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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返城 1978年的中國將被後人注上一個特別鮮明的標記。正是經由1978年，中國開始正式步入現代化的征程。 1978年，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大」結束以後，國務院即組織人力物力到各地就知青問題進行調查研究，醞釀從根本上調整知識青年工作的政策，並於10月五日至12月10日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兩個文件，明確提出調整政策，城鄉要廣開門路，採取多種形式妥善安排知青，解決存在的問題，加強對知識青年的培養教育工作。這次會議認為，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要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多種途徑的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畢業生創造學習與就業機會。由此，中國社會正式結束了知識青年大軍「上山下鄉」的歷史，循人正常就業就學的社會軌道。 文化大革命中，被紅旗和鑼鼓及無數金光閃閃的辭句哄抬起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以自我否定的形式宣告了它的終結。 在這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已有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通過上學、轉調、招工、病運、困退以及落實政策等各種途徑和方式陸陸續續離開了農村，回到了城鎮。文化大革命期間下鄉有1600多萬人，至1979年大返城前已近2000萬人。 反映黑龍江知青大軍生活的電視連續劇《今夜有暴風雪》，與展示雲南西雙版納農場拓荒者風貌的《孽債》，對於返城青年的特寫確實是一種小說化生活的再現與提煉。渴望回到故鄉的知青，為了鄉願的實現，忍痛割捨了人性中許多美好的東西，愛情、親子之情及其他難以言說的情感。「謝謝你給我的愛，伴我度過那個年代……」流行歌曲《小芳》便是敘述了這種心情。雖然這些歌詞難以道盡他們對青春往事的感慨，卻也寄托了他們真實的心情。他們把所有的遺憾，所有的思念，哼成了一曲《小芳》，久久地念叨著，以追憶那份複雜的情感。 但是，發生過的心情故事抹不去了。前塵往事常常使這些「回歸」者的婚姻生活出現問題。無法盡忘的前情，無法徹底介入的現實，及婚姻中的問題和危機，不但傷害了知識青年自身，並且損害了下一代的心靈健康。許多「問題青少年」即是成長於「功能失調」的家庭（這是後話，另有章節討論）。 1979年春季是上海「大返城」高峰。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當年的遊子或風塵僕僕，或蓬頭垢面湧進了自己的城市，走進了自己的家門。然而，返城的路途並不平坦，返城後的心情更是一言難盡。在青春的理想破滅之後，帶著心理傷痕，他們集中了自己所有的能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第二次創業的奮鬥中。正是這種對青春失落的追懷，使他們奮不顧身地彌補。正是這種急切，使他們忽視了自身快樂生活的必備因素，及對孩子應有的愛、關注與呵護。後一代心靈傾斜的基礎，在他們父母遭受心靈創傷之始已經埋下。創傷與磨難雖是人生所難免，但承受它總不免痛苦，而治療它卻更加艱難。 在1979年的春天，一個叫紅的27歲的知青，揮淚告別了她耕作了8年的土地之後，又異常興奮地回到了上海。家是很簡陋的，但是這裡有她的愛情夢。她的未婚夫已先她四年回到了上海。此番回到故鄉，紅便是來圓她的愛情夢。 捧著從勞動局遷回的戶口，紅是一路笑著回家。然而當她第二天黎明之前便要起身趕到菜場去賣菜時，她卻禁不住惶惑地掉淚。愛情是美麗的，團圓是快樂的，然當你要為想像中的美麗付出切切實實的代價時，仍會有令你難以預料的震動。紅原先在農場是連隊的指導員，雖繁忙艱苦卻有「價值」有「意義」。現在卻要去大都市的小菜場賣菜，她一時難以適應這樣的角色轉換，因而惶惑甚至恐懼。聽著母親與鄰人打趣：「女兒相公不做做書僮」時，她的心裡更是紛亂如麻。 1979年的大返城，很像我們目前面臨的下崗、轉崗。只不過一個是從農村到城市，一個是從固定職業到鬆散職業，卻同樣是一種突變時期的重新歸位。變動的社會帶來了個人的轉機，其中有挫折也有成功，有機會也有風險。然而，卻只有順應變動才有發展。 如今在各行各業有相當多的骨幹中堅是當年大返城中回歸的知青。然而，在他們走向成功的征途中，卻有可能在自己孩子的心理上投下負面影響。也許，他們的成功與輝煌，是以孩子的被忽視為代價的。令人困惑的是，這究竟是一種高尚還是一種自私，抑或是事情本該如此，而我們對很多事情缺乏正確的理解？ 1.2積壓的婚姻 文革期間1600多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主要涉及「老三屆」與「新三屆」，即66、67、68屆的初高中生與69、70、72屆的初中畢業生。下鄉的時間是從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用最新指示的形式，向全國公佈了毛澤東的一段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後形成高潮。及至1973年6月22日一8月7日在京召開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通過《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197年到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以後，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才有所緩解。 在上海，老三屆、新三屆加上73屆的初中畢業生，大部分離開了上海，只有一部分家庭有實際困難的學生被允許留在了市區。在整個下鄉的學生群中，老三屆走得最遠，北至黑龍江省的呼瑪、南至雲南的西雙版納橡膠林。其中的68、69兩屆走得最徹底，當時稱為「一片紅」。一片紅的分配方案使這兩屆畢業生傾巢而出，因而遺留下許多家庭問題。可能是「一片紅」帶來的負面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到了70、72（71屆畢業生因為改制所以直接稱為72屆）、73屆的畢業生分配時，去向基本上都在江、浙、皖與市郊農場。到74、75、76屆分配時，除了留在市區，一般分到市郊農場工作。這種改觀，是在由周恩來主持起草並修改定稿的文件，即《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和《1973—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初步規劃草案》被通過施行後開始的。 人們為什麼習慣性地把「老三屆」與「新三屆」劃分開來，而不是連成一片地看待呢？因為這裡面確實有著明顯的區別。其一，老三屆是文革的主力軍，他們參與了大串聯與其他一些大規模的社會活動。其二，他們上山下鄉跑得遠，閱歷豐富。其三，他們文化基礎比新三屆好。新三屆實際上都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進入初中後即逢「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沒學什麼知識。我論及這個問題是為了說明父母的行為心態與子女的教育成長有密切關係。在實際的心理咨詢與治療的過程中，老三屆與他們子女心態失衡的問題比起新三屆的家庭問題，更多更廣。正是這種由「趨之若鶩」到「受騙上當」後的心理創傷，使得他們在未能找到更合理的心理出路以前，形成憂慮型人格，以至影響了後代的心理健康。 1979年前後，大返城後回到家園的知青大軍立刻面臨著各種實際的個人問題：住房的擁擠、第二次創業的艱辛和個人婚姻的困惑。20年前的知青在價值觀上是單一的，在生活上是儉樸的，在婚戀觀念上個人意識是較淡漠的。追求事業者與道德保守者基本上在婚姻上順其自然，不過分挑剔。有因家庭擁擠想早點出嫁的，有父母催促不忍拂逆的，有風雨同舟、共返故鄉、水到渠成的。1980年的月老一定是特別的繁忙，積壓了多年的婚姻，在這幾年內共同締結，因此造成了當時市場上傢具的空前緊張，購傢具要憑結婚證明，開了證明還要登記排隊。造成這種積壓婚姻的一部分原因是知青們在下鄉之初忙著干革命，後期則因夢醒以後期待回城，以及物質生活的過於短缺而錯過了結婚的年齡。 返城的知青既要成家又要立業，心情很是迫切。生活的具體困難使不少人未及細細思量便急急地人了「圍城」，以致造成後患。 朱女士20年前從農場回到上海之際，正值家中住房最緊張之時。2個弟弟正值當婚年齡，卻只能有一人住在家中，另一人需另外找房。看著弟弟們用「抓鬮」的辦法來決定去留問題，感傷之餘，她便只有盡快地設法把自己嫁出去。有人熱心地為之介紹了一個在企業工作的科員，相親之後不過相約幾次，朱女士看他模樣脾氣都還過得去，便急急地把自己嫁了。 丈夫雖說是斯斯文文的，可是鄰居們卻未曾看見過新媳婦的笑臉。原來新婚的丈夫是個清心寡慾之人，晚上常只顧鋪一個人的被窩，獨自呼然睡去。偶而履行職責，也如例行公事一般。清晨，當朱女士被晃動的木床搖醒，她才知道丈夫是個「自戀者」：他手淫已成習慣，卻不願與新娘同房。她初時又氣又羞，卻不知該如何處理才好。20年前的上海，絕大部分人對於「心理疾病」、「自慰」、「性變態」等均一無所知，她也只能聽之任之，順其自然。幸好，她懷上了孩子。孩子是將丈夫的精液灌入針筒，再注入她體內才懷上的。如此這般，他們夫婦的感情當然不會好。朱女士內心滿是苦澀卻又無處說，直至8年前她離婚後，來咨詢關於孩子的心態問題時，才有機會一吐為快。離婚後他們的女兒變得特別乖，因為在她的心裡，總覺得是她不夠聽話，父母才離異了。假如她再不很乖，父母還會怎麼樣呢，她因此很恐懼。 聽著女兒天真的問話，朱女士的心碎了。「為什麼離婚這麼倒霉的事會輪到我們家呢？」她無言以對。假如當初她不忙著結婚，假如當初心理科學再發達一些，她的結局也就不會如此不幸了。至少她可以早些離婚，而不必生這個孩子。 已經是90年代的中期，周女士卻仍然穿著淡黃色的80年代初人們常穿的「的確涼」連衣裙，這樣的裝束不是因為有意識的「復古」，也不是因為貧窮以致無力購買現代人的服裝，這種裝飾是她無意識之中流露出來的感傷情緒：她的心情還被20年前的經歷主宰，因此無法生活在現在的時空中。她是66屆的初中畢業生，從農場回滬後，在企業當財務。幾年前她被轉崗到邊遠的分廠當倉管員，卻能若無其事地忍受下來。比較起她的經歷，轉崗又算得了什麼呢。在她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曾經被脾氣暴烈的母親打斷了腿骨。碰巧父母都有歷史問題正受審查，人們就說母親狠揍女兒是階級報復，因此受到懲罰。母親以為是女兒自己去告發，因此懷恨在心。當周女士從農場返回時，耿耿於懷的母親堅決不許她進屋。連著一個星期，周就在母親所住的公寓走廊上用硬板紙墊著，打個地鋪就寢，卻終於沒有撼動母親冰凍已久的心。家門始終對她關閉，走投無路之際，好心的鄰居為她作媒，她就住進了未婚夫的家。一個星期後，便草草嫁作他人婦。丈夫脾氣暴躁，三句話不投緣就拳腳相加。她自歎命苦卻沒有退路，為了孩子忍下了這口氣。直到孩子5歲了，她實在無法再忍受才離了婚。當她抱著孩子回到娘家，娘家的大門還是拒絕對她敞開。當晚她抱著孩子真想跳進黃浦江一了百了。但是看著懷中的孩子，她苟且著又活了下來。要活下去，她只得把自己再嫁一次，投入一單身者家中，過了幾個月才知他是一個刑滿釋放者。曾經淪落者其實並不可怕，但是他卻因積習難改屢屢犯案令周女士心驚膽戰，她終於還是走了。她怪自己病急亂投醫，可不能再讓孩子「認賊作父」。 正是強烈的傷感，毀掉了周女士日後享受快樂的能力。她成了一個抑鬱症患者。而她的無辜的兒子，卻因父母嚴重失衡的心理所累，成了一個身心欠佳的孩子（後另有章節敘述）。 