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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早上八點半鐘走過北京的西單北大街，這個時間商店都沒有開門，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蕩蕩，只有滿街飛揚的冰棍紙和賣唱的盲人。他們用半導體錄音機伴奏，唱著民歌。我到過歐美很多地方，常見到各種殘疾人乞討或賣唱，都不覺得難過，就是看不得盲人賣唱。這是因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殘疾人，讓他們乞討是社會的恥辱。再說，我在北京見到的這些盲人身上都很髒，歌唱得也過於悲慘；凡事他們唱過得歌我再也不想聽到。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就我一個明眼人，我覺得這種景像有點過分。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就屬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我想，最好有個盲人之家，把他們照顧起來，經常洗洗澡，換換衣服，再有輛麵包車接送他們各處賣唱，免得都擠在西單北大街——但是最好別賣唱。很多盲人有音樂天賦，可以好好學一學，做職業藝術家。美國就有不少盲人音樂家，其中有幾個還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談如何關懷盲人，而是談論賣唱——當然，這裡說的賣唱是廣義的，演奏樂器也在內。我見過各種賣唱者，其中最怪異的一個是在倫敦塔邊上看到的。這傢伙有五十歲左右，體壯如牛，頭戴一頂獵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鴕鳥毛，這樣他的頭就有點像兒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茄克，滿是污漬，但比西單的那些盲人乾淨——那些人身上沒有污漬，整個人油亮油亮的——手裡彈著電吉他，嘴上用鐵架子支了一隻口琴，腳踩著一面踏板鼓，膝蓋栓有兩面鈸，靴子跟上、兩肘栓滿了鈴，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為從聲音聽來，不止我說的這些。他在演奏時，往好聽裡說，是整整一支軍樂隊，往難聽裡說，是一個修理黑白鐵的工場。演奏著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時不討厭，看過一分鐘，就得丟下點零錢溜走，否則就會頭暈，因為他太吵人。我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譁眾取寵得傢伙。他的演奏沒有藝術，就是要錢。 據我所見，賣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髒，也不一定要要譁眾取寵。比方說，有一次我在洛杉磯乘地鐵，從車站出來，走過一個很大的過廳。這裡環境很優雅，鋪著紅地毯，廳中央放了一架鋼琴。有一個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鋼琴後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過時，他並不多看你，只彈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報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無心回報時，就帶著這好意走開。我記得我走過時，他彈奏的是「八音盒舞曲」，異常悠揚。時隔十年，我還記得那樂曲，和他的樣子，他非常年輕。人在年輕時，可能要做些服務性的工作，餬口或攢學費，等待進取的時機，在公共場所演奏也是一種。這不要緊只要無損於尊嚴就可。我相信，這個青年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談的是我所見過的最動人的街頭演奏，這個例子說明在街頭和公共場所演奏，不一定會有損個人尊嚴，也不一定會使藝術蒙羞——只可惜這幾個演奏者不是真為錢而演奏。一個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維也納，陽光燦爛，城裡空空蕩蕩，正好欣賞這座偉大的城市。維也納是奧匈帝國的首都，帝國已不復存在，但首都還是首都。到過那座城市的人會同意，「偉大」二字決非過譽。在那個與莫扎特等偉大名字聯繫在一起的歌劇院附近，我遇上三個人在街頭演奏。不管誰在這裡演奏，都顯得有點不知寒磣。只有這三個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個金髮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條寬鬆的褲子，簡樸但異常整潔。他似是這三個人的頭頭，雖然專注於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給他們無聲的鼓勵。有一位金髮姑娘在吹奏長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裡有點笑意。還有一個東亞女孩坐著拉大提琴，烏黑的齊耳短髮下一張白淨的娃娃臉，穿著短短的裙子，白襪子和學生穿的黑皮鞋；她有點慌張，不敢看人，只敢看樂譜。三個人都不到二十歲，全都漂亮之極。至於他們的音樂，就如童聲一樣，是一種天籟。這世界上沒有哪個音樂家會說他們演奏得不好。我猜這個故事會是這樣的：他們三個是音樂學院的同學，頭一天晚上，男孩說：敢不敢到歌劇院門前去演奏？金髮女孩說：敢！有什麼不敢的！至於那東亞女孩，我覺得她是我們的同胞。她有點害羞，答應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應，最後終於被他們拉來了。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十幾個人在聽，但都遠遠地站著，恐怕會打擾他們。有時會有個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錢，但他們看都不看，沉浸在音樂裡。我堅信，這一幕是當日維也納最美麗的風景。我看了以後有點嫉妒，因為他們太年輕了。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於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 錄自《我的精神家園-王小波雜文自選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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