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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初下鄉，同夥一位老先生遙指著一個農村姑娘說：「瞧！她像不像蒙娜·麗莎？」 「像！真像！」 我們就稱她「蒙娜·麗莎」。 打麥場上，一個三角窩棚旁邊，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撐著一支長竹竿，撅著一撮鬍子，正仰頭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說： 「瞧！堂吉訶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們就稱他「堂吉訶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後、「大躍進」時的十月下旬，我們一夥二十來人下鄉去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們還沒脫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眼鏡，反而憑主觀改造農村人物呢！ 據說四十五歲以上的女同志免於下鄉。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眼看年輕同志們「老張」「小王」彼此好親近，我卻總是個尊而不親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鄉當然是「自願」的。我是真個自願，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動機不純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裡是怎樣生活的。第二，還是好奇。聽說，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線。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鄉當然有些困難。一家三口，女兒已下廠煉鋼。我們夫婦要下鄉自我鍛煉，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鄉比我遲一個月，我不能親自為他置備行裝，放心不下。我又有點顧慮，怕自己體弱年老，不能適應下鄉以後的集體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艱苦的日子也經過些，這類雞毛蒜皮算不得什麼。 十月下旬，我們一行老老少少約二十人，由正副兩隊長帶領下鄉。我很守規矩，行李只帶本人能負擔提攜的，按照三個月的需要，盡量精選。長途汽車到站，把我們連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著較年輕的同夥，掮起鋪蓋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網袋，奮勇追隨；可是沒走幾步，就落在後面，拚命趕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經不見了，路旁守著行李的幾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見了。找不敢放下鋪蓋卷，怕不能再舉上肩頭。獨立在田野裡，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條路。我咬著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遠就看見拐彎處有一所房屋，門口掛著「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夥正在門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後面幾位老先生和女同志們，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們大包小件扛著抬著慢慢搬運，漸漸地都齊集了。 那半天我們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隊長和公社幹部商定如何安插我們。我們分成兩隊。一隊駐在富庶的稻米之鄉，由副隊長帶領；一隊駐在貧瘠的山村，由正隊長帶領。我是分在山村的，連同隊長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長，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當姊姊看待。隊長是一位謙虛謹慎的老黨員。當晚我們在公社打開舖蓋，胡亂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兩隊就分赴各自的村莊。「蒙娜·麗莎」和「堂吉訶德」就是我們一到山村所遇見的。 我們那村子很窮，沒一個富農。村裡有一條大街或通道，連著一片空場。公社辦事處在大街中段，西盡頭是天主教堂，當時作糧庫用，東盡頭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沒有井欄，井口四周凍著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兒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兒所在街以南。沿村東邊有一道沒有水的溝，旁邊多半是小土房。磚瓦蓋的房子分佈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據說得乘了小驢兒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長溝」，那兒有些食用品商店，還有一家飯館。 那時候吃飯不要錢。每戶人家雖各有糧櫃，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醃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裡，缸裡醃的只是些紅的白的蘿蔔。牆腳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裡人家幾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個家族的繁衍，異姓的只三四家。 