過於匆忙的婚姻使一些人誤人了心理困境，有損日後家庭功能的正常運轉，給後代成長造成了不良影響。 積壓的婚姻還造成了8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 帶著被狂熱的理想主義與傳統的英雄主義灼傷的痛楚，百感交集的一代知青便只有用加倍努力和奮鬥，來撫平心中的創傷，來重建自己的理想。為了重新體現價值，為了再次證明自己，他們激流勇進，困獸猶鬥，激發了自己所有的潛能，一心希望再創輝煌業績。這一代知青中，不乏世俗的成功者，但是，其中一部分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們的行為造成了下一代的焦慮、玩世或者厭世心理。 1.3生育高峰 自然的生態平衡被一場巨大的人為運動打破了。本該在7年或者是8年之間陸陸續續地出世的孩子，卻非常集中地在1至2年內「突擊出生」。十年文革帶來了一個令人們意想不到的狀況：在80年代初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形成了一個並不引人注目，卻實實在在的「生育高峰」。這些孩子出生在父母療養「理想」創傷之際，在幼兒期即感受到了「文化復興」的氛圍。他們的成長過程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在時間上是同步的，因而在精神與思想上帶著人們在探索改革、深化改革過程中所有的痕跡。他們既是改革途中每一個成功舉措的分享者，也是所有挫折的實際承受者。整個社會的狀態，每個父母的實際利益，無不在他們心裡打上深深的烙印。 探究這種生育高峰的另一個原因，還必須把歷史翻回到中國社會50年代初期。當時因按照前蘇聯的模式，提倡婦女們「生得越多越光榮」。遠隔40多年之後，今天的老年婦女仍對這種口號記憶猶新。因為在當時，她們都曾有過要當「光榮媽媽」的願望。 50年代飽受戰爭與貧困之苦的中國婦女，對新中國懷著強烈的感恩心情，對於國家的號召，當然趨之若鶩，再加當時缺乏科學的節育措施，即使你不想生也控制不住。在生活穩定，物質條件逐步上升的情況下，孩子的存活率基本保證，因此，在這種不符合國情的政策指導下，一個生育高峰人為地被形成了。1991年出版的《青年年鑒》關於《上海青年人口年齡構成狀況》的調查數據顯示；上海青年人口的年齡分佈是不均衡的，年齡分佈裡倒金字塔形。青年人口主要集中在25——35歲這一年齡段。人數有3123825人之多，占青年總人數的66.89％，是青年人口的2／3。其中30—35歲年齡組的人數最多，為1931489人，占青年人口總數的41.36％，其中32—35歲的人數分佈最集中，分別為37萬、34萬、32萬和33萬。 此資料統計截止期是1990年底，當時的32—35歲即是1998年的38—43歲，他們的出生日期在1953——1956年之間，也即是「文化大革命」中的69屆、70屆、72屆、73屆的中學畢業生。 「生得越多越光榮」的口號造成的生育高峰，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突然增多，造成在計劃經濟下，他們的分配與安置成了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除了政治需要以外，解決學生的畢業走向問題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急切的需要。1971年，在閘北區這個人口密度相對集中的產業工人區，僅上海鐵路中學的70屆畢業生就有16個班級，800人之多。可想而知，這個年齡段的青年再次在積壓的婚姻之後形成的生育高峰，會造成何種景觀。 人口過快增長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時間每過一分鐘，地球人口淨增160人。聯合國人口基金組織為此向國際社會敲響警鐘：如不立即採取堅決行動控制人口，保持消費與發展的平衡，世界人口在下世紀中葉將達到125億，人類也將無法得到持續發展。 在1980年前後的生育高峰時，黨和政府把實行計劃生育列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指出：「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還要適當強調晚婚晚育。婚姻法規定的結婚年齡並不晚，但是為了學習和工作，適當的晚婚還是要提倡，適當的晚育更要強調。青年婦女如果20歲開始生育，100年內要生五代人，如果25歲左右生育，100年內只生四代人，因此，晚婚，特別是晚育，對於減少人口增長數量，減慢人口增長速度，都有重大意義。對於青年夫婦自己，適當晚育也有很多好處。」公開信還指出：「這是一項關係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0年《公開信》的發表，確實符合現代中國人的長遠利益。然而，「獨生子女」國策真正的確立與實行，卻在年輕夫婦的心理上引起了難以言傳，或許是並未被自己意識到的微妙的變化。這些心理變化來自生物學、哲學與倫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人類生命的延續是通過生兒育女來繁衍的，對於父母來說，子女在某種意義上是自己生命的延續。依仗著對子女的撫養權利，家長們很自然地會把自己個人的經驗與好惡，志願和理想，無意之中輸入到孩子們的心中。在很多時候，孩子們一不留神就作了實現父母理想的工具而抑制了其個體意志與意識的成長。從極度的個人崇拜與狂熱的理想主義中醒來的這一代人，彷彿大病初癒之人，急切地需要滋補品，而最好的精神滋補劑，莫過於他們又產生了新的希望與精神寄托，這希望來自他們的子女：這唯一的孩子，甚至在他們還未降生前，已經背負著如此沉重的期待，他們注定要成為父母手中被駕馭的牛犢，在走向成功的土地上耕耘，以釋放父輩被壓抑的意志與慾望。 在家中他們是父母的唯一，無數個唯一合起來就是社會上的一大片。經濟浪潮的氣息已經撲面而來，未來的競爭將會空前的激烈，唯一的孩子只能贏不能輸。為了孩子與自己的「成功」，一部分父母甚至準備放棄自己，以換得孩子的成功。 1.4遲來的小生命 在生活中我們常可發現這樣的現象；當父母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時，他們的孩子都還在念初中，甚至還在讀小學。假如你有興趣繼續考察下去，也許還會發覺這些父母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在各個領域中有所建樹、有所作為的成功者。這是一群富有事業心的激進主義者。在事業與家庭生活不能兩全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了個人的事業發展，而把個人生活擱在一邊。當年他們從五湖四海回到故鄉，恰逢「科學的春天」，整個中國大地冰凍初解，他們猶如枯本逢春，萬分急迫地投入到了再一次創業的熱潮中。年屆三十的這一代人，在高考恢復招生以後，湧入高等學府，以解靈魂的飢渴，並重新燃起奮鬥的信念，要補償逝去的青春。正是這一群人，當了「晚婚晚育」的模範。其中的一些人結婚並不太晚，但是卻延遲了生孩子的時間，並因此而產生了一批「遲到的孩子」。 相比較今天為成全自我而選擇了「獨生者」、「單身貴族」、「丁克家庭」與「兩人世界」的人們，20年前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單身，其價值內涵與主導思想是有區別的。他們更多的是被「使命感」、「理想」、「目標」、「事業」等所激勵，所驅動。在他們的心理上，有著那種類似「奉獻」、「犧牲」的宗教美感與悲壯，這種感覺釋放了他們自文革後期就產生了的被壓抑的熱情與政治理想，一旦生逢盛世，他們便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 遲來的小生命終於睜開了眼睛，他僅僅是向父母們瞥了一眼，瞬時間人類天性中的親情即刻全部爆發出來。感動、負疚、哀憐、抑或是疼愛？這份遲來的親子感覺，會隨著孩子的凝視與他肆無忌禪的啼哭，流進父母的心中，使他們突然醒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在潛意識中，他們所有的奮鬥，不也都是為了孩子嗎？ 有一位女工程師在過了40歲生日以後才感到她該生個孩子了。中年得子使他們夫婦欣喜若狂並百般珍愛。從孩子上托兒所、幼兒園起，父母便盡可能成雙作對共同把孩子送去迎來。他們的願望是要給晚到的孩子更充分的關愛與照顧，讓他受到無微不至的呵護，以讓他感受到雙倍的快樂。 然而，被這樣懷著負疚感的、過分濃烈的「愛」所澆灌出來的花朵，雖是艷麗無比，聰慧可人，但是他卻很可能是脆弱的。有一個女學生，就因為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心態嚴重地失衡，在中學期間便出現了交往障礙。在升入高中後，因人際關係過分緊張而無法繼續學業。她的未老先衰的母親曾經陪著孩子前來咨詢，沮喪而又憂慮重重的母親攤開雙手，感傷地說：「我們都已老了，只有一個孩子，假如孩子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活著一點意義也沒有了……」 當我們逐漸衰老的時候，孩子對我們的意義便逐漸增大。晚到的小生命激起了父母全部的愛憐，並給予了他們無盡無止的「溺愛」。溺愛是一種什麼狀態呢，即是如小孩子喜歡小動物那樣，愛不釋手地把它抓在手裡，揣在懷中，捏得緊緊的，塞得飽飽的，它們不會因飢餓寒冷而死，卻會因太多的愛撫而窒息。 父母的這種對待「寵物」般的愛，可說是一種父性或母性的本能，這種行為跟「墜入情網」很類似。它不需要努力，不是一種經過意志抉擇的行為，對心靈的成長毫無幫助，所以不能算是有意識的、理智的愛。雖然經由這種感情也能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可是作為一種真正的愛護能力發展的基礎，要培養心智成熟的子女，還需要更加多的其他東西。諸如買一筐的玩具或一櫃子的衣服給孩子；硬塞食物給已經過胖的孩子；想盡一切辦法滿足孩子的任何要求，都是矯枉過正。愛不只是給予，它是合理的給和合理的不給，是合理的讚美和合理的批評；它是合理的爭執、對立、鼓勵、督促、安慰。不能只憑直覺，而需經過思考，有時甚至需作出痛苦的取捨決定。 在不合理的給予和破壞性的滋養方式背後，隱藏著的動機很多，但卻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徵：「給予者」在愛的假面具下，只求滿足自己，全然不把對方心靈真正需要當作一回事。 曾經有一位40歲左右的婦女來詢問她的孩子不肯聽話怎麼辦。怎麼才算是不聽話呢，她說把這孩子放到鋼琴上，孩子卻只會玩自己的手指頭卻不肯用手指去摁琴鍵。問及孩子的年齡，母親回答說：「女兒已經3歲了。」 這不是《十日談》中的荒誕故事，這是我們生活中的真實。渴望彌補已經逝去的青春的迫切願望，把他們的生活攪得一團糟。真理離謬誤本只有一步之差，在認識水平上的一點點誤差，卻會造成許多的失誤。 當然，我的職業使我面臨著「問題的窗口」，我的探究也是從問題著手。我們只能正視問題，卻不能從問題出發予以反證。無論如何，總是大部分的孩子享受著快樂的童年生活，即使是「遲來的小生命」，也都未必會因這種「晚到」的命運而受到不該有的「特殊待遇」。 1.5帶著「傷痕」的嬰兒 盧新華的《傷痕》帶著從文革中復甦的一代人的反思、懺悔與控訴，作為「傷痕文學」的序曲，掀起了「傷痕文學」的熱潮。正是在這種反思中，有一部分孩子成了父母「修理」傷痕的替代品。自他們呱呱墜地開始，便集中了家中所有的長輩：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父親、母親的高度注意。所有的目光都帶著督促、壓迫、期待與希望，像利劍似地通過幼兒們的感覺直刺到他們的心靈。 請看1982年《為了孩子》雜誌所刊登的一份幼兒接受家庭訓練的課程表： 呀呀學語時，講小貓小狗的故事給他聽。稍大一些，講《狐狸和公雞》、《龜兔賽跑》的故事。接著給他講歷史故事，科學家的故事，革命鬥爭史的故事。為了讓他增加感性認識，利用假日帶他去動物園、自然博物館、歷史博物館，還參觀有關展覽會等等。 同時，還教孩子看世界地圖、中國地圖、上海市區交通圖。孩子要看懂地圖，就必須要學會認字，教會孩子看地圖的真正目的，是要先引起他的興趣，然後「迫使」他認字。 