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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續經過六年，把這書寫成之後，我確有如釋重負的輕快之感。我想，許多人都會有過這樣的感覺：有什麼能比完成了一件人民交給自己的艱巨任務更快樂的呢？說實在的，對我這樣一個雖不年輕、但對文學還是個初學寫作者來說，寫這樣一部長篇確是很吃力的。我的鬥爭經驗和藝術表現能力既很淺薄，而且身體又長年處在病痛中，精神時時有不支之感。可是，我為什麼竟不自量力地寫下來呢？是什麼力量支持我前後做了六七次的重寫、修改，熬過了漫長的時日呢？提起這個，我的心中仍然不免激動……我要真誠地告訴讀者們：我的整個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時間，曾經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社會中，受盡了壓搾、迫害和失學失業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時常有要控訴的願望；而在那暗無天日的日子中，正當我走投無路的時候，幸而遇見了黨。是黨拯救了我，使我在絕望中看見了光明，看見了人類的美麗的遠景；是黨給了我一個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氣和力量度過了長期的殘酷的戰爭歲月，而終於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這感激，這刻骨的感念，就成為這部小說的原始的基礎。 一九三三年前後，在殘酷的白區地下鬥爭中，我直接接觸的和間接聽到的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的英勇鬥爭、寧死不屈的事跡，是怎樣的使人感動呵！是怎樣的使人想跟他們學習、想更好地生活呵！這些人長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來渴望有機會能夠表現他們。所以這書中的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譬如書中篇幅不多的林紅就真有其人。這個異常美麗的女同志是英勇地犧牲在山東軍閥韓復矩的屠刀下的。就是這些人鼓舞我寫，就是這些人給了我力量。一想到這些人，懶惰、膽怯的手就勤奮起來，勇氣也就大起來了。 我終於敢寫的原因，是我喜歡文學，也願意用這個武器做一點對人民有益的事。可是我自知水平很差，因此對那些澎湃複雜的鬥爭，對那些光輝燦爛的人物，對敵人的陰毒凶狠，我還難於表現它們於萬一；如果這部小說真能讓青年同志們看看過去的人們是怎樣生活、鬥爭過來的，也許他們對今天的新社會、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會更珍愛一些，——而這也就是我對這本書的最高願望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於北京 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形勢鼓舞下，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把《青春之歌》修改出來了。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較，有許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還不敢肯定，還有待廣大讀者的檢驗。但是，在主觀上我曾經極力改正初版本中所發現的缺點或錯誤，並設法彌補某些不足之處。其中變動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而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脈絡清楚，要使她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階級戰士的發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對其他人物或情節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 這樣做是不是必要呢？我認為是必要的。我常想，作者和作品的關係可以比作母親和孩子的關係。母親不但要孕育、生養自己的孩子，而且還要把他教育成人，讓他能夠為人民為祖國有所貢獻，做一個有用之材。假如發現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點，做母親的首先要嚴格地糾正他，要幫他走上正確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經是社會上的人了，已經起過一些作用了，做母親的也還應該關心他、幫助他克服缺點，盡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變成一個更加完美的人。就在這種心情支使下，我就盡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改了一遍。 不過因為時間的倉促，因為生活經驗的不足，更因為自己政治水平不夠高，這部小說可能還存在許多缺點。 提到修改小說，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國青年》和《文藝報》對《青春之歌》初版本所展開的討論。這種討論對我來說是非常有益的。俗語常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因為作者對自己寫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癥結和毛病。這就需要批評家，尤其是廣大讀者的幫助。我這次修改《青春之歌》，基本上就是吸收了這次討論中的各種中肯的、可行的意見。這種討論不僅使我對藝術創作上的一些問題比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認識得到不少提高。說到這裡，我深深感到文藝創作需要群眾的監督、支持與幫助。也同時感到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關心孩子的不僅是他生身的母親，而且還有千千萬萬不相識的人們。 《中國青年》和《文藝報》上的討論，以及其他讀者所提出的許多意見，集中起來可以分做這樣幾個主要方面：一、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感情問題；二、林道靜和工農結合問題；三、林道靜入黨後的作用問題——也就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展示得不夠宏闊有力的問題。這些問題在這次的修改本中我是這樣把它們逐條解決的：首先，關於林道靜的感情問題。