我們早有心理準備，下鄉得過幾重關。我借用典故，稱為「過五關，斬六將」。 第一關是「勞動關」。公社裡煞費苦心，為我們這幾個老弱無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髒、又容易的活兒，叫我們砸玉米棒子。我們各備一條木棍，在打麥場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邊，舉棒拍打，把王米粒兒打得全脫落下來，然後掃成一堆，用蓆子蓋上。和我們同在場上幹活的都是些老大娘們，她們砸她們的，和我們也攀話談笑。八點開始勞動，實際是八點半，十點就休息，稱為「歇攀兒」，該歇十分鐘，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時。「歇攀兒」的時候，大家就在場上坐著或站著或歪著，說說笑笑。再勞動不到一個多鐘頭又「歇攀兒」了！大家拿著傢具——一根木棍，一隻小板凳或一方墊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飯。這些老大娘只賺最低的工分。 有時候我們推獨輪車搬運地裡的秫秸雜草。我們學會推車，把穩兩手，分開兩腳，腳跟使勁登登地走，把襪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雜草堆得高過自己的腦袋，然後留心推車上坡，拐個彎，再推下坡，車不翻。 有一次叫我們捆草：把幾莖長草捻成繩子，繞住一堆乾草，把「繩子」兩端不知怎麼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會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亂草堆裡直發愁。可是生產隊副隊長（大家稱為「大個兒」的）來了，他幾下子就把滿地亂草全捆得整整齊齊。 有幾次我們用小洋刀切去蘿蔔的纓子並挖掉長芽的「根據地」，然後把蘿蔔搬運入窖。我們第一天下鄉，就是幹這個活。我們下鄉干的全是輕活兒，看來「勞動關」，對我們是虛掩著的，一走就「過」，不必衝殺。 第二關是「居住關」。記得看過什麼《清宮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問：「進得好？出得好？歇得好？」「進」、「出」、「歇」在鄉間是三道重關。「歇」原指睡眠，在我們就指「居住」；「進」和「出」就指下文的「飲食」和「方便」。 農民讓出一個大炕，給五位老先生睡。後來天氣轉冷，村裡騰出一間空房，由我們打掃了糊上白綿紙，買了煤，生上火，我們一夥就有了一個家。但我和女伴兒只是「打游擊」。社裡怕凍了我們，讓我們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錢買煤，她家睡的是暖炕。可是沒幾天，工人回家度假，黨支部書記肖桂蘭連夜幫我們搬走，在一間空屋裡塵上撲鼻的冷炕上暫宿一宵，然後搬入公社縫紉室居住。縫紉室裡有一張竹榻，還有一塊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寬三尺，長六七尺，高高架在牆頂高窗底下，離地約有二米。得登上竹榻，再蹬上個木樁子，攀援而上；躺下了當然不能翻身，得挨著牆一動不動，否則會滾下來。我的女伴說：「對不起，我不像你身體輕，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只好睡下鋪。」我想，假如她睡上鋪，我准為她愁得徹夜不眠。所以，理所當然，我睡了上鋪。反正我經常是半睡半醒地過夜。窗隙涼風拂面，倒很清新，比悶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裡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從窗裡看到下面空場上生產隊排隊出發，高聲唱著「社會主義好」。後不久，村裡開辦了托兒所。托兒所的教室裡擺著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頭有個大暖炕。我和女伴兒以及另單位的兩個女同志同睡這個大炕。她們倆起得早，不及和我們見面就去勞動了。我每晨擂著拳頭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個個娃娃已站滿炕前，目不轉睛地瞪著我們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動物園裡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鋪蓋捲上，沿牆安放。娃娃們都上炕遊戲。一次，我女伴的鋪蓋卷兒給一個娃娃騎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虧沒透入鋪蓋內部。四人睡這麼一個大炕，夠舒服的，儘管被褥有溺濕的危險。 第三關是「飲食關」。我們不屬於生產隊，吃飯得交錢。我們可以加入幹部食堂，每日兩餐，米飯、炒菜，還加一湯，如加入農民食堂，飯錢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窩頭白薯。我們願意接近老鄉們，也不慣吃兩頓干飯，所以加入了農民食堂。老鄉們都打了飯回家吃。我們和食堂工作人員在食堂吃。我們七人，正好一桌。早晚是玉米渣兒煮白薯塊，我很欣賞那又稀又膩的粥。窩頭也好吃，大鍋煮的白薯更好吃。廚房裡把又軟又爛的自薯剝了皮，揉在玉米面裡，做成的窩頭特軟。可是據說老鄉們嫌「不經飽」。默存在昌黎鄉間吃的是發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摻合了玉米面做的窩頭，味道帶苦。相形之下，我們的飯食該說是很好了。廚師們因我喜愛他們做的飯食，常在開飯前揀出最軟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讓我像貪嘴孩子似的站著盡量吃，我的女伴兒也同吃。可是幾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裡產生了大量氣體，又是噫氣，又是洩氣。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洩的氣足有一丈半長，還搖曳多姿，轉出幾個調子來。我和女伴兒走在背後，忍著不敢笑。後來我揀出帶下鄉的一瓶食母生，給他們「消氣」。 我那時還不貪油膩。一次夢裡，我推開一碟子兩個荷包蛋，說「不要吃。」醒來告訴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飯時告訴了同桌的老先生，他們也同聲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來放在桌上呢！