教孩子下棋，是為了促使他動腦筋，培養他在困境面前不慌亂，冷靜思考的習慣。如教孩子下象棋、軍棋、海戰棋等。 孩子上幼兒園以後，每天晚上利用比較完整的時間，對孩子進行基本知識的訓練：寫毛筆字、寫方格簿、做算術習題、學英語等等。 這位家長非常自豪地介紹他的經驗：他的孩子只是一個剛入幼兒園的孩子，卻已經能夠識好幾百個字，會背數百個中國成語，會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知曉世界上不少國家的首都和上海市區所有公共車輛的路線。 這個孩子尚在幼年已快要被父母訓化成「幼兒百科辭典」。我們無法追蹤，因而也無法確知這位當初的孩子現在發展成了何等狀態。按照常規而論，一個孩子從幼兒起便被那麼多的「目的」包圍、熏染，有計劃，有步驟，卻恰恰被剝奪了最重要的兒童（幼兒）最需要的遊戲與玩樂。遊戲是兒童的生命，他們在玩樂中輕鬆自然地認識世界。遊戲使他們快樂，只有快樂的人才有可能建材自己的價值目標，並有足夠的動力去實現目標。也許，正是這些從小就被剝奪了兒童「自主意識」的孩子們，就是今天比例並不算低的患各種心理疾病青少年的影子。 據80年代初對一個幼兒園大班情況的調查，有80％的家長對孩子進行不同程度的識字、計算、外語等教學，其中教識字的有88％，教算術的有33％，教外語的有20％。僅這一組調查統計，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家庭教育的緊迫狀態。 從磨難中走過來的上一代人，在無意識之中，使自己未及徹底治癒的「傷痕」在兒女們的心靈上打下了烙印，並有可能為他們將來的心理發展埋下了隱患，設下了障礙。然而，即使在80年代初的「早慧早育」的風氣中，卻仍不乏有識之士對此現象提出批評。當時有人指出：不能片面追求識多少字或能計算多少題目，對兒童的早期教育，更要重視智力開發。只有智力發展好的學生才能學習好。單純追求記憶力或單方面技能，到了一定的時期他的成績往往上不去，這與智力發展不好有密切關係。死記硬背者往往缺乏靈活性，讀書升級，課程一多，靈活性題目增多，就顯得無所適從。而智力健全的學生卻始終能應付自如。 另有人提出，早期教育也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幼兒識得大量字以後，入學後對老師按部就班的教學程序不但失去了興趣，還會妨礙他人學習，影響班級紀律。 在當時的中國，心理衛生與心理健康的概念還未被人們接受，甚至很少論及。但是當時提出的「發展智力」之說、已明顯包含了「心理發展」的意義。對於「早慧、早育」現象，80年代初的上海雜誌上，有人引用丁肇中教授的話，到美國唸書的中國學生都很用功。大學裡考第一、二名的，大多數是中國學生。可是到研究院學習以後，有些中國學生記憶力強，但獨立思考不夠，因此成績往往比不過別人。這反映了我們學習上的薄弱環節。 尚在80年代初期，已經有人意識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不久將要到來。有人撰稿指出：大規模集成電路和第四代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很多繁重的工作被它們代替了，因此，未來社會更要求人們集中智力進行發明創造。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知識老化過程不斷加快。據國外統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個人一生積累的科技知識，學校中的學習占80％，20％則是在走上工作崗位後不斷補充學得的。到了80年代初，這兩個百分比正好對調。因此，只有智力發展好才能自主自立，有所作為，有所創造。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人口大國，在由計劃經濟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然有著歷史巨變時期的特定痕跡。大一統的文化心理與風俗習慣，常會導致「矯枉過正」的現象。一種思潮從新興之初，到若干時以後，常常會改變初衷甚至面目全非，這就是所謂「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 1.6科學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3月31日，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我國科學史上的一次盛會。鄧小平同志在3月18日的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精闢地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以及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等論斷。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的開幕式上說：「今天能夠舉行這樣一個在我國科學史上空前的盛會，就清楚地說明「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科學技術工作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視和關懷。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和工農兵群眾，積極開展科學實驗活動。青少年中，出現了熱愛科學、學習科學的新風尚。一個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熱潮正在全國迅猛興起。在我們面前展現了光明燦爛的前景。」 如果說全國科學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拔亂反正，重新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為我國新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方向和科技體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那麼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則是從人格、精神、道德和價值上把知識分子的尊嚴推到了高峰。隨著「陳景潤」的名字響徹中華大地，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不與「小資產階級」這個詞連在一起，而是作為領導階級中的一個部分，揚眉吐氣，自由平等地投身到新時期的改革與建設中去。 1978年5月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職稱恢復和提升問題的請求報告》，提出在國務院沒有作出新規定前，仍執行1960年國務院頒發的《關於高等學校職務名稱及其確定與提升辦法的暫行規定》，原來確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一律有效，恢復職稱。 此文的批發，等於在中國大地吹響了衝鋒號。職稱恢復以後緊接著就是恢復高校招生。高等學校在冷落了12年之後，再度敞開大門，以分數為標準，公平地接納著潮湧而來的青年。高校重新恢復招生，使全國青年在歡呼雀躍之際，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理想、前途的信心與熱望。在那些溫課迎考、熱火朝天的日子裡，青年們夜以繼日地拚搏，恨不得把十年中荒廢的時間，朝朝夕夕地揀回來。 人們一定會對當時的迎考熱浪記憶猶新，一定也不會忘了重新坐在教室中手握試筆向命運挑戰的瞬間。有一個女青年因心情過於激動，以致於面對著試卷，手指顫抖了30分鐘卻未能寫出一個字來。 揭榜之後，千軍萬馬湧進了大學校園，1978年的中國高等學府充滿了春天的氣息。至此，我國科學的春天真正來臨了。 1978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東北視察工作時就指出，應該適時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建議很快就在全黨上下得到了響應。12月18日—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的中心論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通過這次會議，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解放了思想，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真正開始了全面的撥亂反正，從而使我國進入全面改革的新時期。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20年前的政治文件，是因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對全人類，政治是全體人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之一。我們具體地生活著的時空，其實時時刻刻在受到政治的強大影響，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人的心理狀態，除卻個性物質，都是和時代政治背景、社會生活環境密切相聯的。心理學與心理咨詢中常用的一句術語是「悅納自我」，指的就是對既成狀態的接受。在很多時候，個人的發展受到了外部條件的制約。正是基於這樣的「規定性」，才有了一宿命論」的存在。然宿命之說強調了聽天由命，而「悅納自我」是在承認現實的基礎之上圖謀發展。也許，在我們還未降生以前，還在母親的子宮中，我們生命中的許多客觀條件已經被制約規定：你有什麼樣的父母與家庭環境，決定了你幼兒時代的撫養狀態與受教育情況。因此研究孩子的心態形成、心理路程，就常常需要從他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一代人開始探索。在後一代人的身上，常常有著上一輩人前塵往事的烙印。 與我其他所有的著述所不同的是，其他的小冊子基本上都是從求詢者的立場出發，比較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到解決個人問題上去，即是「案例」式的寫作法。雖然其中也涉及家庭環境、父母心態，卻未能把個人的心理問題投放到社會的大環境中，尋找出它的負面因素，並分析它是如何對青少年造成心理壓力的。而此書卻以個體成長的社會背景、家庭環境為人口，綜合性地探索一個青年群體的心理特點。 科學的春天與經濟改革時代的到來，使一部分人把當初被壓抑的「宏願」，轉移成了迫切的「功利」心。也正是社會轉型期的希望與危機，容易使人迷失自我的真實本性，落入心理誤區之中。而父母的心理偏差最直接的唯一的承受者，就是他們的子女。 1.7文憑心理 在下海經商的巔峰時期，復旦大學國政系的一位女碩士曾經義無反顧地說：「任你天翻地覆，我就是信奉『唯有讀書高』廣她這樣以為，是以親身經歷作為根據的。她出生在江蘇淮陰的小縣城，與兄妹們經由十幾載苦讀，走向全國各大城市。妹妹考進清華，後分配在大報社。弟弟考進北大，現從事計算機研究。她自己在復旦碩士畢業後，去了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並在一個學期得了五個第一。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崇尚文化之風古已有之。不僅只為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讀書做官傳統，也因為中國歷來是個禮儀之邦。在經歷了文革的動亂以後，人們感覺到了斯文掃地的悲哀，也認識到了摧殘文化的野蠻。在迎接經濟改革高潮到來之前，人們已經覺察到在未來科技與信息時代，個人技能是更穩妥的生存發展之道。