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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大事

作者:蕭乾

   
一、宿命

  男女結合歷來是神話的大好題材。讀過古羅馬神話,看過西歐古典繪畫的,大概都記得那個背上長了一對翅膀、手執弓箭的胖小子。他叫丘比特,乃維納斯的令郎。這位小愛神往往蒙著眼睛舉弓亂射。世間少男少女的心,只要經他那支箭射中,就天作良緣了。
  幼年,在北京寺廟中間,我最感興味的是東嶽廟——如今成了公安學校。一般廟宇大同小異:一進山門總是哼哈二將,四大金剛八大怪;再往裡走,大雄寶殿裡不是樂觀主義者大肚皮彌勒佛,就是滿面春風的觀世音。東嶽廟可不然。它有十八獄,那實際上是陰曹地府的渣滓洞:有用尖刀血淋淋地割舌頭的,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不過那些泥塑的酷刑都旨在警世。也許為了對照,東邊還有座九天宮,那座巨大木質建築非常奇妙。我時常登登登地盤著木梯直上雲霄,飄飄然恍如成了仙。
  但是最吸引我的還是西北角上一個小跨院,那裡供著一位月下老人。少男少女只要給他用紅頭繩一系,就算佳偶天成了。因此,這個小跨院(性質有點像婚姻介紹所)裡的香火特別旺盛,不斷有作父母的帶著自己的兒子,一個個都穿著新縫的長袍馬褂,整整齊齊,進了廟先在爐裡燒上一炷香,然後跪在蒲團上,每作完一個揖,就畢恭畢敬地朝月下老人磕一個頭。
  跨院裡照例擁有一簇看熱鬧起哄的。當男青年在虔誠地朝拜禱告時,他們就大聲嚷:「磕吧,磕響點兒,老頭兒賞你個美人兒!」也有惡作劇的,故意大煞風景地叫喊:「磕也白磕,反正你命裡注定得來個麻媳婦兒!」
  正因為有這幫子人搗亂,幾乎就沒有見過女青年來跨院裡朝拜。有人說,她們來也趕大早或者傍晚,因為她們也需要月下老人的照顧。
  於是,我心下就冒出個困惑不解的問題:為什麼非要男婚女嫁?有位長者捋了捋鬍子,用一首北京兒歌回答了我: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咧咧要媳婦兒。要媳婦
  兒幹麼呀?點燈說話兒,吹燈作伴兒,明兒早晨給你梳
  小辮兒。
  那是我最早接觸的一份戀愛(或者說結婚)哲學。這種哲學不但以男性為中心,而且十足的實用主義。
   
二、浪漫

  我聽過一位教授的英國文學史課。學期終了,一檢查筆記,講授的內容一半以上都是歷代英國作家——尤其詩人們的戀愛史。溫課的時候,禁不住要比較一下究竟是拜倫還是雪萊戀愛的次數多。
  在西洋文學裡,戀愛的確是作家們向來最熱中的題目。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一劇裡,寫盡了青年男女在戀愛中的癡情、妒忌、執拗和盲目。月光下,在那撲朔迷離的小森林裡,喜歡惡作劇的小精靈迫克,就在仙王奧布朗的指使下,捉弄起少男少女。這裡海誓山盟,那裡越迫越躲。及至東方破曉,才又恍然大悟。
  「情人眼裡出西施」。看來愛情是盲目的這個概念,也並非中國人所獨有。
  十八世紀英國詩壇大師威廉·布萊克認為愛情的奧秘在於只可神傳不可言說。他有一首詩,三十年代譯出後曾在我國傳誦一時。我身在醫院,手邊既沒有原文,更沒有中譯文。只記得頭四行彷彿是這樣:永莫試圖訴說你的愛情,愛情是不可言說的;正如微風的吹拂,溫煦地,無影無形地……
  在許多歐洲作家眼中,愛情總是一種矛盾重重的東西。有的形容它作「甜蜜的折磨」,有的說是「傻子的智慧,智者的愚蠢」。煩惱,但又無可奈何,說是像「出疹子,一場人人都得經受的災難」。中國也有「女難」之說,有人不勝惋惜地唱歎「英雄難過美人關」。但也有為女方抱不平的,所謂「癡心女子負心漢」。明代就有文人借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壯舉,來為忠實於愛情的姑娘大出一口氣。
  法國作曲家比才在著名歌劇《卡爾曼·哈巴涅拉舞曲》裡,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浪漫主義者心目中的愛情:「愛情像一隻自由的野鳥,沒有人能把它馴養,去懇求它也無用。倘若它想拒絕的話,無論是威脅還是祈求,它都滿不在意。」接著又唱道:「愛情是茨崗的孩子,它永遠不理會法律的約束。」「你以為已把這隻鳥兒抓住,轉瞬它又振翅飛去。愛情遠逝了,你無限惆悵。當你已不再向往時,它又飛回你身邊,圍繞著你迅速盤旋。它似擒又縱,來而又往。」總之,不可捉摸就是了。
  然而另外也有些人帶了不屑的神情,把絕代佳人斥為「繡花枕頭一肚草」。他們所追求的顯然是更為實際的東西。
   
