那些年月常說的。還有叫做剝開「畫皮」的。 春季多雲的天氣，可以叫做「暖陰」，麻雀終於又在這個城市的上空飛鳴。丁香花才盛開，便已凋謝。香椿葉老，芝麻醬麵條也過了時。我養的盆花卻還沒有開啟。 陳舊的紙。曲別針也是那個年代的。那時候你還沒有出生。一個作家未發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霧」呢？1956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我寫下了小說的題目： 尹薇薇 「老天……是你！這是哪一陣風吹來的？」尹薇薇驚喜無措地攥住我的手。 我惶惑中隨她進去，脫掉大衣，坐在火爐旁。 「你瘦了，滿臉的風塵呢！可我仍舊一眼就認了出來！」尹薇薇快樂地說。 「是哪一陣風吹來了您……」我記得這是《青年近衛軍》第二版裡的一句話，如果我的記憶力不錯的話。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評，第二版裡加進了突出克拉斯諾頓州黨的領導作用的情節。我那個時候擔任著先是新民主主義後來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基層領導工作，我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黨對於青年先鋒主義的批評。我甚至還知道托洛茨基「匪幫」最喜歡蠱惑青年人。 修改後的《青年近衛軍》裡加了一個「地下工作同志」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蘇爾迦，屬於第一批響應號召去幫助農村（收集餘糧還是搞集體化？）的工人，後來就一直在頓巴斯各區擔任和農村有關的職務。由於本人的請求，「僅僅兩天以前」，黨同意他留在德軍佔領區從事地下活動。為了尋找一個住處，他想起了李莎——葉李莎維塔·阿列克賽葉芙娜。十幾年前，蘇爾迦向李莎說過：「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會向你求婚的。」 《青年近衛軍》（第二版，中譯本107頁）寫道： 她敵意地詢問地望著這個站在她家台階上的陌生人……「馬特維·康斯但丁諾維奇……蘇爾迦同志！」 她說，她的握著了門把手的手軟弱無力地落了下來。「是什麼風把您吹過來的？在這種時候！……」 ……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非常鎮靜地、和解地說，雖然他心裡的一根極細極細的弦已經給突如其來的憂傷拔動了…… 我喜歡讀這一段，雖然西蒙諾夫早在1957年已經著文指出，法捷耶夫對於《青年近衛軍》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殺甚至是愚蠢的。每當讀這一段的時候我就會流下淚來。 至於「驚喜無措」呀，「惶惑」呀這些詞眼，似乎與魯迅的作品有關。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魯迅選集》，我來得及得到前兩卷的饋贈。我一遍又一遍地讀《吶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著「青春萬歲」的心也時而變得沉重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繼續寫著： 我凝視著她——她還是尹薇薇，六年來並沒有變得多，捲起發邊，更漂亮，更豐滿了。隨著目光的頭一剎那接觸，那久已遺忘的、無數的甜和苦的回憶一股腦兒全翻上來了。回憶攪擾我，壓迫我。於是眼淚無端地上湧，於是我講不出話。 ……她引她的兩個孩子見我，小女兒剛會走路。我吻他們，但是，小的那個卻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闊氣，推開我，又口齒不清地說：「討厭！」 這是怎麼回事？因為那時候我還未婚麼？我喜歡「凝視」，卻不希望視野中闖入一個驕橫的孩子。我為什麼要用一種暗淡的調子描寫一個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親，又做了母親。我不喜歡孩子？我不喜歡青年人長大？青春，這究竟是一根怎樣敏感的弦呢？ 