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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裡我和幾個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兒起「點」，一直浪著打。後半夜「點」打盡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鐵牌也被破得稀哩嘩啦，到早晨我第一個被抽「立」了。我走開想瞇一會兒，可腦子亂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閉眼就出現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著。這時院裡收發室打來一個電話，說有我電報叫我去取。我懶得去就叫他在電話裡把電報念一遍。電報是從南方一個城市打來的，內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時車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熱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我撂下電話就沖拿著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邊喝茶邊勸要「推」牌的莊家「打下去」的吳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幹的屎事，你在外地誘完妞兒，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實了人家有事全撲我來了——我受得了麼？」
　　「別賴我，啊，」吳胖子問清了電報落款說，「我哪認識過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門就瞎宿舍瓷，逮誰給誰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後北京有事儘管找我。得，人家真找來了——你又傻了。」
　　我問在座的幾位誰還記得「明松」是誰，大家都說不知道。「哪有好人叫這種名字。」劉會元一邊凸著牌一邊說，「明松不認得，『明燈兒』倒認識幾個。」
　　大家樂：「愛誰誰誰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說，「還不知道新娘子長什麼模樣哪能就完了？」「黑心！」大家說，「——狠！」
　　我樂著去找列車時刻表，查出那次列車到站時間——還有一小時就到了，忙去穿鞋換衣服。
　　「要是有人或電話找我就說大帥康臨時有個會我去了，有事到那兒找我。」「皮褲衩穿了麼？別到那兒警衛不讓進。」
　　「要是男的我們給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們可就當場沒收。」我在鞋盒子蓋上寫了幾個粗字，全是方言。舉著它迎著人流在車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過我身邊都看我，就像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確傻，頂著凜冽的寒風在車站廣場站了兩個小時也沒人前來相認。車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還要混亂些很多列車點，那些早晨就該到站的列車這時正陸續到站，和中午正點到達的列車混在一起。各車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時出站，根本沒法根據車站預告判斷那些人是你要摟的那次車，只好一撥撥地問。我把鞋盒蓋舉到每一對看上去比較體面的青年男女面前，並用熱切、期待的工看著他們，最後甚至不再挑剔他們的長相，就是女的丑些也湊上去，仍然一無所獲。我已經精疲力竭了，這時遇到一個朋友，他來接女友。他指點我去看一下車站懸掛的到站列車時刻表，我才發現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車時刻表是過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車還有兩個小時才到站。
　　兩個小時比較討厭，如果回家的話到家喘口氣兒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廣場乾等又實在漫長不堪忍受。我出來穿得很厚，這時已被寒風吹透，腳趾頭都麻了。我得找個暖和的地方吃點東西。彼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車站附近所有的飯館都擠滿了人，嘈雜喧囂搶飯似的。桌上堆著一摞摞油膩醃的剩碗盤，湯菜汁漫席橫流，那股味一掀棉簾子能頂人一跟頭。於是我坐了一站車，到崇文門一帶的繁華街面找館子文兒的館子這時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還大致乾淨，價格稱貴但看上去起碼不噁心不熏腦漿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溫暖的快餐店吃一盤所所謂的意大利麵條，喝了碗所謂的美國湯，然後買了罐真正的中國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時間。鄰座一夥也在喝酒泡時間的男女中的一個男的衝我點頭，我也衝他點頭，他拉開一張空椅請我過去，我端著自己的酒笑著走過去坐在他們一桌沖所有人點頭。