三、實際

  朋友講過一個只有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才會發生的事:據說有位臭名昭著的偽滿大漢奸的外孫女,長得如花似玉,然而苦於身上背了個某某人的外孫女這麼個無形的沉重包袱。由於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決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這筆資本,甩掉那個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間,她挑了一位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條件是:給我黨籍軍籍。她一切都如願以償了,只是婚後不久,她就發現自己原來嫁了個難以容忍的浪蕩子。她抱怨,她抗議,因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創傷。終於鬧翻了。她提出離婚,對方說,離就離。軍黨二籍也立即隨著婚姻關係一道消失,她作了場不折不扣的黃粱夢。
  另一個同樣屬於「人生小諷刺」的真實故事:一位剛滿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兒患了重病。他琢磨:萬一老伴兒病故,自己成為鰥夫,晚年既孤寂又無人照顧,豈不苦矣哉!於是,他就托中人先為他物色一名候補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婦,覺得條件合適,就欣然允諾。不料患病的太太還未去世,那位未雨綢繆的男人卻因暴病先進了火化場。
  有位英國文藝界的朋友,一個傍晚坐在壁爐前同我談起一樁傷心事。他是個戲劇家,曾愛過一位女演員,並且同居了。他對女演員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員在枕畔對他說:以我適宜演的角色為主角,你給我寫一齣戲,我給你五年幸福。這位戲劇家並沒接受這筆交易,他們分手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許多人一樣,由於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盡了。他的愛人咬著牙活了下來,「四人幫」倒台後,黨對知識分子的溫暖又回來了,其中包括解決牛郎織女問題。這時,一個調到甘肅邊遠地區的科技人員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對象。她生活很空虛,所以馬到成功。登完記,甘肅那位立刻就積極著手解決「兩地」問題。新婚燕爾,領導特別關心。於是,他真的調回來了。可是調京手續剛辦完,另外一種手續就開始了:他正式提出離婚。
  男女結合確實有實際的一面,然而實際的性質各有不同。
  當年比利時剛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時,我就由倫敦趕去採訪。在布魯塞爾街頭,我遇到一位華僑——青田商人。他慇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復活節。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飄流在外的華僑生活多麼艱苦,也領略到中國人民卓越的生存本領。除了青田石頭,他們沒有任何資本;語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東……經過西伯利亞,來到了西歐。他們那幢小樓住了三戶青田人。從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鄰舍那裡得知,他本來是個單身漢。一道從青田出來的另一對夫婦,男的前兩年死了。沒有二話,他就把大嫂接了過來,成為患難夫妻。
  最近住醫院聽到一段美談:一位患癌症的婦女臨終前囑咐她丈夫說,兩個孩子還很小,我死之後,你可向這裡某某護士求婚。他馬上制止她,不許胡言亂語。不久,她離開人世,而且他也察覺由於自己不擅料理家務,孩子果然大吃苦頭。他記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寫信向那位護士求婚。回信說:「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懇求過了,她又對我保證您是位好脾氣的丈夫。既承您不嫌棄,那麼我就答應了。」
   