我們吃了整一個月素食，另一單位的年輕同志淘溝，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魚。廚房裡居然燒成可口的干炙小魚，也給我們開了葷。沒料到貓魚也成了時鮮美味。我們吃了一個月粗糲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勝嚮往。分在稻米之鄉的那一隊得知我們的饞勁，忙買些白米，煩房東做了米飯請我們去吃。我像豬八戒似的一丟一碗飯，連吃兩碗，下飯只是一條罐頭裝的鳳尾魚（我們在「長溝」共買得二罐）和半塊醬豆腐。我生平沒吃過那麼又香又軟的白米飯。 以後，我們一夥都害了饞癆——除了隊長，因為他不形於色，我不敢冤他。他很體察下情，每一二星期總帶我們到長溝的飯館去吃一頓豆漿油條當早飯。我有時直想吃個雙份才飽，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滿滿的了。我們曾買得一隻大沙鍋，放在老先生住的屋裡當炊具，煮點心用。秋天收的干鮮果子都已上市，我們在長溝買些干棗和山楂，加上兩小包配給賣的白糖，煮成酸甜兒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隊長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買了核桃放在火上燒，燒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麼都很好吃。每晚燈下，我們空談好吃的東西，叫作「精神會餐」，又解饞，又解悶，「吃」得津津有味。「飲食關」該算是過了吧？ 第四關是「方便關」。這個關，我認為比「飲食關」難過，因為不由自主。我們所裡曾有個年輕同事，下了鄉只「進」不「出」，結果出不來的從嘴裡出來了。瀉藥用量不易掌握，輕了沒用，重了很危險，因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漚「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滿，上面擱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進缸裡的危險，令人「戰戰慄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況比汗更重濁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綠豆粉做的麵條。我撈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東西，半夜闌肚子了。那時我睡在縫紉室的高鋪上。我盡力綏靖，胃腸卻不聽調停。獨自半夜出門，還得走半條街才是小學後門，那裡才有「五穀輪迴所」。我指望鬧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處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鋪上。她睡得正濃，一無知覺。我不忍叫醒她，硬著頭皮，大著膽子，帶個手電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廳的腰門，推一推文風不動，打開手電一看，上面鎖著一把大鎖呢。只聽得旁邊屋裡雜亂的鼾聲，嚇得我一溜煙順著走廊直往遠處跑，經過一個院子，轉進去有個大圓洞門，進去又是個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見落葉滿地，闃無人跡。我想到了學習貓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權當爪子，刨了個坑。然後我掩上土，鋪平落葉。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沒有鬧醒一個人。這個關也算過了吧？ 第五關是「衛生關」。有兩員大將把門：一是「清潔衛生」，二是「保健衛生」。清潔衛生容易克服，保健衛生卻不易制勝。 清潔離不開水。我們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還得往回挑。我記得五位老先生搬離第一次借居的老鄉家，隊長帶領我們把他家水缸打滿，院子掃淨。我們每人帶個熱水瓶，最初問廚房討一瓶開水。後來自家生火，我和女伴湊現成，每晚各帶走一瓶，連喝帶用。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臉。我的手背比手心乾淨些，飯後用舌頭迢淨嘴角，用手背來回一抹，就算洗臉。我們整兩個月沒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們照應，每兩星期為我們燒些熱水，讓我們洗頭髮，洗換襯衣。我們大伙罩衣上的斑斑點點，都在開會時「乾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這套「骯髒經」，說來也怪羞人的，做到卻也是逐點熬煉出來。 要不顧衛生，不理會傳染疾病，那就很難做到，除非沒有知識、不知提防。食堂裡有個害肺癆的，嗓子都啞了。街上也曾見過一個爛掉鼻子的。我們吃飯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惡，只好買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誰也不嫌誰臭，壓根兒聞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訪問一家有兩個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細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裝喝茶，分幾次把茶潑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說是過了關，我卻只能算是夾帶過去的。 所謂「過五關、斬六將」，其實算不得「過關斬將」。可是我從此頗有自豪感，對沒有這番經驗的還大有優越感。 我在農村安頓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認識了一個個老大爺、老大媽、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們不復是抽像的「農民階級」。他們個個不同，就像「知識分子」一樣的個個不同。 