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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行。 你一口氣跑上九樓，每一步跨兩層台階，共跑了２８０級樓階。你好不容易叫開我的家門，你的第一句話便是： 我還行。 你與我同年出生，比我小一個半月。就是說，你以為你已經不行。你竟從深夜一點爬樓這件事情上感動於自己的力量。你興奮於一個新的開始。 我還行。你這樣自言自語，不顧受驚嚇的我的妻子。我已於當天——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３日飛赴廣州，將要從那裡去香港，從香港去聖佛蘭西斯科，開始我的首次美國之旅。算起來，你是先到達美國的，你是為了告別才深夜爬樓的。第二天清晨你就要闊別你的我的我們的祖國。 離開北京的時候你哭得一塌糊塗，哭得周圍的旅客都感到尷尬，不知怎樣才能幫助你。哭得空中小姐歉然，不知道在波音７４７上她做了什麼錯事。 而你是一個４６歲的男人，飽經滄桑，眼角皺紋細密如網。你的兩隻眼又小又是三角形，為什麼卻配置出一股熱情，曾經是那樣專注，那樣單純？你的個子不高，肩膀寬，走路如飛跑，停下總是微劈著腿，那劈腿而立的樣子很像有點武功，在美國，叫作「中國功夫」。 其實我知道，你從來不進行體育鍛煉。因為你沒有時間。早在５０年代，我看到過你的寫著一週日程的紙片，每天早晨從６時到晚上１１時半，密密麻麻，我不知道——例如它像不像國務院總理的工作日程表。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已經去世十年。 還在５０年代，我記得你向我提出了一個我認為相當幼稚的問題。我當時是「老革命」（比你），是你的「上級」。你問我，周總理有這樣大的才能，為什麼不去研究學術、著書立說、傳於萬國萬代呢？我記得我給你解釋了革命活動、政治活動的巨大意義。而你仍然搖頭。你似乎深深地為著周恩來總理而惋惜（不知道你後來是否檢查交代了這種思想）。你當時不但迷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迷著康德、黑格爾、笛卡兒……你崇拜著書立說的人。 在當時的（還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中，對於正在讀中學的青年團員，你號召的——大體上也是我號召的是向科學進軍，做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的巨人，攀登珠穆朗瑪峰，做全面發展的，大寫的人。做大自然的主人，歷史的主人，社會的主人。我們學習、宣傳和講解帕·費·尤金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小冊子，把歷史發展的鋼鐵規律抓到手裡如抓住舵輪的把手，我們在大海裡航行，乘風破浪，勝利前進。 想起我們主持一個區、一個學校的青年團工作的情景，我恍若隔世而又不寒而慄。我說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間。 在討論總理為什麼不去搞學術的那一次，你還一再引用《參考消息》上的一則報道，忘記了是美聯社還是合眾社的電訊。那則電訊對正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論說，中國像一個發育神速的孩子，腦袋很大，身體還小，大步前進……我卻沒有理解這樣的報道這樣的形容有什麼可愛可貴。 我不知道你的魅力在哪裡，但即使對於我，你也是有魅力的。可能是因為我這一生再沒有見過說話對手的這樣專注親切誠摯的目光。可能是由於你的頭髮，正中間分開，兩面自然下垂翻起如波浪。到８０年代，你已經有了許多白髮，但頭髮仍然一樣地濃密豐盛自然瀟灑。可能由於你的健壯的精力四溢的四肢。更可能是由於你的談吐，你的狂熱，你的多發多變多彩多姿的笑容。你的眼睛是會笑的，而且笑得恰到好處。我給你起的綽號是「拚命三郎」，你記得嗎？你上樓梯和下樓梯都是乒乒乓乓地跑。你給團員做報告時口若懸河。你即使上廁所大便時也從來拿著書、報。後來你住單元樓房時你的衛生間裡擺著那麼多書。是專為如廁時準備的。那甚至更像書房而不像廁所。很抱歉，我又在我的作品裡寫到大便。已經有不止一個評論家和愛我的讀者給我以親切的批評，批評我沒有注意語言的「五講四美」。 現在我要說說你的面孔。我不知道現代心理學派會怎樣分析一個男人對於另一個男人的面孔的感受。你的面孔多骨又多肉，既方且圓。當年我就不願意把目光停留在你的面部的飽滿緊湊而又富於表情的筋肉上。你迷戀理想，又吸引於現實。你渴望苦行和獻身，又渴求享受。你的面部表情裡有一種健康的活力，卻也有幾分肉慾的粗鄙。願你的在天之靈原諒，我說的只是我當時的直覺。你的面孔對於女孩子是危險的。當時你剛剛戀愛，我也剛剛戀愛。我們都沉醉於羅曼蒂克的初戀中。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老辣的穿透性見解。 戀愛中你讀屠格涅夫的《前夜》，你讚歎《前夜》對於愛情的描寫是如何飽滿。我當然同意你的見解。但更適合於當時的我的心境的卻不是《前夜》，而是《處女地》，是《貴族之家》，乃至於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風雨中所誕生的》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提到愛情的描寫我也不會忘記愛倫堡和費定，巴甫連柯。 你愛上的是一個初中二年級的１６歲女生，後來的被你毀壞了一生的妻子。我們姑且用Ｊ來代表她吧。Ｊ是你們學校團總支的組織幹事，常常到團區委取送團員登記表和入團申請書，以及上繳團費。當時批准團員及使用團費的權限不在基層而在區裡。你是你校的團總支的書記，我是團區委的副書記。 Ｊ有一雙怎樣的圓而大的黑眼睛，不論歲月和風雨怎樣吞噬了青春，不論嚴酷的生活使Ｊ變得怎樣醜了，她的圓而大的黑眼睛永遠與純潔激越的５０年代同在。我相信就是她的早熟的眼睛吸引了你。她熱情質樸如一頭受驚的牛犢。我沒有想到你會愛上她，我依稀（極其「依稀」）覺察到了你的愛情中的一點自負、自信以及殘酷。 ２０餘年後，Ｊ來我家訴說：他追我的時候我才１６歲！當時爸爸媽媽跟我說，這麼小不許搞對象！我不承認。但是他老是到我們家來找我，我歡迎他，我不能抗拒…… Ｊ太痛苦了。但她並沒有來找我。她對我十分客氣乃至謙卑。她自製也自尊。每次都說不願意打攪我。有史以來她總共來過我這裡兩次。第一次是１９８２年我捎話要她來的，我要把我在美國與你會面的情況告訴她，我有一個殘酷的任務，打掉她的幻想而又努力安慰她。我一生注定了扮演多次類似的角色，不知道是由於我的善良還是我的世故，是由於我的機敏還是由於我的愚笨自誤。 第二次則是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３年？）真是，愈近的事愈記不清楚，我們都老了，不是嗎？是深秋。就假定是深秋吧。 Ｊ說，我一滴眼淚也沒掉。他報應了！這是報應！