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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麼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我愛你彼得的營造 我愛你莊嚴的外貌…… 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裡,有一 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 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 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 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 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裡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餘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這是給我臉上貼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錚先生都已故世之後,我也沒有勇氣寫這樣的文章。因為假如自己寫得不好,就是給他們臉上抹黑。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範本。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麼是壞,什麼是好。 ------------------ allan掃校,請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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