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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山東

作者:蕭乾

  我做小學生的時代,北平的日子可好過多了。一個當十的「光緒元寶」可以換十個方孔的小制錢。噹啷啷握到手裡,擺弄夠了兩邊盤蛇似的滿文後,還能買進足夠裝一前大襟的吃食。
  照習慣頭天晚上由母親在我枕頭底下預先給掖好三個銅子兒,十個制錢。大清早我洗過臉,把散堆在桌上的修身、國文,一些溫習過的書攬在一塊虎皮包袱裡,然後就把那份餑餑錢捏到手心,踮著腳尖走到我母親房裡去,悄悄地在她耳邊說一聲:「可走了哇!」就上學去了。
  四個銅子兒合起來真少得可憐。但在燒餅賣五個制錢的年月,荷包中能有那麼一個數目,就頗可自居作小財主了。如果是冬天,把四個制錢交到胡同口一個圍抱著桶爐的乾癟癟的老頭兒手裡,就能換來一塊燙手心的紅瓤烤白薯。這是清早每個學童的手爐。在溫度沒消散以前,再餓也是不肯送進肚裡去的。
  走到學校,同學各人兜裡實有的數目誰也無從推測。對別人的「還剩幾個大?」的探問,回答總是:「快花完啦!」如果在班上因藏匿不周而把個銅子兒落在地上時,這秘密的暴露便將引起前後排的強烈注意,並且還會有嫉妒的小聲音說:「別炫闊!」(如果這銅子兒恰屬於頑皮的一種,落在地上還啷啷地旋轉著向遠處跑去,這小東西的行為便將害得主人罰一堂立正。)
  大家都不肯公開悖悖錢數目的原因,只不過是要等下學時到鄧山東的攤上去充闊,看誰是那小攤兒最大的主顧。
  鄧山東兒是我們校門口一個賣雜貨糖食的。他那玻璃櫃裡裝著我們一切的想望——有五彩的印畫,有水裡點燈的戲法,有嚇人一跳的摔炮,甚至還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裝有白粉的手包……凡是足以使我們小小心臟蹦跳的,幾乎無一不有!
  這人到我們門口來作買賣,可說是一個叫孫家福的學生拉來的呢。
  孫家福家就住在學校後身的胡同裡。起初,他告訴我們西口新近來了一個做小炸食的漢子。隨賣隨唱,並且會說頂有趣味的故事。天天在我們上筆算那堂他就由瓦岔胡同過去。我們都感到興趣。於是,就留心起來。
  那天的筆算班我們頭各埋在書上,耳朵和心卻伸出校牆外去了。當一個同學正背九九表時,牆外遠遠地送進來一陣清脆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小炸食呀,炸得焦啊……
  知道我們所盼望的人到了,大家就都興奮起來——特別是當孫家福立在窗口裝吐唾沫時,大家異樣的神色害得正在背九九表的人順嘴流出「七七五十六」來。(為保持課堂的嚴肅,老師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打了五板。)
  記住這個時辰以後,我們幾個孩子決定趁這禮拜日在胡同口去等他。我除了每日應領那筆款項外,並且把年下起貯的泥撲滿也偷偷地砸個粉碎,幾個張望著的孩子立在瓦岔胡同口一棵椿樹下等著。直等到廚子、少奶奶們一個個都提著菜簍子往家走了,才遠遠聽到一陣嘹亮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老太太吃了,壽數高啊……
  「來了!」孫家福向大家打一個招呼,就領頭向北跑去了。
  在拐角處我們見到他了:一個高大魁偉的漢子,紫紅臉膛,有著一副詼諧的表情,毛藍褲竹標襖的中腰還紮著一根破舊的皮帶,胸前繫著一個小籃子。他把手向耳邊一捎,頭向天一仰,就又唱了起來。
  「嗨,賣炸食的,站住!」孫家福用一個熟朋友的口氣迎頭截住了他。這漢子響亮地笑了起來,馬上就蹲在靠近電線桿子的牆根下了。
  「你們小哥兒幾個可得多照顧啊!」他一面揭開籃子上蓋的布罩一面說,那腔調恰像推水車的山東佬。
  籃子裡放著一個長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著各樣吃食。有能拍成三四尺的長壽皮糖,有滿身是白線的桔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齊地堆著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著一個四方的紅印:「鄧山東記」。
  「賣炸食的,再給我唱一回《餑餑陣》好嗎?」孫家福扯了他胳膊說。
  「你們可得買啊!曲兒俺有的是。」
  「你放心,准買。我先把一個銅子兒押在這兒。」說著,我就把一個滾熱的銅子兒放在那紙包堆上。