一位大媽見了我們說：「真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毛主席，你們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嗎！」我仔細看看她的臉。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縫紉室裡有個花言巧語的大媽。她對我說： 「呀！我開頭以為文工團來了呢！我看你拿著把小洋刀挖蘿蔔，直心疼你。我說：瞧那小眉毛兒！瞧那小嘴兒！年輕時候準是個大美人兒呢！我說：我們多說說你們好話，讓你們早點兒回去。」她是個地道的「勞動懲罰論」者。 有個裝模作樣的王嫂，她是村上的異姓，好像人緣並不好。聽說她是中農，原先夫婦倆幹活很歡，成立了公社就專會磨洋工，專愛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稈兒還沒分發到戶，嚷嚷說：「你們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慣冷水洗手！」我是慣用冷水洗手的，沒料到農村婦女竟那麼嬌。 我們分隊下鄉之前，曾在區人民公社胡亂住過一宵。我們清出一間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農民公費醫療證。因為領導人認為這事難行，農民誰個不帶三分病，有了公費醫療，大家不幹活，盡去瞧病了。這件事空許過願，又取消了。我們入村後第一次開會，就是通知目前還不行公費醫療。我們下鄉的一夥都受到囑咐，注意農民的反映，向上匯報。可是開會時群眾啞默悄靜，一個個呆著臉不吭一聲。我一次中午在打麥場上靠著窩棚打盹兒，我女伴不在旁。有個蒼白臉的中年婦女來坐在我旁邊，我們就閒聊攀話。她自說是寡婦，有個十六歲的兒子。她說話斯文得出會意外。她歎息說：「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費醫療吧？）「我對孩子說，你可別傻，什麼『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風一吹，還不病了！病了你可怎麼辦？」我不知該怎麼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場上跑來，那蒼白臉的寡婦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媽，說的話很像我們所謂「怪話」。她大談「人民公社好」，她說： 「反正就是好噲！你說這把茶壺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說這條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現在不搬呢，好，我就給你看著唄。」 沒人駁斥他，也沒人附和。我無從知道別人對這話的意見。 有個三十來歲的大嫂請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說：「咳，家裡來了客，要攤張餅請請人也不能夠。」她家的糊窗紙都破了，破紙在風裡瑟瑟作響。她家只有水缸裡的水是滿的。 有個老大媽初次見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攢著我的手，一手在我臉上摩挲。十幾天後又遇見我，又照樣摩挲著我的臉，笑著惋歎說：「來了沒十多天吧？已經沒原先那麼光了。」我不知她是「沒心沒肺」，還是很有心眼兒。 我們所見的「堂吉訶德」並非老者。他理發順帶剃掉鬍子，原來是個三四十歲的青壯年，一點不像什麼堂吉訶德。廚房裡有親兄弟倆和他相貌有相似處，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親兄弟倆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個管廚房，一個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別人早。一次我看見管食堂的一手按著個碟子，一手拿著個瓶子在碟子上很輕巧地一轉。我問他「幹什麼呢？」他很得意，變戲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說：「淋上些香油，給你們換換口味。」這顯然是專給我們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覺得他不僅是孝順的廚子，還有點慈母行徑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著院子裡圈著的幾頭大豬，低聲對我說：「這原先都是我們家的。」 「現在呢？」 他仍是低聲：「歸公社了——她們妯娌倆當飼養員。」 這是他對我說的「悄悄話」吧？我沒說什麼。我瞭解他的心情。 食堂鄰近的大媽請我們去看她養的小豬。母豬小豬就養在堂屋裡，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母豬和一窩小豬都乾淨，黑亮黑亮的毛，沒一點垢污。母豬一躺下，一群豬仔子就直奔媽媽懷裡，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糧。大媽說。豬仔子從小就佔定自己的「飯碗兒」，從不更換。我才知道豬可以很乾淨，而且是很聰明的家畜。 大媽的臉是圓圓的，個兒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準是食堂裡那個清秀老頭兒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個趕車的矮胖小伙子準是他們的兒子。考試一下，果然不錯。我忙不迭地把新發現報告同夥。以後我經常發現誰是誰的誰：這是伯伯，這是叔叔，這是嬸子，這是大媽，這是姐姐，這是遠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聽」，其實我並未「打聽」，不過發現而已。發現了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好像對他們就認識得更著實。 「蒙娜·麗莎」的爸爸，和管廚房、食堂的兩兄弟大概是貧窮的遠房兄弟。他家住兩間小土屋。「蒙娜·麗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幾個年齡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並不像什麼「蒙娜·麗莎」。