　　「你最近幹嗎呢？」那男的笑著問我。
　　「沒幹嘛印度洋沒事。」我也笑著問他，「你幹嗎呢？」
　　「也沒事。」那男的說，「好久沒見，聽說你最近一直在南邊。」「喔喔。我含糊其辭地應著，盯著同桌一個頗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邊一個大鬍子男人調笑。「聽說你發了，大把的錢。」
　　「沒有沒有。」我看第二個姑娘，覺得她長相一般。
　　「發了就發了嘛，別不好意思。」
　　「哪兒的話，發了成還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我倒想發，發了我還在這兒坐著？」第三個姑娘像個凍柿子霜裡透紅。
　　「你這人沒勁，跟哥們兒不說實話。」
　　「真的真的。」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見你了，拎著一皮包錢在廣州開房間，就上個月，是不是譚麗？」那男的對那個頗有姿色的姑娘說。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萬言。」
　　「這倒沒錯時我嬉皮笑臉。
　　那姑娘沒笑，挺正經地問我：「你認識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爺們兒嗎？」
　　「你，他淨打岔。」那姑娘笑著對其他人說，「我沒法跟他說話，人家是女孩子，什麼老爺們兒。」
　　「你淨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我盯著譚麗笑著說，「怎麼著，她說她認識我？那你帶她來找我玩呀，我們熟人也好見見面。」
　　「你們那麼熟還用我帶？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聲。」譚麗暖趴地衝我笑。
　　我也暖昧地衝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來也行。」「喲，這就直接開誘了。譚麗你小心點這人蚍較壞。」
　　譚麗笑著瞟大鬍子一眼，大鬍子正跟柿子說笑。「我去你那工幹嗎？我又不認識你。」「一回生二回熟，認識起來還不快？別那麼見外，你瞧我第一次見你，沒說幾可我從心裡就覺得咱們跟親人似的。」
　　「嘻，真可怕。」「可怕什麼，咱們就這麼定了。一會兒咱倆走，他們愛幹嘛幹嘛去。」譚麗笑得什麼似的，既不答應也不拒絕，蠻國致地跟我逗，我們逗了一會兒，又聊了會兒別的，那幫人起身要走。譚麗站起來衝我笑著說：「走了，以後見。」
　　「不跟我走了？不走算了，回見，別忘了我，每天睡覺前閉眼想想。」「你迷是一套固定路數嗎？跟誰都這麼說。」
　　「沒錯，真讓你猜著了。」我笑著衝她擺擺手。那幫人可能性走後，我也忘記了自己到這幹嘛來了，百無聊賴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接觸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著強勁的風，路面被刮得乾乾淨淨，行人都穿得很嚴實，捂著帽子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忽的確走著。冬日苦短，天已經昏暗了，路亮但街邊的商店都開了燈。我在街上頂風走了會兒發覺堅持不了，便拐胡同去找一個朋友。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門人答應。我又出了胡同，鑽進街邊一家個體飯館用很長時間吃了碗麵疙瘩，他們管這種面疙瘩叫「水餃」。我再次來到大街，天已經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霍虹燈遠遠近近地閃爍，更多的商店關了門。下班的人潮已過，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東單路口，這兒熱鬧些，長安街上燈火通明，數條車龍相對川流。我看到一個大房子的門口張燈結綵，人頭攢集，便信步走過去。我記得這是家菜市場，心下納悶離春節尚有二月餘，為何此刻便通宵搶購年貨。待走上近前，看清那些衣著華麗的男女並聽到音樂傳出明白過來這兒改舞場了。我看到一個朋友正站在菜場門口一邊大聲和把門的小伙子說笑一邊數著人往裡帶朋友，忙湊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進去。
　　菜場裡那些白瓷磚的水產品的池子和水泥肉困已撤去魚、肉，擺上飲料在賣。樂隊坐在蔬菜框台後面演奏。菜場上空拉了五彩紙帶，懸了一些燈炮，倒也喜興。成對的男女穿梭在魚池子之間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邊的熟食罐頭櫃台外水洩不通地擠著一大圈或站或坐觀舞的人大都文質彬彬、氣度非凡。我在舞場裡遇到不少熟人，他們都洋洋的，一見我就問我是不是「發了」。我初還解釋「哪裡哪，後來便有些焦躁，怎麼誰見我都說我發了，這不是害我麼？我把裡外衣服的兜兒全掏出來，對那些人說：「你們搜我得啦，再不成到我家搜去，誰搜出來歸誰。」大家這才無話。
