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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衝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 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道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 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 老俠：錢鍾書的那種拒絕，我以為是一種人格上的盲點，也就是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錢學」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都請不動的地步。而我以為，一個學者總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地方，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呀。一個學人去這種學術聖殿，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你還是個學者的話。而且他拒絕的理由是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是對牛彈琴。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推崇無所不能的人格神，一個人要是聖賢，就什麼都行，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 王朔：這就有點兒過了。 老俠：錢的這種輕蔑，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覽眾山小」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不出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感覺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誠實。 王朔：好像孔子也這麼自負，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聽說錢鍾書真的有學問，會若干種外語，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學貫中西。 老俠：錢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 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誌銘。 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子」。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借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 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錢學」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的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 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經歷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問的那種評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 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樑。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文革」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 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潮，對死去的人照死裡誇，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准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准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賬，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 紀念顧准明擺著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 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文革」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准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 這些不屑於顧准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 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狠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決沒有說的那麼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學者，連史帶人帶詩一起誇。就像對待《紅樓夢》，感覺上凡是有點兒名的上層次的文人都寫過《紅樓夢》，劉心武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恨不得連書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義，附庸風雅到這種地步，是個東西經這麼一誇也就不是東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樣子，成了個垃圾桶。中國知識界的附庸風雅、攀附權貴在造就一個個偽君子的同時，也製造著一個個垃圾桶。把人誇得不是人了，而中國又沒有神，你說他成了什麼，垃圾桶。《紅樓夢》並沒有優秀到字字珠現的地步，曹雪芹就好賣弄他的文采，動不動就開個詩社什麼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沒有幾首能讀的，佔了太多的篇幅。 壬朔：學術界的這種浮誇沒有感情，沒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風雅玩文字遊戲，弄到最後把人誇得一個個面目可惜。魯迅，四九年後愣被捧成個神，一個大垃圾桶，什麼垃圾都往魯迅身上堆，這麼多年的魯迅研究大都是垃圾。這固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現在看，附庸風雅也難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這樣與學問無關的人，對魯迅的反感就是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輕人都有與我類似的感覺。當年魯迅說最惡莫過於「捧殺」，他自己身後的命運正應了他當年的咒語。 老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遺忘被冷遇。林昭。 1954年入北大新聞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勞改。她是50多萬的拒不認罪者，l960年因參與所謂「反黨反革命小集團」而入獄，1962年「取保候審」，同年12月再度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她曾向北大校方發出質問：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她還在臨終前自信地寫道：「揩吧！ 揩吧！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難者的血跡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淵遠流長，不光是向權貴。向大眾拋秋波，文化人之間彼此的互媚更情誼綿綿。波瀾壯闊。 老俠：你的小說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學者，或詩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輕的，第一次見他，畢恭畢敬地敲開門，進去就是沒頭沒腦沒天沒地的亂誇一通，那老師一下就暈了，找不著北了。你剛才說魯迅毀於他詛咒過的「捧殺」，改革開放前，魯迅這個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頭。一改革開放，這桶中有點兒值錢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沒準還有個把冰箱彩電電腦之類的。