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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祺和斤瀾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五十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谷峪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想把己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書。可又覺得份量不夠。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再多說。這話我反覆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態度，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笑道：「急著出書幹什麼？要急就急在創作路子上。你現在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跟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這是我頭次聽說作品還要找到作家自己。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干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聲，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聽了滿服氣，不斷笑著點頭自語：「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誌任編輯部主任。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讀那些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衝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脫韁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後說：「民歌很好，只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了，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彝族民歌。」我說：「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著又建議把關於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國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績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練。於是我又為他因歷史問題總是不能入黨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選》不久在《民間文學》上發出來了。這是彝族民歌首次與全國讀者見面，涼山月色瀘沽風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許是有意嘉獎，曾祺寄來稿酬超過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費。 他寫文章談論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煙壺》發表後，《文藝報》要發篇評論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問我找誰好？我說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說他就寫了。文章發表後我向他致謝，他說：「先別高興，我還有話沒寫上呢。你那個庫兵不行，是個多餘的人物，這篇小說沒他什麼事也礙不著，只因為你對這種人物有興趣就寫上了。這不行！破壞了結構的嚴謹。我只在文章中說你九爺寫得好，沒提這寫得不好的庫兵，給你留點面子，當面這意見還得告訴你！」 他對《煙壺》這條意見，我沒跟別人說過，不想洩這個底。為了紀念曾祺，今天我公之於眾。他完全說對了，我心服口服，不過我不想改。 他對《戰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這篇東西是他女兒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說很有限力，開始邊看邊說：「鄧叔叔這篇東西寫得不錯，寫得不錯。」可越看越洩氣，看到後來把雜誌往桌上一扔說：「挺好的開頭，結尾砸了，全完！」聽女兒這樣說，他才拿來看。他說：「開頭真不錯，以喜劇手法寫人物的悲劇性格，多好，而且已經完成大半了，怎麼突然弄出個正面結尾？真沒勁，真糟蹋材料！」我有點懊悔地說：「原來我是寫成此人一事無成的，刊物主編看後說，這樣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鬧笑話，毫無作為，是不是太沒意思了？不過改不改隨你，這只是我個人看法。我聽了這意見後才改成這樣……」曾祺說：「不在人家提意見，而怪你自己沒主見，沒主見說明你對生活理解、判斷得還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說：「不錯，我也確實感到主編意見有道理。」他聽了連連搖頭：「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還是我這女兒有點眼光！」 汪曾祺近年來被人們稱為「美食家」，我很高興，也為斤瀾抱不平。