　　我和幾個沒舞伴的朋友結伙滿場找單身姑娘搭訕，見一個裊娜些的就說：「你太不講理了。」若那姑娘回頭，我們就接著說：「你長成這樣還讓不讓我們這種相貌的人活了？」一般姑娘聽到這麼漂亮的恭維很少有不動容的，特別是那些實長得並不必然性的姑娘，格外含羞帶笑，如果再跟上一句：「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個有十個立馬起身撲過來，隨你帶她到哪個櫃台旮旯去，怎麼下套怎麼鑽時我們轉了一圈，頗有斬獲，大夥兒全找到了不如意的舞伴。我雖不跳舞，也玩得蠻高興，和一個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說她特象赫本。一幫白帶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罷一曲坐到附近。我走過去想碰碰運氣擗出個把，連說帶笑哄了半天，那幫男的沒一個湊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沒戲就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來走開。剛走開，聽到一個女的問一個跟我說過話的男的我是誰，那男的對她說：「傻×誰知道他是誰。」我頓覺頗受刺激，情緒一落萬丈，胖姑娘笑盈盈地迎上來我看她不順眼了。我一個人躲到一邊找了張椅子坐下來悶悶地抽煙，透過站在面前的人群身體縫隙看著舞場中移來移去的各種不腳，纖腳，深感人生無常、盛宴必散。
　　一個遙遙望欠面部極富雕塑感的姑娘獨自坐在菜場另一端僻靜的角落，在人圈外靜靜地觀舞，彷彿置身喧鬧之外。舞場的燈光、音樂、舞步瞬息萬變，唯她一動不動。我起身向她走去，愈走近愈覺其神采飄逸，在這魚腥肉臭的場合令人精神為之一爽。她注意到我向她走來，眼睛閃閃發亮。我在她身邊站定，對她說：「瞧這幫人那醉生夢死的子。」她粲然一笑，猶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紅的牙床和麻將牌般的牙齒。我把胖姑娘安頓在樓前小松林裡，指著樓上唯一亮著燈的那扇窗戶對她說：「燈一滅，你就上來。」我得先把那幫玩牌的請走。「我冷。」胖姑娘嬌滴滴地說，「一起上去怕什麼？」
　　「你不你不想被人輪姦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樓，打開門一邊往裡走一邊嚷：「警察，警察來了，都放下手裡東西坐著別動。」「我們不動，你進來吧。」
　　屋裡坐著三個穿著沒有徽記的藍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氣地望著我。其中一個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們等你半天了。」接著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體自我解釋：他們是警察。
　　「你別哆嗦，哆嗦什麼呀？」
　　我說我沒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動。我問警察是不是這就走，要走我就馬上收拾東西，我得自個準備生活用具沒人探監我得帶齊了。「你想去哪兒？」警察問我，「去我們那兒？不不，我們沒打算接待你，你這麼主動莫非幹了什麼？」
　　不不，我說我什麼乜沒幹，只不過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來找我幹嗎，以為自己幹了什麼，幹什麼沒幹什麼到局子總能說清楚。「你對公安局的信任態度我們很動。」警察說，「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找你是想找你瞭解點情況。」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氣地向我建議大家到屋裡坐著談，這麼隔著門口一裡一外地說話就歉一個隨時要跑一個隨時準備去追似的。我大聲乾笑著走進屋裡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隨即又跳起來裡外奔跑著找茶杯、茶葉、開水、沏茶拆煙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說笑話把更舒服的地方讓警察。
　　「你別忙活了。」一個警察說，「你轉來轉去鬧得我頭都暈了。我們不是來作客的。」
　　警察問我的是我一個過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訴警察這人我會十年沒見他了。十年前我們剛從部隊復員時天天混在一起，後來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聽過他，可我們一起的朋友包括他弟弟高晉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誰也沒再見過他。關於他的下落曾有種種傳聞，傳得最為大家接受的是說他發了筆財買了張假護照去菲律賓了。有了開玩笑地說他在呂宋島種煙葉，也有人說他當了新人民軍，但這都是胡扯，因為誰也沒去過菲律賓。警察問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當時在場還有哪些人以及我們都談了些什麼。