他對我太狠了…… 我立刻給Ｌ打電話。我說，報應了。 我還行。 我妻子給我形容你深夜來告別時的神色，兩目放著熠熠的光。你大汗淋漓，你興奮地喘著氣，你的樣子像是要飛起來，你是飛到九樓上而不是爬到九樓上的。你急需一個人分享你的興奮。你想歌，你想唱，你忽然想起尋找你５０年代的朋友。到了這種時候，青春時代的老友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其實後來我們已經談不上是朋友了，早在７０年代中期我們相隔近２０年再見的時候我已經發現了你對我的態度中包含著虛與委蛇。你對一切的態度都包含著虛與委蛇。 ７０年代，經過了伊犁地區農村的勞動鍛煉，經過了兩年「五·七」干校裡在鹽鹼地上開荒的生活，我終於又回到了烏魯木齊，又似乎畢竟是恢復了一個「幹部」的身份。當時妻活動與旅行比我方便些。在１９７３年冬，她回到北京探親的時候我托付她去尋找你。我能有勇氣去尋找５０年代你這樣的舊友，顯然說明「文化大革命」客觀上反倒終於使我思想「解放」些了。這也可能與林彪的覆亡給我的潛在的鼓舞有關。我的妻子費了老大的事，終於找到了你。可悲的不在於你的遭遇，而在於你經歷了如許滄桑以後仍然像一枚釘子一樣釘在當初上學和做團的工作的那所中學裡。你就在這個小小的天地裡「紅」，「黑」，懶散，衰老或者腐爛下去。 你沒有驚喜，沒有熱烈的反應。你沒有給我寫一封熱情的回信來回答妻帶去的我寫給你的熱情的信。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我離開北京去新疆的時候你已經變得冷靜多了。你在家裡為我餞行。你的簡陋的平房裡放著一個墨綠色天鵝絨面長沙發，還有一串彩色小燈泡。這在６０年代是罕見的。何況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窗外刮著西北風，刮得窗紙簌簌地響。你得意洋洋地告訴我你怎樣在三年困難時期用很「划算」的價格從委託商行買了這些。你問，為什麼別人可以有沙發我就不可以有呢？當然。那天Ｊ做的炒藕片非常好吃。此後我一直想再吃一次那種做法的藕片，在火候上、程序上不斷變法試驗，始終沒有嘗到那種味兒。 你和Ｊ患難相依，親密和諧。我和妻在你那裡度過了闊別北京前的一個溫暖的夜晚。 你送給我一幅竹簾山水畫，畫上有一個老頭坐在石頭上觀山聽水。這幅竹畫毀於１９６４年春烏魯木齊的大雨中，那次大雨毀壞了絕大多數泥頂平房，我們坐在房間裡，泥巴啪啪地從房頂上往下砸。我們只來得及收拾「細軟」，帶著兩個孩子逃往南門人民劇場。到新疆三個月後成了「難民」。 我送給你黑色的鐵啞鈴與一頂草帽，還有一副案頭的書架。我相信你的健壯的背膀需要啞鈴的安撫。而那頂草帽，是一位即將擔任駐北歐某國大使的老領導送給我的。我去他那裡告別，說是我要去新疆了。他向我告別，說是他要去某國了。老領導用宜興陶壺給我倒茶，茶很香，但茶水已經不熱了，大概是剩茶。即將視事到職的大使在北京住得很寒傖，小小的客廳各種東西堆得亂七八糟。還放著一張行軍床。他說他的侄子要睡在這裡。臨走的時候發現天下起了毛毛雨，或者是雪。他把草帽給了我，說，就送給你吧，反正到了×國用不著戴草帽。 我又把草帽給了你。因為我認為新疆是個寒冷的地方，只需要皮帽子。我怎麼可能在永遠的冰天雪地裡戴草帽呢？互贈紀念品的時候我解釋說，一個是希望你好好注意身體，鍛煉身體，一個是永遠熱愛勞動，認真改造。還有學習、讀書。 這時候我發現了你所購到的《辭海》。《辭海》是困難時期印的，用了質量低劣的紙，那紙一面光滑，一面糙可銼手。我不記得我是怎樣地表現了對《辭海》的興趣。也許我根本沒有表現對《辭海》有興趣。你立即建議說，你要把《辭海》「讓給」我，由於書首你已用毛筆寫下了你的名字，你的九成九新的《辭海》只收我八成或七成錢。你說，你需要錢，你正為用錢買了《辭海》而懊悔。而你認為我比你要需要《辭海》。 你的提議使我不好意思。拒絕你的提議會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後來我在新疆學會了一句維吾爾諺語，說是伸手求援已經是一種災難，求援而被拒絕則無異於被謀殺。你需要錢當然。本來你的工資就沒有我高。１９５７年的事情以後你又降了兩級，於是當場成交，我買下了你的《辭海》。 我覺得你有一點變了。人生就是實實在在的。１９６３年的年底，你和我談的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事。你已經回學校做職員了。你正在多方活動，設法謀到一個代課教歷史的職位。我贊成你的活動，還為你出了一些主意，認為當教員更符合你酷愛治學的天性。 Ｊ是１９５７年的高中畢業生，顯然是由於你的原因，政治審查中出了問題，那一年她未能考取大學。１９５８年，在學校出具證明，說明你「認罪與改造態度尚好」以後，她考入了紡織學院。畢業以後分配在遠郊的一個工廠裡。每天需要在市區與郊區的公共汽車上度過四個小時的光陰，我也習慣了。Ｊ說。我建議她應該活動到一個離家近一些的工作崗位來。我出了一些基本無用的主意。 而我們從前，我們在幾年以前是什麼樣的啊？１９５６年，我把你和另幾位學校的團幹部請到西郊我父親的住宅，我把我的處女作《青春萬歲》的修改稿的一些段落朗讀給你們聽。你完全沉醉了。只有你會現出這樣誠摯的沉醉的表情。你「啊」地長出了一口氣，你的三角眼裡閃爍著濕潤的感動的光。在我朗讀到一個地方的時候你忽然大叫起來，你說那裡面有作者自己的形象。我笑而不答。然後你沉默著，你回味著。在你的強烈由衷的反應面前別人的一切反應都黯然失色，我再也記不起還有誰有什麼反應來了。請我的青春時期的戰友們原諒我。 然後你突然問，為什麼不寫男學生們呢？王蒙，你應該寫男生，寫女學生總是，總是沒有什麼大意思。 我知道你看不起女人，從小。 我沒有想到你會愛上年紀小小的圓臉的Ｊ。然而在那個時期，在那個沒有動員晚婚也沒有規定中學生不准談戀愛，但年輕人在與異性的友誼上要比現在純潔得多的年代，我們為每個人的愛情而祝福。我們深信愛就是一切，愛本身就夠了，就是幸福。我們這些同齡人前前後後參加了革命，又前前後後有了自己的愛情，有了紅莓花兒一樣的，山楂樹一樣的，紡織姑娘一樣的，藍色的星一樣的愛情。我提到了一批蘇聯歌曲的名字。後來你還唱過它們嗎？ 而你最愛聽的歌兒是蘇聯的《我們明朝就要遠航》，索洛維約夫·謝多依作曲。你說你和Ｊ星期天到釣魚台去了。那時候釣魚台還是一片野地，沒有修建氣魄非凡的國賓館。那時候釣魚台有許多樹，有自然的湖沼，有鳥，有開闊的田野，有扭繞如網的枝條，有經年的落葉和初萌的新葉，有樹蔭掩映的小路，在去釣魚台的走著馬車的土路上你還可以看到幾株風姿蒼勁的黃松。我去釣魚台時曾經想到過，托爾斯泰或者契訶夫，一定常常在這樣的夕陽映照的林間小路上散步。我從偉大俄羅斯文學大師的著作裡嗅到了這樣的大自然的氣息。那時候一想到《新娘》或者《櫻桃園》我就想哭。你告訴我，你和Ｊ到釣魚台去，你聽到從一個遙遠的工地的高音喇叭裡播放出的《我們明朝就要遠航》，你完全陶醉了。你說你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令人感動的歌。那時候到處都有許多工地。有工地就有高音喇叭。