她梳一條長辮子，穿一件紅紅綠綠的花布棉襖，幹活兒的時候脫去棉襖，只穿一件單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這樣。她的爸爸比較矮小，傴著背老是乾咳嗽。據他告訴我：一次「毛主席派來的學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讓給學生，自己睡在靠邊的冷炕上，從此得了這個咳嗽病。我把帶下鄉的魚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營養不良，那兩瓶丸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兒已經去世，大兒子新近應兵役入伍了，家裡還有個美麗的小女兒叫「大芝子」，「蒙娜·麗莎」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她很堅決地聲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來。」她那位帶病的父親告訴我：他當初苦苦思念兒子，直放心不下；後來他到部隊去探親一次，受到軍官們熱情招待，又看到兒子在部隊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實了。 「大芝子」才八歲左右，比她姐姐長得姣好，皮膚白嫩，雙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烏黑烏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腦門子上破了個相當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見了很著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帶下鄉的醫藥品，給她洗傷、敷藥，包上紗布。我才知道他們家連一塊裹傷的破布條兒都沒有。「蒙娜·麗莎」對我說：「不怕的，我們家孩子是摔跌慣了的，皮肉破了腫都不腫，一下子就長好。」大芝子的傷處果然很快就長好了，沒留下疤痕。我後來發現，農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傷都癒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許因為農村的空氣特別清新，我國農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個纖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淨可愛。她不過六七歲。我問她名字，她說叫「小芝子」。我拉著她們手問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是我們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麼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這個「包打聽」，認真「打聽」也打聽不出她是誰來，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蘿蔔急需入窖的時候，我們分在稻米之鄉的分隊也請來幫忙了。蘿蔔剛出土，帶著一層泥，我們凍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覺寒冷。那個分隊裡一個較年輕的同夥瞧我和老鄉們比較熟，建議我去向他們借只臉盆，討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見個老大爺，就問他借臉盆洗手。他不慌不忙，開了鎖，帶我進屋去。原來是一間寬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裡的傢具都整齊。他拿出一隻簇新的白底子紅花的鼓墩式大臉盆，給我舀了半盆涼水。我正要端出門，他說：「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為我兌上熱水。我把凍手握在熱水裡，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塊雪白的香皂，一條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髒了他的香皂，只摸了兩下；又怕擦髒了他的毛巾，乘他為我潑水，把沒洗乾淨的濕手偷偷兒在自己罩衣上抹個半干，才象徵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給舀了半盆冷水，讓我端給大夥兒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動，或一路上潑潑灑灑吧？十幾雙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為潑掉的那大半盆熱水可惜，只是沒敢說。大家洗完了我送還面盆，盆底儘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質量和大小，大約標識著上一代的貧富；當前的貧富全看家裡的勞動力。副隊長「大個兒」家裡勞動力多，生活就富裕，老鄉們對他都很服帖。正隊長家是新蓋的清涼瓦屋，而且是樓房。老鄉們對那座樓房指指點點，好像對這位隊長並不喜歡；說到他，語氣還帶些輕鄙。他提倡節制生育，以身作則，自己做了絕育手術。村裡人稱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麼「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讓我問，過後才講給我聽。我只在大會上聽過他做報告，平時從不見面。大躍進後期，我們得了一個新任務：向村民講解《農村十條》。生產隊長卻遲遲不傳達。關於政策多少年不變以及自留地等問題，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們打聽，聽了還不敢相信。我很驚奇，怎麼生產隊長遲遲不傳達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損自己的威信。 黨支部書記肖桂蘭是一位勤勞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歲，小我十歲呢，已生了四個孩子，顯得很蒼老，兩條大長辮子是枯黃色的。她又要帶頭勞動，又要做動員報告，又要開會，又要傳達，管著不知多少事。她苦於不識字。她說，所有的事都得裝在腦袋裡。