蘇爾迦沒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發了許多牢騷，而馬特維·柯斯季葉維奇（即康斯但丁諾維奇的烏克蘭語發音）認為，在希特勒軍隊攻進來，大敵當前的時刻，李莎的牢騷是不能夠原諒和理解的。總之，李莎變得「不可靠」了，瞧，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籠罩著未必能輕易驅散的「迷霧」，何況您的經歷還遠遠比不上蘇爾迦呢？蘇爾迦什麼也沒說便離開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個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獄裡。 《尹薇薇》的第一輪編輯是一家報紙的文藝部，他們發了稿最後因為小說的調子不夠高亢而決定不予採用。他們曾經不得已試圖改一改，便把兩個孩子改成一個孩子。尹薇薇變得只有一個孩子了。這倒與今天的計劃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我喜歡「無端地上湧」這樣的句子。那時候寫小說的人是多麼雅致溫文啊！後來，我們粗暴了，粗糙了，終於粗俗了。我的女兒有時為我的粗俗而感到無地自容。而我重讀《尹薇薇》的時候，我也為小說中的「我」，這樣一個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慚愧害羞，我怎麼會去寫這樣的——「鼻涕蟲」！ 多缺少男子漢氣啊！ ……我止住了滔滔不絕的話，一個人看屋子的陳設。我看見了不新不舊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機、盆花、櫃子和櫃子上大大小小的許多包袱。我看見四壁上貼滿了從蘇聯畫報上剪下來的畫片，有芭蕾舞、運動會、動物園、時裝。有的畫片右下角蓋著「××機關俱樂部」的圖章。隔室傳來尹薇薇的聲音，似乎在埋怨，還有一個老太太的聲音，似乎在生氣。 尹薇薇回到這間屋子，告訴我： 「上了年紀的人真囉嗦！我給大寶買了一雙小皮鞋，大寶吃飯的時候就愛把腳放在桌上欣賞自己的新鞋。這要什麼緊？我媽非不許他這樣，惹得大寶哭了一場……唉，擺弄孩子真麻煩！」 「櫃子上大大小小的許多包袱」，「畫片右下角蓋著……圖章。」那時候，我的諷刺僅此而已。而第一個編輯把大寶改成了大寶寶。第二個編輯又把大寶寶改成了大寶。這份舊稿子真有點「眼」呢！ 美國人喜歡把腳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為媽媽給他們買了新鞋。據說腳抬高有助於血液回歸心臟有助於休息。請問，我為什麼不喜歡男孩子？是一種逆向俄浦狄斯情結？ 而你看不出來麼？那「我」對於「物」的厭惡或者乾脆說是懼怕。桌子、椅子、櫃子、包袱……或者像毛澤東主席喜歡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罈罈罐罐。毛澤東教導我們說，不要怕打碎罈罈罐罐。我的一個朋友，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都忙於罈罈罐罐。木匠就住在他們家。他們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傢具。不久，傢具就顯舊了。後來他在舞會上結識了一個新的女朋友。後來他們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革命因「物」的匱乏而崇高。一個老前輩常常回憶戰爭中他們隨軍轉移的情景。他近視眼。來到一條河前同志們叫他脫鞋，準備趟水過河。他脫下一隻鞋，往前一放，被河水沖走了。原來他打算先放下第一隻鞋好騰出手來脫第二隻鞋的，卻不知眼前已經是滔滔的流水。當然是在深夜。深夜行軍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飲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覺卻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城市，我是他的下級。一場連綿的暴雨漏掉了這個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頂，他也臨時遷移。