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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變後，上海的「孤島」已經「淹沒」——就是說，租界也被日軍控制。可是上海的小學校還未受管轄。我當時正在一個半日小學做代課先生；我貪圖學校每月給的三斗米，雖然不是好米，卻比當局配給的細砂混合的米棲強得多。我也貪圖上課只下午半天，課卷雖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學校在公共租界，很遠，我家住法租界。我得乘車坐到法租界的邊緣，步行穿過不屬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軌電車。車過黃浦江上的大橋，只許過空車，乘客得步行過橋。橋上有日本兵把守。車上乘客排隊過橋，走過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願行這個禮，低著頭就過去了，僥倖沒受注意。後來改變辦法，電車載著乘客停在橋下，由日本兵上車檢查一遍，就開過橋去，免得一車人下車又上車。不過日本兵上車後，乘客都得站起來。 有一次，我站得比別人略晚了些，這也和我不願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覺察了，他到我面前，瞧我低頭站著，就用食指在我頷下猛一抬。我登時大怒。他還沒發話，我倒發話了。我不會罵人，只使勁咬著一字字大聲說：「豈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車，乘客就停止說話，車上原是靜的。可是我這一發作，車上的靜默立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螞蟻爬，該也能聽見聲音。我自己知道闖禍了。假如日本人動手打我，我能還手嗎？我看見日本兵對我怒目而視。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觸，就成了挑戰。我怎能和他挑戰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著前面的車窗。我們這樣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鐘比一分鐘還長。那日本人終於轉過身，我聽他蹬著笨重的軍靴一步步出去，瞥見他幾次回頭看我，我保持原姿態一動都不動。他一步步走出車廂，一級級走下車，電車又緩緩開動。同車廂的乘客好似冰凍的人一個個融化過來，鬧哄哄地紛紛議論。 我旁邊的同事嚇呆了。她喘了口氣說：「啊唷！啊唷！儂嚇殺吾來！儂哪能格？儂發癡啦？」我半晌沒有開口，一肚子沒好氣，恨不能放聲大哭；也覺得羞慚；成了眾人注目和議論的中心。車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識到自己僥倖沒闖大禍。那日本兵想必不懂什麼「豈有此理」，這話實在很書獃子氣。不顯得凶狠，連我的怒容也不夠厲害，只是板著臉罷了。那日本兵也許年紀較小，也許比較老實，一時上不知怎麼對付了。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見他，我就趕緊站起來恭候他嗎？不，我明天決不能再乘這輛車，得換一條路線。 換一條路線道路較遠，下車還得退回半站路，中間還得走過「大世界」一帶閒人、壞人叢集的地段。我走過這段路，經常碰到流氓盯梢，得急急往前走，才能脫身。有一次一個流氓盯得很緊，嘴裡還風言風語。我急了，乾脆停步轉身，迎著他當面站定。這流氓大約是專心要找個對象，看了我的嘴臉，顯然不是他的對象，就揚長走入人群中去。我只怕流氓不見得個個都這麼知趣，還是避開這條遠路為妙。 我早央求我那位同事注意查車的日本兵換了沒有。據她說，好像天天換人。我想，日本兵既沒有固定的崗位，我換了路線保不定還會碰到他。可是每天車來車往，他又怎會記得我呢。一個多星期過去了，假如再相遇，我也不認識他了。我不妨仍走原路。我回復原路線的頭幾天心上還惴惴不安，只恨乘客不夠擁擠。總算不久我教課的小學由日本人接管了，我也就辭職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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