我和女伴兒的居住問題，當然也裝在她的腦袋裡。我們每次搬個住處，總是她及時想到，還親自幫著我們搬。我女伴的鋪蓋很大，她自己不會打；我力氣小，使足了勁也捆不緊。如果搬得匆忙，我連自己的小鋪蓋也捆不上了。肖桂蘭看我們搬不動兩個鋪蓋，乾脆把一個大的掮在肩上，一個小的夾在腋下，在前領路，健步如飛。我拿著些小件東西跟在後面還直怕趕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肖桂蘭直爽真摯，很可愛。她講自己小時候曾販賣布匹等必需品給解放軍，經常把錢塞在炕洞裡。一次客來，她燒熱了炕，忘了藏著的錢；等她想到，紙幣已燒成灰。她老實承認自己「階級意識」不強，鎮壓地主時她嚇得發抖，直往遠處躲，看都不敢看。當了支書，日夜忙碌，自己笑說：「我圖個啥呀？」她正是熒屏上表揚的「默默奉獻」者。她大約「默默奉獻」了整一輩子，沒受過表揚。 村上還有個「掛過彩」的退伍軍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個官銜。他生活最受照顧，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兒很和氣，我曾幾次到過他家。這位軍人如果會吹吹牛，準可以當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兒一樣天真樸質，問他過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擠牙膏」般擠出一點兩點。誘得巧妙，他也會談得眉飛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當好的朋友。我離開那個村子一年後，曾寄他一張賀年片。他卻回了我一封長信，向我「匯報」村上的情況。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會寫信，特地央人代寫的。 村裡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腸大，一頓要吃滿滿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飯不要錢，他的食量不成問題。他專管掏糞，不嫌髒，不嫌累，幹完活兒倒頭大睡。他是村裡最心滿意足的人。 最不樂意的大約是一個瘋婆子。村上那條大街上有一處旁邊有口乾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乾井，傷了腿。我看見她蓬頭垢面，踞坐地上，用雙手拿著兩塊木頭代腳走路。兩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費力地向前挪動，一面哭喊叫罵。過路的人只作不聞不見。我問：「她罵誰？」人家不答，只說她是瘋子。我聽來她是在罵領守，不知罵哪一位，還是「海罵」。罵的話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罵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罵著過街一趟，不知她往哪裡去，也不知她家在哪裡。 有一天，我們分組到村裡訪病問苦，也連帶串門兒。我們撞到了瘋婆子家裡。一間破屋，一個破炕，炕頭上坐著個臉黃皮皺的老大媽，正是那「瘋婆子」。我原先有點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請我們坐，一點不兒像瘋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話，她就打開了話匣子。她的話我聽不大懂，只知是連篇的「苦經」。我問起她的傷腿，她就解開褲腿，給我著傷疤。同組的兩位老先生沒肯坐，見那「瘋婆子」解褲腿，慌忙逃出門去。我怕一人落單，忙著一面撫慰，一面幫她繫上褲腿，急急辭出。我埋怨那兩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們隻鬼頭鬼腦地笑，說是怕她還要解衣解帶。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兒同組，又訪問了幾家。我們倆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後來我們跑到僻遠地區，聽到個婦女負痛呼號。我很緊張。我的女伴說，沒準兒是假裝的。我們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號勉強招待我們。她說自己是發胃病。我們沒多坐，辭出不久又聽到她那慘痛的叫號。我的女伴斷定她是不願出勤，裝病。可是我聽了那聲音，堅信是真的。到底什麼病，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又看望了一個患風濕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氣一逼，得了這個病，渾身關節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貴。他攢了錢叫家人進城買得一瓶，將到家，不知怎麼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說到這瓶砸掉的酒，還直心疼。但他毫無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後每見虎骨酒，還直想到他。 我們順便串門兒，看望了不常到的幾個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壯健的多半進城當工人了。有個理髮師不肯留在鄉間，一心要進城去。但村上理發的只他一個，很賺錢，我們幾位老先生都請他理髮。那天他的老伴兒不在家，我們看見牆上掛的鏡框裡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時髦，一張照上一套新裝。我估計這對夫婦不久就要離村進城的。 有些老大媽愛談東家長、西家短：誰家有個「破鞋」，誰家有個「倒踏門」的女婿，誰家九十歲的公公溺了炕說是「貓兒溺的」，誰家捉姦仇殺，門外小胡同裡流滿了血。我聽了最驚心的是某家復壁裡窩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沒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親戚）。初解放，家家戶戶經常調換房屋：住這家的忽然調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調到這家。