而文憑則是最可靠的技能與專長的證明。 年屆「而立之年」的老三屆與新三屆人，忽如一夜春風來，從「堂·吉河德」式的古典英雄主義夢幻中甦醒，千樹萬樹梨花開，競相獲取文憑這塊敲門磚，去攀登發展與成功的高峰。這是人們內心的要求，也是時勢使然。相比較舒適與安然，中國人更崇尚成功與光榮。 然而，這種「千軍萬馬戰猶酣」的狀況，使人們在失落之餘，感到了深深的焦灼，而人格與人性，卻在這種焦灼中變異。這種變異不僅影響了年輕父母們自己，並且波及到後代。難道我們還沒有從現存的所謂「青少年問題」中發現一些令人深思的東西嗎？ 人類的進步與文明該是建立在合理揚棄的基礎上。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克服自己的弱點，衝破時代的局限，才能得以前進。然而，從今日青少年身上，我們卻發現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即青少年一代的人格特點與其父母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種強烈反差的形成，是因為孩子們在很多時候被父母作為彌補缺憾的對象在被其「克隆」，而這種補差型的教育動機則來自上輩人的心態失衡。補差教育的結果，則是由上一代人的人格偏差造成下一代人的人格傾斜。文革中的知青，擅長的是勞作，多餘的是「激情」，缺的是知識。因此，他們對後代的要求便是拚命讀書，給予的優惠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但是，活生生的孩子不可能只是讀書機器，他們必定以自己的能量實現自己。於是，產生了心理問題，也產生了代際衝突。 在那個年代，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積勞成疾為文憑的故事。 那天是華師大圖書情報系84級夜大最後一個學期的最後一次考試。同學們提早半小時就到了文史樓梯形教室門口，心裡面像揣了頭小鹿亂撞亂顛。這樣的緊張不無道理：整整讀了三年六學期，成敗在此一舉。那大紅燙金的文憑像翩然起舞的彩蝶彷彿已在他們的鼻子底下紛飛，只待伸手捕捉。就為了如此令人陶醉的瞬間，在考前的幾分鐘裡，他們捧著書本，緊張不安，口中唸唸有詞，神情疲憊不堪…… 教室的門打開了，人們一窩蜂地進去了。花蕾朝外看了一眼，一個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簾：張君在文史樓後面的空地上東張西望。她飛快地跑下樓，走到他面前時，他還沒找到人口。望著他憔悴的臉，花蕾覺得自己對於考試的擔憂早扔到了九霄雲外。張君去年不幸生了鼻癌，整一個學期沒來上課，沒想他竟趕來考試。他是個70屆的中學生，文革時代的中學生涯沒能教會他26個英語字母，可圖情系卻特重英語，一上來就是大學英語。兩年半的英語課上，他板書看不清，口語聽不懂，不知流了多少急汗。為補筆記，也不知熬了多少夜晚，才終於過了60分大關。張君一定是那時積勞成疾，落下病根。 聽說他生癌症，同學們趕去看望。在醫院裡，他顯得很樂觀，並且高談闊論：「我若能闖過這一關，再活幾年有多好，孩子還太小。過不去該我死，也不遺憾，我對得起自己……插隊回滬，上了大學，當了圖書館長，奮鬥過了，我也累了，只是苦了妻女……」 他說得很坦然，臉帶微笑，同學們的眼中，卻噙滿了止不住的淚水。臨別，他以行將作古之人的口吻說：「不必活得太認真，健康是最重要的，假如再輕鬆一些，惡疾是可以避免的，我已經太晚，只能奉勸你們……」 一別半年，他竟虛弱至此。他走了三層樓梯不斷地喘粗氣，坐下後他從包裡取出一隻水壺，一隻杯子，杯子裡放著一片片削好的梨。考試開始了，一屋子考生，半屋子監考，氣氛如臨大敵。教室裡靜極了，靜得像死一樣。 張偶爾伸出筆劃幾下，更多的時候在思考。花蕾瞥見了他卷子上的空白，乘監考轉身時輕輕地告訴他考題的答案。張回過來一張條子：「化療損害了視覺和聽力，看不見卷子也聽不清話。」他乾脆在旁邊寫幾個字，吃一片梨，喝幾口水，還不住地咳嗽。然後揀能做的做了，便坐在那裡不住地擦汗。花蕾集中思想做了大半的題，可還禁不住溜號走神，幻想著各種離奇的場面：一會兒是張躺在鮮花叢中，胸口放著燙金的大紅文憑，他安祥地合著眼；一會兒他又伸著手，要什麼東西似的，輾轉痛苦，始終合不上眼。花蕾為自己的白日夢震驚，把卷子向他挪得更近了。這次他看清了，很快地抄寫，忽然，花蕾的桌面上伸過來一隻手，「篤篤」地敲著桌面，花蕾受到了第一次警告。 情急中她記起「考試名言」：考試時不是監考管你而是你管他，他不動你也不動，他動你後動，這叫作以靜制動，後發制人。花蕾豁出去了，為朋友不惜兩肋插刀，情願自己擔驚受怕，也不願拂逆垂危人夙願。 離考試結束大約還有十分鐘，張君歪倒在桌子上，推推他，他不動，扶他起來，他閉著眼，嘴邊全是白沫。花蕾嚇壞了，大聲地叫起來，一個監考老師去打電話，另外幾個七手八腳地抬著張出去了。同學們一律停了筆，目送著張君離去。花蕾的眼淚則像決堤的水，嘩嘩地瀉在考卷上。 窗外的蟬拚命地叫，監考的老師沉著臉，同學們也都沉著臉。那一次考試，全班有半數不及格。 1.8放棄產假的女工 1975年，上海農墾系統作出規定：各農場連隊主要負責幹部與場部一般幹部以上的人員均作為農場的「扎根對像」，而不再參與「上調」工礦的競爭。1976年以後，這項政策不再執行，大批的「扎根對像』戰者以幹部調動形式或者是「頂替」方式，陸陸續續地進入上海市區。 歷經八年艱苦之後，吳建梅作為一個普通的職工，而不再是農場的「扎根幹部」，頂替回到了上海，並在父親退休後的雜貨店當營業員。在她30歲的時候，她懷孕了。當腹中孩子6個月時，她所在的雜貨公司因擴大營業規模，需要培訓一批財務人員，以成為新營業網點的管理人員。 吳建梅不顧身懷六甲的不便，毅然參加了財務培訓班的入學考試。在被錄取以後，她又不辭辛勞，白天堅持做完該做的事情，晚上又拖著沉重的身軀走進教室學習財務知識。一直到了臨分娩的前一天，她還搖搖擺擺，幾乎是一步一挪地爬上六樓教室，聽完了最後的一堂課。在產後的十幾天內，她便開始溫習同學們給她寄來的講義，生怕拉下課程。當時婦女的產假是56天。然而吳女土僅在20天後，便又踏上了財會速成班之路。她太珍惜這樣的機會了，在她看來，這樣的機會幾乎絕無僅有（她現在常說腳後跟痛，有人說這是因為在月子裡走路之故）。經過她的努力，在學習班結束時，她的考試成績比一般人高出許多。為嘉獎她的勤奮，公司領導決定優先錄用她作為商店的會計。因為這新職業的來之不易，吳建梅在產後的30天左右，便匆匆忙忙地上班了。她上班路程較遠，上班後便不能再繼續為孩子哺乳，在對孩子的健康與對自己的前途進行抉擇時，吳建梅選擇了自己的前途。雖然她個人的前途與孩子的「幸福」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但是，對於出生後20多天就被母親「拋棄」的嬰兒——她的女兒來說，是非常殘忍的事情。 因為上班以後便不可能哺乳，她給30天還不到的孩子斷了奶。上班後在單位裡，她的乳房因哺乳的突然中斷而脹痛難忍，看著乳汁嘩嘩地湧出來浸透了幾層衣衫，她的眼淚也成串地滴下來；因她能想像家中的嬰兒在老母親的懷中該是怎樣地哭鬧著找媽媽的乳頭。 晚上回到家中，她捧著她的嬰兒，看著她張著小日閉著眼睛用小腦袋在自己懷中亂鑽亂撞，卻還得硬著心腸忍住不能餵她。因為斷乳需要徹底，假如斷斷續續地「吊胃口」，對母女的身體都是不利的。而且，為了斷得徹底，夜晚母女得分開睡，以免嬰兒聞到了母親特有的氣味而更加躁動不安。夜深人靜的時候，吳建梅聽著隔壁房中的嬰兒不停地啼哭，吵著要吃奶，她躲在被窩裡不停地哭。但是她卻忍住了不去把她抱回來。她覺得自己彷彿是被一種使命威逼迫著，不由自主地為了自己的目標而不借捨了一切。這種＊使命感」彷彿是積澱在她的血液中的，又彷彿是來自於一種不安全感。她希望自己和女兒將來能過得更好一些，因而她便以犧牲與放棄現在的平和與基本的安全為代價。 然而，現代心理學知識告訴我們，嬰兒期的護理，直接關係到其一生中的情感、認知與社會發展。 母親是嬰兒的第一人際關係，嬰兒出生後的最初的母子接觸聯繫，是以後積極人際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並且是以後情感社會關係發展的必要的條件。 吳建梅為了自己的「事業」而放棄了對嬰兒的照料，取代母愛的，是孩子的外婆。當孩子2個半月時，有一次外婆外出了，由吳女士自己親自照料孩子，卻不料親生女兒在她的懷中一刻不停地啼哭了近2個小時。任由她想盡辦法照料，她只是閉著眼睛不吃不喝不睡，只一個勁地叫喊。孩子已經適應了外婆的氣息，她已疏遠了自己的母親。吳女士驚慌失措，又狼狽萬分，卻無可奈何。 一位法國醫生曾頗為感人地寫道： 「沒有愛，產房裡依然是完美無缺的——燈光照明適中，牆板有隔音裝置，洗澡水溫不高不低——但是嬰兒依然在嚎哭…… 嬰兒有那麼一種奇異的能力，他理解我們。 嬰兒什麼都感覺得到。 嬰兒能看透我們的心底，知道我們的思想色彩。 這一切都不需要通過語言。 新生嬰兒是一面鏡子，他反映的是我們的形象。 1.9「我要媽媽」——找不到讀夜校的母親 蕾是一個16歲的重點中學的學生。她的個性非常倔強、固執。在日常行為上也表現出偏執、極端。在常人眼裡她是個很自立、很能幹的女孩，在老師的眼中，她是一個很用功、很刻苦的學生。 從小學一年級起，蕾已能自己外出買早點，自己扎小辮。做手工，學畫畫她都心靈手巧，常常得到優。複習功課從不要父母操心。父母沒有為她請過一次家教，可蕾卻能一個人不聲不響地考進了重點中學，又考進了中福會合唱團。蕾喜歡數學，她在學校的數學競賽中力挫群雄得了二等獎，化學得了三等獎。奶奶、爺爺、爸爸、媽媽都為她驕傲。可是音卻顯得特別的平靜，她似乎感覺到自己生來就有著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她應該去追求更高、更遠大的目標，彷彿她就是為了實現某個目標才活著的。 在行為規範與道德品質上，蕾都是無可挑剔的。她刻苦勤奮努力學習。她衣著樸素、勤儉節約。在同學們集體外出遊玩的時候，她會用一隻塑料瓶灌上一瓶冷開水，卻節約了買飲料的錢。她認為服裝店是專騙蠢女人錢的，而她卻永遠穿著她的校服。 就是這麼一個外表看來非常優秀的女孩，卻有著鮮為人知的心理缺陷；她在與人交往方面，有著一定的心理障礙。從小到大，她都沒有一群關係融洽、會令人感覺輕鬆愉快的朋友群。偶有一位女友相交較密，卻總是由女同學主動上門而她卻總是呆在家中不想出去。 她的母親還注意到，從小學到初中，直至進了高中，女兒從未接到過一次男生的電話。似乎她是一個讀書的機器。而最最令媽媽感到緊張不安的，是她對母親的冷漠，甚至有些敵意的對抗態度。人們也許會如此認為：青春期的孩子是產生逆反心理的非常時期。然而蕾的逆反態度卻超出了常情的範圍。女兒常把母親只當成一個錢包，並且說，除了錢，你還有什麼？一旦發生了衝突，女兒會衝到衣櫥前，拉開櫥門大吼著要把裡面的衣服全賣光；她指責母親是個浪費錢的蠢女人。她對母親最無法容忍的，則是母親雖然生了她，卻沒有負起教養與哺育她的責任。 我曾經聽過這位母親對自己行為的反省： 「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失落了女兒對我的那份愛呢？大約還是14年前，我在讀夜校的時候，為了應付英語統考，我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裡，一個一個地死背單詞。英語對我來說猶如天書，我的基礎實在太差。但是假如不能通過統考一關，也就意味著前功盡棄；我將無法得到學士學位。於是我選擇了拚搏，而幾乎放棄了其他的一切。 「冬夜真冷啊，我呵著手、跺著腳不敢有半點懈怠，躲在小房間裡面背詞。當我聽到2歲多的女兒哭兮兮地吵著鬧著要媽媽時，我的心碎了。想到她正滿臉涕淚、蹣跚著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我，我卻躲在門後不出聲，真是太殘酷了。我的眼淚流得也許並不比她少，但是我卻不知自己中了什麼邪魔，居然始終沒有出來把她摟抱在懷中，拭去她的淚。……就這樣子，她尋找了一段時間，才慢慢地冷了心。我的外語終於順利地過了關，得了76.5分，然而，我卻失去了女兒的愛，並傷了她的心。此後，女兒就轉移了這份感情，天天晚上在奶奶、爺爺、姑姑與爸爸那兒轉，而漸漸地把媽媽淡忘。也許，只有忘了媽媽，只有漠視媽媽，她才能彌補自己的創傷…… 蕾像一個情感飢渴的「乞兒」。就像錯過了時機被晚放出來的瓶中的魔鬼，她的心頭只剩下對媽媽的「恨」。 她不輕易地喚母親為「媽媽」，而是直呼其名。