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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從西安鐘樓前駛過，向北拐去。車上坐著一位穿藍布旗袍的小姐，一雙烏亮的大眼睛格外動人。她的腳旁，放著一隻小皮箱，看得出是從外地來到西安。黃包車在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口停下。這位小姐下車後，跟幼稚園主任見面時，顯得異常興奮。 「一冰！」她摟著幼稚園主任的脖子。 「李鶴，你怎麼來了？！」主任頗為驚訝。 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記得半個多世紀前那難忘的一幕，向筆者講述著往事。 徐一冰，後來進入延安，改名徐明。由於中共中央黨校有個同名同姓的學員徐明，於是她加了個「清」字。 李鶴，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雲鶴，1933年夏，19歲的她從山東前來上海，改名李鶴，在徐明清領導下的晨更工學團當教員，同住在上海北新涇鎮陳更村的小閣樓裡。儘管後來李鶴進入上海影劇界，成了「明星」，改名藍蘋，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鶴」、「一冰」相稱。江青向徐明清說明了來意：她要奔赴延安，請求徐明清介紹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軍辦事處。她身邊末帶任何組織介紹信，在她看來，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紹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她為什麼要離開「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麼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說來話長，這要從引導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說起…… 俞啟威是江青最初的愛侶。他，也就是後來改名黃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尚不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黃敬成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他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罷課，搶佔火車，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經過這番實際考察，中共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決定批准黃敬加入中共，舉行了秘密的入黨儀式。 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漸激進。那時，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 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 就在這年7月，因為叛徒出賣，黃敬被秘密逮捕。江青倉皇出逃，拎著一隻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黨的組織關係。 本來，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並不承認她這個未經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鶴齡家暫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見田漢。 江青在田漢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於是，田沅陪著江青，來到上海西郊的小鎮——北新涇鎮，把江青介紹給「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徐明清。 這樣，江青就在僻遠的北新涇鎮住了下來，在徐明清領導之下工作…… 據徐明清回憶，「小俞」（亦即黃敬）曾幾度秘密來滬，會晤江青。 後來，「小俞」雖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著聯繫。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個月，「小俞」從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 黃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決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決心化為實際行動。 徐明清說，她陪著江青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徐明清跟那裡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夫人。危拱之聽了徐明清的介紹，帶著江青去見鄧穎超。鄧穎超很有興味地翻閱了江青帶來的「介紹信」——一本相冊，上面貼著許多劇照。相冊的劇照，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劇。鄧穎超看畢，笑道：「呵，上海的大明星嘛！」不過，鄧穎超說，辦理赴延手續，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約定時間，跟博古見面。 過了些天，江青獨自從北大街幼稚園前往「八辦」。博古跟她做了談話，瞭解她的一些情況。當時延安歡迎進步文化人投奔那裡。博古同意江青的請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達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用「江青」。 對於取「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雲，含義有二： 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蘋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蘋，卻立志要幹出一番「勝於」藍蘋的事業來。 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江青來到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台灣，改名郭華倫，擔任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 據郭潛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採訪時，回憶道： 「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9月10日發生黨籍問題。 「江青的黨籍恢復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9、10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復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6個月。陳然（引者註：即郭潛）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 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談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又找不到證人。可是，黨籍問題不解決又不行。在上海、在話劇界、電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由西安來到延安，使她歡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 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 據郭潛回憶，「黃敬於10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瞭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 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 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他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 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原名范元貞，湖北漢口人，一位能幹的女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 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 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到解決。