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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偉略治天下


                金無足赤

  春秋戰國時齊國有個大臣叫鄒忌,風流瀟灑,氣度不凡,被人譽為美男子。當時城北還有一個美男子,鄒忌也沒見過,不知道兩個人誰更俊美,然而他的妻子、侍妾和拜訪者都卻說他更俊美。後來,鄒忌見到了那個美男子,相比之下,才覺得自己不如對方,於是也明白自己受到妻子、侍妻和拜訪者的矇騙並知曉了其中的原因。他把這些事情源源本本地告訴了齊王,要齊王虛心納諫,接受各個階層的人的諫議和面諫,即使對方所說的令自己很難堪也在所不顧。法令一經發佈,進諫的人往來不斷,頗多切中時弊的有建設性的意見,齊王都有選擇地接受改進了。後來,意見越提越少,因為實在沒有什麼意見可提了,而齊國也隨之政治開明,經濟發展,國力一日強過一日,終於成為當時諸侯公認的強國。

               子產不毀鄉校

  春秋末年,鄭國有一位叫子產的宰相,他治理國家的方法就非常獨特。他從來不對民眾的言論加以壓制,即使是對鄭國的政治抱不滿甚至是嘲諷態度的人。他知道,「防民之日甚於防川」的古訓,知道周歷王就是。周歷王因為採用苛法「止謗」,塞使民眾的口才失了天下。

  當時鄭國各地普遍地設有被稱為」鄉校」的學校,在那裡培養知識分子。但是同時,鄉校也往往被那些對政治不滿的人來利用,當作政治活動場所,發洩自己的優怨甚至是指責。這種情況如果不斷發展下去,可能會對鄭國的統治有威脅,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意見,要求關閉鄉校。

  子產反駁說:「其實大可不必關閉鄉校,民眾在結束了一天的勞作之後,』聚集在那評議政治實在無可厚非,我們正可以把他們的意見當作為政的參考,得到讚賞與支持的便繼續深化實行,如有批評則加似改良,他們可以說是我們的老師啊。如果強行壓制,也許會暫時抑止他們的言論,但那正如堵塞河道一樣,水勢雖然能夠被一時堵住,不久更大的洪水就會滾滾而來,沖潰堤岸,氾濫成災。如果到了那種地步,即使是再想補救也來不及了。與其如此,一倒不如平時慢慢疏通洪水,因勢利導,使之從各個水道疏散,這不是很好嗎?」

  對待臣民的議論採取一種寬容的政策,允許其發表不同的意見,作為自己的借鑒,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才是正確的為政作官之道。

               學會給下屬面子

  不要以為你是一個領導者就要把所有的權力死死地握在手裡,事必躬親,不管大事小多都要一一過問,總是超負荷地工作。其實、這絕對不是一種有效的工作途徑。雖然你工作得非常勤苦,但你所負責的工作卻總是雜亂無章,眉毛鬍子攪成一團。雖然你事事過問,時時在管,但卻一點工作成績也沒有,拿著權柄作碳棒,下級也對你不冷不熱,眼看著你自己鬧笑話。其實,你所做的工作有許多並不需要你去做,那是你的下屬的事情,如果你做了這些事情,他們不但下會心存感激,反而會認為你專橫跋扈,粗俗無知。不要忘記自己是個領導者,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去盡心做好,甚至有些你分內的事情你也可以交給下屬去做,這一方面可以鍛煉提高他們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你抽出一些時間去做縱觀全局的決策,使你所領導的事業有更大突破。

  漢宣帝手下有一位宰相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車經過繁華的都城街市,恰巧看見有人群毆,死傷極多,但卻若無其事地通過現場,什麼話也沒說,繼續往前走。不久。他又看到一頭拉車的牛吐出舌頭來氣喘吁吁,無精打采,丙吉馬上派人去問牛的主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對此,旁邊的隨從人員都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宰相對於群毆事件不聞不問,卻單單操心牛的氣喘,這不是有點輕重不分,本末倒置了嗎?於是,有人就鼓起勇氣請教丙吉。

  丙吉回答說:「取締制止群毆事件是長安令或京北尹的職責。身為宰相,我只要每年評定他們的政績,再將其賞罰建議上奉給皇上就行了。宰相對於這些瑣屑之事不必一一參與,而我之所以看見牛氣喘吁吁就要停車問個究竟,是因為現在正值初春時節,而牛卻吐著舌頭氣喘不停,我擔心是不是陰陽不調,而宰相的責任之一就要借調陰陽,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車詢問原因何在。」

  眾隨從聽後,這才恍然大悟,紛紛稱讚宰相英明。

               領導就是領導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領導者應該下功夫做的事情有以下三件:第一是對大局的判斷和掌握;第二是調整團體的能力;第三是讓部下各盡所能,充分調動、發揮其積極性。

  英國大出版家諾茲可裡夫生平所做的事業極多,如果換成別人,肯定會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但是他卻仍能從容不迫,應付自如,許多朋友對於他這樣的才幹;深覺驚奇,他說:「我自己只擔任指揮工作,一切機械式的工作都交給那些能勝任的人。我深知要成就事業,最重要的是時時創新的計劃,指揮得法和堅持不懈。至於那些凡是助手能夠處理妥帖的工作,我盡可不必動手。」

  記住,你之所以把一些瑣屑小事交給下屬去做,是因為你需要去思考更重要更具有全局性的事情,需要去制定新的關係到整體發展的計劃。這些工作才是你的分內之事。有些領導者總是以自己是「最繁忙的人」而自傲,這實在是大錯特錯的想法,在有識者看來這種領導者無異於是在說自己是一個最不善長指揮他人工作的人,他沒有駕馭屬下的學識和能力,所以注定要失職。