四、變遷

  多麼老的人都曾年輕過,這總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在感情生活方面,我是吃盡苦頭才找到歸宿的。有些屬無妄之災,有些是咎由自取,因而還害過旁人吃苦頭。一個走過崎嶇道路的人,更有責任談談終身大事這個問題。
  婚姻方式是社會變遷的一種重要標誌。我成年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不大靈了。比我大十歲的堂兄曾經歷了那包辦與自主的過渡階段,就是說,訂婚前還准許男的「相看」一眼。這種「相看」不能讓女的曉得,所以大都安排在「碰巧」的場合。堂兄就是在一個街角偷偷相看的。所以每逢他同堂嫂吵架,總聽他抱怨:「相你的那天颳大風,沙子迷了我的眼睛!」
  我上初中時,男女可還不作興互通情款。有一回幾家中學聯合開運動會,我同班的一個孩子就乘機想同隔壁一家女校的某生攀談幾句。那姑娘先是不搭理,後來就問他姓甚名誰。他就像張生那樣一五一十地傾吐出來,還以為是一番艷遇哩!誰知那姑娘回去就告了狀,不幾天訓育主任就在朝會上當眾把他痛訓了一頓。另外一個更加冒失的同學,索性給個女生寫去一封表示愛慕的信。這位女生警惕性很高,沒敢拆開,就交郵差退了回去。不幸這封信落到男生的令尊之手。他拆開一看,以為這兩個根本沒有見過面的青年已經有了眉目,就跑到學校,(有其子必有其父!)揚言要見見這位未來的兒媳。教會學校那時把這種事兒看得可嚴重咧,認為是罪孽深重,結果,那位姑娘白警惕了。修女把她喊進一間暗室,然後用蘸了肥皂的刷子在她喉嚨裡使勁捅了一陣,說是為她洗滌罪愆。這也真是在劫難逃!
  二十年代末期,北京報紙的分欄廣告裡開始出現一種「徵婚啟事」。從一條廣告的細節(包括通信處),我們猜出是麻臉的化學老師登的。於是,就有人出了個主意,冒充女性去應徵,信封是粉紅色的,信紙上還灑了些花露水。當時已近隆冬,信中要求他戴上夏日的白盔帽,手持枴杖,於某日某時在北海九龍壁前相會。那天我們幾個藏在小土坡上樹林裡,可開心了。麻臉老師足足等到日落西山,才頹然而去。
  三十年代初期我進大學以後,婚姻開始真正自由起來,戀愛至上主義大為風行。據說個別青年讀完《少年維特之煩惱》還真地尋了短見。已故的一位著名史學家的令郎和我同班。他結交上一位姑娘,家裡不同意,但也不干涉。於是,有一天他就在來今雨軒擺了喜宴。本來程序上並沒有主婚儀式,可是恰巧老史學家那天去公園散步,走過時給新郎遠遠瞥見,就硬把他的老父拖來。記得這位臨時抓來的主婚人致詞時,開頭一句話是:「我本來是到公園散散心的……」
  三十年代中期,結婚的方式五花八門起來。為了簡便,流行起「集體結婚」。還有更簡便的,那就是什麼手續也不辦的「同居」。
  解放後,婚姻制度才開始制度化,既正式(必須登記),又簡便(大多買上兩斤雜拌糖分送一下)。而且男女雙方都有工資,經濟上各自獨立了,所以「娶」、「嫁」這兩個動詞在漢語裡有點用不上了。結了婚,女方姓名不更改,沒有什麼「娃」,也沒有什麼「婭」,誰也不隸屬於誰。男女之間這種貨真價實的平等,在世界上是罕見的。
  然而,是不是在我們這裡,婚姻方式就已經十全十美,無可改善了呢?
   