她不與媽媽一起逛街，甚至不願坐得更靠近一些，更不願意同床共枕。蕾的母親也似乎得了情感飢渴病：她甚至於羨慕別的女人懷抱娃娃的溫馨。她已經失盡了對女兒溫存的記憶，那是被「利慾熏心」的焦慮心態結逼迫的。 曾經有人認為，在兒童成長的某個關健時刻，誰撫養了她，與她朝夕相處，誰就終身得到了她的情感。就像小動物，當它睜開眼睛尋求保護時，這個伴物無論是什麼，都會被它當作母親來依戀。一旦失去這個機會，彌補心靈的創傷將是個異常艱苦的工程。 然而這個故事裡不僅訴說的是親情的間疏遠近，而是告訴了我們，像流行病一樣在相當多的青少年中蔓延的「焦慮」之根，來自於他們的父母——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嬰兒雖然不會說，但是他們什麼都知道」。由於我們的「急功近利」，死了也要往前倒，我們忽視了他們的情感與對他們的愛。我們的「焦慮」不僅時時地熏染著他們，並且，沒有被母愛浸潤過的童心也會因為缺乏足夠的安全感而產生焦慮心態。 蕾是個好學生。但是她卻是個具有「焦慮型」人格特點的人，也許輕微的「焦慮」在所難免，但一旦構成性格中的一部分，她的一生會因為焦慮而特別辛苦。 難道我們生存的意義僅是為了「成功」，而不是快樂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生活得更輕鬆簡單一些？在解除焦慮情緒的困擾時，也許，我們應先考慮一下生存的意義與相應的生活方式。 1.1 0神童熱 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思想界、學術界解放思想，引進了比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豐富的現代國外人文思想研究成果，由此當時的青年人才認識了薩特、尼采、叔本華及其他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文學家。與以前相比，這些西方文化大家不再僅蜷縮在專家們的書櫥中，而是從圖書館走向校園，流入學生的宿舍，以至走向社會。 在80年代初的有關雜誌上，常見到這樣的信息：據心理學家研究，3歲到14歲的孩子，是長身體的重要階段、也是智力發展的黃金時期。一般說來，3歲時智力發展有一個高潮，7歲達到另一個高潮…… 心理學原理與任何理論一樣，是名家之言，各有長短，但如一知半解地泊來，似懂非懂地運用，就完全有可能把它片面化而受其害。因為每個民族的文化背景與心理人格特點的構成是大有區別的。 80年代初期的「人文思潮熱」表現在社會生活方面，就是對孩子越來越早的早期教育，而它的後果則是在中國大地上，忽然之間冒出了許許多多的「神童」。 當時各地報刊不斷有兒童早慧的報道，其中有的還被譽為「大器早成的神童」。神童熱使望子成龍的家長群起而倣傚，一些性急的家長拔苗助長，給孩子買了大堆參考書、習題集、金筆、電子計算器、巧克力……真是應有盡有，要啥買啥。甚至孩子吃飯時，媽媽在一旁侍候，吃一碗端一碗，孩子稍不如意就掀碗摔盆，發作一頓，做父母的都還去遷就他。更有甚者，直接對孩子說；為了讓你學得好，大人就是不吃不喝，將來也要送你出國留學，當個科學家；不然，你就去賣大碗茶，掃大街去。當孩子稍不如自己意時，就責罵、訓斥，甚至拳腳相加。 在一些家長如此的精心培育下，孩子們兩三歲時便被迫認字、計算、背唐詩、學英語。其實，這樣的早期教育既不順乎其性，也不合乎情理。不是為了孩子，而是折磨孩子。當時有一位中學校長就指出：幼兒園應該是教養結合，以養為主。孩子們的活動應該多安排在戶外，在自然光照下，對身體有好處。通過遊戲和各種活動，讓孩子們認識他們所接觸的事物，使知識在零碎的認識當中逐步系統化。這樣才會有利於孩子的身體健康，又有利於其智力的發展。 如此拔苗助長的心態，如此培養神童的意識的出現，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它既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科舉制度的一種「迴光返照」現象，也是文革結束後至今人們一直想要加以革新的舊的教育與考試制度所致。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才選拔制度即是一篇文章定終身的科舉制度，這也便是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從熟讀四書五經、背誦經典詩詞開始的教育方法。我們所謂的當代神童，只不過是比同齡人多識了幾筐字，能熟誦幾首詩而已，卻不是智能開發意義上的具備了創造性的能力。 在我看來，逼迫著兒童過早地放棄了玩樂與遊戲的時間，去「熟讀唐詩三百首」，去識字、下棋、計數，這種心理與精神上的負荷，很類似中國封建社會里長期沿襲的女童「裹足」。裹足是為了便於男人玩賞女人的「婀娜多姿」，而這種觀賞是建立在使他人致殘的、病態的「殘卻美」的基礎上的。剝奪了兒童的玩樂，過早地讓他們扛起了為「成功」而努力的重擔，也是一種扭曲心態的產物。這種扭曲，很可能會像女童的裹足產生的後果一樣，在心理與生理上，在兒童今後的生活中留下終身難以消除的陰影。 大作家張愛玲就是一個早慧的「神童」。她3歲時能背誦唐詩，站在一個晚清道者的籐椅前，搖搖擺擺地吟誦「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直誦得那遺老淚珠滾下來。7歲時張愛玲就寫了第一部關於家庭悲劇的小說，遇到複雜的字還常常去問廚子怎麼寫。8歲那年她嘗試著寫過一篇題名《快樂村》的小說，內容類似烏托邦。9歲便籌劃著如何確定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張愛玲雖然是個天才作家，她卻並不快樂。她在《天才夢》中說道：「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視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研究我。」 張愛玲是一個有著較明顯的心理與人格弱點的人。這與她小時的生長環境中缺少足夠的愛與關注有關。她的自我封閉的特點，在她謝世前幾年發展得特別嚴重。其實，早在她年輕時已初露跡象。她說：「在沒有人與人交往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張愛玲為自己的早慧早熟，其實也付出了代價：在一間房裡住了2年，卻不知道電針在哪兒，連著3個月天天乘黃包車去醫院打針，卻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然這並不妨礙她成為大作家。也許，早熟早慧能使人獲得成功，可是，他卻未必是快樂的。 1.1 1潛移默化 以上的兩個近乎悲壯的父輩人追求「成就」的實例，未免使人聳然動容。有一部分人也許會認為這是不必要或者是不值得的。但是也許有更多的人雖然自己難以做到，卻對此種行為在心裡是持讚賞態度的。因為人們對「成功」的無止境的期待，常使人忘了什麼是適應的「度」。而健康與非健康的標準卻常常體現在對一件事情看法與做法是否「適度」。 在18年前的中國社會，中國青年有著如此急切的事業心與「成就感」是可以想像的。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父母，因而也才有了如今為考第一名，常溫習功課到深夜一二點鐘的學生。先不評說這樣的「刻苦學習」會有怎樣的效果，單是這樣的行為，就會受到家長或者老師的讚許。 我知道有這樣一個家庭，母親是一家報社的記者，父親是外貿局的幹部。母親的「事業心」極強，常在星期天，趴在桌上一寫就是五六個小時。在用隔離板隔開的另一半房間內，5歲的女兒則用一堆紙與幾枝筆，在她的小圓桌上不停地塗塗畫畫。她不時地伸出小腦袋去問一板之隔的母親：「媽媽，你已經寫了多少字了？」 「3000字。」 「媽媽，你一天最多能寫多少字？」 「6000字」。 「噢，那麼我一天要畫八張畫，超過你……」 也許父母們會羨慕他們有著如此自覺懂事的孩子。也許同齡人會因此而覺得自己太不努力。有人也許會感慨：「正是應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之說。」 正是在父母如此的炫耀下，在他人的讚歎中，這個孩子就被推上了一條充滿壓力的人生道路。她戴的「好孩子」的帽子就再也無法摘下來，因為她周圍人們的種種讚許都是一種無可逃脫、不能推卸的暗示，逼迫著她去爭取做一個更優秀的孩子。這種感覺很像我們傳統文化的習慣做法：給寡婦一塊「貞節牌坊」，而她為了這牌坊的純潔，只得潔身自好，杜絕「雜念」。 那一位記者母親在十年後取得了輝煌的業績，成了具有影響力的名記者。她的女兒也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她學習努力，成績優良，行為規範，文明有禮。可是，在一次競爭激烈的考試結束以後，她卻百無聊賴地對母親說：「考試結束了，我感到很沒意思，幸虧下學期還有考試，要不，我會去死……」 這就是心理異化。一個孩子在耳濡目染的成長過程中，習慣了緊張和拚搏，卻無法適應鬆弛，這不是很可悲麼。更可悲的也許是即使在那樣的心態中，仍還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好現象，不但不加以阻止、調節、治療，反而加以鼓勵，認為再拼幾年，考進名牌即可高枕無憂。 有許多青少年問題的發生，是源於童年時代的家庭環境。父母的行為觀念，又是其中的關鍵因素。雖然父母的行為觀念也是來自對整個生存環境的壓力，但是假如我們具備一些關於青少年成長的基本知識，是可以採取更合理的家教方式，使孩子更輕鬆一些的。 圓圓是個有著圓圓臉的可愛的女孩。她學習成績一般，卻性情溫和，心靈手巧。媽媽是個百貨店的營業員，從不過分要求她「學業突出」，樣樣先進。暑假中她們母女倆會一起趴在涼席上，一邊啃玉米棒，一邊嘻嘻哈哈地看電視。興趣好起來時，媽媽會拿出以前農場時學會的繡花絕活教圓圓一些。當同學們一個個「考」得焦頭爛額時，圓圓拿出繡在白手絹上的小花狗小黑貓，令同學們你搶我奪愛不釋手。 難道圓圓將來就與「成功」無緣嗎？至少，她是快樂的。快樂與成功有關聯，但是並不依賴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快樂是一種人生的成功。可是，我們卻更多地看見世俗成功的花團錦簇，而忽略了人生快樂的意義。 假如我們看過美國電視連續劇《成長的煩惱》，也許會記得傑生和麥淇對於凱樂「跳級」這一件事的態度。假如在我們的生活中，大多數人都會為孩子的跳級而覺得體面、合算（可以早一年工作）、驕傲，並加以炫耀。但是凱樂的父母經過慎重考慮，覺得跳級帶給女兒的負面影響可能多於積極的地方，於是經過他們父母與子女討論後的結果是決定放棄跳級，按部就班地升學。 心理路程有其規律，在不該超越的時候超前了，它會給你懲罰。 1.1 2童年的學藝生涯 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童年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們也許會孤獨：那是因為家中缺少了兄弟姐妹，或者是童年時代獨特的感受無人可以訴說。但是他們卻不會感到寂寞；他們是家中的「太陽」，是父母的中心而倍受關照，他們的童年生活常常被深謀遠慮的父母安排得滿滿的，屬於自己的時間因此顯得太少。 我們對在80年代初期孩子們的童年學藝熱潮一定還記憶猶新。在當時的馬路上、公園裡、學校中與市區少年宮，到處是背著畫夾、拎著提琴、挾著吉他或其他樂器的兒童，他們或是隨著步履匆匆的父母，南來北往地趕路，去苦練技藝以「陶冶性情」，或是等候在學校或少年宮的走廊上，等候上一批學藝兒童散場，而後魚貫而入。他們所學技藝涉及門類眾多，有唱歌、舞蹈、畫畫、雕塑、民樂、西洋樂器等。在當時、少兒學藝蔚然成風，在城市兒童中覆蓋面很廣，相當多的家長心中也都非常清楚，他們的子女未必就會成為大藝術家，但是在如此熱火朝天的學藝潮中，家長們卻是身不由己地投入其中，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是參與了，心也就安了，不管效果如何，他們認為，只要為孩子創造了參與的機會，便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孩子了。 