這樣，她在1937年11月進入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成為第12班學員。 據郭潛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憶： 「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太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恥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從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配搭一檔，幹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即便相識，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 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3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 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據當年在延安，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1938年8月13日紀念「八·一三」抗日一週年（據本文作者查考，似應是1938年7月7日紀念「七·七」抗戰一週年），在延安鐘樓東邊，原「撫衙門」舊址，舉行大會。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翟林椿先生記得，話劇主演者是丁裡。 翟林椿回憶：「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 翟林椿記得他目擊的一幕： 「毛澤東等首長步入臨時化妝間，慰問演員。這時，我奉命提著鐵皮水壺，為首長倒開水，所以也進入那臨時化妝間。」他見到江青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然後很親切地談著…… 翟林椿所目擊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不得而知。 不論是看京劇《打漁殺家》，還是看話劇《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鎖在櫃子裡》，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時江青在延安相當活躍，主演過京劇、話劇； 第二，毛澤東向來對戲劇很有興趣，他看過江青演出的戲劇。 還有人說，是江青聽毛澤東的報告，故作認真，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據李維漢回憶，中共中央黨校確實請過毛澤東講哲學。李維漢的校長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維漢校長任期之內。 類似的傳說，說是毛澤東去「魯藝」講話，江青「特別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雖說江青後來從中央黨校調往「魯藝」，但從時間上看，似乎應是在中央黨校聽毛澤東報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張照片送給了毛澤東。這張照片在毛澤東的筆記本裡，夾了很長一段時間…… 就在江青進入延安的時候，毛澤東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離開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書籍、文章把賀子珍的出走，說成是江青插足毛澤東家庭，甚至繪聲繪色描述賀子珍如何在延安窯洞裡跟江青吵架。其實，賀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並不相干。 江青這一輩子恐怕未曾跟賀子珍見過面，她跟賀子珍「在延安窯洞裡吵架」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不過，賀子珍的走，恰恰給江青提供了乘虛而入的絕好機會！ 歷史竟會這樣的湊巧：不早不晚，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的時候，江青進入延安！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跟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在延安傳得很快。 不久，組織上再度找徐明清瞭解江青的歷史情況。這一回，著重瞭解的不是江青的黨籍問題，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況。徐明清明白，這是為了江青和毛澤東的婚事，組織上第二次對江青進行審查。徐明清所談的，跟她原先為江青所寫的證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時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組織上除了向徐明清瞭解之外，也向來自白區的其他人作了調查。 毛澤東會看中江青，許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筆者看來，當年毛澤東的警衛員李銀橋的一席言，倒是比較客觀的： 那時的延安，生活環境異常艱苦，鬥爭形勢也很嚴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離開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這個時候來到延安，堅持下來了，還是應該肯定的。當然，投奔革命的不等於堅強的革命者，毛澤東曾多次指著江青鼻子訓斥，你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你是改不了的剝削階級作風。這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尋味。我想江青如果沒有積極投奔革命，毛澤東不會說這兩句話；江青如果是成熟的優秀革命者，毛澤東也不會說這兩句話。 敬仰愛慕毛澤東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澤東的情況，不可能選一個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說的那樣一無是處的女人作妻子。 那時江青長得還是比較出眾，頭髮烏黑濃密，系一根髮帶，髮帶前蓬鬆著一抹留海，髮帶後面，曾經留過辮子，曾經讓頭髮像瀑布一樣披掛到肩際，眉毛彎彎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緊了嘴唇的時候還是別有一番動人之處。 她會唱戲，現在不少文章說她是三流演員。但在延安，在陝北，我們那時把她當明星看待。她唱戲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漁殺家》，中央首長很喜歡，毛澤東也喜歡。 她字寫得好，也能寫文章，特別是楷書寫得好。 江青喜歡騎烈馬，馴烈馬，越凶越愛騎。 江青不愛打槍，愛打撲克，織毛線，她織毛衣織得很好，能織出各種花樣，會剪裁衣服，自己動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時，她比較能接近群眾，給工作人員剪頭髮，講點文化科學知識，教教針線活等。行軍路上能搞點小鼓勵，有時還給大家出謎語。有個謎語如今我還記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親生兒子不同姓，恩愛夫妻不同床。」謎底是「唱戲」。 江青喜歡打扮，也會打扮。轉戰陝北期間，她不再長髮披肩，梳成兩條辮子，在腦後蠱成一個髻，在女同志中，她總是顯得比較出眾，女青年喜歡叫她幫助梳妝，她也樂於幫助別的女孩子，畢竟是一種榮譽。她在冬天穿軍裝時候多一些。有時也穿藍色棉衣，剪裁合體，總要顯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歡穿翻領列寧裝，帶卡腰。她滿意自己的皮膚白晰，腰肢苗條，她樂意暴露自己的優點。 江青在表現她的種種優點之處的同時，也不斷的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之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 李銀橋跟江青有過長期的接觸，他對她的觀察，評價，是比較中肯的。 筆者在訪問徐明清時，她也如是說： 「人是會變的。江青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她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後，在晨更工學團裡工作，表現也還是可以的。但是，她後來進入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生活作風亂七八糟，等等。