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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無聊的傳統繼承者


  老俠:中國的那些學術的弄潮兒,玩文學。玩方法。玩語言,淨挑那新潮的時髦的玩,而西方的東西是一種傳統,不從古希臘一路念下來,哪怕是有個大概的瞭解,特別是不讀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文本,想玩現代後現代,是不可能玩出真東西的,至多是在時尚中撈點小名小利。西方的經濟學大家,背後都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道義關懷,而現今中國的顯學經濟學,卻以一副純學術的面孔祭起學術中立和經濟學與道德無關的旗幟,這背後,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實在看不出這種純學術有什麼出息。就是說,把那麼長的歷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時髦的東西玩,只能是學術指客,投機取巧,類似於不正派的商人,連正派的講職業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說名妓都有職業道德,而咱這的學術明星卻沒有職業操守?
  老俠:對。啟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無知,特別是做人的無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說咱中國這一百年沒有哲學家吧?
  老俠:沒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學跟屁蟲而已。
  王朔:也就是寫點兒什麼史,是吧?馮友蘭他是弄哲學的,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他的哲學主張是什麼?
  老俠:馮友蘭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國哲學史》,後來他又寫了《原道》等幾本自稱是自己哲學體系的書,沒有什麼原創性思想。
  王朔:《中國哲學史》裡頭有他的觀點嗎?
  老俠:二三十年代,有兩本哲學史影響頗大,一本是胡適的,一本是馮友蘭的,這兩人都在西方學過哲學,通過中西比較寫中國哲學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適是開創性的,馮友蘭就是模仿了。但胡適這人是常識派,他的特點是能把晦澀的哲學觀念變成常識,他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你一看簡直就像是科普讀物或通俗讀本。好像他這人天生就淺顯直白,沒有其他中國人的那種打根上來的立而又玄,繞著彎說話,挺直挺淺的道理,讓他們說得又曲折又深奧。中國就缺少胡適這種把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常識的人。這幾年出了個王小波,他就是常識派,把做人的常識、制度的常識講得透亮徹底。還有個叫林達的,寫了系列的「近距離看美國」,把美國的理念、制度通過生活常識、具體的案例告訴大家。老百姓就需要這種常識性的啟蒙。學院派講大理論的那套,離常識隔一層,很難轉化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適他們那時候剛跟文言文決裂,他一定特別強調這個白話文,盡量直白淺顯,一點文言都不用。其實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還都帶一點文言的痕跡,比如成語、典故的運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覺。而胡適他的!日學根底也不淺,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樣,他寫詩好像就是大白話,讀起來不像詩,像念兒歌。順口溜。
  老俠:其實當時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張君勤等也都找來西方的東西說事兒,當自己立論的根據。著名的科玄大論戰,胡適、丁文江用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梁漱溟。張君勤他們用的是柏格森主義直覺主義。他們就覺得帕格森的那套說辭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心心相印。你們拿西方的東西否定傳統,我們就拿西方的東西肯定傳統。
  王朔:聽你這麼說,那現代以來,中國的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個根,都能沾點兒藍色文明的腥味兒。
  老俠:但是這種拿來主義,完全是功利的實用的,隨著國內的時尚沉浮的。拿過來過過一時的嘴癮,風一過,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守著一個東西皓首窮經的。魯迅就說,拿來的全是新的,即時的,一會兒一換,像服裝展示會上的模特們穿了脫,脫了穿,不重樣兒。「五四」時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說日本對西方的整理跟咱們也一樣麼?日本好像有點兒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條路,也跟美國人說不。
  老俠:日本人特別叫真兒。咱們的許多外來術語都是從日本那兒進來的轉口貿易。像「哲學」、「美學」等等。日本人做學問的態度比咱們認真,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學者做的中國文化研究,比咱們紮實得多。中國人太愛投機取巧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中的引文都是從什麼地方看到的,別人引了他就拿來用,不會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讀一讀,甚至連核對一下出處都懶得做。什麼東西對我的論文有用,還要不費力,就投機取巧地用了。他們也知道,反正導師們也稀裡糊塗的。
  王朔:咱們算學者的也有幾十萬人吧,裡面總有幾個是正派的吧?
  老俠:唉!現在……難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說,在這裡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麼正派。
  老俠:就是。你想做人的時候卻不知道怎麼做人,你不拿自己當人不想做人的時候卻混出個體面人的名聲,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說正經做人挺累的,挺彆扭的。那些在學問上真一點兒的人,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老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時尚的寵兒,寂寞無助,連出書都找不到門路。
  現在的中國人,離認真的學術、認真的做人太遠了。
  王朔:西方也有認真與不認真之分吧,我不信他們就個個做人做學問都認真。
  老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響的名著,叫《法律與革命》,是個美國教授寫的,他叫哈羅德。J.伯爾曼,你想不出他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俠:四十年。
  王朔:咱們沒有那麼傻的人。
  老俠:哪有傻到這份兒的人,開玩笑!追著浪潮走,這個浪頭趕不上,『嘩「地又是下一撥兒了。
  王朔:是呀。那麼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麼也享受不到了。誰願下這大功夫。咱的學校體制對學者。教授的要求,有沒有什麼量化的標準?我是說,怎麼才能混成體面的學者?有沒有硬性的標準?