　　我告訴警察那應該是夏天，因為我們當時都穿著短袖襯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對街上到處停放支著涼篷的白色冰糕車印象很深。但考慮到我們當時是在祖國最南端的城市，而我們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南北溫差又是那麼懸殊，所以按曆法的習慣劃分那也許是春天，在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還是春天。
　　我告訴警察那時我和一幫哥們兒剛從三軍各兵種復員，上身已經換了時髦的Ｔ恤衫下身還穿著不同顏色的軍褲。那段日子我們無牽無掛，一心想的只是盡情享樂。我們在吃飯，滿面笑容地圍坐一起大吃大喝。我們好歉老是在吃飯，不間斷地在各種不同環境的餐館裡吃飯。那段日子我們肯定還饒有興趣、忙忙碌碌地幹了些別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腦子裡出現的只是吃飯，一連串印象鮮明的吃飯場面。
　　我們在一個大天井式的餐館的露天餐廳吃飯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後一次見面……這個餐館的名字我記不得了，位置是於七、八條居民巷子的交匯處。我們是在城裡的老居民區亂逛時隨意拐過去的。餐館門口像個車庫入口，門上懸掛著沉重烏黑的金字的匾。門口還有水泥電線桿，站在門口可以看到放射狀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兩條巷口外面是人來車往的繁華大街。餐館門裡的天井擺了上百張綠漆斑駁的鐵餐桌。四周的建築是那種高大的殖民地風格的兩層樓房，有花紋繁複的水泥廊柱和同樣精雕細鏤的石欄以及拱形長窗的石質表面已因風需侵蝕和油煙熏染變得烏黑了。餐館正樓是一幢完全中國古典風格的巍峨樓閣，雕樑畫棟，重重飛簷，窗子上刻著剔透的花鳥大草，可以聯扇疊開，使正樓變成數屋大戲鋅般的通堂敞軒。不知是我記憶有誤還是那天我們去的時候還不到營業時間，整個天井空無一人，連服務員也不見蹤影。正樓內門窗一字敞開，井井有條擺放堂內的紅木桌椅擦得烏油珵亮的牆上掛著中國山水畫和龍飛鳳舞的狂草書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繽紛艷麗毫無香氣的花卉。當時我可能毫無感想，但今天回想起來我總感到那個豪奢頹敗的餐館在等什麼人。
　　我對天井中陽光瀰漫和蔭涼浸膚印象怎樣強烈。如果前者真實感受我們去那個餐館的時間就是上午，如果是後者那理當是下午，再學一種可能就是我們那天從上午一直坐到下午。至今我猶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個笑容，每一個手勢以及豪飲時的誇張動作和滔滔不絕講話時的面部表情。但與之相關的談話肉，那些伴隨口形張合產生的聲音卻討厭地失去了，那些尋歡作樂的場面是無聲的。
　　我們八個人緊緊圍坐在一張不大的方鐵桌旁——一面兩個。我對面是高晉、許遜，右手是汪若海和一個風流女子——我們大家的情婦喬喬，我旁邊是另一個公共財產夏紅，夏紅左手是高洋，高洋攥著夏紅的一隻手，高洋旁邊……說到這兒我結則起來：「不，不，不該是他，是他就不對了。」
　　我越是極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腦子裡就越頑固地出現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滿面放光地舉著堆著豐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邊笑著嚷著的情景……
　　我試著重新數人，但數到最後仍然被卓越擋住。一次又一次地擋住，無法逾越。「我可能記亂了。」我向警察解釋最後一個為什麼不能是卓越：這個人是個死人，在我們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艦艇事故犧牲了。如果他在場，那次吃飯就不該是我和高洋的最後一次見面，而且那時——當兵時，我們根本不認識什麼喬五喬六的。「別著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記錯了。」我緊張地思索，但卻越來越深地陷進卓越在場的偏執想像之中。「我們把他拿掉怎麼樣？」警察溫和地向我建議，「既然他是個確鑿無疑的死人。」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勢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們倆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處於同一個場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紅便又不完整了。他們的手聯在一起，夏紅的腿貼著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傾斜了。如此類推，我們這根繩子的每個環節都將依次鬆開——那個桌旁一個人都沒有了。這是荒謬的。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晉之間仍有一個空隙，高洋旁邊坐的是誰？像一條一頭繫在水鼓一頭繫在艦上的纜繩，既然要把這二者連接起來中間就不能缺少任何環節——
