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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憶》的原旨

作者:蕭乾

  (前言)日本東洋大學今富正巴教授要把《北京晚報》去年連載的《北京城雜憶》編入教材,囑我寫個前言。今年是史無前例和暗無天日的那場特大災難結束的十週年。我正一肚子話沒地方消散,就借題發揮如下。這是前言的前言吧。
  像北京這樣一座歷史名城,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寫。為旅遊客人,可以專談眼下的北京:從名勝、街道到土特產。也可以就史地風物寫寫往日的老北京。這兩種寫起來雖然也不容易,可總歸是就新論新,就舊論舊,下筆時不必怎麼躊躇,心裡可以踏實。
  《北京城雜憶》不是知識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舊的北京之間,以撫今追昔的心情,來抒寫我的一些懷念和感觸。這裡就存在著一個今昔對比問題。
  十年前,編輯即便給我叩三個響頭,立下字據,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寫,不敢寫。因為這裡明顯地存在著一個陷阱,一頂潛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傢伙,人家在破四舊,你卻為四舊招魂,豈不罪該萬死!
  那時候,天地分陰陽,人世分無資;好就全好,壞就全壞;而且好壞全憑欽定。知識分子成了莎士比亞《馴悍記》裡的凱瑟麗娜,張春橋、姚文元是手持鋼鞭的彼特魯喬。中午時晌,他們指著太陽說:「這是月亮。」就得唯唯諾諾地跟著說,是月亮。那時我們寧要社會主義的稗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大豆高粱。那時候,筆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實卻是漆黑一團。
  這十篇「雜憶」本身,無足掛齒。但我竟然寫了,而且不是昧著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寫了,這本身也表徵著像我這樣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我在逐漸擺脫那種非陽則陰的思想方法,不掩飾對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戀,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談十年來中國大地所起的變化,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擺脫著那種小媳婦的戰戰兢兢的心情,開始學著說點真話這個變化,其重要性可不亞於那雄偉的經濟建設。
  從大的方面,我當然更愛今天的北京。我坐過張作霖的牢房,也見過街頭的餓浮。那時候,大官兒出來要戒嚴,前門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場。在大的方面,新舊設的可比。所以當我眼睜睜看著我爬過的城牆和城樓給拆成平地時,我一邊往心裡掉眼淚兒,一邊寬慰著自己說,只要能讓人人都吃上飯,拆什麼怎麼拆都成。
  近來我又想:一個城市要趕上時代,有些東西就得忍痛犧牲掉。什剎海吃不著河鮮了,七月節也不再放荷燈。要現代化,就得扔掉些東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當我看到有人在講衛生的橫幅標語旁邊照樣吐痰,每當我看見人們圍起來像看耍猴的那麼看鬥毆的,卻沒人出來勸解,每當我看到售貨員半邊笑臉對熟人,半邊核臉對顧客的時候,我就詛咒那幫打著「興無滅資」旗幟的傢伙們。他們把散發著芬香的花盆砸個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眾,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爛泥,最可怕的是把人與人之間異於禽獸的那種相互體貼謙讓消滅殆盡,把人間化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隻禿筆,但我想用它喚回北京市民的榮譽感,喚回東方人的尊嚴。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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