這種「兒童學藝熱」現象的出現，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既是整個社會發展趨勢的外在原因趨使，也因為家長對唯一的孩子特別的關心所致。當時的中國社會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醒來，面臨著發展經濟、更新觀念的巨變，人們在反思往日「荒誕」的同時，便加倍珍惜學知識、學技能、學藝術的大好時機。父母們在感慨自己青春流逝的同時，便把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加倍地給予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說，學藝熱既是文化復興時期兒童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父母們在蹉跎歲月之後一種強烈的心理彌補的需要。 在當時經濟還不夠發達，對科教興國還未具有十分明確的意識的情況下，大部分家庭把文藝與美術才能作為培養孩子成才的目標，加之報刊上對兒童成才的渲染報道，更激發了人們對於學藝的熱情與積極性。 當時的刊物經常有這樣的報道：某某孩子的作品得了國家或國際上的大獎；有一位兒童的繪畫新作《回家的路上》被選人日內瓦舉行的「電子時代的青年」攝影繪畫展覽。他5歲開始學畫，由父親執教，一年內掌握了繪畫的透視規律。7歲時畫的風箏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兒童畫展……正是諸如此類的「成就」，誘惑著人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物力去「投資」。然而，兒童的成才與否，實非人們尋常所說「有志者事竟成」，或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一個人的成功或是成才，是許多綜合條件的合理合成，只有按照規律，因材施教，才有可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有一位大學畢業生患了精神分裂症，令他津津樂道回味無窮的，便是他童年的學藝生涯。他曾經這樣地描述：「我梳著小分頭，穿著背帶褲，拎著小提琴，沐著陽光，拉著媽媽的手去少年宮學琴……童年的我像個大娃娃、老師們都喜歡把我抱起來，有時候還會給我一個快樂的吻……」 學藝生活與精神疾病絕無必然聯繫，我舉這個例子意在說明，其一是當時的學藝普及率之高，其二是童年學藝生活對於兒童以及未來發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其中確有人成為了藝術人才，至少是陶冶了性情，訓練了能力，但也不乏有人因童年的學藝而倍受折磨，以至本末倒置，非但沒能成才，而且產生了負面作用（另有章節討論），帶來心理創傷。 藝術殿堂歷來被視為高雅之地因而被人嚮往。但是當它被作為謀生之道時，經過苦練也許可以培養出一個「藝術匠」而非「藝術家」。然而，在文化復興時期的人們，並不在乎他將會培養出「匠人」、「藝人」，或者「專家」、「學者」。比較起文革時期的「知識無用論」，這至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在那個時期，我也沒能擺脫這種潮流的影響。在女兒四五歲的時候，我發現她喜歡用筆在紙上亂塗，便帶她去少年宮報名學畫畫。可是，我很快就發現她不是一個擅長於畫畫的人選，她缺乏當畫家必備的細膩的觀察力與耐心。女兒是浮躁的，粗枝大葉的，馬馬虎虎的。老師剛掛出了一張範本畫樣讓孩子臨摹，一眨眼之間她已經完成。老師掛出了六張樣畫讓他們在其中任選一張，沒幾分鐘她已經把六張畫全畫好了。她出手之快無人能及，但卻非常粗糙。我在旁邊提醒她說她不夠認真，她卻把圖畫交給老師評論。老師點著頭說：「不錯，雖說是粗糙了一些，卻很神。」她得意起來，附在我的耳邊悄悄地說：「那棵樹上的葉子，全是我故意鬧著眼睛亂點上去的，你們看不出來吧！」 回想起那段日子，常陪女兒隨畫畫班的家長與孩子一起到公園裡去寫生，至少是非常有趣快樂之事。但是隨著我工作頻率的加快及女兒在學畫方面的不可造就，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了放棄。這也是我在對孩子早期開發時做過的唯一的嘗試。 1.1 3 鋼琴怨 幾天前，某家學生報刊的一個見習記者來我處採訪關於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傾向及我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他是一個剛從生意場上退出來，欲到文化圈來感受生活的中年人。當我們論及對孩子們的培養教育問題時，他說：「很慚愧，雖然我們都知道該為孩子們創造一個輕鬆快樂的成長環境，但是我們卻身不由己地躋身於逼迫孩子的行列，這是否也是一種焦慮心態的表現方法？」 他的女兒今年（1998年）剛讀小學一年級，可是她已經有了3年的學彈鋼琴的歷史。 「你的女兒喜歡彈奏鋼琴嗎？」我問他。 「我可以這樣說，10個孩子有9個半是不喜歡的，鋼琴實在太機械、單調、刻板，讓年幼的孩子趴在鋼琴上枯燥地重複這些對他們來說並無意義的動作，實在是太殘忍了。」 但是他卻仍然不想讓女兒放棄這種訓練。因為現在放棄就意味著前功盡棄，也意味著3年的辛苦和努力是極大的浪費。所以，他仍然堅持著讓女兒繼續練琴。 看見女兒離開鋼琴時如釋重負的樣子，他的心中也常懷著歉疚之感，但是，他說自己已別無選擇，只能這樣繼續下去。雖然，作為一個「商人」，他自己卻選擇了從商場上激流勇退，換一種生活方式，可是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與培養方面，他們是特別慎重的，甚至是「焦慮」的，對孩子過度的厚望使他們失去了自信，變得惴惴不安。 在80年代初期的「學藝熱」中，無數工薪階層的父母是節衣縮食，不惜一切代價，才能夠為兒女們買上一架鋼琴。這種傾其所有的投資——經濟的與精神、心理上的，使他們變得煩躁不安，恨不得立刻就有回報。他們把孩子扔在鋼琴旁，逼著他們苦練本領，稍有疏忽，訓斥責罵便撲面而來，甚至有的父母拳腳相加。在這種狀態下，已不是孩子是否能成為鋼琴藝術家的問題，而是孩子們的身心受到了摧殘。有一位家長說，她的女兒得了「鋼琴恐怖症」：只要把她放到鋼琴前，她就咧開小嘴哇哇大哭，鋼琴不但令她害怕，而且使她心煩意亂，討厭之極，成了她的一塊心病。 有一對教師夫婦，為讓女兒學鋼琴而不惜負債購買了鋼琴，放在僅有的一間小屋裡，一刻不放鬆地監視著女兒讓她練琴。休息天還要拖著女兒風裡雨裡趕東趕西去音樂老師家中受訓。母親為女兒制訂了訓練時刻表：晚飯後練到9時，早上5時開始。還未到入學年齡的幼女，從此開始了學琴的苦役。初始的琴聲缺乏和諧優美之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這個小女孩彈奏出來的琴聲則是又乾又澀，沉悶滯重，一個音符連著一個音符都是用手指重重的敲擊出來，急促、生硬卻沒有半點的柔和優雅。 街坊鄰居都說這哪像是個美如天使的小女孩彈奏出來的，不是音樂而是「鋼琴怨」。間斷的琴聲中，還時不時地夾雜著她壓抑的哭聲。母親是個暴躁的婦女，看著稍有懈怠便抬起手刮她一個巴掌。她心疼花這些錢買回家的鋼琴，卻不心疼女兒如此年幼就被逼迫幹著「苦役」。她像所有的對金錢懷著本末倒置觀念的人們那樣，不是讓金錢為人們的生活快樂服務，而是做了錢財的奴隸：為了掙錢、省線、惜錢而使自己受苦。 在母親的逼迫下，小女孩漸漸地失去了她童年的快樂與天真。那一日她從幼兒園回家，站在鄰家門口看隔壁阿婆在白色的塑料盆裡給小花貓洗澡、梳理、吹風，她看得出了神，一動也不動。阿婆問她：「你想什麼呢？」她回答：「做個小花貓多好，不要彈鋼琴，還有人這麼疼愛。」 阿婆聽了此話連聲說作孽。她說如今的孩子太可憐，看著他們吃得好穿得好，可就像關在籠子裡的精品動物，外表看著光鮮，心裡卻不得勁兒。他們的思想負擔太重，小小人兒，弄得像個小老人兒。 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都有其獨特的地方，心理咨詢就是根據求詢者的具體情況，分析他的具體問題。在對於人的問題上，一概而論的結論常常是站不住腳的。也許，在這樣的壓力下，一個有音樂才能的孩子可能脫穎而出成為音樂大家。也許，另一個兒童在這種逼迫下成為心理異常者，留下難以彌補的缺憾。 大約是在1990年的六一兒童節，我們在南京路上義務咨詢。一對來自黑龍江省的夫婦很焦慮地上前咨詢，說他們的小學三年級的兒子麻木愚鈍，他只能很艱難地應付老師所教的課程，很緩慢地完成老師佈置的家庭作業，很勉強地通過60分的及格關。不是他不用功，也不是他不聽話，而是他反應遲緩，應變性差。 怎麼辦呢，他今後的人生路該怎樣去走。家長因此焦慮不堪。 我讓他們仔細地想想，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是否遇到過什麼重大事件。 他們面面相覷，說：「沒有哇，只是在他年幼時因他不用心彈琴狠揍了他幾次，從此他就像傻了似的，不大愛搭理人……」 這還不夠嗎！正是父母自己挫傷了兒子的情感，挫傷了孩子的自尊。他變得遲鈍冷淡，是因為他用麻木作武器，反抗父母不合理的懲罰。 1.1 4大學校園中的「人生啟蒙」 1984年我正在華東師範大學讀夜大，其時女兒還是一個拖著鼻涕的黃毛丫頭，剛進入幼兒園。我已是個人生過半的婦女，但有時總結一下，覺得自己一直是個很積極的人：不怕困難，勇往直前。但細細地比較起來，區別在於從農場回滬以後的一段時日的「奮鬥」像是被內心的焦慮感逼迫著的，處於「困獸猶斗」的心理狀態，因為我明白我們沒有退路，為了孩子和老人，我們必須「忍辱負重」去獲得自己認為應該或者必須具備的東西：基本的學歷，有一張辦公桌，能夠養家餬口，並能擁有自由思考的心理空間與時間。然而，在讀夜大的幾年間，我感覺自己幾乎已失去了自由思考的時間甚至是能力，我們像個被繩子抽得滴溜溜轉的「陀螺」：在家庭、學校、單位一刻不停地轉，轉得甚至忘記了自己如此高速率地旋轉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像許多「枯木逢春」後的知青一樣，我們沉浸在建設新生活的狂熱快樂中，臉是菜色的，腳步是匆忙的，蓬頭垢面，時時覺得時間不夠用。看起來孩子似乎是我們心中的一面旗幟，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然而，孩子的具體培養與哺育卻被我們忽視。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存留著這樣一種價值觀；只要我們能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足夠的錢，就能撐起他們頭上的那片天，就能為他們今後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礎。 相比較那時純樸的、傳統的生活觀念與價值觀念，40已過的我已經有所不同。我現在仍然是忙忙碌碌的，卻已不再焦慮，也不再把自己當成「孩子」的救世主，因而生活得更為安詳。使我們感到焦慮的，無非是我們把太多的「責任」與「使命」拉到自己頭上，而實際上，我們對自己能否很圓滿地「履行職責」卻並無把握，所以我們才會焦灼不安。 記得有一年的春天（大約是1985年），校園裡百花燦爛。徜徉在生機勃勃的麗娃河畔，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把女兒帶到校園中，讓她對大學有個感性認識。果然，偌大的華師大校園令女兒非常興奮。看她欣喜地在花叢中撲蝶捕蟲，在草地上翻滾摸爬，我告訴她：這是大學。她立刻就接口說道：「我將來也要上大學。」 於是我就在那個春天，在華師大的麗娃河畔對女兒進行了一次關於學歷的「啟蒙」教育。 我讓她知道，在進大學以前，依次要完成小學、中學、高中的學歷課程，並且是要通過相應的考試才能競爭進入。在進入大學、修完大學課程、獲得畢業證書後，還可以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博士後等學歷。 女兒說：「我要讀博士。」 讀博士是可以的，但眼前卻須先讀好幼兒園。現在讀不好幼兒園的孩子，將來沒法讀大學。 