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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住的地方叫做蒲黃榆。曹禺同志有一次為一點事打電話給我，順便問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麼那麼怪？」我搬來之前也覺得這地名很怪：「捕黃魚？——北京怎麼能捕得到黃魚呢？」後來經過考證，才知道這是一個三角地帶，「蒲黃榆」是三個舊地名的縮稱。「蒲」是東蒲橋，「黃」是黃土坑，「榆」是榆樹村。這猶之「陝甘寧」、「晉察冀」，不知來歷的，會覺得莫名其妙。我的住處在東蒲橋畔，，因此把這三篇小說題為《橋邊小說》，別無深意。 這三篇寫的也還是舊題材。近來有人寫文章，說我的小說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懷戀，我看後啞然。當代小說尋覓舊文化的根源，我以為這不是壞事。但我當初這樣做，不是有意識的。我寫舊題材，只是因為我對舊社會的生活比較熟悉，對我舊時鄰里有較真切的瞭解和較深的感情。我也願意寫寫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覆沉澱，除淨火氣，特別是除淨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但是我現在還不能。對於現實生活，我的感情是相當浮躁的。這三篇也是短小說。《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無故事，《幽冥鐘》則幾乎連人物也沒有，只有一點感情。這樣的小說打破了小說和散文的界限，簡直近似隨筆。結構尤其隨便，想到什麼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這樣做是有意的（也是經過苦心經營的）。我要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沖決：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能耍花招。小說當然要講技巧，但是：修辭立其誠。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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