  「慢著,少爺!」他拾起那銅子,還給了我。「別亂擱。俺說著玩兒呢。唱個曲兒還過不著!別說一個,十個俺也中。」
  他先唱的是《餑餑陣》,是用我們常吃的點心的名字編成一個陣勢。隨後,我買了一包小炸食,叫他唱一支逗樂兒的。他唱的是《丑妞兒出閣》。唱到「洗臉盆本是沙鍋底兒,蟋蟀罐兒當作胰子盒」時,把我笑得差點倒在地上。每唱完一支,總有人買一點東西。並且還爭著嚷:「先給我唱!」唱出來自然是大家聽。
  我們問他嗓子怎麼那麼好。
  「這算啥!俺在兵營裡頭領過一營人唱軍歌。那威風!」說到這兒,他歎息地摸一摸腰間的皮帶。「不是大帥打了敗仗,俺這時早當旅長啦。」提起心事了,於是他搖搖頭,嘴裡低哼著:
  一願軍人志氣強,人無志氣鐵無鋼……
  我數著他臉上的紅疙瘩,看著他脖下那隨著歌聲一起一伏的圓卵,像雄雞在打鳴。
  歌聽完了後,我們各人把買到的東西往袋裡塞。孫家福指給他前面伸到藍天裡的那旗桿頂,告訴他那就是我們的學校。
  「沒錯兒,明兒俺就去。」
  這人不失信。第二天我們正上國文時,牆外送進一陣親切的歌聲。我們都知道這是唱給我們聽的,就格外留心了: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生吃了程度高喲!
  中學畢業大學考呀,
  歐美留洋創辦學校!
  聽得連教員都噗哧笑了。
  午學一下,我們一群就像蜂子似地撲到校門口,密密匝匝地圍起他來。一下,糖和炸食全賣光了。他高興地唱了兩段梆子腔。
  他說他得「擴充」了。小炸食太油膩。幾天以後,他竟擺出一副用磁漆油得雪白的擔子,玻璃蓋底下是五顏六色的糖果。
  從此,對我們來說,學校不再是那樣可憎了,雖然老師板子的份量並未減輕。
  「黃少爺,今兒又挨了幾板兒?」他常握著我那藏起來的腕子溫存地問。這時,如另一個同學替我回答,比方說,三板兒吧,他就會由玻璃格中捏出三顆小糖球硬塞到我紅腫發燙的手心裡,拍著我肩膀:「別委屈。俺這糖專治手疼。讓老師管教好,將來吃一輩子糖,別像俺,光賣糖呀!」
  他的熱心腸是我們受到老師苦打後唯一的補償。甚至我們中間自己有了糾紛時,也去麻煩他。他總是東點點頭,西點點頭,說:「都有理,都有理。不該動手啊!」
  孫家福因為朝會上偷看《七俠五義》,齋務長罰他不准回家吃飯,空著肚子立正。這消息傳到鄧山東幾耳裡後,就交給我一包芙蓉糕。
  「想法遞給孫二少。真是,哪有餓著孩子的呢!」
  「錢呢?」我問。
  「什麼話呢!」他怪我傻像。事實上我們都不欠他一個錢。「俺眼並沒都長在錢上。朋友講的是交情。過去!」他作了一個手勢。
  丙級教室的門已經鎖上了。孫家福撐了彎斜的腿,立在冷冷的牆角,正噘著嘴揉著帶黑圈兒的眼睛哪。
  「家福!」我伏在窗上,低聲叫他。待他睜開眼睛,我說了聲:「接著!」就隔窗把他的午餐拋進去。我自己得意地回家去了。
  下午第二堂,聽差老安探進頭來,說齋務長叫我。我心虛了。終於在同學臆測的眼光中,向正在怒視我的老師告了退。
  走到齋務處門前,我的心就如戰鼓似地怦怦敲了起來。偷偷在牆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後像囚犯似地走進去。
  「你為什麼偷送吃的給家福?」齋務長劈頭就嚴厲地問。
  「我——我——我沒有啊!」
  「說謊?說謊加三倍打。乾脆照直實說,送沒送?」這時,颼的一下他已由懷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來。
  「點心哪兒來的?」
  「他——不,買——買的。」
  「你又說謊!」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樑。嚇得我倒退兩步。「門房眼看你賒來,由窗口擲進去的。」
  板子揚起時我本能地潰退了下來,直退到一個牆角。
  那板子便追逐著我,雷也似地在半空中揮著。
  第二天早晨鄧山東兒叉著腰,撒著嘴說:「他娘的,攆俺走!官街官道,俺做的是生意,黃少爺,你儘管來!」
  原來齋務長已不准他在門口擺攤了。
  我把滿肚想訴的委屈都嚥了下去,什麼也沒說出來。
  朝會時,齋務長報告以後學生不但不准買門口那人的糖,連和他過話也不准,否則要重罰。這命令鎮不住多少人,特別是和鄧山東兒有交情的絕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牆外又送進來熟悉的歌聲: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天真子弟各處招呀。
  揍人學校辦得糟哇,
  俺山東兒誰也不怕!