我又對女兒說：並非人人都必須去讀大學，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讀大學，讀大學是要付出艱苦的代價的，首先必須努力學習。 女兒眨巴眼睛，彷彿感到了委屈，她似乎不能想像假如她將來不能進大學去唸書，那一切將會是怎樣。所以，我還得告訴她：假如將來她無法念大學，或者她不想付出艱苦的代價，或者她對學習沒有興趣，那是屬於她自己選擇的範圍，只不過要明白一個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她要有勇氣承受自己選擇的後果——比如她不喜歡讀書，同時就要承受不讀書的後果，就應該愉快地去當營業員、服務員，或者從事其他一些也許是她並不喜歡的職業。 我不知道女兒是否聽懂了我的話，但這卻是我一貫奉行的原則：我並不很在意所謂世俗的成功——地位、名譽及很多的錢。我更追求人生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恬淡平和，快樂舒暢，積極努力。此種狀態並非是由某一個明確的人生目標所推動所支撐所維繫，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種自然狀態，也是人類感受快樂、實現意志、發展潛能的生命本能的體現。 有人適合當首相，有人熱衷於做園丁，這都是根據個人的人格特質與興趣愛好而定，從生命存在的形式意義上說，這裡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卻只有合適與否、和諧與否之區別而已。 人類的分工確有其精與粗、複雜與簡單之分，因此在報酬上也有高低多少之別。多付出者多收益，反之亦然，這並不說明人的一檔次」有高低。在生存的物質條件基本保障的情況下，人便也獲得了感受快樂的基本能力。那些為了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與心理優勢而陷入煩惱與痛苦中的人，已經步入了心理誤區：他們的行為就像捨本求末的愚者一樣，不求快樂與智慧，卻用虛榮心與貪婪心使之蒙塵。 那一個春日，我拉著女兒的小手遊歷了校園之後，又把她帶進了教室，讓她坐在最後一排感受學生上課的氣氛。然而我卻是不應該那樣做的，因為一個枕著娃娃頭，有著一雙機靈眼睛的小女孩，會干擾人們上課的情緒。本來就不是每堂課都引人入勝的，何況有了新鮮事。更沒料到的是眾人頻頻回首的關注，使小女異常的興奮，她突然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蹦蹦」地跳了兩下，並發出「啊啊」的叫聲，令陷入春困的人們頓時清醒並開懷大笑，我好尷尬呀，卻也忍俊不禁。一個班級百來號人，就此「瘋狂」了一番，今老師啼笑皆非。 1.1 5皮亞傑 在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幼兒期（兒童早期）時，他們的父母在為自己的前途與事業緊張拚搏之餘，仍沒有放棄對孩子的教育和培養。無論當時中國的父母懷著怎樣的動機，採用怎樣的方式，取得了如何的效果，然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幾乎是嘔心瀝血的。 文革結束後的年輕父母，在對子女的教育目的上，顯示了與所有傳統父母的家教絕然不同的趨向：他們更追求對孩子才能的培養。 在這種社會風氣中，瑞士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傑的兒童發展理論也隨著80年代西方各國人文科學的諸種理論叩開了中國思想理論界的大門。 無論是反觀十多年前兒童教育的需要，還是對於今日家有幼兒的家庭，知道一些皮亞傑的兒童心理理論總是有好處的。而皮亞傑理論的引進，則說明了中國社會對於兒童教育與心理科學的重視。 皮亞傑（1896—1980）的認知發展論要義如下： 皮亞傑採用面對面的觀察法，以個別受試者為研究對象，從知覺、動作、思考、解決問題等活動中，瞭解從嬰兒期到兒童後期大約12年之間個體認知發展的歷程。 經過多年觀察研究，皮亞傑提出了系統的理論解釋。他認為智能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失衡」，因失衡而要求恢復再平衡的心態，因而產生了「適應」；適應時需要發揮個體的適應能力，因而促動其智能繼續發展。當個體面臨刺激情景與問題情境時，他的第一步適應方式，即以其原來的認知結構與之核對，並產生認知作用，此種歷程也稱為「同化」。如果原有的知識不能對新事物產生認知作用，就形成了心理上的失衡狀態。為免除失衡，必須改變或擴大原有的認知結構以適應新的情境。此種歷程被稱為「調適」。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概括起來有這樣一些概念：失衡、適應、認知結構、基模、同化、調適等。 在發展研究取向上，皮亞傑將個體認知發展分為彼此特徵不同的四個時期： 1.感覺運動期（0—2歲）。嬰兒靠感覺與動作認識周圍世界，在6個月以前，對物體的認知是「看不見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2.前運思期（2—7歲）。也稱「自我中心主義」。如兒童面對牆壁時可能會說：「牆在我面前。」 3.具體運思期（7—11歲）。個體能按具體事例從事推理思考。 4.形式運思期（11歲以上）。個體能運用抽像的、合於形式邏輯的推理方式去思考解決問題。 作為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在認知發展上的研究有三大貢獻：（1）創用了新方法，以兒童為主，從兒童生活活動中去觀察兒童，瞭解兒童。（2）建立了系統理論，用四大時期中兒童的思考活動特徵，以說明其認知發展的歷程。在此認知發展歷程中，兒童的認知能力，是質與量兩方面的改變，而影響其改變的因素中，主要是環境與成熟二者的交互作用。（3）個體的認知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他適應環境的知識增加。因此，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也被稱為發生知識論。 皮亞傑的兒童發展理論，在心理上迎合了當時中國年輕父母的需要，他們因此而把它作為培養唯一的孩子的理論根據。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上，常載有關於兒童心理、生理的研究成果知識，並據此引導對兒童早期智力的開發。如，在兒童認知的發展過程中，3一7歲是一生中詞彙量增長最快的時期，與3歲兒童相比，7歲兒童的詞彙量增長3—4倍，6歲時詞彙量可達3000—4000個。 在行為方面，3歲折紙；6歲可結繩，並且會畫方形、人形；4歲以後獨立行走輕穩，可以一隻腳站立；5歲可以一隻腳跳。 又如，因為腦的發展是心理發展的生理基礎，而兒童期的腦發展最快，這就為兒童智力發展提供了條件。美國心理學家布盧姆曾根據對近千名幼兒一直跟蹤到少年期的研究提出：如果把17歲達到的智力水平作為100％，那麼從0—4歲就獲得了50％，4—8歲又獲得了30％，8—17歲只獲得20％，換言之，人生最初4年中智力的發展等於隨後13年中的發展。所以說1——4歲是智力發展的最佳時期。 我們且先不論這樣的研究出處何在，是否可信，不論他的個人實證研究具有多少代表性，也不論國外的研究結果是否完全適應我國兒童。我們假設這些可疑之處徹底不存在，承認兒童期是最佳智力發展時期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如何對兒童進行早期智力開發，如何科學合理地對兒童進行早期教育，也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方式方法問題。然而，卻有一些具有焦慮型人格特點的家長，拿著雞毛當令箭，不問具體情況，不分國界地區，把孩子當成了「試驗田」，進行早期教育的「耕作」。雖然其中不乏有人因早育而早慧、因早慧而早發，卻也有不少兒童在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教育方式衝擊下，因不堪重負而發展失利，反而陷入了尷尬境地，甚至為整個人生的正常發展設下了障礙。 1.1 6鮑倫德與家庭管教方式新理論 台灣學者張春興認為，不分中外，在傳統上父母對子女的管教一向從嚴。本世紀20年代，因受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杜威所倡導的兒童本位教育理論的影響，兒童教育從成人規範取向，轉而重視兒童本身興趣與個性的發展。於是在家庭教育上一度趨於採用民主與寬容的管教方式。近20年來，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人們普遍認為與其父母管教方式有密切關係；在急劇變遷的現代社會中，父母未能以適度的方式管教子女，致使其長大後無法適應社會潮流的衝擊。因此，現在父母管教孩子的觀念又改變了，改變的方式可用八個字來表示：管束、冀望、教導、關愛。 這「八字訣」不只是代表現今父母管教子女的新理念，而且是經由心理學家研究證實，凡是遵循八字訣管教子女者，孩子在生活與學習適應上，皆表現出優於一般兒童的能力。此「八字訣」是美國心理學家鮑倫德經過多次實踐研究而分析發現的。鮑倫德的研究以學前兒童及其父母為對象，具體到家庭訪視並觀察記錄在飯桌上、睡眠前、支配工作、收拾玩具、討論問題等不同情形下的親子互動情況，藉以瞭解父母們如何在言行上管教子女。經過資料的整理歸納之後，鮑倫德發現，所有父母對子女管教時，其言行之特徵，或多或少都離不開四個方面，只是在各個方面的程度上，有高低輕重的差別，故而每一方面又有高中低之分。四個方面是： 1.管束。指父母為孩子立下的規矩，要求孩子遵守規矩，以及孩子違反規矩時的處理方式。有的父母管教有明確規矩，而且要求孩子遵守規矩；有的父母只訂規矩，但並不在乎孩子是否遵守；也有的父母二者全無。 2.成熟要求。亦即前文所說的冀望；因為，父母對孩子正確行為之冀望，是以孩子的年齡為參照架構的，故而稱為成熟要求。惟父母對孩子行為所表達的冀望，有的高於孩子的年齡（提早賦予孩子責任），有的低於孩子年齡（過分保護孩子），也有的正適合於孩子年齡。 3.親子溝通。亦即前文所說的教導；因為父母管教孩子時，如何說明行為規範之意義，如何糾正孩子的過失，如何解釋是非善惡的道理，如何讓孩子表達自己的意義，必須經由教與導的溝通方式。而且，在此一方面，經親子間雙向溝通而又充分澄清觀念者，是此一方面的最高境界。 4.養育。也是前文所說的關愛；在養育的過程中，無論是飲食起居，或是娛樂活動，在親子交感互動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借之傳達了關愛子女的親情。在家人團聚時，與孩子共享歡樂；家中有困難時讓孩子知道關心；孩子成功時給予獎勵；孩子失敗時給予安慰。父母能做到這些，就是此一方面的最高層次。 按照父母實際管教子女時在上列四個方面所表現的高低程度為標準，鮑倫德將大多數父母區分為三大類型： 1.專制型父母。專制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徵是，子女在家庭中的一切活動，悉由父母安排決定，子女只能無條件的服從。有關行為標準的是非對錯，也全由父母獨裁判決，子女只能無條件遵守。子女行為如有偏差，父母給予懲罰，不必向子女解釋理由。與前述四個方面比較時，專制型父母在管柬與冀望兩個方面，居於高層，而在教導與關愛兩個方面，則居低層，換言之，管而不教，嚴而苛刻，是專制型父母管教方式的主要特徵。 2.威信型父母（authoritative parent）。威信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徵是，父母為子女所訂規矩，非但合情合理，而且以身作則，能夠說到做到。對行為規範之要求，對價值標準之解釋，前後一致，能使子女易知易行。親子間遇有爭執，父母不以獨裁專斷方式處理，而以說理方式，讓子女表達意見，最後的決定讓子女心悅誠服。與前述四個方面比較時，威信型父母在管束、冀望、教導、關愛四個方面，均居高層。換言之，管之、望之、教之、愛之四者兼具，是威信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徵。 3.寬容型父母（permissive parent）。