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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得知錢穆先生以九十六歲高齡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觸，並談起他《憶雙親》一書裡講他和默存父親交誼的專章。那章裡有一章講默存，但是記事都錯了。九月五日晚，我忽得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季季女士由台北打來電話（季季女士前曾訪問舍間），要我追記錢穆先生和我「同車赴北京」（當時稱「北平」）的事。雖然事隔多年，我還約略記得。我問季季女士：「我說他記錯了事可以嗎？」她笑說：「當然可以。」不過我這裡記他，並不是為了辨錯，只是追憶往事而已。 錢穆先生在一篇文章裡提及曾陪「錢鍾書夫人」同赴北京。他講的是一九三三年初秋的事。我還沒有結婚，剛剛「訂婚」，還算不得「錢鍾書夫人」。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許不知「訂婚」為何事。他們「談戀愛」或「搞對像」到雙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們那時候，結婚之前還多一道「訂婚」禮。而默存和我的「訂婚」，說來更是滑稽。明明是我們自己認識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紹給我爸爸，爸爸很賞識他，不就是「肯定了」嗎？可是我們還顛顛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約之言」。默存由他父親帶來見我爸爸，正式求親，然後請出男女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後，（因我爸爸生病，諸事從簡）在蘇州某飯館擺酒宴請兩家的至親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記得「訂」是怎麼「訂」的，只知道從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錢穆先生也在座，參與了這個訂婚禮。 我那年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外文系，馬上就要開學。錢穆先生在燕京大學任職，不日也將北上。我未來的公公在散席後把我介紹給「賓四先生」，約定同車北去，請他一路照顧。其實這條路我單獨一人也走過一次，自以為夠老練了。動身那天，默存送我到火車站和賓四先生相會，一同把行李結票，各自提著隨身物件上車。 那時候從蘇州到北京有三十七八個小時的旅程。輪渡還在準備中。到那年冬天，我從北京回蘇州，才第一次由輪船載了車廂過江（只火車頭不過江）。但那年秋天，火車到南京後，已不復像以前那樣需換站到下關擺渡，再上津浦段的車。南北兩站隔江相對。車廂裡的人和貨車裡的貨全部離開火車，擺渡過江。記得好像是貨物先運過去，然後旅客渡江，改乘北段的火車。賓四先生和我同坐在站上的椅子裡等待，看著站上人伕像螞蟻搬家似的把大件、小件、軟的、硬的各項貨物（包括一具廣漆棺材）抬運過去。賓四先生忽然對我說：「我看你是個有決斷的人。」我驚問：「何以見得？」他說：「只看你行李簡單，可見你能抉擇。」我暗想，你沒看見我前一次到北京時帶的大箱子、大鋪蓋呢，帶的全是無用之物。我這回有經驗了。可是我並沒有解釋，也沒有謙遜幾句，只笑了笑。 我們買的是三等坐席，對坐車上，彼此還陌生，至多他問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憊，沒什麼談興。不過成天對坐，不熟也熟了。到吃飯時，我吃不慣火車上賣的油膩膩、硬生生的米飯或麵條，所以帶匣兒餅乾和一些水果。賓四先生很客氣，我請他吃，他就躲到不知哪裡去了。後來我發現他吃的是小包的麻片糕之類，那是當點心的。每逢停車，站上有賣油豆腐粉湯之類的小販，我看見他在那裡捧著碗吃呢，就假裝沒看見。我是一個學生，向來胃口不佳，食量又小，並不覺得自己儉樸。可是看了賓四先生自奉菲薄，很敬重他的儉德。 車過蚌埠後 １，窗外一片荒涼，沒有山，沒有水，沒有樹，沒有莊稼，沒有房屋，只是綿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車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歎氣說：「這段路JB乏味了。」賓四先生說：「此古戰場也。」經他這麼一說，歷史給地理染上了顏色，眼前的景物頓時改觀。我對綿延多少裡的土墩子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賓四先生對我講，哪裡可以安營（忘了是高處還是低處），哪軍可以衝殺。盡館戰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曬乾了，我還不免油然起了弔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離開這片遼闊的「古戰場」。 -------- １這段路程的來往方向記顛倒了，原文不再修改，謝謝讀者指正 車入山東境，車站迫近泰山，山好像矗立站邊。等火車開動，賓四先生談風健了。他指點著告訴我臨城大劫案的經過（可惜細節我已忘記），又指點我看「抱犢山」。山很陡。賓四先生說，附近居民把小牛犢抱上山崗，小牛就在山上吃草——我忘了小牛怎麼下崗，大約得等長成大牛自己下山。 我對賓四先生已經不陌生了。不過車到北京，我們分手後再也沒有見面。我每逢寒假暑假總回蘇州家裡度假，這條旅途來回走得很熟，每過「古戰場」，常會想到賓四先生談風有趣。 一九八五年，蘇州南舉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默存應主辦單位的要求，給賓四先生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回大陸觀禮。默存的信寫錯了年份，把「明年」寫成「今年」，把「二千五百年」寫成「二千年」，主辦單位把信退回，請他改正重寫。我因而獲得這封作度的信。我愛他的文字，搶下沒讓他撕掉（默存寫信不起草稿，也不留這類廢稿）。賓四先生沒有回信，也沒有赴請。如果他不憶念故鄉，故鄉卻沒有忘記他，所以我把此信附錄於後。 一九九一年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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