我和幾個下級為他拉運過磚塊，修爐灶。那時我已經不害怕「物」了。我終於接受了罈罈罐罐。 底下的敘述使我不忍卒讀： 我問：「你生活得好麼？」 「我麼？」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沒什麼可說的……你申請轉業吧，在部隊裡，不容易找愛人。你復員以後，我給你介紹……」 我皺皺眉……「我費了好大勁來找你，有一點事情呢……」 食指指自己，介紹對象，我把我當時最不喜歡的一切舉動都給了尹薇薇。那時候我一點也不懂得寬容，不懂得「理解比愛更高」，也不懂得國情。我常常生氣、悲哀，在生氣和悲哀的時候連讀老子的《道德經》與莊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不管用。 下面進入了《尹薇薇》的核心，也就是最不成樣子的部分了： 我怎麼能不記得呢？六年來，多少次我回憶起那難忘的夜晚和不可思議的談話，多少次我充滿懊悔溫習起這一切……1950年暑假以後，我們要好了。那時候什麼都不懂，又想要好，又不好意思，沒有在一起的時候盼著在一起，在一塊兒的時候兩個人都覺得彆扭，誰都不敢看誰一眼。我們怕同學議論、起哄，怕，怕許多，初戀是無以復加地脆弱的呀！抗美援朝開始了，學校裡緊緊張張，同學們忘我地參加各種工作，一下子嚴肅多了。那時，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勁，使我斷定和尹薇薇好下去是「不必要的」，我覺得任何私事都應該摒棄…… 批准了我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以後，晚上，我們在學生會一間放油印器材的小屋裡，作了唯一的一次長談。從國際形勢談起，最後決定結束我們個人的情誼，更加全心全意地獻身給偉大的革命鬥爭。我們決定，為了避免情緒波動，以後就不再通信。當時，我們都很堅強，誰都沒透露一點悲哀。我們談完了，好久，好久，好像還有一點什麼事。我建議，五六年以後，等我們成長了，要設法聚在一起合作寫一個劇本，或者一篇小說，或者詩，要寫寫那值得紀念的解放初期的大學生生活。我們鄭重地約定了。每當我想起那次不可思議的談話，只有後面這個神妙的決定留下一點快活，使我相信尹薇薇——這最初闖入我的生命的人還未完全與我離開，使我掀起美好的憧憬。於是六年後的今天，懷著同樣的心，我來了。 一個王蒙說：不知為什麼我聯想起一個故事。這當然只是民間傳說。你當然還沒有忘記那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主席獻紅衛兵袖章的女孩子。她頎長，白皙，梳著長辮子，戴著近視眼鏡，活脫脫一個女秀才。後來據說是主席教導她只是文質彬彬不行，還要搞「武」的。於是她改了名字，說是不再文質彬彬，剪短了辮子，改換了軍裝，很可能也拋掉了眼鏡，哪怕是露出外凸的黑眼球，哪怕是視力模糊也要充溢革命造反的蠻氣。於是她提著牛皮腰帶，口裡說著「滾滾滾滾他媽的蛋」衝到了「革命」的第一線，親手用皮腰帶打死了一個又一個「地富反壞右」。也可能並沒有打更沒有打死，傳說完全不是事實。讓我們假設她只是虛構中的人物。即使如此，所有這一切也只是令人震驚和恐懼而已。也許我們還可能想起一個又一個巧言令色的「斗私批修」與「活學活用」的典型。如果這個時候她忽然又改換了一副腔調，委婉多情、夢魂溫柔而又雄辯滔滔地講述自己是怎樣為「革命」犧牲了自己的女性青春，再把這一套陳詞濫調用零落的花瓣裝飾成一碟不能下酒的拼盤。還可以聯想或者設想這裡出現了一個發表喋喋不休的演說的光屁股嬰兒。一把自稱是「見紅」千次的豆腐做的牛耳尖刀。一個五顏六色的會唱歌的驢糞蛋兒。一個用模具沖壓生產的標準件兒，一種可以避水火的口訣。總而言之這一切令人作嘔！而我還根本沒有提到那敘述的拙劣，語言的蒼白，完全失去信心的膽怯……這樣的寫作只能是一個真正作家的羞恥！ 另一個王蒙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只有兩個情節特別使青少年時期的我感動。一個是保爾·柯察金的第一次入獄。正像列寧所說的，監獄是革命者的課堂。然而除了鋼一樣的革命者以外，保爾還邂逅了一位純潔無辜的姑娘。那姑娘在禽獸般的獄長的威脅下寧願把自己的「處女寶」獻給保爾……保爾想起了他愛著的貴族少女冬妮亞。他推開了失身前夕的姑娘，「像喝醉了一樣」，而留下那姑娘嚶嚶啜泣了一夜。當然，換了一個痞子就不會這樣做與這樣寫。