五、標準

  我這個人向來不替人作媒。幾年前我還住在一個門洞裡時,有一天闖進一名青年,手持一張類似履歷表的單子,要我幫他介紹對象。我一看,單子上除了姓名籍貫、年齡學歷之外,還有身高體重以及工資工種。說要個身量比他略矮的。緊接著他作了一個鄭重聲明:要全民制的,可不要集體制的,特別不要學徒工。他要對方也給他照樣開這麼個履歷表。然後考慮「成熟」再見面,因為他工作實在忙,不願意浪費時間。
  我對這位具有科學工作方法的青年說,你那履歷表開的項目雖然不少,可至少還缺兩個無形的而又很重要的項目。他趕緊問我是什麼,我告訴他:性格和品質,而要把這兩項考慮成熟,可非得浪費點子時間不可。
  我順手給他舉了個例子。我有個學化學的同學,他找到一位同課目、同籍貫、身高體重什麼的都中意的對象。見面後,雙方彬彬有禮;在戀愛過程中,自然是甜甜蜜蜜。婚後他才發現夫人原來是火爆性子。一天他回到家中共進午餐,飯是夫人做的。他坐下來嘗了口湯,咂了咂舌頭說:「今兒這湯成了點兒吧?」哎呀,轉眼那碗湯侉侉就扣在他頭上了。
  在男女感情上,「品質」首先指的應是真誠。一對打得火熱的情侶,只因為男方所預定的住房出了變故,女方立刻就變了卦,固然可以說是缺乏真誠;但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大風大浪中,而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歲月裡,這種不測風雲是隨時可以光臨的。我的熟人中間,至少有四位女同志在丈夫遇到風浪時,立刻就丟下親生的娃娃,有的甚至還在襁褓中,離了婚,另外找了響噹噹的人物。「立場鮮明」是幌子,「自我保存」是實質,這裡不僅包含安危,也還包含榮辱得失。當然,那時下去勞動鍛煉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樣說個期限,不少婚姻還是可以保全下來的。
  《暴風雨》一劇裡,普洛士皮羅就先讓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幹了一堆苦活兒,來考驗他的愛情是否真實;《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師鮑細霞在勝訟之後,也用戒指考驗了一下丈夫。看來莎翁在男女結合這個問題上,也是很重視堅貞的。有句西諺說:「甲板上的愛情以下一個港口為終點。」這是告誡人們說,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產生的「感情」並不可靠。我在一條法國郵船上確實就看到一個前往魁北克舉行婚禮的新娘子,在航程中還玩弄著感情遊戲,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滿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著履歷表有意識地去尋找,不一定會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三十年代我在一篇書評裡,曾不揣冒昧地為男女結合開過一個公式:
  主觀的愛慕(感情的)百分之六十
  客觀的適合(理智的)百分之四十
  文中還有這麼一段:「沒有那不可言說的愛情,兩顆心根本無從親近。但若缺乏客觀的適合,親近後,愛情仍無從滋長。」接著,我譏笑了西洋過去盛行過的求婚制。「在一個明媚的春天,男子咕咚跪了下去,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來心軟的女子點了頭。然後趁勢把一個含有預定意義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子明文規定的手指上。討來的愛情可不比討來的殘湯剩飯可靠啊!因為愛情會飛——如果你管不住。」1
   