高音喇叭裡播放的多半是《劉巧兒告狀》或者《二郎山小調》，難得有播放我們心愛的蘇聯抒情歌曲的機會。我羨慕你在釣魚台聽到了遠處的高音喇叭播放的浪潮一樣的歌曲。我能想像你聽到的歌曲的音響效果。你說這件事的時候激動極了。３０年後，當我寫這篇紀實小說的時候我忽然產生了一種邪惡或者全無邪惡可言的念頭。我相信、我猜測那次聽到遠航的歌的釣魚台之遊之中或者前後你和Ｊ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你一定擁抱了她吻了她有了她。從此以後她便像一隻待屠的羔羊一樣的無言地無望地跟隨著你。然而１９５７年初Ｌ向我發出警報向你發出了警告。Ｌ與我們的友誼正像我們之間的友誼。Ｌ告訴我說你有可能把Ｊ甩掉。Ｌ告訴我說你對一個厚嘴唇的豐滿的歸國華僑女生非常感興趣。Ｌ說如果你拋棄了Ｊ，Ｊ將不可能活下去。我感到震驚。我不相信革命、青春、愛情能夠與中途背叛連在一起。我想起了去團區委取申請表登記表的馴順的Ｊ的純潔的無所保護的大眼睛。我的觀點當然與Ｌ一樣。這是第一次你使我不放心，使我懷疑了善的力量，忠誠的力量。 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美國東海岸的舊都費城，你對我說，在你身處逆境的時候，Ｊ對你太好了，所以你不能不和Ｊ結婚。但就在與Ｊ結婚的那天晚上，你已經意識到你正在釀就一個大錯誤。你後悔莫及。 我能相信你嗎？ 要知道這話是你在１９８０年的深秋，在費城對我說的呵。 你已經拋掉了Ｊ。你有了Ｚ。 而Ｌ告訴過我，你在東郊勞動的時候，Ｊ怎樣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你，用僅有的錢買下你愛吃的東西。 第一個給我印象的美國城市名稱是費城，全稱是費拉迪爾菲亞。江青還在台上的時候，第一個來中國訪問的美國藝術表演團體似乎便是費城管絃樂團。我在新疆便聽到了關於費城管絃樂團演出盛況的傳聞。已經進入劇場的觀眾從樓窗上用線把入場券緩緩系下來，給自己的朋友，幫助自己的朋友混進去。你到了美國，便住在這個費城。１７７６年，美國在這裡宣佈了獨立。敲響了「自由鐘」。「自由鐘」至今陳列在那裡供人瞻仰。 在１９８０年，在這個著名的費城。你下決心離棄你的妻子Ｊ。Ｊ已經與你隔著重洋。 １９８２年春天，在我第二次訪美並見到了你以前，我托人給Ｊ帶信，Ｊ這才第一次到我這裡來。她向我敘述她支持你出國自費留學的情景。你與Ｚ的婚外「戀愛」關係敗露了，你各方面的處境都不好。你的護照只有在Ｊ簽字的情況下才能辦成。你整日躺在床上不停地吸煙，兩眼發直。Ｊ判定你會發瘋也會自殺。你只想著要到美國去。而Ｚ已經先期到美國留學了。Ｊ知道你渴望去美國包含著與Ｚ會面的動機。Ｊ想感化你。Ｊ甚至想，你只要不與她離婚，你只要最後回國來。回到Ｊ的身邊，哪怕你一去美國十年八年，哪怕你十年八年間完全與Ｚ搞在一起，她也不管。她簽了字，支持你出國。你也給Ｊ寫了一個保證書，保證永遠不和她離婚。 Ｊ哭了。 風霜。Ｊ說話的樣子像一個癟嘴的老太婆，不一定是形象，我說的是精神。她的鼻子頭也有點變紅了。她的不住地重複的口頭語「您瞧這事」的北京土腔，使人聯想起她多年在工廠工作的經歷。她是衰弱的，她老了，她醜了，她不懂得也無興趣去研究四維空間、耗散結構、極值原理，沒有讀過法國的新小說與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她只能全身震顫著絕望地哀鳴： 他對我太狠了！ 我想到了更可怕的事情。因為你已經不通過Ｊ而與你的一兒一女直接通信，你給他們寄來了卡西歐電子計算器與索尼袖珍錄放機。而你的一兒一女不把與你通信的情況告訴他們的被拋棄的母親。按照中國的一般規律，應該說是鐵的法則，兒女本來是該絕對地站在母親一邊而同仇敵愾地反對有了外遇的父親與破壞了自己的父母的情感的那一位勾引父親的「壞女人」的。但是，一個卡西歐，一個索尼，再加一個日後去美國探親、留學乃至定居的希望形成了高溫，融化了子女痛恨「變節」的父親一方的法則的鐵的不可入性。我曾經估計，你不但奪去了Ｊ的丈夫，奪去了Ｊ的美麗，也奪去Ｊ的最後的生命棲息的兩個小島。 這幾年我看到過不止一個與Ｊ同樣命運的女人。打擊使她們變老變醜，使她們更加喪失了抵禦打擊、奮起一搏的力量和自信，甚至使她們喪失了一些男性本位利己主義者的同情。而同情她們的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她們走向滅亡。１９８０年深秋，繼費城的會面之後我們又在美國東北海岸的新英格蘭地區會面。那裡靠近別有風味的波士頓市。著名的哈佛大學，威奧斯理女子學院就在那裡。那裡的教堂常常使我想起歐洲。我讀的英語課本裡有一節描寫那個教堂的故事，說是獨立戰爭期間是一個孩子首先發現了偷襲的英軍，他勇敢地登上教堂的鐘樓，敲鐘報警，這個孩子犧牲了，但是英軍被擊退。堪稱奇觀的是教堂對面的一座天藍色摩天大樓，天藍色的玻璃面上映照出古老教堂的端莊的身影，使歷史與現實、古典與現代融合在一起。據說這幢樓是著名的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這座城市的眾多的楓樹與多雨的氣候也使我憑添一種眷戀與感傷。我國「五·四」時期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曾在這裡的一所大學讀書，寫下她的膾炙人口的著作。我的父母在年輕的時候迷過這些作品，然後是我，童年。我們在這裡見面，在湖畔差不多落盡了葉子的楓樹下面。在這裡，我見到了Ｚ。 Ｚ有很濃密的黑髮。她簡單地用橡皮筋（還是頭繩？）把一綹頭髮束在臉側，她的頭髮似乎炫耀著跳躍的波浪。瀟灑。她的眼睛大而扁細，有點近視。她說話的樣子看來有點……顯然有意表現自己的可愛。她活潑。她想用自己的形象與活力說服我去支持她與你的「愛情」。我相信我的支持對於你們是重要的，因為我是你青春時代的摯友，因為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過去，取得我的首肯便是取得昨天的你的首肯。而且我相信它的意義更大，你謹慎地注意著我的反應實際上是在注意著故國的反應。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不是在外交上，而是在你的心裡。 １９８２年的多雨的涼颼颼的春天我又來到這個城市。我剛剛參加完一次有點激烈的關於中國文學的討論會。我打電話給你的時候是Ｚ先接的電話。當我用英語說我可以與×先生通話嗎以後，Ｚ的回答是Ｓｕｒｅ，她的回答的音調美國味兒是那麼足，使我馬上想到４０年代羅麗泰·揚主演的故事片《農家女》。華語譯制拷貝女主人公有一句口頭語「敢情」，非常傳神，富於幽默感，引起了許多次爆發性的笑聲。我相信那就是Ｚ的這個Ｓｕｒｅ。這樣，我就設想我撥了電話，電話通了。 哈羅！ 請問我可以與×先生講話麼？ 敢情！ 挺妙。同時我的耳邊出現了Ｊ的哭聲，Ｊ的愁苦呆悶的臉。 １９８０年深秋你興奮地、急切地想知道我對於Ｚ的反應。那表情就像５０年代我給你讀完《青春萬歲》的修改稿以後想知道你的反應。你好像直言不諱地問我Ｚ好吧？你的表情是沉醉的。 我冷冷地回答說：一般。 我知道「一般」這個詞在這種場合、在英語裡所表達的輕蔑與冷淡。