  老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羨慕的是那些既當它又有學術聲望的聰明人,就像當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長又是知名作家。
  老俠:中國的讀書跟西方反著。人家是大學本科最好讀,越往上越難,讀個博士七八年。十來年讀不下來的是常事兒。
  中國是本科最難讀,越往上越好讀,博士學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師的影響力。
  西方人做論文,每一個注都要有關於出處的詳細說明。觀點摘要,證明你讀過這本書,他們的博士論文的註釋部分往往比正文還多。中國的導師不會這麼為難自己的學生。學生論文的通過與否,涉及到導師的榮耀和面子,所以論文答辯時請誰不清誰挺有講究的,這裡邊的人情學問不次於做論文的學問。聽說現在可以用錢直接買學位了。改革了嘛,錢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錢就是人情,就是關係。
  王朔:高校裡不至於如此齷齪吧。不是說校園中的書桌還是方淨土嗎?
  老俠:類似余傑這麼精明的才俊,就是本來乾淨的書桌,也會被他們弄髒,不弄髒就混不出名堂來。這兩天又看了他們那一撥的幾本書,有個叫摩羅的,他與余傑之間的相互吹捧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摩羅的文集中有一篇余傑寫的序和一篇摩羅的寫余傑的文字,互相獻媚的句式、語感。詞句都差不多。余傑說什麼在當今時代,在思想隨筆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學者只有摩羅。余傑喜歡用「最」字,陳平原是「最傑出的文學史家之一」,摩羅的文字就是20世紀末中國「最驚心動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漢語中是頂點、唯一的意思,「最什麼什麼之一」本身就是語言花活。有了「最」就沒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誇到「最」,又不想給人以「唯一」
  的話把,於是就只能用「最……之一」這類缺乏語言常識的句式了。再看兩個人相互拋媚眼的文章的結尾,余傑說:「摩羅也在尋找更寒冷的空間,我願與他同行。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沒有路的路。這是一條心靈救贖的路。我們並著肩往前走,正如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
  再看摩羅怎麼樣誇余傑,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麼是寫作》,他先列舉了盧梭、拜倫、魯迅、卡夫卡、陽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寫作。最後把這些偉大人物聚光在余傑身上,「最近讀余傑的隨筆也是這樣理解的。」「在我看來,余傑的寫作就是這種理想的寫作。」獻媚也要講點含蓄與技巧,這些人卻狂妄得一個個都站在巨人的頭上俯視眾生。再看摩羅獻媚的最後:「無論如何……余傑的所有文字中,畢竟掙扎著一個覺醒的自我,覺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傑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還傾向於把它看作某個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個是在沒路的路上,贖罪的路上,一個是覺醒的生命;一個願與另一個同行,並肩走到底,一個的生命是另一個的生命。我要問,他們在贖什麼罪,要虔誠懺悔的人怎麼能這麼不擇手段地黑著臉獻媚,他心裡有什麼罪惡感,一點也沒有。他們怎麼覺醒的?覺醒到用世界上偉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團伙小兄弟獻媚。
  王朔:我覺得我這人臉皮已經很厚了,也是個人精兒了,沒想到還有比我臉皮更厚,更精於計算的後生。真他媽的是後生可畏,咱得躲遠點兒。
  老俠:還有一個自稱是北大醉俠的叫孔慶東的,自誇與獻媚的水平遠不如前兩位,他的誇人像報紙上的悼詞,卻是為錢理群先生祝壽而寫的。他說:「您和您的學生都是」五四「精神傳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識。恰恰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延續著中華文明最寶貴的美德……檢閱一下您的學生,可以發現,儘管他們聞道有先後,學問有深淺,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們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與人為善又能獨立不阿,既能尊師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團結互助同時又君子不黨。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的禮義廉恥,儒家所弘揚的仁義禮智信,都在他們身上自覺不自覺地閃爍著。……我們在您身邊,學到的不僅是專業,比專業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
  您是我們精神上永遠的導師!「這樣祝壽詞在中國傳統中一般只用於人死之後的蓋棺論定,我不知道錢理群看了這樣的祝壽詞有何感想,要是有人這麼誇你,你會認定他不是為你祝壽,而是咒你快點入土為安。這篇文字可以作為這群有著博士。碩士頭銜的市儈學問家的自畫像。就這麼一群人還要義正辭嚴,還被稱之為一匹匹」黑駿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們幾個敞開了互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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