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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是用以感覺的，腦子是用以思想的，肚子是用以消化的——這是中學生的常識。但是現在假如有個人說，肚子也會想問題的，那我想一定有人會覺得為荒誕不經，和太不合科學了吧。 其實，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是因為它永遠反對一成不變，永遠不滿足於公式教條的原故。說「肚子會想問題」這句話不科學嗎？這就因為你腦子裡的思想脫離了和肚子相關的實際，而變成了「純思想」的原故，腦子的確是管思想的，但是誰在使它想呢？這就是肚子。 說「肚子會想問題」既不是詭辯，也不是筆者的創見。譬如宗教信仰，這都是屬於思想——腦子問題的範疇吧，那麼，馬釘路德不早就說破了嗎？「什麼是上帝，就是我們的肚子！」 舉馬釘路德的例子也許太僻，那麼舉眼前的例子吧。長春的守將曾澤生為什麼「起義」的？鄭洞國為什麼投降的？誰使他們發生這種「起義」和「投降」的想法？表面上看來當然是蔣介石強迫他們「撤退」的「手令」，可是深一層想，使他們發生這種「起義」「投降」的思想而終於轉化為行動的，不就是這四萬五千多人的肚子麼？新華社長春觀察家在評述蔣介石「手令」的時候說：「這個手令的種種不通，畫出了蔣介石的張惶失措。當時長春的國民黨守軍雖未全成餓莩，也已和餓莩差不多」了。「差不多成了餓莩」的軍隊怎麼能「突圍」一百七十五英里呢？「手令」的「種種不通」處在此，「差不多成了餓莩的守軍」與尚未成為餓莩的守軍的差別處也在於此。蔣介石的「手令」、「軍紀」、「制裁」之類，對於還沒有「成為餓莩」的將官和士兵，多多少少還可以起一點作用，可是對於「差不多已經成了餓莩」的這四萬五千多人，就不僅一點正面的作用也不起，而且相反起了反面的作用了。事後外國報紙上評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說：「長期的飢餓影響了守軍的士氣」，士氣是什麼？是作戰精神，是一種屬於腦子範疇的精神狀態，於是這也就等於說，使他們決定起義和投降的不單是腦子而且是肚子了。 我們相信唯物論的人，任何一件抽像的事情都可以——也都應該把它歸納到物質的根源。而其實，每一個不尚空談而尚實際的人，不一定要懂得唯物論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的，譬如說「飢餓影響到士氣」，「要打勝仗一定先要給士兵吃飽」，這些都已經只有蔣介石之類的人才不懂的常識，換言之，就是飢餓要影響士氣，肚子要指揮腦子。可是再進一步，假如說肚子不僅要指揮抽像的思想，而且要改變一個人的性格、行為、態度、習慣、儀表、禮貌，……那麼不經過「科學的」說明，也許又有人會不相信和不贊成了。很多人將「性格」解釋做運命，片面地把它歸結到「人種學」，「優生學」，「遺傳學」的範圍，於是「彬彬有禮」被認為書香子弟的特有性格，而「粗魯笨拙」成了工人農民的先天特徵。真的是這樣嗎？偶然在雜誌上看見的一個科學實驗證明了這種說話的荒誕不經。 今年三月份的美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篇約瑟夫·佛朗克林博士等四人的關於肚子和性格的實驗報告，用極其淺近的文筆和實驗方法，證明了肚子問題對於每一個人的「品性」所起的巨大影響。 佛朗克林博士是美國米納索它大學的教授，他和他的助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以三十六位「良心的反戰者」作為天竺鼠的代替物，舉行了一次最實際的、以健康的活人為試驗品的「飢餓對於人體所及之作用」的觀察。最初三個月，讓這些實驗者吃每天平均三四九二加羅裡的食物（按：今年春季英國人的每人每日營養量為二七○○加羅裡，德國則為一五 五○加羅裡）。三月之後，在作為正式實驗期的六個月之內，每人每日給以一七五○加羅裡的營養，平均二次分食。照佛朗克林博士們所開的那張菜單來看，早餐是煎餅，糖漿，蘋果汁，玉蜀黍麵包，果醬，晚餐是洋薯湯，牛舌和山薯，似乎比任何一個「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吃的好得多，但是份量有限定，單靠這一千七百五十加羅裡的熱量是維持不了一 個健康男子的正常生活的，這樣，實驗一開始，飢餓立刻在人身上起作用了，每次進餐排隊的時候，儘管沒有人要擠掉他們，可是誰也緊張地謹守著自己的位置，等到在食桌前面坐定，每個人都露骨地表示出對周圍的警戒，甚至不自禁地張開兩臂，對分配了食物的盤子，採取了防衛措施。這些「良心反戰者」大抵都是有教養的知識分子，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謹嚴的教士，可是到了這種場合，他們便不再理會什麼禮貌作法了，吃完之後，就用舌頭去舐乾淨盤子。再留心注意這些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相互間一見面就談起吃的東西，沉默下來的時候，盤據在他們的腦子裡的「白日之夢」也只是食物、烹調法和旅館裡的菜單之類而已。 