當然這並不是由於我對Ｚ有什麼意見，我能有什麼意見呢？但是我無法順著你的口氣讚許。一瞬間我看到你好像縮了一下脖，苦笑了一下，這是當年戴上帽以後常出現的表情。 我可能想安慰你兩句。我說我絕對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你的私生活只能由你自己做主，也只有你自己最有權做出裁判。從我們的友誼來說我只盼望你幸福。同時我非常同情Ｊ，我為Ｊ的命運非常難過。但我也知道，世上有許多事是不能面面俱到的。有權做出決定並評價這個決定的，首先仍然是你。 我希望…… １９８１年見到Ｊ的時候我想起我在費城說的話。我甚至後悔沒有譴責你，沒有為Ｊ的命運痛切陳詞。是不是客觀上我也「出賣」了Ｊ了呢？ 你說事情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於中國海關工作人員的惡作劇。Ｚ先期到了美國，她當時還沒有與原來的丈夫離婚，她從美國付郵了一封給她丈夫的信，一封給你的信。結果收到信的時候，信掉包了。你收到的是她給丈夫的信。她的丈夫收到了給你的信……還說什麼呢？醜聞，軒然大波。 你堅持認為，Ｚ在發信的時候絕對地不可能封錯。是海關郵檢人員故意這樣做的。我驚異於你對我們國家機器的陰暗心理。我無法相信、無法理解、也無法推斷這樣的估計。我們都不可能查證，這就只能依賴於邏輯。你的惡意的猜測不符合任何邏輯。哪怕是江青的邏輯。 你又說，這段經歷可以成為我的小說的材料。如果寫小說靠你們這種——我不能對一個已經不在人間的老友用罵人的話——材料，實在是對小說的污辱。 而你從前思想裡一片光明。我終於越寫越明白了，你的魅力首先不是來自你的會笑的眼睛，而是來自你的容易沉醉的心。５０年代我們主持的本區的每一次團書記的聯席會上，當我們佈置和總結「三反」、「五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改造教會學校，發放助學金以及為迎接「五·一」「十·一」怎樣練隊、怎樣做花的時候，當我把每一件工作的政治意義浪漫地講了個淋漓盡致的時候，你都顯出了超乎常人的沉醉表情。 你常常寫工作札記、筆記、讀書筆記。你沉醉於團的工作。你把與每一個團員談話的過程、做思想工作的過程都記錄下來，有時候提高到理論原則上去。你在搞好班集體，啟導青少年男女的政治熱情方面做了許多許多創造性的工作。你為組織一次新年聯歡或一次關於「什麼是英雄行為」的討論會而寫過長長的、充滿熱情和文采的計劃或者總結。你甚至親身為聯歡會製作燈謎，一晚上「創造」出上百個有趣的高雅或者通俗的燈謎來。 １９５２年，在馬特洛索夫中學生夏令營裡，你與女中的Ｈ共同負責組織文娛活動。我在《青春萬歲》的後記裡，提到過我的那本最初的小說是獻給這個夏令營的朋友們的。月光晚會，就是你的主意。你把一切組織工作進行得井井有條，幽默欣喜地主持了晚會的進行。從那以後，Ｈ對你也是崇拜的。當然，那時候Ｈ也已經有了自己的第一個戀人，那是一個著名的小提琴手。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愛情終於沒有成功。２０餘年以年，經過了太多的風雨，Ｈ在《光明日報》上讀了我的《〈青春萬歲〉後記》，第一個以前戰士的身份向馬特洛索夫前營長也就是我報到。不久我們在北京見面，她詢問你的地址。不知道她見到了你沒有，她一直在天津作中學語文教員。一家三口住著一間十平方米的小房。幾次說是給教師分房，卻沒有分給她。然而她給學生講高爾基的《海燕》，講課的時候她常常熱淚盈眶。她永遠是馬特洛索夫營的「戰士」。你太醉心於團的工作了。我記不起是１９５２還是１９５３年了，中學畢業時黨支部動員你不要考大學，留校作專職團幹部。我也為能與你繼續共事下去而欣慰。 你當然不會忘記Ｗ。Ｗ比你高一級，他的一切性格都像你，才能也與你不相上下。區別是他個子高一些，膚色黑一些，面孔圓一些。在我的印象裡Ｗ沒有你可愛，因為他比你少了一點幽默感。也許只是沒有來得及對我幽默，他就畢業了。他是你的前任（團總支副書記）。他的外號叫「高高的烏拉山」，因為他朗誦過一首有過這樣一句話的詩，他的熱情的朗誦使聽眾特別使女生們傾倒。他每天跑三千米，鍛煉得黑油油的。他被保送去蘇聯留學了，最初讓他學工廠管理。他大鬧了一通。最後根據他本人志願去學了高能物理。他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負責人之一。早在「四人幫」倒台以前，我便在當時好不容易允許出版的科技畫報上看到過他在比利時的照片。真是幸運兒。一接觸到他的名字，我就想起了你。 我還行。 你這樣說，大概也包括事業。包括了與Ｗ的競爭心理。你對事業的期望與Ｈ不同。你早就不是馬特洛索夫營的那個你了。在反右派鬥爭中，你首當其衝被揪了出來。你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和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想當這個想當那個，想幹這個想幹那個。早在馬特洛索夫夏令營你就發表過這樣的講演：未來的五年計劃建設者，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文學家、思想家和國家的未來的領導人們，讓我們唱起來，跳起來吧。 你承認，你是個「野心家」。在１９５７年。聽到你被揪出來我立刻失魂落魄。聽說你真誠地說，我也沒有想到我原來是這樣地壞。我相信那時你的目光同樣是專注的沉醉。１９５７年以前我對你已經有不幸的預感。因為我已獲悉，由於你的家庭主要成員的政治經歷及「海外關係」，屬於不能吸收入黨的那些槓槓之內。專職政治工作幹部。卻又不得入黨。到哪裡去呢？ 然而你不知道。直到１９５７年你一直是生氣勃勃。一年有半年穿著短褲，露出你健壯的、發育良好的，似乎也是相當性感的大腿。你的身材絲毫不比我高，你怎麼會有那麼結實的腿呢？ 就在１９５７年整風開始之前不久，你邀請我到你家去，這是唯一的一次，我見到你的父親和繼母。你家住在北京東郊，新興的紡織工業區。你父親是終身搞紡織工業的一個極高級技術權威。這樣的平地而起的工業區與這樣的工業區住宅樓都使我興奮。它們常常使我想起安東諾夫的膾炙人口的小說《第一個職務》。看了這篇小說以後，我為我未能去清華大學或同濟大學學土木建築深感痛惜。你們的公寓式樓房，一套至少有四間房子，一個門裡又有那麼多房門，使我感到敬畏歎服。兩個小沙發與沙發桌上的挑花台布使我意識到自己進入了上流社會。你的父親與繼母各自有自己的臥室，這種高雅的文明使我覺得羽化而升空。你的父親老態龍鐘，面孔嚴肅。你的繼母要年輕許多，說話是南方口音，有些字咬不准我也聽不清。一位紮著圍裙的保姆做飯端飯，筷子和碗碟都清潔得驚人。每碟菜的量都很小，但都雅致可口。飯後每人一塊小方毛巾擦手擦口。 你的家給我以全新的經驗。但是還是離開你的家以後我的心情更加舒暢。那天我們說好了散步，你送我直到朝陽門，一共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兩邊是新的廠房，新的住宅，商店、飯館、理髮店。每一塊紅磚都沁發著建設的芳香。四層以上的樓房都是高層建築。