林道靜原是一個充滿小資產階級感情的知識分子，沒參加革命前，或者沒有經過嚴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沒有這種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實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後，尤其在她參加了一段農村階級鬥爭的革命風暴以後，在她經過監獄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鍛煉以後，再過多地流露那種小資產階級追懷往事的情感，那便會損傷這個人物，那便又會變成不真實的了。所以小說的後半部在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變動。說來，也怪有意思，林道靜從農村受到鍛煉回到北平後，我在修改本中原來對她的小資產階級感情仍然改動得不太多，可是當我校看校樣的時候，看到她在小說的後面還流露出不少不夠健康的感情，便覺得非常不順眼，覺得不能容忍，便又把這些地方做了修改。 從這裡看，小說中的人物已經變成客觀存在的東西，它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作者如果不洞悉這種規律，不掌握這種規律來創造人物，那就會歪曲人物，就會寫出不真實的東西來。 其次，關於和工農結合問題。在「一二九」運動前，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雖然還沒有充分的條件，但是既然已經寫了林道靜到了農村，既然黨在那時的華北農村又有不小的力量，並且不斷地領導農民向豪紳地主進行著各種鬥爭，那麼，為什麼不可以把林道靜放到這種革命洪流中去鍛煉一下呢？ 為什麼不可以通過我們的女主人公的活動去展示一下當時中國農村的面貌，並突破一下知識分子的圈子，叫讀者的視野看到當時農民生活的悲慘，看到地主階級的罪惡，從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這樣一想，於是我就增寫了林道靜在農村的七。這還說不上是她和工農的結合，但是，我覺得給她這種鍛煉和考驗的機會，還是有用的。這個人物經過這些生活與鬥爭之後，她的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經過同志們的指出，我確實也感到林道靜在入黨以後停滯了，發揮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寫得很不充分，全書實在有些虎頭蛇尾。所以在這次的修改本裡，我力圖使入黨後的林道靜更成熟些，更堅強些，更有作為些。通過她，也把「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面貌盡可能寫得充實些（因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並沒有參加過「一二九」，所以寫來寫去，怎麼也無法寫得更豐滿。） 總之，修改都是圍繞著林道靜的成長，圍繞著林道靜所走的道路，圍繞林道靜這個人物的典型意義來進行的。 當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還有不少改動的地方。比如戴愉這個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務頭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們處死他了。因為這樣更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 初版問世的將近兩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讀者來信。他們關心書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靜是否實有其人。我願意在這裡捎帶談一談。林道靜是真的又是假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作為「九一八」至「一二九」這個階段，知識分子在黨領導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來說，作為藝術的真實來說，她是真的。因為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著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從尋找個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說她是真的。為什麼又說她是假的呢？因為確確實實世界上不曾有過林道靜這樣一個人。她是由幾個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創造出來的。初版後記中，我曾說過「這書中的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為什麼說基本上真實而不說完全真實呢？這就受文藝創作的規律所決定。它必須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許多同類型的人的生活事跡集中到一起，創造出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 談到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大體上也和林道靜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個「模特兒」，再加上其他同類型人的生活湊在一起，就變成了小說裡的人物；有的連「模特兒」都沒有，完全是我想像出來的。比方盧嘉川就是這樣情形。他雖然是虛構的，但卻是我二十多年來在鬥爭生活中對於共產黨員的觀察、體會所凝聚出來的真實人物。這個崇高的共產黨員的形象絕不虛假。他是從生活當中提煉出來的最真實的形象。在全書中我愛他和愛林紅超過於任何人。在這次修改本中我對於這兩個人物幾乎沒有什麼改動。 創作，這是一門很有意思的勞動。作家創造出來的形象不僅可以教育和感動讀者，同樣也可以教育和感動作者本人。 在創造盧嘉川、林紅這些視死如歸的共產黨員形象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彷彿昇華了，就彷彿飛揚到崇高的境界中。他們今天已經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導師和朋友。因為這樣，我才感到很難把他們的形象再加改動。 國慶十週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門前。夜間，燈火齊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築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宮殿。美麗的燈光，狂歡的人群，祖國十年來的偉大成就，不禁使我回憶到過去——回憶到「七七事變」前我在北京生活時的那些情景。