五十年代斤瀾的烹調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溫州菜「敲魚」在北京文化界獨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種也多樣。曾祺桌上經常只有一葷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盤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時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間屋。有個煤球爐子，冬天放屋裡，夏天放門外。趕上做飯時間到他家串門，汪曾祺准在圍著爐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萊還不出名，作的品種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黃瓜，冬天拌白萊，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乾絲」和「醬豆腐肉」。前者是揚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乾與南方香乾有別，不是那個味，汪先生有時就用豆腐絲代替。味道也過得去；後者是他耳聞加獨創的吃法，聽別人說了自己又揣摩著作的。質量不大穩定。五一年冬天一個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東單三條曾祺家喝茶歇腳，一進門就聞到滿屋醬豆腐味。爐子封著，爐蓋上坐著小砂鍋，隔幾秒鐘小砂鍋「樸」地一響。我問他：「大冷的天怎麼還封爐子？」他說：「做醬豆腐肉，按說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鍋好，可我怕煤氣中毒，改為白天。午飯吃不上了，得晚飯才能燉爛。」我歇夠腿告辭，走到院裡碰上九王多爾袞的後裔金寄水。閒聊中我說到曾祺怎樣燉醬豆腐肉。寄水搖頭說：「他沒請教我，這道菜怎能在爐子上燉呢？」我間：「在哪兒燉？」他說：「當年在王府裡我見過廚子做這個菜。廚房地下支個鐵架子，鐵架子底下放盞王八燈。砂鍋的鍋蓋四邊要毛頭紙糊嚴，放在鐵架上，這菜要二更天開燉，點著王八燈，廚子就睡覺了，燈裡油添滿，第二天中午開飯時啟鍋……」他說王八燈是鐵鑄的油燈，黑色，扁圓型，有五根芯管，看著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問曾祺醬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沒說好壞，只說「還得試」！ 後來我在他家吃過兩次「醬豆腐肉」。兩次味逍、顏色都不盡相同，看來整個五十年代都還沒定稿。 57年後我倆各奔東西。斤瀾也下鄉長期勞動，只在每年春節回北京探親時三人相會一次。見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長，本應我們去看他，二來跟他烹調手藝長進也有關係。斤瀾廚藝落在他後頭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我提前退休，斤瀾被分配在電影院領座，長期休病假。我倆有了閒空，曾祺卻忙得邪乎，打電話總找不著人。有天終於在電話中聽到了他的聲音，就約好時間去看他。他非常高興，認真作了準備，把這些年練的絕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們三人冷熱葷素竟擺滿一桌子。雞粽，鰻魚，釀豆腐，漲蛋……雖說不上山珍海味，卻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艱苦了，酒又喝多了一點，一時大意把好大一個肘子吃下去四分之三。從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飯，他都預備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沒見過曾祺畫畫兒，也沒聽說過他會畫。知道他有畫家朋友，如黃永玉弟兄，都是畫水彩，刻木刻的洋畫派。還有個篆刻家朋友，是嘉興寺的和尚，一塊參加土改結下的交情。我見過他給曾祺刻的印章，也見過大和尚本人。稱得上法相莊嚴，刻藝右樸。但沒見過曾祺跟國畫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國畫家一度生活困難，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門，老捨先生特意給中央寫信，把城樓上畫宮燈、屏風的活兒替國畫家們攬下來，實行按件付酬，暗含著「以工代賑」，如此以陳半丁、於非廠（此處讀庵）等為首的北京國畫家都跟文聯常來常往。來時我見到只有兩人跟他們應酬。一是美術編輯，一個就是金寄水。沒見曾祺參與應酬。我想他的畫大概跟烹調一樣也自學成材。中國書畫同源，他有書法底子，看過芥子園畫譜之類的書，又有傳統文人氣質，練起畫來順理成章，而且還確有獨創之處。十幾年前，我有天收到個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來的。趕緊打開看。裡邊是一幅畫，畫的鐵干梅花。樹幹樹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謂「臘侮」。畫中夾著個字條，上邊說：「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送別的難免俗，亂塗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這梅花是用什麼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兩月硬沒猜出來。有天開會見到曾祺。我說：「我們猜到今天也沒猜出來。肘子不吃了。告訴我那梅花用的什麼顏料吧！」 