  《孫子兵法·謀攻篇》中說:「將能而君不徹有勝。」意思是說,將領如果是有才能的,國君不要干預他的行動,保證其才能得到充分地發揮,這樣才能求得戰爭的勝利。在現代社會的從政發展中,一個領導者所要負責的事是十分複雜繁瑣的。經營與決策,組織與指揮都是其分內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領導者來處理,而不是實現部分放權,交給下屬去做,縱使領導者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應付。不要以為你把自己的權力分給下屬些,下屬就會認為你的才能低下,對你採取一種。陽奉陰違的態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給他們一些能夠充分展示自己才華和能力的機會,他們更會尊敬你,認為你有領導者的氣魄與涵養,會更加心地無私地為你工作。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學清朝的康熙皇帝,據《清史》記載的「三藩之亂」時,佔據台灣的鄭經也趁機渡過台灣海峽,佔領了泉州、漳州、溫州等地。消息傳來之時,康熙皇帝正領著諸位皇子在暢春園練習射箭。聞報,康熙無動於衷,戰況接踵傳來,連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們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頗感疑慮。回宮之後,康熙方才說出自己的道理:福建離京城數千里,路途遙遠,消息傳報費時;而且反叛的不僅僅是兵力強大的三藩,同時還有盤踞台灣的鄭經,雖然丟失了這麼多的地盤,但當地的官員也一定盡心盡力了。如果我在此時傳令去責罰他們,他們非但不會心存愧疚,而且還會認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責罰他們,他們會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這時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會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歲登基,權臣專政,而他則威信不存。後來,他用計殺權臣鱉拜,整頓吏治,鞏固邊防,成為清朝歷史上一個頗有作為的皇帝。單從他統馭臣下的招術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治政與謀術的高明。歷史上許多有作為的皇帝都是藉借充分發揮臣子們的才能而建立起自己的功業的。

  集思廣益,激發大臣們能力的發揮,這樣才能把皇帝解放出來,更好地起到一個領導人的作用。領導應該能夠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嚴以律己,作臣僚下屬們的楷模,這樣,才能產生巨大的統御力和凝聚力,有時甚至直陳自己的錯誤,下一道對自己痛加切責的詔書,並專有名稱,叫「罪己沼」。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確有的皇帝把國當「家」看待,兢兢業業,要治好這個「家」,不排除有的最高統御者是真心「罪己」的。漢武帝劉徹發佈的「輪公罪己沼」似乎就出於真心。在這之前,漢武帝曾一度利慾熏心,聲色犬馬,四處獵槍,官觀神仙,無所不好,搞得國衰民貧、把自己也折騰得面容憔翠,無精打采,朝政自然也就跟著荒廢了。這時的酉漢王朝確有亡秦之跡,然而卻最終幸運地末重蹈秦之轍。相反地,一度蕭條衰敗,風雨飄搖的西漢王朝又奇跡般地恢復了蓬勃生機,國家又迅速變得富強起來,而這一良性循環態勢得以產生的關鍵就是漢武帝能夠「晚司而改過」。他在深刻反思中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自我檢討,說:「自我即位以來,行事狂悼。愁苦姓,悔猶不及,今後但凡傷害百姓,浪費資財的舉動,一律禁絕。」與此同時,他還專門發佈「罷輪台屯田罪己沼」,作自我批責說:輪台在京師以西一千多里,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屯田,必然又要擾民,使其不能更好地休養生息,我不忍心這麼做。他宣佈今後不再對外用兵j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勞」,要「思富養民。與民休息」。綜觀其一生,少時,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晚年又能以極大的勇氣悔過罪己,痛改前非,自新不息,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古代把皇帝的臉面叫作「龍顏」,可見對其重視程度。同時,現在也有人認為領導者的面子比普通職員的面子更重要。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應該加以保護和維持的不是領導者的面子,卻恰恰是下屬的面子。對待下屬採取一種寬容的態度,允許他們犯錯誤,並在他們出現失誤之後設法保密以保全其面子。這樣,他們就會認為你是一名坦誠無私,易於接近的領導者,認為你善於體查人意,同時也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從而會更加賣力地工作。對下屬採取寬鬆的態度,並不意味著對自己也採取一種寬容忍讓的態度,而應該求全苛責,認真發現自己的失誤和錯處,勇於承認,勇於向世人公佈,不要總是顧惜著你自己的面子,這樣才能心有所安。

               崇禎的罪己詔

  但是,也有的統治者的罪己,並不是真的嚴於律己,責己謹嚴,剖白自己,而是加強封建王朝統治的一種方法。「罪己詔」是用來給手下人看的,當他們看到皇上頒布這樣「深刻地」檢討自己過失的文字時,就會更加堅定他們「皇上聖明」的信念,更加自覺地為皇上效忠。這樣的罪己,並非真心;所說的一切,是否作為實事去辦,也無人敢去督查,改與不改只有鬼才會知道。正因如此。「罪己詔」又何妨多下幾道。據說明朝的崇幀皇帝自我批評的精神最為強烈,隔三岔五,就有一道「罪已調」公佈於眾,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然而諸種過失也只是說說而已,根本不去想著如何改進,結局是終於在李自成農民軍逼近京城之際,下完了最後一道對自己嚴辭切責的詔書。懷揣著它,於公元1640年3月18日,爬上煤山,自溢而亡。兩天以後,人們在其衣袖內發現沼文,上面寫道:「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不敢終於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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