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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是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大家承認他業務很好，可是說他脾氣不太好，落落難合。高太太善交際，所以我們夫婦儘管不善交際，也和他們有些來往。我們發現高先生脾氣並不壞，和他很合得來。 大約一九五○年，清華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廠，高先生當廠長。他們夫婦遷進工廠，住在簡陋的辦公室一般的宿舍裡。我們夫婦曾到他新家去拜訪過兩次。 一九五一年秋，一個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我們忽然高興，想出去走走。我記起高太太送了我鮮花，還沒去謝謝她。我們就步出南校門，穿過麥田，到化工廠去。當時三反運動已在社會上發動起來，但是還沒有轉為思想改造運動。學校裡的知識分子以為於己無涉，還不大關心。 我們進了工廠，拐彎曲折，到了高氏夫婦寓所，高太太進城了，家裡只高先生一人。他正獨坐在又像教室又像辦公室的客堂裡，對我們的拜訪好像出乎意外，並不歡迎。他勉強請我們坐，拿了兩隻骯髒的玻璃杯，為我們斟了兩個半杯熱水瓶底帶水鹼的剩水。他笑得很勉強，和我們酬答也只一聲兩聲。我覺得來得不是時候，坐不住了，就說我們是路過，順道看看他們，還要到別處去。我們就起身告辭了。 高先生並不挽留，卻慇勤送我們出來：送出客堂，送出那條走廊，送出院子，還直往外送。我們請他留步，他硬是要送，直送到工廠的大門口。我記得大門口站著個看門的，他站在那人旁邊，目送我們往遠處去。 我們倆走入麥田。 我說：「他好像不歡迎我們。」 「不歡迎。」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該走了。」 我說：「他大概有事呢，咱們打擾他了。」 「不，他沒事，他就那麼坐著。」 「不在看書？」 「我看見他就那麼坐著，也不看書，也不做什麼事。」 「哦，也許因為運動，他心緒不好。」 「我問起他們廠裡的運動，他說沒什麼事，快完了。」 「我覺得他巴不得我們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這話不錯。他簡直依依不捨似的，不像厭惡我們。我說：「也許他簡慢了咱們又抱歉了。」 「他也沒有簡慢。況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嗎？」 我們倆自作聰明地捉摸來、捉摸去，總覺得納悶。他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著臉，他只是笑得那麼勉強，那麼怪。真怪！沒有別的字可以形容。 過了一天，星期二上午，傳來消息：化工廠的高先生昨天自殺了。據說星期一上午，工間休息的時候，高太太和廠裡的一些女職工在會客室裡煮元宵吃呢，回隔壁臥房見高先生倒在床上，臉已變黑，他服了氰酸。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他大約正在打主意。或者已經打定主意，所以把太太支使進城。事後回想，他從接待我們到送我們出工廠大門，全都說明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只恨我們糊塗，沒有及時瞭解。 冤案錯案如今正一一落實。高先生自殺後，高太太相繼去世，多少年過去了，誰還記得他們嗎？高先生自殺前夕，撞見他的，大概只有我們夫婦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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