穿不上褲子的時代用無私的心靈捧人，小康的時代就用暴發戶的揮霍捧人。 常從報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給冰心大姐的信，還有蕭乾，那種相互的撫摸幾近於寶哥哥和林妹妹，但我從未見過這種通信中有樸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寫信問候只是為了見諸於媒體，向社會炫耀些什麼。在老一輩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講起過早年清華園的生活，那種透明、暢快、自由的呼吸，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他的父母在清華教書，都是基督徒，從不干涉他的生活。還有李慎之老人，是現在還活著的世紀老人中，難得的有良知者，從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真性情，還有種激情之思……要說冰心和巴金之間的那種惺惜，還有點兒才女與才子之間士大夫的遺韻。到了劉心武、王蒙這一代人，相互之間的誇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藝出版社曾出過一本名家論名家的書，一大批當紅文人，你說我好，我說你更好，簡直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王朔：有些誇也不全是世紀老人們自個兒的責任，很多關於「文化恐龍」們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屬們在背後指使的。寫傳要經過家屬的同意。這種把關有時比意識形態的審查還要嚴厲和苛刻，還要只准讚美不許批評。 老俠：這種保護是一種利益關係。很多所謂的名人傳記，嚴格地講已經不是傳了，而是他們的兒女們、家屬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們家的「古董」寫成什麼樣子。 王朔：祖宗傳下來了就這麼一件值錢的「古董」。還有幾道裂縫，一定要精心呵護，千萬不能砸了。我覺得這些家屬很愚蠢，非要把他們家的「古董」弄成很偉大的人物，不怕累著。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好像這樣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捨），簡直是個空頭文學家。 老俠：不光空頭，且很貪婪，搾乾了骨髓還要吃。12月3號的《南方週末》，有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寫巴金在醫院中治病。但題目很大很嚇人，叫《一個純潔的靈魂——記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不直接用「記病中巴金」做題目，非要弄個「純潔的靈魂」安上，似乎這樣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話不好好說，偏說空話。這種誇法是一套程式化的東西，已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勢，程序一旦啟動，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誇者臉紅心跳，大聲斷喝讓讚美機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輸入的成仙成聖的詞彙全部輸出，否則機器不會停轉。 王朔：這就叫「照死裡誇」。把死人誇活，借屍還魂。把活人誇死，豐碑永存。 老俠：不要說「良知」、「高貴」了，做人的最起碼的誠實，對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揮霍不起。這條底線太不容易堅守了。說謊是許多人的精神癌症。不會說謊就意味著無法生存，說謊安全，說謊一本萬利，空手套白狼。 學別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學說謊學無恥根本不用教，一種娘胎中血液中的無恥。 大躍進時，某科學家居然要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高產糧食能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 這種知識上的不誠實是最大的無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論及黑格爾哲學，他說黑格爾的成功是「不誠實的時代」和『不負責任的時代「的開始，」起初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後來作為其結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直至出現一個被一種誇大其詞的魔法和隱語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時代。「波普爾引證了一些黑格爾哲學中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述，結論是，黑格爾連起碼的自然科學的常識都不懂，卻能構造出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而且黑格爾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識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這一假象上升到辯證法。本體論的高度。這種理性的無恥也是黑格爾在中國頗有市場的原因。 王朔：知識上的誠實與道義上的負責，是一個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這兒，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俠：半步也不行。甚至腳根兒稍一動，就可能全線崩潰。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誠實問題。這是底線。道義上的勇氣不夠還可以理解，知識上的誠實一旦喪失，上帝也救不了我們。真正堅守在自己的寫字檯前，讓一雙銳利的眼睛俯視你的筆，這種自律就是良知。遺憾的是，這種人幾近滅絕。多年前，在北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研究生提到了馮友蘭，每天早晨拄著枴杖立於未名湖畔，面朝東方，等待日出什麼的。這個學生被馮友蘭肅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動。其實，這種形式只是一種做出來的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知道這姿態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對日出對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時有意迴避他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不會寫出那麼多御用的哲學垃圾，不會進入「文革」時的寫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學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經成聖成神，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堅守。 而中國人對這類學者極為寬容，如同對那些沉默者的寬容一樣。實際上，這種寬容決非真正的寬容，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相互庇護。 我倒更欣賞宗白華，這位老先生只對藝術有興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愛幹的事是去看好的畫展，只要有，他從不會要求學校給派車，自己拎個包，拿著枴杖，擠上公共汽車就去了。他對中國藝術的特徵的感悟是現存的美學家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李澤厚的《美學歷程》關於中國藝術的議論最精彩的段子，全部來自宗白華，有了宗白華之後，余秋雨還厚臉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沒看過宗白華的東西，或看了不以為然。 王朔：但學院派對一些骨子裡堅守的人卻非常苛刻，類似一種懦弱者的同盟，真的牆不敢以頭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紙糊的牆。久而久之，中國知識界的正義感全發洩在綿羊或豬的身上，面對一群螞蟻的大義凜然和面對一隻虎的狼瑣下作，也不知道那麼多知識都到哪去了，字兒一認得多，人就變得小心眼兒。他們一開口，上帝就發笑。 老俠：上帝不會盲目地發笑，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下作連值得發笑的遊戲都玩不好。中國只有讀書人，但沒有知識分子。經過近百年的啟蒙和開放，仍不及歷史上的司馬遷和莊子。這兩個人是中國讀書人中罕見的清醒者。 ------------------ 坐擁書城掃瞄校對 || http://www.bookba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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