　　我不能讓那個位子空著。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飯的人數記錯了。那天就是七個人而不是八個人。」如果是這樣，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釋了。」我堅定地予以否認：「坐得滿滿的，一面兩個人，我雖然不識多少字，加法還是會的。」
　　看得出來，警察對我的說法持懷疑態度。他們不再就有誰在場向我提問，而是問當時高洋給我留下了什麼印象。
　　我說高洋當時和其他人一樣，看不出有什麼異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後來喝了不少酒後也沒有流露一絲憂鬱和焦慮從始到終相當快活。當時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錢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獨他沒有。他只是滿面笑容地聽著呷著酒，不時和其他人對視笑笑，給人一種相當超然寬厚的感覺，像個每個萬事順利並將更美妙的前景等著自己的幸運不那樣傾聽那些生活的可憐時數說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後來飯沒吃完，他便叫來服務員付了嚴密，著一隻硬殼公文箱離席而去。我送他到門口，有一輛紅色計程車在等著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們最後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車走了。我聽見他對司機說去火車站，他好像急著去趕一班火車，從此就再沒見過他。我以一個目擊者的客觀口吻講著我對高洋的最後。其實這種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個將要高昇，出國的人臉上得到——很難說我的個印象是自誰。我不敢對警察說那我其實對高洋沒什麼印象。我想他們已經有些認為我語焉不詳有意隱瞞或者更糟認為我在其中也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行為，他們的臉色已經西那麼好看了。處於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們，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實。坦率地講，我非但對高洋那天吃飯時的舉止毫無印象，就連那一段我們朝夕相處打得火熱的日子我也對高洋毫無印象。他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是我們在中學畢業前的一個下午。那天我午睡剛起，一臉倦態，滿心不情願地去上課。當時我已經遲到，通往學校的破破爛爛的街道上已看不見背書包的學生。高洋騎著一輛卸去後架座椅撥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車迎面晃晃悠悠騎來。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腳支著地，從上往下瞟著我漫不經心地說他要當兵去了，到一個著名的軍裡的裝甲部隊。他那圓圓的孩子臉上是一雙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寬厚的眼睛，腳旁邊牆根兒下的濕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個野孩子剛拉的鮮黃的、盤旋向上有一個妙不可言的尖兒的冒著熱氣的屎，也許就是這厥巧奪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這時候，胖姑娘上樓來了。我光顧應付警察早把小松林裡翹首等燈閉信號的胖姑娘忘了。當敲門聲響起時我和警察一樣茫然。「你們樓下還佈置人了？」我問警察，警察們使勁搖頭。「那大概是高洋來了。」我開玩笑。打開門，看到胖姑娘我魂飛魄散堵著門讓她趕緊走。胖姑娘委屈萬分，她也的確怪可憐兒的，在松濤呼嘯的林中站了兩小時早被凍成了青顆楞。「你怎麼這樣？」她鼻涕哈拉地說。我剛想告訴她誰在屋裡，警察已經出現在我身後。「是誰呀？讓她進來吧。」「沒人，」我回身笑著對警察說，「一個鄰居，找我要書，我借了她一本書答應今天還她。她看過了十二點我沒去就找來了。」「真是愛書如命，大半夜借呀還呀的。」
　　「晚嗎？一點不晚。對咱們老百姓是晚點，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來勁的時候，你不能要求知識分子和咱們老百姓用一個生物鐘。」我在書架上胡亂抽了本書《企業必須審時應變》塞給胖姑娘，大聲說：「對不起對不起誤了您大事。」同時小聲把吳胖子的地址告訴她，讓去吳胖子家。「就在這院裡，拐個彎兒見垃圾站一直往下扎。」胖姑娘也認出了那幾位是警察，沒吭聲抱著書掉頭飛跑下樓。「她正在寫一本改革的書，日夜兼程。」我對警察說，「您幾位愛看，趕明兒我叫她送你們一本。」