復壁裡的人不知房子裡已換了人家，早起上廁所，就給捉住了。 村裡開辦幼兒園，我們一夥七人是贊助者。我們大家資助些錢，在北京買了一批玩具和小兒書；隊長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禮。我不會說話，老先生們教了我一套。我記得村裡還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典禮接受禮物，表示感謝。村裡的大媽起初都不願把孩子「圈起來」，寧可讓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覺的工人大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可是幼兒園的伙食好，入園的孩子漸漸多起來。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後來也入幼兒園了。我問她吃了什麼好早飯，她說吃了「苟兒勾」（豆兒粥），我聽了很饞。 掃盲也是我們的一項工作。「蒙娜·麗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掃地的姿勢，笑說：「又要來掃我們了！」她們說：「幹活兒我們不怕，就怕『掃』我們。幹了一天活兒，坐下直瞌睡，就是認不進字去！」我曾親身經歷，領會到體力、腦力井不分家，同屬於一個身體；耗盡體力，腦力也沒有多餘了。 我女伴兒和我得到一項特殊任務：專為黨支書肖桂蘭掃盲。因為她常說：「我若能把事情一項項寫下來，不用全裝在腦袋裡，該多輕鬆啊！」可是她聽到「掃盲」，就和村裡的大姑娘們一樣著急說：「又來掃咱們了！」她當然沒工夫隨班上課。我們的隊長讓我和女伴兒自動找她，隨她什麼時候方便，就「送貨上門」式教她。我們已跟她說好，可是每到她家，總撲個空，我懷疑她是躲我們。 不知誰的主意，提倡「詩畫上牆」。我們那個貧窮的山村，連可以題詩作畫的白牆也沒有幾堵。我們把較為平整的黃土牆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詩和畫總不能都由外來受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手包辦啊。我們從本村的小學校裡要了些男女學生的作文，雖有錯別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卻還明白。我們把可用的作文變成「詩」，也就是「順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詩」都配上一幅「畫」，有些牆上剩留些似畫非畫的圖痕，我們添補成「畫」，再配上一首「詩」。我們一隊七個老人，沒一人能畫。村上有一個能畫的小伙子，卻又不是閒著沒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請來畫幾筆。我和女伴兒掇一條長板凳，站在上面，大膽老面皮一同揮筆畫了一棵果實纍纍的大樹，表示「豐收」。村裡人端洋著說：「不賴。」這就是很好的鼓勵了。天氣嚴寒，捧著硯台、顏色缸的手都凍僵了，可是我們穿街走巷，見一堵平整的牆，就題詩作畫，牆上琳琅滿目，村子立即成了個「詩畫村」。有一幅「送公糧」的畫，大約出於那位能畫的小伙子之手，我們配上了詩，卻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幹部的大名。我們告訴了那位幹部，並指點他看了「詩」、「畫」和署名。他喜得滿面歡笑，宛如小兒得餅。我才知道不僅文人好名，老農也一個樣兒。村裡的小學校長命學生把牆上的「詩」抄在紅紅綠綠的紙上，貼在學校門口，算是他們那學校的成績。我們有幾位老先生認為那是「剽竊」。就算是「剽竊」，不也名正言順嗎！牆上都明寫著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裡彙集了幾個村的「詩」，印成小冊子。上面的順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麼「心裡亮堂堂」呀，「衛星飛上天」之類。我自己編造的時候，覺得純出「本店自造」，競不知是抄襲了人——或者竟是別的村子抄襲了我們？不過這陣風不久就刮過了。 我們串門兒的時候，曾見到有幾家的條桌上擺著一隻鐘，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沒有鐘表。如要開會，說明八點開，至早要等到九點或九點半，甚至十點。有一次是在一個較遠的禮堂開一個什麼報告會。我們準時到會，從七點半直等到近十一點，又累又急又無聊又餓。不記得那次的會是否開成，還是草草走過場的；我懷疑這是否相當於「怠工」的「怠會」。一般學習會在食堂附近開，老鄉們在一個多小時裡陸續到齊，發言倒也踴躍。老大媽老大爺一個個高聲嚷：「我說說！」說的全是正確的話，像小學生上課回答教師他學到了什麼。如果以為他們的發言反映他們的意見，那就錯了。他們不過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們很簡單地重複了教導他們的話，不把這句話做成花團錦簇的文章，也不參加自己的什麼意見。「怪話」我只聽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許是我「過敏」，覺得語氣「不大對頭」。我回京談體會時，如實報道了那幾句話，誰也沒聽出什麼「怪話」，只說我下鄉對農民有了感情，學他們的話也腔吻畢肖。我常懷疑，我們是否把農民估計得太簡單了？ 村子附近的山裡出黏土，經火一燒，變得很堅硬，和一般泥土燒成的東西不同。黏土值錢，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財源。我們曾去參觀他們挖掘。肖桂蘭帶著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鏟的鏟，挖的挖，裝在大筐裡，背著倒在小車上堆聚一處。我們六個老人（我們的隊長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徵性地幫著搬了幾團泥塊。這是掛過彩的那位退伍軍人請我們去的。他還要款待我們吃飯，我們趕緊餓著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們還打算為這個山村寫一部村史。可是掛過彩的軍人和肖桂蘭都是務實派，不善空談。我的任務是「誘供」，另有幾人專司記錄。我一心設法哄他們談過去的事，因此記不得他們談了些什麼。反正「村史」沒有寫成。 陽曆元旦村裡過節，雖然不是春節，村裡也要演個戲熱鬧一番。我才知道這麼個小小荒村裡，也人才濟濟。