除出這種思想的領域之外，肚子問題還作用到他們的日常的習慣性生活，他們漸漸的對於每天的刷牙齒，刮鬍子不感到興趣了，甚至於有梳子也不想梳一梳頭髮，於是，其結果是每個人都變成「蓬首垢面」，「眼露凶光」。即使在安全的實驗室裡，六個月之後，他們的儀表和性癖動作，也幾乎和集中營放出來的囚徒相彷彿了。在這裡對於心理學研究者特別有興趣的一點，是在這種飢餓實驗中，這些人的性衝動幾乎完全消失了。他們睡眠的時候絕少做有關性事的夢，日常無聊的時候也不再開有關男女問題的玩笑了。 據佛朗克林博士的報告，要重新除去這種六個月間飢餓實驗所造成的心理上生理上的習性，同樣的也需要有六個月的時間。在實驗完畢，讓這些義勇的「試驗品」恢復到正常生活，攝取充分營養的時候。據報告上說，在最初的三個月間，他們的習慣動作，警戒行為，貪慾眼光，乃至惡劣的禮貌，都是很難除掉的，明明桌子上麵包很多，可是一上食桌，他們就要警戒著旁人，偷偷的霸佔幾片，盤子裡明明還有肉湯，可是吃完了，他們一定要舐乾淨刀叉上的殘汁，換言之，這僅僅是六個月間的後天的影響，已經對於他們的生活形式和人生態度起了這樣巨大而執拗的作用了。 這個科學實驗的報告使我聯想起了另外一件類似的事情。記得太平洋戰爭之後一年，我在重慶遇到從香港赤柱日寇集中營逃出來的名記者愛潑斯坦，他告訴我許多集中營裡的笑話，特別使人不敢相信的是日寇為了作弄這些受難的「平民俘虜」，在強迫他們勞役之後常常在廣場中丟擲一兩罐罐頭食物，讓大家去爭奪而引為笑樂，愛潑斯坦告訴我說：「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醜態，連那些道貌岸然的歐美紳士、教授、官吏，也常常因為爭奪一罐剩餘的罐頭，而在異族壓迫者日寇的哄笑前面，爭吵到口出惡言，揮拳相向。」我也幾乎不敢相信單單為了肚子，人性可能有這樣的變化。但這是事實，而事實是不能憑想像來修改或否定的。 再從肚子問題會影響到性心理的事情，我們也很容易聯想到中國的一句古話：「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上面的實驗證明了「饑寒則不思淫慾」，所以假如照「其反定律亦真」的說法，那麼前一句話似乎相當的可靠了，而後面的一 句，「盜心」當然是維護既成秩序的人們的口吻，客觀一點說，「盜心」的意義應該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而決心違抗既成秩序」，那麼平時奉公守法，苟安懦怯的老百姓一朝到了肚子餓到使他們不能不「動腦筋」的時候，他們要揭竿而起，搶米，吃大戶，乃至成為大規模的農民暴動，也就一點也不值得奇怪了。 佛朗克林的實驗只有六個月的時間，愛潑斯坦所講的故事也只是那批紳士淑女們被俘之後三個月間的事情，半年和三個月飢餓已經可以使「有教養的」紳士社會變成「餓鬼地獄」，已經可以在人的思想、感情、行為、乃至所謂「人性」上發生這樣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發生了之後又不是一朝解除了飢餓的痛苦就可以消除，那麼讓我們想想：將肚子的問題和腦子的問題分開，將「人性」認為超階級的東西，將「性格」的形成簡單地歸結到「遺傳學」「優生學」的範疇，乃至另一個極端——認為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生活態度、禮儀作法等等只要社會基礎一朝改變，就可以像試驗管裡的化學變化一樣的來一個徹底而迅速的改變……不是很明白的都是不合理的非科學的想法麼？ 肚子要命令腦子，飢餓可以使不思想的人思想，不行動的人行動，這一方面說來也只是一種生理的規律。古來歷史上記載的「饑民」與「暴民」之間的距離往往只相差一紙，而道德、宗教、禮法、「法紀」等等，對於「差不多成為餓莩」的人民，也很少能起束縛和鎮壓的作用。在這一點，胡佛、馬歇爾等，終於比蔣介石聰明得多了，胡佛兩年前到歐洲去除出佈置反蘇反共的間諜網之外，他熱心調查的是戰後各國人民日常營養的平均加羅裡量，而馬歇爾在「援歐計劃」的演講裡面，也再三強調要防止赤化勢力擴張，必先把掙扎在飢餓線上的人民餵飽。從資本主義體制保衛者的戰略觀點來看，他們的看法是不錯的，只是對於這些反動分子最不幸的，就是他們儘管看到了「肚子命令腦子」的這一個客觀現實，可是他們自己的這個垂死的充滿了矛盾的體制，已經再沒有力量和妥善的方法可以把千千萬萬人民的肚子餵飽而已。 最後必須說明，我說這些話的本意決不是什麼「肚子至上」或「肚子第一」主義，我要說明的是人體是有機而極其複雜的東西，肚子腦子和其他器官都有密切的關聯，而決不能單獨存在。肚子要命令腦子，腦子也何嘗不可以影響肚子？ 頭腦武裝了的有正確認識和信念的軍隊可以抗禦饑寒，在絕望的情勢之下支持到最後勝利，而頭腦沒有武裝的軍隊一聽到自來水供應停止就要放下武器——這是例證之一；最近醫事科學上所發見的，從精神領域的刺激而來的情緒激動可以直接影響到腸的蠕動和胃液的分泌——是例證之二 。要機器開動也先要有煤、水、或電的供應，何況人又不是沒有生命的機器。我說這些，只想對那些永遠想將活的人當作死的機器看的人們潑一杯冷水而已。 選自《夏衍雜文隨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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