同是一個天安門和玉帶河，可是那時候，在這裡逗留的不是今天這些沉醉在勝利的狂歌歡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齊雄健的隊伍，帶著歡樂而自豪的心情，通過天安門前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青年。那時，聚集到這裡來的卻是那些懷著沉痛的心情，帶著滿身的塵土甚至帶著斑斑的血跡，聲嘶力竭地呼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起來救中國！」的青年人。那時，徘徊在這裡的人們，眼看著雄偉的天安門油漆剝落，彷彿沉睡在厚厚的灰塵中，誰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誰的眼睛裡不是滿目淒涼？……可是這種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遠也無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從歷史、文物，尤其從文藝作品中去找尋。 可是，《青春之歌》在這方面遠沒有盡到它的職責——這是我在國慶前夕，從天安門前的輝煌情景中，才感覺出來的。不過已經來不及補救了。現在，我就把當年天安門前的情景在後記中補上幾句，聊以作為我向青年同志們的負疚的一點表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於北京 《青春之歌》的最初問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當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將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重版出書時，我不禁感慨萬千。它剛剛問世時，我才四十歲出頭，還算是風華正茂，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幾十年歲月，人事滄桑，世事更迭，亦喜亦憂，良多感歎。只是我對《青春之歌》的看法與情感卻從未變更，從未遷移。因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燦爛時刻的閃光。它如果泯滅，便是我理想的泯滅，生命的泯滅。它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 《青春之歌》剛一出世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喜愛，但鞭撻、批判卻很快地洶湧而來。有名的自稱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發難，說它是歌頌美化了小資產階級，說主人公林道靜不配是個共產黨員……一時間，《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報刊展開了熱烈地論爭。我不知道我國當代文學作品中（也許除了《武訓傳》？）還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廣泛、如此連篇累牘地批判（當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擁護者）。從一九五八年底開始，對《青春之歌》的批判、討論持續了三個多月。有無限上綱的，有據理力爭的，聲勢浩大，黑雲壓頂。我氣餒、消沉了麼？沒有！我沉穩地靜觀事態的發展。因為我心中有底——篤信魯迅的名言；「從噴泉中流出的是水，從血管裡流出的是血。」我自認為《青春之歌》是我血淚凝聚的晶石，它不會貽害人民。果然，最後由茅盾、何其芳、馬鐵丁幾位先生寫了結論式的長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繼續大量發行。 平安了幾年，「文革」時期，《青春之歌》的厄運又來了！ 還是那位郭先生，又起來發難。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為劉少奇、彭真樹碑立傳」的特大毒草；接著全國有二百多種小報，有無數次的批判會，對它「口誅筆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時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還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將如何發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運如何，但我的內心依然愛它、信它，依然堅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經歷了一次磨難，一次浩劫。 我對它的感覺不是復甦，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樹經受風雨後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榮的喜悅。我不能忘記前兩年有一位大學生給我寫信說，他是在原中學校大批焚燬「毒草」書時，冒著危險，偷偷從大火中搶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讀到它的；優秀青年張海迪姑娘，當著魏巍同志的面親口對我說，她也是在「文革」中連夜偷看殘本的《青春之歌》的。他們讀後都受到鼓舞，都非常愛它。一本書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摯愛，這對於一個作者來說儘夠了，儘夠了…… 我深知它今後仍然不會一帆風順，仍然會遭到某些非議。 不是麼，一位澳大利亞的來我國學習的留學生，去年寫信給我說，他的老師就曾批評《青春之歌》不該增加農村鬥爭那幾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問我對此有什麼意見。還有的青年作家，說《青春之歌》是個「表達既定概念的作品」。還有的人說，這小說不過是「愛情加革命」的圖解云云。他們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現實主義創作法則，我的生活經歷，我的信仰決定了我的愛與憎，也決定了我喜歡寫什麼，不喜歡寫什麼。這無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讀者之寵；我只能以一顆忠誠於祖國、人民，熱愛共產主義的心來從事我的創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瞭解舊中國危殆的過去，嚮往新中國光明的未來。這也許又是老生常談。但該常談的總不免要常談。這只有請讀者原諒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於香山東溝 ------------------ 中文東西網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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