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瞭解古代無道君王下鄉選美確有道理。 我們原定下鄉三個月，後來減縮成兩個月。 陽曆年底，村上開始過節。我們不好意思分享老鄉們過節的飯食，所以買了兩隻雞。兩瓶酒送給廚房。我又一次做送禮的「友好使者」，向他們致謝意。那個村子出廚師，專給人家辦酒席。他們平時「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回廚房宰了豬，又加上兩隻雞，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們從未吃過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轉著切成薄薄的一長條，捲上仍是正方形，燉得稀爛，人口消融。我們連日吃白面饅頭和花卷，都是難得的細糧，我們理應迴避。這或許也是促成我們早歸的原因吧？因為再過一個月就是春節了。 我們回京之前，得各自總結收穫，互提意見。意見多半是芝麻綠豆，例如說我不懂民間語言等等，我不甚在意，聽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話是我最得意的：隊長評語中說我能和老鄉們「打成一片」。一位黨外的「馬列主義老先生」不以為然，說我不過是「婆婆媽媽」而已，並未能與農民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打成一片。他的話也許完全正確。我理論水平低，不會和他理論。但是隊長並未取消他的評語。我還是心服有修養的老黨員，不愛聽「馬列老先生」的宏論。我覺得自己和農民之間，沒什麼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們村裡，我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我下鄉前的好奇心，就這樣「自以為是」、「自得其樂」地算是滿足了。 下鄉兩個月，大體說來很快活，唯有一個陰影：那就是與家人離散，經常牽心掛肚。我同炕有個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邊沒別人，她就和我說「悄悄話」。第一次的「悄悄話」是她對我說的。她湊近我低聲問： 「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我說：「想。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她說：「想啊！」 兩人相對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轉而為無可奈何的苦笑。我們眼睛裡交換了無限同情。以後，見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雖然我們說「悄悄話」的機會不多。 默存留在家裡的時候，三天來一信，兩天來一信，字小行密，總有兩三張紙。同夥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貼身襯衣上有兩隻口袋，絲綿背心上又有兩隻，每袋至多能容納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攢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邊右邊儘是硬邦邦的信，雖未形成大肚皮，彎腰很不方便，信紙不肯彎曲，稀裡嘩啦地響，還有掉出來的危險。其實這些信誰都讀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絕無見不得人的話。可是我經過幾次運動，多少有點神經病，覺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廣告上的「百靈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發生了這種效力，白紙黑字，百口莫辯。因此我只敢揣在貼身的衣袋裡。衣袋裡實在裝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裡。我身上是輕了，心上卻重了，結果只好硬硬心腸，信攢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記得曾在縫紉室的泥地上當著女伴燒過兩三次。這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悽慼於踽涼長往也」。用他翻譯洋人的話：「離別之惆悵乃專為居者而設」，「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見《談藝錄》541頁）他到了昌黎天天搗糞，仍偷空寫信，而囑我不必回信。我常後悔焚燬了那許多寶貴的信。唯一的安慰是：「過得了月半，過不了三十」，即使全璧歸家，又怎逃得過丙丁大劫。況且那許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書》之類，旨在示範同世，垂訓後人，那是專寫給我一個人看的。罷了，讓火神菩薩為我收藏著吧。 村裡和我友情較深的是「蒙娜·麗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辭行。「蒙娜·麗莎」攙著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著大芝子的耳朵說了一句話，大芝子學舌說：「想著我們哪！」我至今想著他們，還連帶想到一個不知誰家的小芝子。 總結完畢，我們山村的小隊和稻米之鄉的小隊一起結隊回北京，我和許多同夥擠在一個拖廂裡。我們不能像沙丁魚伸直了身子平躺，站著也不能直立，因為車頂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為擠得太緊。我坐在一條長凳盡頭，身上壓滿了同伴的大包小包，兩腿漸漸發麻，先是像針戳，後來感覺全無，好像兩條腿都沒有了。全伙擠上車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著也不易忍耐，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安抵北京。我們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畢業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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