寬容型父母管教方式的特徵是，對孩子行為表現，父母不刻意訂立規範，對孩子們的慾望與要求，父母也不刻意予以限制，在孩子們的能力培養上，父母也不刻意要求，而改以接納的態度，讓孩子隨其興趣與個性自由發展。此種管教方式，在三十年前為一般心理學家所稱許，也是一般開明的家長們樂於接受的。然而，對生長在既需要知識又需要能力的現代社會的人來說，此種只顧眼前而不考慮未來的管教方式，已不合時宜。與前述四個方向比較時，寬容型父母的特徵是，關愛有餘，教導寬鬆，而管束與冀望則顯然不足。 根據鮑倫德的研究與建議，在現今的社會裡，威信型父母的管教方式，是最有利於兒童健康成長的。原因是，像園丁栽培花木一樣，除了除蟲、去草、灌溉、施肥之外，要想花木茁壯茂盛，適時適度的修剪，也是有必要的。鮑倫德的建議，不只是理論，而是在實際調查研究上，已證實了由威信型父母管教出來的孩子，是同年齡兒童中最優秀的一群。按鮑倫德的解釋，只有威信型父母，才能夠教養出具有工具性能力（instrumental competence）的兒童。所謂工具性能力，是指兒童在對人對事的行為上，較多表現肯獨立、負責任、尚勤奮、重成就等性格特徵。鮑倫德調查研究發現，小學低中年級兒童中，凡是具有工具性能力的學童，分析其家庭背景，幾乎全是在威信型父母管教下成長的。除工具性能力之外，威信型父母教養出來的學童，另外也較多表現出友善、助人、合群、自信等特徵。以前，心理學家們曾擔心過，父母嚴格管束孩子行為，將不利於兒童自信心與獨立性格的發展。鮑倫德的研究，澄清了此一疑慮；成長中的兒童，在行為上是需要管束的。惟管束之外，必須配合其他條件；威信型父母管束孩子有正面效果；專制型父母則因管束而阻礙了兒童的發展；寬容型父母卻因較少管束，而不能培養兒童適應社會的能力。 1.1 7 早期智力開發 1984年，我在華師大成人學校讀夜大時，在樓梯的上下轉道上看見一些拖著鼻涕的娃娃們在「歡樂蹦蹦跳」。離他們不遠處的父母們，則交叉著雙臂，或者在看壁板，或者在三三兩兩的交談。我覺得非常奇怪，大學校園裡怎麼會有娃娃們的聚會？經過「調查」我才弄清楚：這裡開設了幼兒英語課。從此，我便經常看見了那些疲憊不堪的母親，拖著甚至連走路也踉踉蹌蹌的幼兒，在我們下課之後，走進教室，伊伊呀呀地念誦「ABC」。 在幼兒們甚至連母語也說不囫圇的年齡，讓他們機械地背誦ABC，並且是以放棄父母與孩子正當的休息與玩樂為代價，這是否近於荒誕！ 我知道有這麼一個年輕的母親，她在中學裡曾是紅衛兵的團長，畢業後分配在服務公司打雜。她是一個心高志遠的女子，可又無法改變自己的職業狀況。於是她便把自己所有的「雄心壯志」轉變成對孩子的殘酷的訓練，以讓幼女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超人」。 在她的「殘酷」訓練下，漂亮的小女孩見了媽媽噤若寒蟬。看著自己手背上斑斑點點的針眼，再困再累，她也不敢有半點懈怠。當她在規定的時間做著規定的習題與練字作業時，媽媽雖然在做家務，但是她的背後似乎生有眼睛，只要她稍有分神，縫衣針便向她手上、甚至臉上刺來。 當母親被問及如此苛待女兒，自己的心境如何時，這位女子也是淚珠滾滾的，她說「兒是娘的心頭肉」，她又怎會不心疼。但是為了孩子的前途，她卻不得不這樣。當時，她的孩子還只是一個4歲的兒童，可是她卻已與快樂無緣，成了一個受盡折磨的一小囚犯」。 為了不失時機地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父母們是不惜血本的，可是結果卻未必能如人心願。這是因為智力開發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需要科學地系統開發，綜合提高，而非只是提早會說話、多背幾首詩或者多識幾個字。這些記憶功能雖也是智力結構中的一部分，但由於缺乏科學的方法，故常常是「得之東隅，失之西隅」，是以破壞了其他正常能力為代價的，因此收效甚微。有時還可能產生相反的後果，破壞了孩子的學習興趣，使其產生「厭學」心理。 有一對夫婦都是國家幹部，他們的獨生女兒穎穎自小活潑可愛，兩三歲時不僅動作靈活，遇事反應快，而且記憶力好，兒歌一學就會，語言表達力很強。穎穎5歲時，父母便開始「啟蒙」。算術由父母自己教、英語請家教。此時幼兒園裡也開始教漢語拼音，父母每晚都要女兒讀、寫、算。開始時，穎穎尚能達到父母的要求，不久他們就發現女兒經常把拼音字母和英文字母混淆。父親沒有及時修正教育內容和方法，卻只是一個勁地訓斥孩子不專心，埋怨她不努力。一個學期過去了，穎穎變得害怕學習，不願學習，反應也遲鈍了。 穎穎的事例說明了她的父母缺乏兒童心理學知識，沒有接兒童心理發展的規律做事，對孩子的要求超出了5歲兒童心理特點的範圍，才導致了他們對女兒早期教育的失敗。 古人曾說：「知子莫若父。」因此有些父母不會同意自己不瞭解孩子的觀點。但是他們卻不知，他們更多的是瞭解自己孩子的性格、興趣、行為習慣及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現象，而不是兒童心理發展的一般規律。兒童心理發展規律是心理學家從許多個別兒童的心理發展過程中概括出來的。兒童的感知覺、記憶、思維、想像、注意、情感、意志、興趣、能力、氣質和性格等心理現象都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性。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心理活動的特點也發生變化。只有按照科學的規律因勢利導，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從80年代初一直延續至今的家長的早期智力投資，確實培養出了一大批健康聰明的人才。然而也不乏一些懷著焦慮情緒，操之過急的家長，不但沒有收穫，相反還自食苦果。當然，深受其害的，還是孩子本身。 有一對中年夫婦押著他們衣冠楚楚的兒子前來咨詢。父親是外貿局的幹部，母親是先進工作者、勞模。與父母焦慮不安、疲憊不堪的神情決然不同的是，他們的兒子的「超然」神情：他一身黑色西眼，內著條子襯衫，洋洋灑灑，若無其事。 他只是一個讀初三的中學生，但是卻面臨著無法畢業的危機，因他上課無心聽課，卻不停地與周圍的同學說閒話。老師曾多次調動他的坐位，然而把他調東調西，可他說廢話的習慣一如往常。由此他得了個綽號：「廢話」。老師對他不再抱有希望，家長乾著急，愛莫能助。 父親說：「為什麼我會生出這樣的兒子？」 母親說：「這樣的兒子將來怎麼生活？」 兒子說：「我有選擇生活的權利：我將來去當魚販！」 他們的兒子是一個厭學者。說廢話只不過是為轉移父母老師對他的高期望而已。他要去當個賣魚人，既是他對父母從小的「高壓政策」的逆反，也是他對自己「厭學」心態的解脫。因為他已是一個從3歲開始即被父母「智力投資」的對象。他的厭學心理早在10年前已經形成。早期教育與心理問題沒有必然聯繫，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有著一定的牽連。 1.1 8中外家教良方 在我們傳統古樸的家教中，也不乏有遠見卓識的父母，用智慧與愛為國家培養了人才，也為自己的兒女謀了好前程。 那一年，歌劇《灰姑娘》的主角正在演唱，台下一位不滿5歲的小女孩明眸閃閃，晶瑩的淚珠隨著歌劇的表演潸然而下。 她就是現在蜚聲世界樂壇的胡曉平。 曉平的母親是位中學語文教師，很懂得對自己的孩子進行良好的早期教育。「從小培養他們自覺」是她的準則。孩子們有了過失，她從不打罵，最嚴厲的責罰就是讓孩子一個人站在小房間裡去想。 多少個夜晚，孩子們圍坐在燈光下，靜聽母親講列寧小時候打碎花瓶勇於承認的佳話，雷鋒助人為樂的好人好事及孔融讓梨等故事。每年元旦剛過，寒假開始的時候，媽媽便取出一年來孩子們做好事的評比記錄，給五角星最多的孩子發獎品——蠟筆、練習簿等，以鼓勵孩子們爭做好事，養成要求上進的好勝心。 曉平家中平時有人料理家務，但是媽媽還是規定要孩子掃地、擦桌，並輪流洗碗。每週一人包干兩天。所以，當她從布達佩斯載譽歸來，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捲起袖子下廚房——燒菜、洗碗。 曉平的母親不但注意孩子們的品質教育，還善於發掘孩子身上潛在的才能。女兒一歲半時，有一天躺在床上揮動小手哼起了「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曲調。在家玩耍時，她一會兒裝哭，一會兒仿笑，表情十分豐富。看著這一切，媽媽欣喜地感覺到，女兒有著特殊的表演才能。於是母親經常抽空帶女兒看歌劇，有意識地培養她對音樂戲劇的興趣。週末假日，一家人歡聚，媽媽總是讓曉平擔任家庭音樂會的「女主角」，親戚朋友來訪，也常為女兒提供當眾表演的機會，讓她可以練習表演能力。在媽媽的培養與呵護下，曉平3歲進托兒所時，已能歌善舞，並能繪聲繪色地給全班小朋友講故事。 曉平爸爸是中國口琴協會會員，雖然平時工作很忙，卻不忘抽空教女兒吹口琴，在曉平七八歲時，已能吹復調，是少年宮小夥伴藝術團口琴隊的隊員。初中時，曉平已常在學校廣播裡獨唱、領唱、教唱，給全校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認為胡曉平的成功，並非僅是從她能獲得國際大獎的方面而言，當然這也是一種成功。更大的成功，卻在於她找到了合適於自己，並為其所熱愛的職業。俗話說「揚人所長都是才」，在可能的前提下，個人興趣、特質、性格與職業的吻合，既是令人愉快的，又是容易出成果的。「勝任愉快，水到渠成」便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積累。 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心理學」對於大部分人是很生疏的一個概念，但是胡曉平的母親卻已在實踐「行為訓練」的家教方法（獎勵制度），並且能夠自如地運用孔學中「因材施教」的方法，培養出了一個音樂人才與歌唱家。這說明了，心理科學知識之所以成為「科學」，是因為對於實踐經驗的正確提煉和概括，因而具有可信度與可操作性。 在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有許多非常寶貴的經驗財富，但也不乏陳舊觀念。同樣在其民族文化中也有精華有糟粕。所以東西方的交流，整個世界的科學研究與人文理論的資源共享，對於人類的發展進步就顯得非常之重要。 像所有的母親一樣，居里夫人用自己的母愛之光，點燃了孩子的智慧火花。自從女兒出生後，居里夫人在艱苦卓絕的科研間隙，抽空寫著孩子的成長日記。從日常細心的觀察中，她發現了女兒顯露出來的性格和天賦：大女兒綺瑞娜在數學上的成功和小女兒艾芙在音樂上的早熟。居里夫人根據兩個女兒性格志趣的不同，提供不同的條件和教育，使她們開闊了視野，各揚所長，並為今後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綺瑞娜繼承了母親的事業也研究鐳。居里夫人便把自己的實驗室作了她的課堂，而餐桌卻成為了綺瑞娜科學答辯的場所。在母親辛勤培育下，綺瑞娜終於成為又一位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女學者。 居里夫人對小女兒艾芙施行的是另一種教育方式。她原來希望艾芙能成為一個醫生，研究鐳在醫療上的應用。但她發現了艾芙愛好音樂，便放棄了希望她當醫生的意願，眷她買了一架鋼琴，鼓勵艾芙發奮於自己熱愛的事業。艾芙在音樂方面後來確實是有所發展，有所貢獻的。 居里夫人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是舉世聞名的，作為《孩子成長日記》的忠實記錄者，一個辛勤培育女兒的母親，她同樣受到人們的景仰和愛戴。她的兩個女兒在事業方面都取得良好的發展不是偶然的，這既歸功於居里夫人的遠見卓識，也是她辛勤付出的收穫。居里夫人不僅是一個有著偉大創舉的科學家，更是一位負責任的好心情的母親。相比較之下，我們的許多家長在育兒方面觀念就比較偏狹；他們要麼顧了自己的事業發展，放棄了對孩子的培養；要麼自己一事無成，把全部希望押在孩子身上。處於這樣兩種狀態中的孩子，往往很容易出現問題，要麼因壓力過重無法承受而放棄努力，要麼因被「放逐」，而頑劣不堪，或者自我封閉，成了一個「孤獨者」。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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