他衝我毗牙一笑，說：「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筆字寫得不錯。當年《說說唱唱》印信封信紙，刊名和地址用手寫體，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愛幹這件事。顏體，歐體，柳體，三種各寫一張。楷書，行書各寫一行，請全編輯部民主挑選。人們評頭論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沒人因此稱他書法家。更沒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時寫得不如後來好，而是那年頭寫好字不稀奇。我們不到一百人的小機關，能寫好字的夠半打：老捨寫魏碑，端木寫小篆，王亞平、柳倩寫行書，都有兩下子。有次政治學習，上邊交待討論時要作詳細記錄，以備檢查。組裡選人作記錄。主持人端木蕻良問：「選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說好，一向「逆來順受」的金寄水卻把手舉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問他：「你向來不是寧當記錄也不願發言嗎，這回怎麼不幹了？」他說：「干也行，我有個要求。」端木問：「什麼要求？」寄水說：「允許我用毛筆記。別強迫我用鋼筆。」端木一笑說：「就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鬆口氣說：「這就沒說的了。有同志提過意見。說我愛用毛筆不用鋼筆是甘於落後，不求進步的表現。其實是我用鋼筆跟不上趟……」 我現在手中還保存著寄水自己寫的名片，放在書法展覽會上決無遜色。但他連書法家協會大門朝哪兒都不知道。 曾祺書法出名，首先是他寫得好，其次也得承認他有福氣、趕上了好機遇。 人們對曾祺與酒的關係說法頗多，認為連他的飛昇也是憑借酒力，懷疑他不久前參加五糧液酒廠的筆會有不利作用。對此我持否定態度。曾淇嗜酒，但不酗酒。四十餘年共飲，沒見他喝醉過。斤瀾有過走路撞在樹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來的謙虛，曾祺頂多舌頭硬點，從沒有過失態。他喜歡邊飲邊聊，但反對鬧酒。如果有人強行敬酒，鬧酒，他寧可不喝。我跟他一塊參加宴會，總要悄聲囑咐東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勸，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裝看不見他，他喝得最舒服，最盡性。 從八十年代起，家人對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門買菜就帶個杯子，買完菜到酒店打二兩酒，站在一邊喝完再回家。這種喝法非他獨創。當年趙樹理就是這個喝法。北京文聯在霞公府，拐個彎就是王府井，從南口到北口，沿途有兩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則是山西大酒缸。樹理拉我們去吃山西刀削面，從南口開始，見酒店就進，進去多了不要，只打一兩，站在櫃台前．揚脖喝完，繼續前進。這樣到大酒缸時已有酒打底，再要二兩酒四兩削面一盤香椿豆，連飯帶萊就算全齊。曾祺繼承這個喝法稍有變化。三年前他小病進了醫院。我去看他時，他說大夫講他現在的病沒什麼，要緊的倒是要馬上戒煙停酒。不然後果堪憂。他打算執行。這以後我就有好長時間沒見過他。隔了半年多在一個會上再見面把我嚇了一眺。只見他臉黑髮膚暗，反應遲鈍，舌頭不靈，兩眼發呆。整個人有點傻了！吃飯時有人給他倒了杯啤酒。他說：「就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兩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馬上眼珠活了，說話流利了，反應也靈敏起來。我回家後就給斤瀾打電話，我說：「老頭不喝酒有點變傻了。你最好跟他家裡人說說，是否叫他少量喝一點，要不老頭就傻了。他兒子王朗還是開通的。只是他那臉色太暗，缺乏光彩，這怕不是好兆頭……」 也許我這話起了極壞的作用，此後吃飯他又喝點酒了。絕沒有放開量喝。這次去宜賓，雖是在酒廠開會，備得好酒，他也喝得很有控制，我和朋友們一邊暗地監視，並沒見他失控過。倒是他應酬太多，令人擔心。不斷有人要他寫字畫畫，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勸他：「別太客氣。累了就不要寫。這麼大年紀了，不是小孩。」他說：「沒事，寫累了倒下就睡著，倒也好。」 從感情上說，我倒覺得他臨離開這個世界前，興致極好地喝兩杯未必是壞事。若在告別人生之前，連回味一下酒趣也沒辦到，反倒大小是個遺憾。 曾祺曾給我和朋友們講過一件趣事：京劇團有個老演員參加體檢。醫生看了他的各項化驗後說：「您的身體不錯。可是不能再抽煙喝酒了，只要你下決心馬上戒煙斷酒，再活二十年沒問題！」老演員說：「不抽煙不喝酒了，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在潛意識裡，曾祺可能是欣賞這位演員的煙酒觀的。 我和斤瀾都剛恢復工作，《北京文學》一位編輯陪同我們三人去一趟絲綢之路。到了吐魯番，伊犁，酒泉，敦煌，蘭州。因為只靠文化界明友「友情幫忙」．沒有官方的「公事接待」，這一路走得很艱苦。有時因為借不到車，關在旅館中幾天無所事事。有時車借到了司機大老爺卻架子很大，拿我們當盲流對付。從烏魯木齊去伊犁時，那位司機帶的私貨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縫中，還對他說：「老頭，你給好好看著點！」到了伊犁，《伊犁文藝》－位資深編輯陪我們去察布查爾山中訪問哈薩克牧區去，那編輯批評了司機幾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時司機竟把編輯扔在草原上……儘管受了許多氣，吃了許多苦，但因作夢也沒敢想今生今世還有機會享受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樂在其中！