馬路也是新鋪的。過去這裡只有沼澤和亂墳頭，這裡倒是一個夏天捉蟈蟈、秋天捉蟋蟀的好地方。一夜之間這裡成了新的工業區。這裡的空氣似乎特別清爽。這裡的新建的交通警崗台也令我傾心。 我 愛 你 新 工 業 區 我的心情如馬雅可夫斯基體的「樓梯詩」。 這一晚上我們談到了我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引起的驚濤駭浪。我們為毛主席講了話而感到無限欣慰和振奮。 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寬廣而且燦爛的前景。 但更多的談話是你介紹自己的身世。你說你的親生母親是得精神病而去世的。你依稀記得她曾被捆縛在床上。她曾經撕碎自己的衣衫，露出肉體，衣服被撕成一條一條。你說你的生母是當時一位非常新派的女性，她是縣女子籃球隊的主力隊員，這個隊在全省聯賽中得過冠軍。你父親當時已經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了，出身於豪富。他看球賽看中了你的母親。不久就結了婚，就生下了你，就瘋，就死去了。你說，你和你的父親、繼母，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之間，似乎相當隔膜。 我堅信，這種不幸的事，都是舊社會的產物。一切對於昨天的不幸的回憶，只能使我們更加沉醉於今日的輝煌。 你建議我潛心研讀一批外國哲學著作，提起他們來你非常興奮。你給我講解「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兒的命題的意義。我建議你學外語，當時指的是俄語。但是你拒絕接受。你說，隨著國家文化建設的高潮的到來，翻譯工作會越來越迅速，越來越完備。你如果去搞外語，就會用去你大量的本來可以閱讀多得多的重要著作的時間。你寧願選擇讓翻譯人員為你服務。 我建議你買一輛自行車，你也不同意。你認為公共交通的發展前景遠遠比自行車輝煌。「我的精力，包括我的錢，要派更重要的用場，不必花在購買和騎蹬自行車上。雖然我有足夠的精力和錢去買、用自行車。」你的關於自行車的思想邏輯，也是艱深、浪漫、嚴謹的。 這次會面之後不久，你，然後是我，陷入了那個運動泥潭裡。 ６０年代中期你開始學習英語，「文化大革命」中你學英語進入了高潮。１９７９年以後你開始發表你翻譯的英語文學作品。你也早就買了自行車。你給我形容過你騎著自己的從舊貨委託商行買的破自行車去闖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部的景況。 你挾著一牛皮紙袋稿子走進了忙碌的編輯部。你問：這裡收翻譯稿嗎？ 一位大模大樣的編輯點了點頭。眼睛也不看你，用手指一下牆角的塵封已久的一大摞稿子，說是來稿太多，短期間不可能看完。 其實，不用看那麼多。我譯的稿子，只希望你們能讀三行。 那人驚了，他看了一下你，他留下了你的稿子。一個月後，你得到通知，稿子已被接受。 然後你把你寫的英語論文寄給了美國的１５所大學，為自己爭取獎學金。你選擇了費城的這所大學。你認為他們答應的條件更優惠。 １９７９年你曾對我講過你正在聯繫赴美留學的事。我很驚奇，我不知道還有這種自行投書的辦法。我覺得你的做法似乎很危險，我設法勸阻過你。 然而你成功了。 然後，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我在寧靜的美國中西部衣阿華城，衣阿華河岸的「五月花」公寓２１２Ａ房間拆閱了你來自費城的信。你的信紙是藍色的，字跡潦草，從中文中不時有幾個英文單詞跳入眼裡。你說你是嚎啕大哭著離開了中國的，哭得整個經濟艙的乘客惶惶不安。你是欣喜若狂地來到了美國的。到達費城的時候你的口袋裡只剩下了十幾個美元，這構成了第二天便挨餓的恰到好處的條件。你說你幸運地找到了一個屬於教會的學生寓所，是一個喜歡助人的素不相識的美國青年人幫你找的。你說你已領到了獎學金，已經為賺錢給本校的教授修剪過草坪，打過工。你說你已經買到了一套舊傢具，極便宜。 你說，你這一生做了許多夢。美國夢大概是最後一個夢。你的美國夢實現了，赤手空拳，只剩下十幾個美金，闖到了費城，你生活下來了，隨之你的美國夢也就破滅了。你完全不理解跑到美國是要做什麼。你說，當你走到唐人街，看到那裡定居多年的美籍華人的時候你覺得不寒而慄。你想死。只有死。 我當真以為你要自殺。我立刻按你信上說的電話號碼給你撥電話。在美國打一次長途電話要撥十一個數字，我常常撥錯。撥對了接電話的永遠是一個美國老婦人，相隔幾千公里我也聽得出她的蒼老和少牙缺齒。我的英語只夠表達我與你通話的意思，卻完全聽不懂隨後這位老太太的踢裡吐嚕，我嗯嗯哈哈，發出不解的愚蠢的聲音。於是老太太上氣不接下氣地用漏風的嘴又對我踢裡吐嚕一番，我益發不解，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忽然想起來應該三克油，也許實際上說成了顧得白。 後來收到了你的來信，說你搬了家了，電話號也換了，你一到美國就開始折騰上了。你是「還行」。 我們終於通了話，我知道你並未也未必自殺。你在電話裡告訴我說，沒勁，覺得沒勁。你說你來以後才知道自己的英語還差得那麼遠。你說教授上課口若懸河，信口一列舉參考書就是十幾本，你完全吃不消。你說你看到一些華人，心照不宣地努力消滅自己身上的一切華人跡象，只羞愧於未能投生在白人血統系列之內，這使你非常痛苦。我問你對美國的印象，你回答說兩件事印象最深，一是走到大街上，橫過馬路時，汽車看到行人便主動停下，並含笑伸出手來向行人致意，請行人先走。二是到處都有遛狗的。遛狗的人有的帶著器皿與工具，隨時收拾狗屎。有的未帶器皿，便掏出手絹，把鮮狗屎包起。你說費城所屬的賓夕法尼亞州的法律規定，遺狗屎於公共場所、道路上者，處以重罰。你補充說，儘管如此，狗屎仍然到處可見。 你提醒說，我們的通話時間已經太長，而這次通話，自然是由我來支付電話費的。 在那麼多令人激動的體驗之後，我們在美國的第一次通話的話題似乎有些不可思議。我的電話費的１５％是為了費城街上的狗屎而賠（Ｐａｙ、支付）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我們再一次在波士頓見面的時候你已經不談夢、痛苦、破滅、死和狗屎，然而你仍然有一種失神和苦笑的神情。你的苦笑的嘴角使我難受，使我憐憫你，使我覺得你該失去的與不該失去的都失去了，想得到的卻沒得到。你是冷靜的。你到波士頓去是因為Ｚ在那裡。你已買了一輛舊汽車，車身是桔黃色的，你常常駕車從費城到波士頓去。 我相信讓飛速旋轉的四個輪子帶著你迅跑的體驗填補了你的許多失落感，你年輕時就喜歡新的體驗。１９５６年底，我在酒仙橋有線電廠做團的工作的時候，我們一起在酒仙橋商場的西餐館吃過西餐。我們叫了炸大蝦，叫了罐燜牛肉，叫了咖喱雞。我們怯生生地覺得自己正在過著豪華的生活。你為了壯膽一再說：我們需要體驗體驗嘛。 Ｚ已經找到了職業，給一家公司做操縱電腦的職員。你好像一面當著學生一面當著教師，給美國學生教授中文。然而你仍然向我訴苦，訴說在美國生活是多麼艱難，生病的時候也不敢休息。