六、靈與肉

  主觀的愛慕不外乎看中對方的兩個方面:說得科學些,就是內在的素質和外形;舊的說法是靈與肉。
  大凡寫愛情小說的,總得先在女主人公的容貌上用點筆墨。倘若朱麗葉是個醜八怪,悲劇演到高潮時,似乎就不大悲得起來。所謂「一見鍾情」,吸引力往往先來自外形。
  十九世紀末葉,法國戲劇家易斯當寫過一出很妙的五幕劇。在名作《西哈諾》2里,他通過兩個人物把靈與肉分開了。這出以與莫裡哀同時期的另一位同行為原型的戲,描寫兩個男性合作來向一位霍克桑小姐求愛。西哈諾具有奇才絕學,能說出娓娓動聽的情話。卻生了一個其大無比的鼻子;克利斯則是個臉子漂亮的草包。當後者在小姐窗下傾吐情愫的時候,西哈諾躲在黑暗的角落裡,充當他的高級「提詞人」——高級,因為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由衷地訴說他自己對霍克桑真摯的愛慕。
  否認或貶低外形在擇偶中所佔的位置是徒然的。喜歡美是人的天性。在海濱拾貝殼或在雨花台揀卵石時,就感到美這種天賦,並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生得明眸皓齒的,有平平庸庸的,也有醜陋不堪的。但丁一下子就愛上了貝亞德,吸引他的首先還是那位姑娘生得異常標緻。
  然而外形確實經不起時間的磨損,所謂「人面桃花」。三十年代在一次宴會上,我偶然見到十年前曾為一位新月派詩人的筆倍加頌揚的絕世佳人。那天我失望極了。不但她的綽約風姿早已消失,而且由於吸煙——也許包括吸大煙,她的兩排牙齒全黑了,手指頭被煙熏得好像剛從地裡刨出的胡蘿蔔。去年訪美,我重新見到兩位大學時代的「枝花」或「皇后」。如今發福的發福,憔悴的憔悴,幾乎找不到當年容貌的痕跡。美貌是不會持久的。把「終身」大事孤注一擲地壓在這個極缺乏穩定性的因素上,那是必吃苦頭無疑。我覺得還是立足於內在的素質,以外形為「參考」,更為妥當。
  內在的因素是不大好往履歷表上填的,因為它涉及的方面太廣,既包括道德品質,也包括智力才能。還有些屬於潛在性的,例如危急時刻的鎮定果斷,患難中的堅貞不移。
  歷史上,有的藝術家是由於在戀愛中失敗而大有成就。舒伯特失戀而譜寫了六百餘首動人的歌曲,柴可夫斯基遇人不淑而作了《悲槍》。但更多的還是由於身邊有那麼一個知心人,仰慕他(她)的才賦,同情他(她)的事業,而情願犧牲本人的某些抱負,甘當配角,為自己的生活伴侶盡量提供條件來攀登高峰。
  愛情的溫度計是以無私為水銀柱的。最可怕莫如愛上了一位自我中心者!
   
七、異與同

  男女結合也有它的辯證法。有人認為「同則合」,即是說,背景、性格、職業什麼什麼都近似,就準能成為佳偶。這個原則有時適用,有時不靈。
  居裡夫婦也許屬於「同」的範例。他們確實是由於興趣、工作和業務的相同而結合的,感情成為雙方事業的推動力。然而最初追求居里夫人的,並不止居裡一人。他的情敵同樣也是科學家。可見他們的「同」並不完全建立在科學上。連結他們的,還有無形而更為重要的東西。
  「同」有其好處。男女兩位畫家結合了,一道外出寫生,在藝術上相互鼓勵,切磋琢磨,家庭裡共同語言就會更多一些。有時我設想一位畫家同一位護士共同生活的情景。畫家工作室雜亂無章,護士則按照查病房的習慣,成天要他把顏料、畫布都像針管、藥瓶那麼擺得井井有條。畫家正構思時,她忽然往他嘴裡塞支溫度計,要未動不動就量血壓,稱體重,這種家庭生活平靜不了。
  然而我又確實認識一位作曲家,他的夫人是位醫生。她從不打攪他的構思,並且還由於他而對音樂、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珍惜他的才華,欣賞他的佳作。有一兩回我們正談話時,她不聲不響地遞給他小小一盅既有助於健康(他患有氣管炎)而又無損於文思的藥汁。他一飲而盡,她就悄悄地把空盅撤下,繼續參加我們關於藝術的談話。我坐在旁邊不免有些羨慕。倘若他的夫人同樣是位作曲家,他也就無此清福了。
  因此,「同」之外,還有個配合問題。男女兩位化學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坐在餐桌一端,一個背元素,一個背公式,我看那種生活夠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學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學家工作之餘,欣賞一下青海民歌或威爾第的詠歎調,而歌唱家出於對四化的熱情,也積極鼓勵丈夫搞試驗發明,他們很可能過得十分美滿和諧。
  因此,職業的同異不是關鍵。真正的關鍵還在於有無共同的語言、愛好和生活旨趣。
  同也好,不同也好,相互諒解是家庭生活運轉的潤滑油。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最使不得!在俄羅斯小說裡,每逢讀到丈夫酒後痛打老婆時,就覺得儘管西歐的「騎士風」早已腐朽,流於形式,它畢竟還是一種潛在的制約。中國古代講究夫妻「相敬如賓」,當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虛禮,但總比拽了頭髮沒頭沒腦地亂揍要勝一籌。
  寫到這裡,我記起一件好笑的事。三十年代初期,一位同學的母親是有名的女權運動家。同院有一對夫婦,男的酒後常打老婆。有一天他把女的打得鬼哭狼嚎,大嚷「救命」。那位女權運動家勸架不成,就憤然走兩里路去報派出所。當她好容易硬把個警察拖來時,打架的夫婦早已熄了燈插上房門入寢了。她怎麼敲也不開門。警察在外面大聲質問那男人為什麼打老婆,女的嬌聲嬌氣地替他回答說:「他沒打我!」弄得警察埋怨起女權運動家來。
  從那以後,我懂得了「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至理名言。
   