特別是曾祺，再艱苦他也沒叫過苦，再受氣他也不生氣。我有時管不住情緒想發脾氣，一見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靜，馬上氣散火消。從新疆回來之後，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壇經》找出來從頭選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識近五十年，沒見他人前發過火，沒聽他人後貶過人。幾十年裡我只聽他流露過兩次「不以為然」的情緒。一次是對當年把他定右派的某位領導人，一次是對個別新潮派。他有次與二位文學新星一道外出參加活動，這二位嫌酒店檔次低要搬家，嫌介紹時把他們排在後邊要退席，說起話來氣沖斗牛。－舉一動都透著小人得志。有人談起孫犁同志的文學成就，說他是少數幾個真懂得什麼是文學的人，他的語言是只能體會，不能摹仿的。他們把嘴一撇說道：「可是孫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處，對我們這批人也想指手劃腳，他寫文章惹我們，我們就聯合起來轟他，怎麼著，他還不是叫我們轟在讀者眼裡掉了價？！」 曾祺搖頭，跟我小聲說：「我不信未來的世界就是這些人的！他們要掌了權，一點不比『四人幫』時期日子好過，他們當了政我絕不再干。咱不吃這碗飯啦行不行？」這是見他最激動的一次談話。 從六十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劇界干了三十多年，使他對京劇由愛好變成裡手。多年在梨園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變化。以前他也說笑話，但比較文雅而含蓄，從不手舞足蹈。近年開朗了許多，說話增加了梨園界機智、幽默和俏皮。舉手抬足摹仿舞台動作還滿像樣兒。有次他給我學一位武生念定場詩的舞姿。念到「魚書不至雁無憑」時，作了個舞姿。一手高舉，一手托底，抬腿仰頭，頗為英武。我叫了聲「好！」。他說：「好？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說：「不知道。」他說原來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戲，排到這兒就問那位角兒，「這手勢表示什麼？」那武生說：「汪先生你這不知道？煙霧瓶！大花瓶呀，這兩手是抱著花瓶的姿勢啊！」說著他也笑了。並說：「過去京戲是口傳心授，演員演了一輩子的戲，不知道台詞是什麼意思。」他對京劇創作確實也有了感情。新時期以後他繼續寫過幾個劇本，但再沒有樣板戲那樣健的鋒頭。他很下功夫寫的《裘盛戎），也只演一兩場。我怕他傷心，主動拿到香港，在《大成》雜誌發表，卻在海外引起反響。 經過斤瀾一片愛心的動員與勸告，他又拿起小說之筆。剛發表第一篇《大淖記事》，反應不錯。第二篇還沒寄出，又引出一段趣聞：北京市文聯研究創作工作，一位京劇團老朋友發言說：「我認為對作家們的創作思想領導上還要多關心些。現在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不搞樣板戲，不弄三突出當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講思想性啊。曾祺前兩天寫了個小說給我看，寫小和尚戀愛，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題思想是什麼？有什麼教育意義呢？……」大家聽了只是笑，卻被有心人記在了心裡。此人就是《北京文學》老主編李清泉。會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來看。一邊看一邊拍案叫絕，看完決定發表。這樣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從此一篇接一篇發個沒完，小說比他的樣板戲更成氣候。 有《受戒》這件趣聞提醒，朋友們認為他既然以寫小說為主。就不必再佔劇團的編制，建議把他調到文聯當專業作家。領導也表示同意了，沒想到他卻拒絕。他說跟京劇院有感情。力所能及還願為京劇服務。這樣直到去世，他再也沒離開京劇團。 曾祺對劇團有感情，劇團對他也夠意思，對他十分照顧。寫什麼，到哪兒去，從不干涉，能幫忙的還一定幫忙。不過有些事劇團想幫卻力不從心。比如住房比較擁擠，劇團就難以解決。曾祺住房本來是太太單位新華社分的。當年孩子小，兩室加半間也夠住了。多少年過來，不光兒子女兒大了，還有了孫子外孫。老頭只能連寫帶睡都擠在那半間裡。好在作協領導和中宣部都很關心此事，新華社也給與支持，經過研究新華社慷慨地答應在八角村新蓋的樓裡再分一套大房子給他，面積幾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這消息傳來，作家心中都感到很溫暖。不過直到去世，曾祺也執意不肯搬進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媽再擠，把自己分的房子讓給了他們，兒子兒媳仍守在擁擠的舊居裡。去年春節我陪翟泰豐等領導給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獻出來的這個虎坊橋新家。比原來寬敞多了，但仍然擺設得很亂。給他們放下了年禮，說完拜年話，告別時我悄悄問他：「老翟多次奔走，好容易給你弄來一套房子，你怎麼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們不容易呀！」 他小聲跟我說：「那地離八寶山太近，一看見那邊的大煙囪，我就心裡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緒。我們都老了！ （原載《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6期） ----輸入：天津Sun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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