你說，離開了大鍋飯才知道大鍋飯的好處，吃大鍋飯簡直是天堂一樣的日子，一切都給你想到了，用不著你操一點心，到時候有你的吃，有你的穿，有你的說，有你的做。你說出國以後最懷念的是國內的政治學習討論會，一屋子人吸著煙泡著茶談論形勢的大好，風氣的不正，既可以發牢騷又可以表忠心，既可以引經據典，又可以天空海闊…… 這樣的好時光美國人一輩子也享受不到。 我看了一下你的臉色，你不像是在諷刺。 然而我直覺地感到了你哭窮中的潛台詞。後來變成了顯台詞。你忽然鄭重地請求我回國以後不要把你買汽車的情況告訴Ｊ。我答應了你的請求。我知道，以中國的生活水平，很難不誇大買一輛舊車的意義。 兩年以前在費城你還向我激昂地表示過，你承認你對不起Ｊ，這一生你永遠對不起她。你說如果將來你有了錢，你一定給Ｊ許多錢。你甚至請求我關心一下Ｊ的未來，最好最好為Ｊ再介紹一個對象。上帝！ １９８２年，Ｊ告訴我說，她死活不同意與你離婚。你自費城寫信威脅Ｊ說，如果Ｊ不同意離婚，你將單方向法院起訴，按照美國法律，法院將會判決這項離婚。 我對此頗表懷疑。在美國性關係確實是隨便的，但婚姻關係卻仍然神聖嚴肅。美國是一個重視契約關係的國家，而婚姻也是一種契約。我暗想，如果你能不費力地在美國解除你與Ｊ的婚姻，你也就不必軟硬兼施地給Ｊ寫信要求Ｊ簽字畫押同意與你離婚了。你的不斷來信，正說明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即使在美國，即使與Ｚ公開同居。 當地的華人對於你與Ｚ的同居反映惡劣。他們說：「別的沒學會，學這個倒挺快的！」 我想起在美國另一個小城相遇的一個新從中國大陸來的年輕女孩子。她是學體育的，健壯美麗。人們告訴我這位姑娘一到美國就立即美國化了，每天晚上都在夜生活中狂歡，花天酒地，使已經數代定居美國的那些華人青年瞠目結舌，自愧弗如。 他們歎道：中國大陸畢竟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啊！ 據說，來自早就對美國大開門戶、被參議員戈德華特稱之為（美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的台灣的中國留學生反而要拘謹得多。他們的演說能力，處世能力，活動能力與辦事能力一般低於新自大陸來的同胞。更不要說是政治辯論的能力了。大陸來的哪怕是一位家庭婦女，談起什麼來也是一套一套。 一說是台灣在旅美華人中有強大嚴密的特務系統，一個持台灣護照的旅美人士早晨在紐約說了什麼，晚上就會被台北警備司令部所知道。如此這般還能不拘謹嗎？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包含了「藝術誇張」。 我不知道你在美國是否接觸過那些當年的著名的「紅衛兵」，他或她甚至曾經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主席與林彪獻「紅衛兵」袖標，有的還按主席的意思更改了自己的姓名，穿著綠軍裝，梳著小刷子，英姿颯爽，掄著鋼頭皮帶，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後來就「五·一六」了。 後來就不知所往。 後來就到了美國，成了美國名牌大學的留學生，他或她現在穿什麼衣衫呢？英語講得「味兒」如何？去打工刷過盤子嗎？喜歡喝蘇格蘭威士忌還是拿破侖白蘭地呢？他們還回憶自己的崢嶸歲月麼？ 了不起的中國大陸人，他們的「戲路子」竟有這麼寬，幹什麼像什麼，掄皮帶頭就掄皮帶頭，刷盤子就刷盤子！ 而你遠遠沒有這樣輕鬆。你絕對不可能忘卻你的祖國，你的前４６年的生命，即使裡邊包括著那麼多苦惱。１９８２年的會面我們只有一個多小時的談話時間。訴苦哭窮之後你便急切地詢問我國家大事，當得知海外的某些流言蜚語並無根據的時候，當你得知國家有了新的進步的時候，你欣慰由衷，長出了一口氣。你又顯出那熱情專注而至沉醉的表情來了。你又告訴我： 我絕對不會老死在美國的，我要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有挨整的危險，我就只能推遲我的歸期。你激動了。 你又說：多呆幾年也可以，可以真正學到一點東西。可以得到學位學銜。可以多攢一些錢。窮，窮，窮真是遭罪啊！ 你的話使我沉重，也使我益發驕傲。 你忽然興奮起來，告訴我你在一些研討會上與反華反共的政治讕言進行鬥爭的情況。你說，離祖國越遠，越感到做泱泱大國的一分子的驕傲，越感到了中國的份量。你激烈抨擊那些一到美國就馬上用「白華」的口氣把中國沒頭蓋臉地罵一通，並以此來討好邀功領賞的傢伙們。你的話是那樣尖刻，我幾乎要說你有點「左」了。 很不同。 １９７５年我終於見到了你。闊別了１８年，從１９５７年運動起來之後我們就沒有見面。１９７５與１９５７，像文字或者數字遊戲。１９７５年我在新疆，回京探親之前我給你寫了信。你沒有回信也沒有按我信上所講的時刻表，在估計我到京之後去看我。我以為郵遞出了問題，於是我到已被妻探尋出來的你供職的原學校去找你。那所學校我也是熟悉的。一進門是一個方磚鋪起的院落，東面是一幢樓，木樓梯是裸露在外的。你當年穿著短褲跑上又跑下，踩出各種聲響的樓梯，還是原樣子。然而我已經看不到一個熟悉的面孔。暑假，你不在校，我留下了信，又留下了話。 你終於來看我了，你老了，然而，你還是你。一樣的姿勢，一樣的臉孔，一樣的語氣，你不回答我的各種詢問：卻忙著劈腿一站告訴我的孩子： 你爸爸是個×才。 當時正批判「唯心論的先驗論」（天才論），「唯生產力論」，也不知還有一個什麼論，實質上是在批陳伯達。你卻忽略了一切闊別多年之後的噓寒敘舊，一張口便是極犯忌，令人一聽就起雞皮疙瘩的「×才」。我的孩子立刻認為你瘋瘋癲癲，神經不太正常。 然而你對「×才」老友的招待卻並非過去那樣真誠。你變得油腔滑調。你說，反正要請你們吃頓飯啊，要盡地主之誼啊，反正是地富反壞右，什麼都齊了啊。你說除了學英語你就搞照相，你說給別人照照、洗洗，放放照片，該聯絡的人也就都聯絡到了，該交換的好處也就都交換到了。你緊接著說，怎麼樣，我也給你們拍兩張照片，放大了留作紀念吧。你的神態裡隱含著不情願的施捨的厭煩，倒像我們千方百計地找你是為了揩你的洗相紙和洗相液的油，我臉紅了。 為什麼我們見面以後談話是這種腔調呢？我還以為你見了我會落淚，會握住我的手，至少說一句：想不到今生又見面了。我當時已在遠離北京的地方工作了呵！ ５０年代，一去不返，維吾爾語的「一去不返」是說得很妙的，「硬譯」則是「到那不會歸來的地方去了」。 你吹英語，我只能吹維語。你認真地建議我學英語，倒像５０年代你認真地回答我不必把寶貴時間和精力放在攻外語上。我對這個話題並沒有多大興趣。 １９７５年我對你學英語的建議視若夢囈。我是１９８０年才斷斷續續地學起英語來的。失去了本來可以不失去的，事半功倍的五年。 你惡毒地笑著說，「感謝」文化大革命，解除了你的一切政治壓力，思想壓力，再用不著認為自己是有罪的，至少是犯過錯誤的了。你的惡毒的笑容使我後背冒涼氣。人人有罪，人人犯錯誤，不是說，輪到「小將們」犯錯誤了嗎？大家輪流，機會均等，自由、平等、博愛！ Ｊ在我和妻到達你家以後半小時帶著孩子看全國少數民族文藝調演節目去了。她呆呆板板地與我們告別。我們本來也是來看她的呀！她不是，曾經是常跑團區委的組織幹事麼？