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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說是個「老北京」，十八歲以前從沒離開過，其實，我最熟悉的還是我出生並長大的東直門。在我兩三歲上，家就從我呱呱墜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兒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腦子裡沒留什麼印象。我依稀記得門前彷彿有一溜樹，還有一片空曠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後兩次去尋過根，連一棵樹也沒見到。這其實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還重遊過福州的倉前山和倫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樹林如今都蓋起房屋了。菊兒胡同那裡我記得清清楚楚、因為我那苦命的媽就死在那兒——見我的「落日」。天下竟有這種巧事！我十一歲那年夏天剛進地毯房學徒，她就在我一輩子第一次領到工資那天咽的氣，而且還吃上我掙來的一口蘋果！我們在菊兒胡同住的是路東一個獨門獨院，一共只三間北屋，東牆根有一道山牆，刨幾個蹲坑，那就是廁所。東南牆角有只破筐，上面鋪著點稻草，那就是我們那條最護家的狗小黑的窩。它餓了就到處去偷吃的，然後回來守我們那個破家。它越窮越橫，生人一探頭它就汪汪地咬，有時也因偷吃的給人家打得滿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騎車去那裡「尋根」。唉呀，東牆南牆都各蓋了兩間房，擠成蜂窩了。二十年代我們在這兒住時，儘管窮，可還有個院子啊！ 菊兒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廟，西邊是一道垂楊柳。中間就成了左近窮孩子們的遊戲場。那就是我的小說《俘虜》的背景。在讀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時，我心裡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們在那裡玩過各種遊戲，也鬥過蟋蟀，排隊舉過蓮花燈。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我在那裡聽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講，她還教了我們一首我至今還會唱的《自由歌》。（見《在歌聲中回憶》，《人民文學》，1986年2月號。）那是一支曾影響了我一生的歌。 東直門我最熟的還是北新橋。我從小學到高三差半年畢業因學運被開除這一段，沒離開過那一帶。到今我仍記得當年那些鋪子的門臉兒：門前冷清的棺材鋪，熱氣騰騰的包子館，高台階的茶葉店，還有我在那兒吃過多少碗麵條的大碗居。露天的攤子我更熟了：坐在長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腸或扒糕。 馬路那時連石子兒都不鋪。一颳風，對面看不見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從戈壁刮來的土！在旋風裡，坐在包月車裡的少爺還當當不停地踩著腳鈴，紮了紅綠綢子的自行車也威風地按著喇叭。偶爾過一輛汽車，那大概必是什麼闊佬，因為倘若是位大官兒，就還得戒嚴呢。 談到東直門，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帶的三大建築，而且那時對我都帶點神秘性。一個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宮，每天一大早，整個那一帶都能聽到喇嘛唸經時吹的足有一丈長的號筒發出的鳴聲，深沉而且雄壯。行人可以從雍和宮前頭的牌坊和影壁前穿過，看到穿著絳紫裙子黃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節日，喇嘛們還跳神打鬼，號筒和鑼鼓齊鳴，好不熱鬧！前頭還有幾名開路喇嘛威風凜凜甩著皮鞭子，說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順眼的，有時也追著打。 1925年我參加CY時，已故於道泉教授一度曾領導過我。二六年我被捕後，他就遁人雍和宮，同喇嘛們一混就是十年，學會了藏文。三九年我們同在倫敦東方學院教書，他教藏文。四九年後，直到前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央民族學院藏文教授。從他的早年那段經歷可以看到漢藏相處得多麼融洽。雍和宮對面是國子監——它的西頭就是安定門了。全北京，除了故宮，那可是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幾座牌坊都沒拆，那尊「官民人等至此下馬」的石碑也還健在。同南池子一樣，那也仍是北京一條樹木成蔭的胡同。現在它成為首都圖書館了。二十年代我還從大三條排隊去那裡祭過孔。事先我們排過祭孔歌。現在歌詞我只記得「大哉孔子」一句了。 貼著東直門城根還有一座十分奇特（像個大蒜頭）的建築，那是俄羅斯的東正教堂。拱形屋頂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禮拜時又點香又點蠟燭，比耶穌教更具吸引力。他們禮拜時嘴裡嘟勒勒——現在知道念誦的是希臘文。教堂左近經常看到一些扶老攜小的俄羅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後從本國逃出來的，見人就伸手乞討，樣子看似很可憐。 就是他們使我老早就記住：當什麼可也別當個四處流浪沒有祖國的人。 一九九五年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gd.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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