特別是中國痞子。在中國電影裡，都是中國男子娶了外國女子。而實際生活恰恰相反，是中國（包括我們親愛的台灣）美女追逐「老外」。而更動人的是保爾主動結束了他與烏斯金——一位同樣堅強的女布爾什維克的愛情。而當保爾終於省悟這是一種左的幼稚病，希望能恢復他們的情感關係的時候，烏斯金已是人之婦了。這比陸游的《釵頭鳳》的故事還要動人。渺小的陸游與偉大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如果說是愚蠢，哪個年輕人不狂熱呢？這又為什麼不是真誠的呢？如果我還記得那一年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的冬天，如果我還記得你和你，長雀斑的你與有一個不錯的歌喉的你，如果我還記得寂寞而又深情的你們在那個寒傖的角落裡的男女聲二重唱……那是暖人心窩的二重唱喲！然而你們各自有自己的應許，你們的信義是在戰火紛飛的前方……你們是怎樣自然而然地理智地迅捷地克制了自己。到了你們的晚年，你們會回憶這歌聲嗎？會流淚嗎？會為你們的堅強自製而追悔嗎？願意和那些不負責任的據說是具有神父意識的小痞子們調換自己的位置嗎？啊！」 尹薇薇用「不論我想寫什麼著作，孩子撒一泡尿也就沖它個乾淨了」的話語拒絕了「我」，於是「我」有點悲涼。 從理想始，到尿布終，這就是生活在烏托邦中的那時的我為無數「女同志」概括的一個無喜無悲的公式。 然後是—— 她家的保姆進屋添火，掃淨了灰以後囁嚅著和尹薇薇商量：「剛才楊大嫂捎信來，我那二小子又病了，過了一會我想回家看看……」 尹薇薇沉下臉，問那保姆：「你的二小子怎麼老病啊？這個月你已經回過兩次家了。咱們講定是沒有休息，所以每月給你二十八塊錢——我們部裡幹部雇的人都是給二十五塊錢……」 那保姆低著頭，趕忙說：「是，是，不回家也成。好在他病得也不重。」然後拿起裝滿爐灰的簸箕，退走了。 我看著那保姆的背影，心上悶悶的。這時候尹薇薇向我說起僱用保姆的困難，特別是動員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還鄉以後，老實人如何難找等等。我注視著她，我看見她嘴動也聽見她的聲音，卻不知道她在說什麼。我奇怪她為什麼講這些。我看見她還是她，同樣的細長的眉毛，同樣的說話的時候顯得尖了的下巴，同樣的美麗的小嘴。但是，她的眼光大大不同了。從前尹薇薇的眼光是多麼火熱和不安呀…… 實在不能說這樣的描寫有什麼不平常。但在五十年代後期的那一場運動中，《尹薇薇》被油印成「不得外傳」的絕密文件。這篇小說的寫作成了一項嚴重的政治罪行。第一個編輯部已經發了稿並排出清樣，又遵命進行了許多刪削，包括把兩個孩子改成一個孩子，把「保姆聽了尹薇薇的指責以後乖乖從命」的句子刪掉，把「我奇怪她為什麼講這些」刪掉。即使如此小說仍然不能過關，終於因為不對調兒而槍斃。然後轉入第二個專業文學雜誌的編輯部，第二個編輯部的編輯用紅毛筆畫上三角，把第一個編輯刪掉的段落或句子恢復了過來。謝謝他們！終於也因「運動」的急劇進展而停了車。而後來，是我自己送貨上門交代說「我還寫過一篇《尹薇薇》」。三十二年以後，回憶起二十三歲時候這種做法的潛意識動機，我甚至懷疑自己骨子裡是為了炫耀。作為一個「作家」來進行批評，哪怕是最壞的作家也罷，畢竟是作家呀，我怎麼好意思只貢獻出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呢？而《小豆兒》、《青春萬歲》，即使想批評也批不出貨色來呀！ 於是《尹薇薇》印成了秘密文件。《年輕人》批起來了很不自在，不僅是作者不自在。因為短短的幾個月以前毛澤東同志多次發言保護了這篇東西。而尹薇薇對待保姆的連虐待都談不上的描寫就成了最「反動之處」——叫做「要害」之處了。 而我不懷疑那批評是真誠——而且有一定的文采。一位青年工人出身的團幹部是這樣發言的： 「就在小說裡的『我』去找尹薇薇並進行那蒼白狹隘的談話的時候，一列列的火車從黑龍江大興安嶺拉來了木材，一幢幢新樓從過去的荒原和沼澤地上矗起，一個又一個的油井噴出了黑色的石油，一隊隊地質勘探隊員在祖國的地圖上做出了新的標誌，一艘艘輪船在樂曲聲中下水，一面面鐮刀斧頭紅旗下面新黨員在宣誓……看，你與你的尹薇薇是多麼渺小，多麼卑鄙！」 他的聲音洪亮，氣宇軒昂。我過去認為，後來認為，現在也認為他批得情理並茂，超出了平均水平。 然而渺小不一定就卑鄙。膨脹著拉大旗者，倒可能是卑鄙 下面一筆是寫尹薇薇為了買收音機把自己的文學專業書籍給賣了。