她忘了？這也使我不知所措。當時你們的關係已經處於危機之中。 Ｊ只來得及介紹我們參觀你們暫借的這一套房子的堆滿了書的衛生間。Ｊ用嘲笑的口吻說，你還要泡一蓋碗茶，一面呷茶，一面讀書，一面拉屎。要這個「樣兒」呢。 後來在費城，你向我敘述的Ｊ的第一條「罪狀」，便是不支持你讀書。 「四人幫」倒台以後我們又見過。你反覆地說你對於西北一個地區喜歡吃自漬的酸菜的農民生活的印象。中國人生活得太苦了，你說了又說。你想哭。我感到，你仍然是幼稚的。 在１４路汽車站等汽車的時候，你激烈地抨擊市政建設的無計劃，到處是洋灰、沙子、磚瓦。你說你什麼都不信了。再也不傻了。我和你爭論了兩句，你不答。 我們已經誰也不能影響誰。 我們也說起過Ｌ，你說起Ｌ像說起一件遺失了的廢品。Ｌ生活在老區，１９４６年就是「少年布爾什維克」。後來上到北京一個中學，沒上完便調到黨的區委組織部。他酷愛文學，迷上了羅曼·羅蘭。他寫了許多詩，許多小說，在自己的心愛的筆記本上。他命名自己的筆記本為「心史」。我們一度幾乎每個星期三個人都要聚會，各自朗誦自己的習作，討論政治經濟國際國內問題。我們還互相通報自己的戀愛情況，我們從三個人的友情中得到了許多溫暖。１９５７年我們先後遭到「不測」之後，Ｌ幾乎可以說是充滿了溫情地不斷地來看望我，去看望你。在我情緒最惡劣的日子裡，我見到他確實如溺於水中的人見到了一隻橡皮船。在我「上山下鄉」去勞動之後，他又竭力安慰我的親屬。他是我們全家老少的最好的朋友。 他大概同樣溫情地不斷向黨檢查自己的思想。似乎他說過，他懷疑自己就是那個「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的模特兒。實在該死：由於他的誠實，由於他的忠厚，由於他的白璧無瑕的家庭出身與革命歷史，他不斷地被「幫助」，卻迄無大難。終於，在１９６０年，他被大大地「幫助」了，他的與「右派」劃不清界限成了「勸其退黨」的主要根據，他垮了。他不能不重新衡量和考慮一切。 １９６２年你就向我傳遞信息，說是Ｌ不準備再與我們往來。就是說，Ｌ也要和我們劃清界限了。我不信，我試過幾次，似乎你說得對。１９６３年，我要求向Ｌ辭行。我要到新疆去了，這一去不知何時才歸。一位老作家給我寫送行詩說： ……文章與我同甘苦 肝膽唯君最熱腸…… 且喜華年身力健， 不辭絕域做家鄉。 新疆當然不是絕域。新疆對於新疆人之親近正像北京對於「京油子」之親近。然而當時我們對於舉家遷疆還是看得很重的。我希望能與Ｌ告別。Ｌ謝絕了。 我感到痛苦。 後來我知道Ｌ比我還痛苦。我知道Ｌ因我而受的苦。 也許我太容易瞭解別人的苦了。我嚴峻不起來。我常常苦於無法做到動輒對別人進行判決式、毀滅式的政治譴責與道德譴責。以至有人說我是是非不分。有人說這也是世故。這麼說，我學會了世故。 你對我則說，Ｌ已經完全變了。你告訴我，６０年代，Ｌ娶妻生子後不久，你去看望過一次Ｌ，Ｌ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婆婆媽媽，膽小如鼠的庸人。 談起Ｌ來，我發現，無論處境如何，你仍然充滿了智力的自信和優越感。你撇著嘴。 也沒什麼。我說。我們見過的人和事還少嗎？ 而後來在你去美國以後，Ｌ與我恢復了友誼。Ｌ一直用很謹慎的措辭談論你。Ｌ多年從事教育工作，忠誠質樸如一頭黃牛。他的胃不好，面色褐黃。 １９８２年我第二次訪美歸來之後，有一次我們與Ｌ談起了Ｊ。歎息良久以後，Ｌ終於有點激動地回溯了６０年代你判定他已變了的那次「斷交」訪問。 那時Ｌ的妻子剛出月子。你去找他時他房間裡掛滿了洗過未干的蓆子。屋裡瀰漫著奶、肥皂、小孩的屎、尿的氣味。他忙著給孩子煮奶瓶，換尿布，未能與你的高談闊論配合呼應。他已經永遠地失去了高談闊論的豪興。你最後用一種極端悲憫輕蔑的態度對Ｌ說： Ｌ呀，你怎麼變成這樣了？你的青春，你的生命已經完全淹沒在尿蓆子裡了啊！ ５０年代，如果我寫契訶夫式的小說，我大概也會用這樣的句式。 幾十年後，Ｌ提到此事，仍然顯出被污辱的面紅耳赤。他無法承認你的優越，無法認可你的蔑視他的權利。 Ｌ強烈地譴責你對Ｊ的背叛，並認為你從小就是這樣的人。 我也批評了你。 我們討論幫助Ｊ的辦法，一籌莫展。 青春的友誼，理想，愛情，莫非都是脆弱的？也許越是美麗的東西越脆弱吧？那麼，我要說，世上最美，最可愛最容易失去的便是少年人的理想與單純。 那麼成年人的呢？美國人的呢？美籍華人的呢？新大陸人的呢？ 難忘的是１９８０年深秋在費城的會見。我從紐約乘火車沿海岸南下，薄暮時分登車，車站上有巨大和並不輝煌的汽車廣告牌。逐漸地，火車完全駛入黑暗，被喧囂華麗的城市邊的寂靜和荒涼所吞沒。我坐在火車的可以調節靠背角度的舒適的軟椅上，喝著供應的喝慣了便也嘗不出味兒來的軟飲料，心裡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蕩。費城到了，下車。車站是舊式的，古舊的塔樓上懸掛著老式羅馬字時鐘。候車大廳既喧鬧又空曠，人們提著行李走來走去，四面是話別和接吻，是酒吧、快餐和紀念品小賣。燈光昏暗，誰也看不清誰的臉。 我大約等了一分鐘，有一點沮喪。你來了，仍然像當年一樣的喜悅活潑熱情真誠，你的笑容仍然像幾十年前一樣樸素，天真，由于謙遜而顯得有點苦，由於聰敏這笑容又顯得有點「壞」。與你同來的是身材高大的Ｖ教授。你立刻從我手裡接去了大小提包，我推讓時你擠一擠眼說：「催撥兒嘛」。就像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北京，沒有離開過團區委與團總支。Ｖ教授你早就向我介紹過，原是留學我國的美國學生。１９５１年Ｖ夫婦因確有的間諜罪被我國逮捕判刑。一年多後，經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哈馬捨爾德斡旋，被我國驅逐出境。我始終記得５０年代哈馬捨爾德訪問北京的情景，那時候的大事小事、國事私事我永遠記得那樣明晰。是周恩來總理不卑不亢地，莊嚴而又風度翩翩地接待了他。後來，哈馬捨爾德因飛機失事殉職。不久以前（１９８６年１月），我去紐約參加國際筆會第四十八屆年會，應約去聯合國參加座談會，就是在以哈馬捨爾德命名的大廳。 問題不在於Ｖ教授夫婦被捕、服刑、被驅逐的經歷。要點在於Ｖ夫婦回國後成了中國革命的擁護者，崇拜者，成了新中國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在美國曾經喜歡議論「共產黨中國」的「洗腦筋」嗎，Ｖ夫婦則驕傲而快樂地敘述自己在新中國的經歷，敘述他們在解放以後，包括在獄中思想上發生的轉變。Ｖ寫過一本題名《解放者的囚犯》的書，講自己的經歷，對新中國倍加讚揚。 他們的讚揚，大大超過了當今的一些中國人自己。 我們到一家墨西哥飯館去吃飯。飯館的佈置是農家風味的，牆壁上有裸露的紅磚，有抹得凹凸不平的黃色的草秸泥。菜裡面有青辣椒，有玉米粉糊糊。席間我們敘談甚歡。以至鄰桌的一位謝頂的紳士委託服務員向我們致意，並說他無法判明我的國籍，但認定我是來自遠方的客人，為了表達費城市民的好客心意，他建議由他「賠」請我們桌上的每個人一杯酒，不知我們是否接受。我們鼓掌稱謝，點了各自要的酒。 