　　「得啦，別胡拽了。我們不管你的閒事，你當我們是吃乾飯的。」「女作家就沒有胖的麼？」我不服地說，「別太以貌取人。」
　　警察沒搭理我，抽了幾根煙，閒聊一會兒又繼續訊問。他們問我和高洋分手後去了哪裡？我說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復轉軍人安置辦公室」報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藥店賣藥膏，那藥店就在市公安局旁邊的大街上，「沒準你們還從我這裡買過藥呢。警察來買藥我總是特客氣。軍警軍警，當過兵的人看見警察總覺得像見著兄弟一樣感到親。當年我也差點當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幹部在『安置辦』拿著表格堵著我問：「『幹不幹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這人律已精神特差，沒的給警察隊伍抹黑，要不，咱們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們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們是不是也當過兵？當過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來，舉止總有點與眾不同的派頭，眉宇間透著那麼一股英氣。」
　　敢情警察也吃這一套，瞧他們笑的。
　　「我們一起員下來的朋友很多人都當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許遜，許遜是一個；還有魏人，魏人你進認識吧？也是市局的。」「我說，咱別老聊好不好？等正事辦完了你要想聊咱們再聊聊到什麼時候都可以。剛談會兒就開聊，剛談會兒就開聊——不好。」「好好，談正經的，你們說你們說。」
　　「你說你一回來就上了班，到那個藥店。你一直在那個藥店上班嗎？」警察往回翻著記錄作問。
　　「是啊，除了休息日。後來，三年後我退職不幹了。咱們當過兵的人，闖蕩慣了，老悶在一個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著靜不下來。你們剛當兵回來是不是也特不習慣？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樣，原來挺著的也能給捂蔫了。噢，你們當警察一定能好點，挺驚險，天天血光刀影。」
　　據我們瞭解，你班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突然一個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剛才後面說的那些話不要記了，他說的那些與這件事無關的話都不用記。」為首的警察對那兩個正在同時做著記錄的警察說。「你去哪兒啦？」他問我。
　　「我去哪兒了？我哪也沒去。我走過嗎？」「你走過。你那個藥店為此還給你延期個月轉正的處分。」
　　「我想起來了。我那七天去廣州了，向一個朋友借了筆錢去廣州販衣服了。這事高晉、許遜他們全知道。我帶回來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們那兒賣，後來全讓他們送『罪名』了。這事我做的不對，販衣服算犯法吧？
　　「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販衣服，賠了本。我問的是你參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兒了？」
　　「想不起來了。」我說，「實在想不起來了。我那會兒心情不好，懷才不遇，經常不欠上班，哪兒也不欠，滿大街溜躂，所謂踟躅街頭。」「好好想想，這很重要。」警察站起來踱步，拿起我書桌上的大理石筆筒端詳，又把目光落在積滿煙蒂的大理石煙缸和旁邊的兩把大理石鎮尺。
　　「我慢慢想可以嗎？時間過去這麼久，我又沒幹過驚天動地的事可以作為一個個里程碑。」
　　「你欠過雲南嗎？」警察問我。
　　「沒有，可我一直特想欠，聽說那兒的少數民族洗澡讓人看，姑娘一輩子不找丈夫，淌可兒『罪名』，不犯錯誤，比咱漢族居區灑多了……這些大理石玩藝兒是別人送的。」
　　「誰？誰送的？」「高洋。」警察的六隻眼睛頓時象通了電的燈光一樣亮了起來。
　　「喲喲喲，怎麼啦？」「這些東西他什麼時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飯前還是之後？」「肯定是前啦，那次飯後我再沒見過他。送我東西的日子我記不清了。除了這些玩藝兒他還送我一把長刀，號稱那鞘是包銀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處亂吹，後來碰上一個首飾廠的告訴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鐵皮。什麼雲南姑娘大白天在河裡洗澡，一雙臭膠鞋換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說的。」
　　「那刀在哪兒？」「你們可不能沒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藝品。」