  這最末一句唱得那麼響亮,那麼充滿英雄氣概,把個台上的老師氣得發抖。我們雖然坐在校牆裡頭,心卻飛向這個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學校門口時,看見一簇人正圍在鄧山東兒擔子那兒,個個老鼠似地低著頭挑東西呢。瞧見我,他遙遙地直起了身子,探出頭來招呼:「黃少爺來吧,新鮮的秋果。」
  就仗著人多,我鑽了進去。十幾隻手都伸到一個大笸籮裡抓來抓去。把蟲蝕的丟下,把又大又紅的握到自己手裡。正爭鬧著,我感到誰在背後打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過身來,只見齋務長繃著一張鐵青的臉立在眼前了。
  「好大膽子!」他附著閃了一顆金牙的黃牙板說。
  孩子們的小手都縮回到身邊去,一個個默默地散開了。
  「走,全到齋務處去!」齋務長說。
  「我說,當老師的。」鄧山東愣愣地追了上來,「買東西不犯法呀。你不能由俺攤上捉學生!」
  「滾開!」齋務長氣哼哼地說,「不滾開帶你上區裡去!」
  「喝!」鄧山東來回打量著我們這幾個俘虜和鄙夷他的齋務長,氣憤起來。「上區就上區,俺倒要瞧瞧你敢拿我怎樣!」說著他挽了袖子,挑起擔子,就跟了進來。
  頓時,操場上一群玩皮球的孩子們把視線由皮球移到校門洞來了。
  門房正要往外趕鄧山東兒,卻被齋務長攔住了。
  朝會照例由一位教員立在台上對古聖賢的話發揮讚賞的議論,只是這天我並不是坐在後排椅子上玩把戲了。我們七個難友,(如今才數清楚了為秋果所迷惑住的人數。)——加上鄧山東應該說是八個——靠台下左邊黑板站住,迎受百十隻好奇、解恨、同情的眼珠的逼視。
  鄧山東把胳膊盤在胸前,倚著一根柱子,瞪著台上不屑看他的齋務長,陪我們聽候發落。(唱完校歌,嘩啦一陣椅子響,會眾坐下了。我們幾個卻依然靠黑板站在那裡。)
  一個輪值演講的教員開始闡述我們做人該學哪朝人的榜樣了。演講員因大家注意力分散,胡亂講幾句就結束了。接著,齋務長起來報告。首先說了一陣我們的不是,又瞪了賣糖的一眼,才颼地由他懷裡抽出一條硬木戒尺。
  「過來!」他向我們喊,並用板子指著台前。
  我們躊躇地向前移了。
  第一條胳膊剛伸到板子下面時,一個粗暴的聲音由後面嚷了出來「先生,你這是幹啥呀?」
  鄧山東兒跳到我們一行人前邊站定了。
  「一旁站著!」齋務長不屑理睬似的想推開他,「我打我的學生。」
  「你要打,別打學生,打俺。」鄧山東慷慨地把頭轉了過來,「作買賣沒犯國法。買東西也不干你的事。俺不服,俺不能看著他們挨打。」
  這時,後排的同學呼啦一聲都站起來了。
  齋務長一面彈壓秩序,一面為這個人所窘住了。
  齋務長氣憤憤地扭著鄧山東伸得平直的大手掌劈打起來。只見鄧山東面色變得青紫,腮幫子一鼓一鼓的。
  待到齋務長打得精疲力盡,把一隻紅腫的手甩開後,鄧山東像害了場熱病,頭上冒著圓滾滾的汗珠。
  「打夠了嗎?」
  齋務長向校役作了個手勢,走過去找抹布。鄧山東一句話沒說,搖搖擺擺地踏出禮堂。
  自從那次以後,他把擔子挑得離學校遠了幾步。同學把錢花到鄧山東擔子上成了一個極當然極甘心的事。
  有時他還低聲唱:
  三大一包哇,兩大一包哇。
  學校的片兒湯味真高啊!
  一板兒兩板兒連三板兒,
  打得俺這生意更興旺!
                     一九三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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