八、基礎

  蓋房子要先打地基。遇到地震,有的房子立刻倒塌,有的屹然不動,這就看地基堅固的程度了。
  感情的基礎要比土建的地基來得複雜。王寶釧死守寒窯十八年,那基礎至少一半靠的是封建制度的閨範節烈。前些日子電視上演的《鐵坦尼克號輪船沉淪記》中,船沉之前當船長宣佈婦孺可以上救生艇時,一個女乘客擁抱著丈夫堅持跟他同歸於盡,我看了覺得其情可感,但未必很理智。1957年一位女同志被一名很不懂政策的領導叫去,說:「要把你丈夫劃為右派了。你離婚,就吸收你入黨;不離,也給你戴上。」那位可敬的女同志回答說:「入黨,我還不夠資格;該戴,就請便吧。」這個答覆我認為既表現了她的原則性,也表現了兩人感情的基礎。倘若有人出題要我畫畫人間最美麗的圖畫,這肯定應是其中的一幅。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腳住過幾個月。有時被大學裡的朋友邀去吃飯。席間常遇到一位教授扶著他那雙目失明的夫人來赴宴。他輕輕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後一著著地替她夾菜。當時也想,倘若我是個畫家,把那情景畫下來多美!近兩年住在天壇,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綠褲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復員軍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釘成的輪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癱瘓的婦女。天壇的花,根據品種分作幾個園子。他總是按季節把她推到月季、芍葯或牡丹園裡;自己麻煩些,卻讓這位失去行動自由的老伴兒仍能享受到鳥語花香的清福。近來在報端,時常讀到男女一方因工傷事故面部灼傷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堅守婚約的美談,我覺得感情的深淺與無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這種可貴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顯示得出來。
  「文革」期間,頗有幾對夫妻是雙雙自盡的。這跟大西洋沉船時一道喪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陣子我就偷偷買過幾瓶敵敵畏,動過這種念頭;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堅強的愛人。在那場浩劫中,她由於同戴紅箍的頂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並且還嘗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個從不在乎營養的她,在牛棚裡卻通過看守人向家裡索起多種維他命丸。一經發覺我那種怯懦的企圖,她就斷然制止。第一,她反問我:「咱們沒有犯罪,憑什麼死?」第二,她相信物極必反,惡者必不得好下場。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歷史將會為歹徒做出怎樣的結論。
  土建的地基靠鋼筋水泥,感情的基礎靠工作和患難共處。有人說地下黨偽裝夫妻的同志不許真地發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沒有比在敵人刀光下並肩作戰的戰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發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鬥爭中,冒了風險挺身出來支持他,鼓勵他,他們最終成為夫妻,我認為不但是極其自然的,而且基礎必然是深厚的。這裡不存在什麼「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對黨、對國家、對四化共同的忠誠。這樣的愛情會給予生命以力量和意義。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築起來的巨廈,將經得起颱風、旋風、龍捲風以至裡氏八級的地震。
                   一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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