　　「我們不沒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說話算話。」
　　我去臥房床下拿出一把銀色的長刀給警察們看。「這柄把的做工夠細的吧。」我告訴他們鞘身上鑲嵌的不是寶石而是彩色玻璃，「這是那些小返魚目混珠的伎倆。我抽出長刀，刀身光澤黯淡，鏤刻著花卉和淺槽，刀刃並不鋒利。我舞將起來，作出種種劈刺的雄壯動作。警察們散開，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說：「放心，我就是真殺你們也不會用這種刀，這種刀都是樣子貨，鋼很次。」
　　「不是怕你殺我們，是怕你傷著自己。」警察小心地圍擾過來，從我手裡接過刀仔細端詳。
　　「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麼回事？」一個警察問。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錛的，知道了吧，這刀劈甘蔗都錛刀。」「甘蔗？哪兒的甘蔗？」警察們看著我，一臉狐疑的警覺。
　　「說著玩呢。」我說，「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樹，手裡拿把刀總想砍點什麼。」「你瞧，這塊烏黑印漬不是血？」一個警察小聲地對另一個警察說。「雞血。」我對警察說，「我用這把刀砍過老鄉的雞，像日本兵進村那樣，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縮回手把刀入鞘交給另一個警察：「這刀我們要帶走。」「說好光看看，怎麼，說話不算話？以後我還信不信你們？」
　　「不是沒收。」警察向我保證，「看完我們會還給你。」
　　「不夠意思，太不夠意思了。」
　　警察結束對我的盤問時，天已經拂曉，天邊露出魚肚白。我們都累壞了，抽了一屋子煙熏得大家都淚汪汪的象親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後來集中問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裡幹了什麼，我賭發誓說實在想不起來不是耍花槍。警察也灰了心，答應給我時間細想，過幾天再來找我，讓我把復員後到工作前這段時間都幹了什麼，見過什麼人，去過哪裡都寫下來，到時候他們來取。我對他們說，這夠寫成一本長篇小說還有餘，流水帳也得記三大本子。「你可別給我演義。」警察告誡我，「我們找你可不是尋開心培養文學新人，胡寫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後來我餓了，去廚房給自己下雞蛋麵條並問呵欠連天收拾東西的警察們要不要也「來上一碗」。警察們說啦，我們該走了。我說別烙氣，反正你們回欠也是吃飯睡覺幹不了別的，一夜都混過來了早睡晚睡也就那麼回事了。」要是你們怕我下框或腐蝕你們那就算了。」「你要這麼說那我們就只好吃了。」領頭警察笑著說。「就是。」我說沒聽說過用雞蛋麵條當糖衣炮彈的。警察們重新坐下，我煮好麵條格外給三位碗裡多放了些香油。我們圍坐一團踢裡吐嚕吃麵條時氣氛相當融洽。警察吃得唉聲歎氣——香的，吃罷還給我上了根煙。他們問我沒工作錢從哪兒來？我說我也不知道，反正總能有錢。「可別干違法的事。」一個警察好心地規勸我，「不是正路來的錢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來。」我說我這輩子沒幹過違法的事，老實交待，樹葉掉下怕砸頭，只知一味行善，遠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說那時年輕，「少不更事」，再說現今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許的。」警察說我胡說，我說您別跟我認真。警察又問我當年一夥人花天酒地的錢從哪兒來的，我們那點復員費「不夠三天踢騰的。」我說當年我們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錢。」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嗎？「我說沒有，他家祖祖輩輩是內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輩實在活不下欠，賣了壯丁，先當國軍又當偽軍最後當了八路軍；倒是有個叔叔被日本人抓過勞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窯，別的，連「豬仔」也沒福當過。「那他哪來的錢？」「管他。」我笑著說，「偷來的搶來的騙來的愛怎麼來的怎麼來的，我們只管花。警察們走時天已經亮了，院裡有些早起的老頭在跑步打極拳圍著樹轉原地搖頭擺尾瞎抖落，我把警察們送到吉普車旁親親熱熱地和他們握手特別。他們仁都把姓告訴了我，一個姓趙一個姓錢一個姓孫。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們。」
　　「瞧，一碗麵條吃出毛病來了吧。」
　　「嚇的，跟你們說著玩呢，咱公安局有哥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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