Ｖ說，他覺得美國人民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是愛，是嚮往，也可以是怨恨和惡毒的咒罵，但永遠不是無動於衷，不是冷漠。 後來，Ｖ的太太——一個高雅、樸素、大方的女人——告訴我，她在１９５１年被捕、被判刑的時候並沒有流淚，在被驅逐出境的時候，她哭了。因為按照慣例，被驅逐者將不得再次入境。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訪華後，她是第一批前來中國旅遊的美國客人之一。從香港一進入深圳，她便向我方接待人員談了自己的經歷，接待人員笑著說，我們知道了，我們早就知道了。Ｖ太太說，一下子我的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在我的短促的費城之行中，你確實只是扮演了一個慇勤的「催撥兒」的角色。你的目光忽然是明亮的，忽然又是黯淡的。你的笑容忽然是開闊的，忽然又是苦澀的，甚至是慘然的。你的說話忽然是熱誠的，忽然又是油滑的。顯然你有許多話想對我說，比在國內見面時還要想說，你又覺得沒時間說，沒辦法說，無從說起。你只是說了你與Ｊ的感情變故，你希望得到我的諒解。你只是稱頌Ｖ，這表明了你出國以後的「政治路線」。你給我介紹城市和你們的大學，第二天上午陪我參觀「獨立大廳」「自由神」這些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文物，幫我翻譯。你又是小心翼翼的，接待我像接待「外賓」。 這是客觀上的而不是政策條文上的「內外有別」。 你是在臨出國前不久被吸收為作家協會北京分會會員的，你的入會當然與我的介紹推薦有關，可並不是什麼「後門」。你在費城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希望分會繼續與你聯繫，給你寄「學習資料」，也可以給你一些任務，表現出強得出奇的「組織觀念」。這開初使我覺得幾乎不可思議，一個作協分會會員，又能有多少活動，權利，義務？然而，這是你的最後的「組織」了……它像一條聯結著你與祖國的絲線。１９８４年初冬的一個夜晚，時間已經不早，我們家響起了敲門聲。 一般客人是不會這麼晚來造訪的。我微感狐疑地去開門。 但我仍然不可能想像，甚至至今不能相信下面所記的。 是Ｊ，還有兩個陪同者，後來才知道是她們廠的人事幹部。三個憂心忡忡的緊張的面孔。 Ｊ面孔緊張地告訴我：他出了車禍。 我失去了第二信號系統的反射能力。我不明白，什麼叫出——了——車——禍——了呢？ 沉默。 Ｊ的面色使我啟齒：他——沒——了？ 回答：當時就死了。撞他的是一輛巨型載重卡車。我見過那樣的車，大如一座樓房。 Ｊ咬牙切齒地說，我沒有掉一滴淚。五天前我收到了他最後一封信，一是說他遷移了新址，讓我以後再寫信寄給一個他的美國朋友，由美國朋友再轉給他。我猜測，我與他的通信使Ｚ鬧起來了，他不得不變換地址和收信人，背著Ｚ通信。他的信上還用威脅的口氣說，如果不簽字同意與他離婚，他將通過美國法律自行解決。Ｊ發著抖，由於氣憤還是由於痛苦？ Ｊ說，你就是在她收到你的最後一封信的那一天被汽車軋死的。我的心怦怦跳擊起來。 Ｊ說，據悉你是在波士頓至費城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的。你開著快車，在和Ｚ相會之後。 那是一條明光閃閃的公路，公路兩邊有巨大的廣告牌，有麥克唐納快餐店，有大片的休耕的綠草地，有小巧玲瓏的兼賣飲料和小食品的汽車加油站，修理站。有一個美國人說，當「阿波羅」號登上月球後，從月亮上看地球，能看到的地球人的建築便包括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長城，美國的這一條聯結東海岸幾大城市的公路。 我知道，你不久就學會了開快車。１９８２年，是你送我上的波士頓機場。你開車的速度之快甚至使招待我的久居美國自己經常開車的女主人驚異。就像你穿著短褲上下樓梯的時候迅跑。你開車的樣子洋洋自得。 Ｊ說，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掉。他對我太狠了，他報應了。 「報應」是人間最殘酷、也許是最公正的一個字眼。 在這一瞬間我想到了你開的小車被一輛重型卡車撞翻時的情景。我似乎聽到了你腦漿崩裂時發出的爆炸式的響聲。車翻滾著起了火。 在這一瞬間我不知道你是死於非命還是死得其所，你是在與Ｚ幸福溫存以後急於趕回費城做事嗎？你又沉浸在新的夢想，新的苦惱裡了嗎？是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意識形態的與生活方式的分裂終於使你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盤了麼？一位來自台灣、定居美國的著名詩人告訴我，他留在美國，沒有回台灣，也許只是因為留戀美國大陸的平坦闊長的高速公路，以及只有在這樣的公路上才能有的高速開車。以你的性格，你會選擇怎樣的死呢？ 在這一瞬間我想到，你總算不可能奪去Ｊ的最後的棲身的小島了。孩子不會被你弄到美國。 在這一瞬間我想到「高高的烏拉山」，我們的可敬的高能物理學家。他每年都幾次出訪西歐。是命運嗎？ 我想到了一切。我更想到了這一切的想已經毫無意義。 管理有序的高速公路。藍底白字的指路牌。魚貫飛馳的車龍。撞擊。翻傾。死。一切本來就這麼簡單。 我幹練地轉而與Ｊ討論她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樣才能獲取盡可能多的撫恤或者賠償。雖然我心亂如麻，心跳過速。這是你對於Ｊ的最後的奉獻。而Ｚ卻不可能得到什麼，法律——中國的和美國的——站在Ｊ這一邊。我不能不為Ｚ感到恐懼和渺茫。忽然，Ｚ比Ｊ的下場還要慘。 我與Ｊ的討論冷靜而且幹練，倒像我是法律顧問處的收費顧問人員。倒像我的心硬過石頭。 然後我給Ｌ打了電話。我們說，是報應了。 是誰報應了？怎麼報應了？為何報應了呢？ 我給一位與你相熟的美國友人寫了信，想多知道一些你生命的最後時刻的詳情，甚至寫信的時候我都懷著一種懷疑的心情。難道這能夠是真實的麼？這多麼像一個人為的、才力不逮的、拙劣的、匆匆做出的小說結尾啊！ 很快收到了美國朋友的回信，回信說： 在美國，每年死於車禍的人將近五萬，人們對於車禍並不認為有多麼異常…… 回信又說：我們在××教堂舉行了葬禮。大學副校長參加了葬禮。許多朋友在葬禮上發言，稱頌你的熱情、真誠、謙遜、勤勉，都認為你是近年從中國大陸來美的最好的學人之一……葬禮的盛大是空前的。你並沒有給新從大陸來到新大陸的人丟臉。 回信還對Ｊ獲取補償的可能做了相當悲觀的估計。 這就是完結？時間不再存在，一萬年以前與一萬年以後，一秒鐘以前與一秒鐘以後，對於你來說，都是永恆的平靜與安謐。空間也不復存在，這個星球與那個星球，這個大陸與那個大陸，都是同樣的大，同樣的小，同樣的遠，同樣的親近。 中國！中國！中國！你這個中國的不肖子！ １９７９年８６年３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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