……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當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之後，江青調到那裡，擔任戲劇系指導員，該系負責人為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教員鐘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調令，即調她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也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這時，江青進入延安正好一年。 毛澤東畢竟是中共最高領袖，而江青又是那麼一個在上海曾鬧得滿城風雨的影星，何況那時寸毛澤東和賀子珍並未辦理離婚手續。因此，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傳出，反對者大有人在。 內中，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歷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為，毛澤東要跟誰結婚，純屬於毛澤東個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愛情不等於「幹部鑒定」，無法勉強，支持者中最為激烈的是康生。 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毛澤東的婚事，同意了毛澤東的意願，但對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規定：「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 這一規定，後來又被傳為「約法三章」。這「約法三章」流傳甚廣，卻因沒有原始文件為據，那「三章」的內容也就有著許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參政；二，不准出頭露面；三，要好好照顧毛澤東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澤東的關係作為政治資本；（二）她只能成為毛澤東的事務助手，不得干預政策及政治路線的決定；（三）她不得擔任黨內機關的重要職務。」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與賀子珍的婚約一天沒有解除，只能稱『江青同志』，不能稱『毛澤東夫人』；（三）除照顧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過問黨的內外一切人事和事務。」 不過，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否認曾有過「約法三章」。他如此說： 「還流傳什麼『約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幾年，真有這個約法三章，約法人早就出來證明了。沒人證明嘛。」 李銀橋的意見，可以作為「一家之見」。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國的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沒有說「約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後20年或一生之間，江青只能專心家事，不准干預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方面前些日子公佈的資料中，提及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曾查獲王若飛的日記本，內中記述了「約法三章」的內容。王若飛當年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約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台灣方面公佈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文字較嚴謹，內容也比較準確。只是尚未見到公佈原件手跡。這一「版本」的「約法三章」，是當時的原始文字記錄。其餘種種「版本」，是憑記憶回憶或口頭傳說，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據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第一條規定了毛、賀、江三人的關係，第二條規定了江青的任務，第三條規定了對江青所作的限制。這三條，條理清楚，用詞穩妥，是種種「版本」中最為可信的。 24歲的江青，終於和45歲的毛澤東結婚了。 結婚的時間，一般籠統地說是「1938年秋」。朱仲麗說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憶更具體，她記得是1938年11月裡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了延安。 這麼一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日子，可以考證出來，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說是「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那一天」，應是「前一天」——因為日本飛機那天一早就來轟炸，並炸坍了毛澤東在鳳凰山下的窯洞，當天是不可能舉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段羅曼諦克，判若兩人。特別是在夫人們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資歷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崗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賀子珍那樣革命資歷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入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閒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裡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78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蹭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裡也哼哼幾句。 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面，要麼遞支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面，不過，她也只是握握手，點個頭，遞上一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不過，據陳荒煤回憶，有一回他前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江青在裡面的窯洞裡不時插嘴…… 在和毛澤東結合之前，江青曾有過4次婚姻，她卻未曾生育過一個孩子。 她曾懷孕。那是在她第2次來上海前，跟黃敬同居，使她懷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產手術。那時的她，不想要孩子。因為她四處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個累贅。 跟毛澤東結婚之後，江青卻盼望著早生孩子。雖說當時在延安，女幹部們都不大願意生孩子。因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撫養，意味著不能參加工作。江青卻跟一般的女幹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澤東的起居和健康。毛澤東工作異常忙碌，她就顯得格外清閒。有個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為「毛澤東夫人」的地位也鞏固了——那「約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於懷。 1939年冬，她懷孕了。那是她和毛澤東結婚整整一年之後。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個女兒。這時，她26歲，毛澤東47歲。女兒的降生，使毛澤東異常高興，為女兒取名「李訥」，李訥長得活潑可愛，使毛澤東的窯洞裡充滿了笑聲，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漸鞏固。 （《海上文壇》1992年第5期） 亦凡書庫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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