這樣的痛苦的經驗是實有的。或者也許可以乾脆說：又有什麼可痛苦的呢？ 我說我得走了，因為晚上有事…… 「真的不吃飯了？」她失望地問了我一句，披上呢子外衣。 門外刮著刺骨的寒風，胡同裡靜悄悄。只有一個賣蘿蔔的老頭兒，背著筐筐，提著搖擺欲墜的煤油燈躑躅著。我們並排走，像六年以前，我在左邊，她在右邊。我勸她不必送，她沒言語，跟著我。 「你不高興了嗎？為什麼？究竟，我們是朋友。六年，一晃就過去了，今天好容易見了面……連頓飯都不肯吃……」 我用低沉的聲音告訴她：「……你家的牆上貼滿了各種小畫片，像一塊塊的膏藥似的。你應該允許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兒子。你責備你的母親也沒有道理，大寶的習慣不好，兒童教育是不能不管——」 原稿到這裡就沒有下文了。丟失了一頁手稿。叫做殘缺的美。這篇復原小說的題目應該叫做《殘缺的尹薇薇》。這篇舊稿是在1979年由「摘帽辦公室」還給我的。 有一個長著大眼睛的膚色紅黑的圓臉姑娘，解放前她已經上了學。據說有一次吃雞她表示要吃雞的「後腿」，因而被工農幹部所嘲笑。即使在批評的時候她的態度仍然禮貌而且文明，她大概是分工批老頭兒賣蘿蔔的，「怎麼能這樣寫呢？你看你把我們的生活寫成什麼了？你才這麼小的就這樣寫……」 她很可愛。不止一個人追求過她。祝她幸福。 讀《青年近衛軍》的時候，我覺得蘇爾迦的遭遇寫得很動人。李莎或者叫葉李莎維塔向蘇爾迦發牢騷，責備幹部和軍人通通向東方撤退而拋下了人民。於是蘇爾迦判定李莎是不可靠的，他轉而去找早已徹頭徹尾地腐爛了靈魂的福明。福明出賣了他。他關在監獄裡，受了酷刑。他一次又一次地懺悔，為什麼不分忠奸，不相信人民。為什麼不相信自己的直覺而相信一小片公文紙——公文紙介紹說福明是好人……還說到了蘇爾迦當政期間怎樣使小學教師失望，沒有給小學教育以足夠的關懷重視……這是「最主要的失望」呀！沉重的懺悔是何等動人，這取得了政權變成了當權者的共產黨人的沉重！ 福明的叛賣與最後被青年近衛軍處死，是作家的虛構還是寫實，我不知道。但《青年近衛軍》中還有一個真名真姓的人物斯塔霍維奇。書中、同名電影中表現他是一個叛徒，由於他挨不住刑訊，一個又一個地招供，使青年近衛軍的成員一個又一個地落入德國佔領軍手中，全軍覆沒。最後，在德軍撤退以前，叛徒和愛國者一起被處決了。 雖然是一起被處決了，愛國者流芳百世而叛徒遺臭萬年。 蘇共二十大以後，說是經過調查，斯塔霍維奇並不是叛徒，他也是愛國者。他的名字將與奧列格、邱列寧等列在一起。而這個時候，法捷耶夫已經自殺了。 又是春天了。一兩天陰雨，然後是晴朗的驕陽下空中飛舞的柳絮。參加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汽車駛過故宮紫禁城邊的筒子河的時候，柳絮如雪浪起伏，「我」與尹薇薇他們別來無恙嗎？以「我」的幻想和心情，他的日子不會是順利的和快樂的。三十餘年以後，他變得心平氣和乃至游刃有餘了嗎？尹薇薇的丈夫提升成什麼官兒了？按年齡她該退休了嗎？一事無成而年齡已長。他們的孩子沒有去天安門廣場鬧事吧？更重要的是身體健康，沒有得肝癌？或者沒有因為心臟疾患而突然結束了一切？今天一天就陸續得知了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與京劇藝術家方榮翔的死訊。如果尹薇薇去世了呢？他們的訃告上應該寫什麼呢？ 這裡埋葬著一個普通的人，他幻想過也苦惱過，後來不幻想也不苦惱了，後來就結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們眼中的迷霧了。 這裡埋葬著一個普遍的人，她沒幻想過也沒苦惱過，她還沒有開始，後來就結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眼中的迷霧了。 小說的結尾應該是「我」告辭走在胡同裡，沒錯兒，我記得「我」走得很快，但還是聽見背後尹薇薇的叮嚀的叫喊： 「風大了，豎起你的大衣領子！」 那麼大的風，豎領子又有什麼用呢？不過舊情如柳絮，拂也拂不去就是了。這句話我在一篇紀念魯迅的散文中提到過。 又要起風了嗎？ 1989年4月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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