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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時難別亦難」 「我們當年是逼虎跳牆、死裡逃生的，否則，誰願赤手空拳。亡命天涯呢？」（馬思聰、王慕理致長女馬碧雪的信，1983年5月15日。） 一塊無邊無涯的黑布蒙住了天空。夜色，那麼深重，四周的一切，彷彿被潑上了濃墨。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了洋裡歎零丁。」一艘電動拖船駛離珠江口，在零了洋上俏然朝東南方向——香港前進。 船艏，漆著「002」三個白色的阿拉伯數字。這條長不過十米、寬只有二點三米的小艇上，擁擠著13個偷渡者。他們的臉色是惶恐的，他們的心是惶恐的。他們屏聲斂息，連一口粗氣也不敢喘。彷彿一聲咳嗽，就會使他們葬身零了洋！ 子夜時分，忽然從駕駛員嘴裡，傳出令人焦躁的消息，迷航了！ 彷彿一盆涼水，澆到了偷渡者們的頭上。他們的心，好像頓時跳出了胸膛。 駕駛員叫何炳權。對於這條「002」號，他是熟悉的。「002」號是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的，他是這條船的原駕駛員。 1967年，中國歷史上嚴峻的年頭。1月15日，星期六，新洲漁輪修配廠的廠休日。當夜幕降臨的時候，何炳權潛入「002」號內，把船開出位於廣州東南郊的工廠碼頭，駛人珠江中。在事先約好的幾個秘密點，何炳權把偷渡者一一接上船。經黃埔，出珠江，「002」號入零丁洋。 不知道由於過度緊張，還是由於何炳權只駕船跑過一趟香港，他弄錯了航線。 好不容易，「002」號終於駛近大纜沖，那已是凌晨四點了。 正當偷渡者們剛剛舒了一口氣，一道明亮的燈光直射過來，弄得他們又提心吊膽。 一條巡邏艇朝「002」號駛來，兩名英國巡差登上了「002」號。何炳權好說歹說，把一千元錢塞進他們的衣袋，他們這才「高抬貴手」——放行…… 一路風險一路驚。偷渡，是用生命作抵押的一場賭博。鋌而走險，猶如在萬丈深淵之上走鋼絲。 偷渡者們各懷心腹事。船上13人，共五家，出於不同的原因，逃往香港： 何炳權帶著妻子吳來，兒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 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務站的工人，帶弟弟何樹根、兒子何景培一起出走； 何天爵的鄰居陳樹，也擠上了這條危險的船； 粵劇演員黃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機械修配廠工人李順林，是第四家； 第五家共四口人，夫婦倆加一兒一女。丈夫50多歲，個子魁梧，眉清目秀，此刻一言不發，臉色蒼白。江風吹動他的短髮。在那樣的年月，他的一頭短髮，意味著他曾被刺成光頭——他是「走資派」或者「反動權威」。他的妻子戴著近視眼鏡，一望而知是個知識分子。兒子和女兒都20來歲，皮膚白晰，學生模樣。 儘管同船者不知道這一家的真實身份，不過，那男子所緊緊抱著的一隻葫蘆形的匣子，清楚地表明他是一個音樂家。 艇小人多。何炳權事先關照，行李一概從簡。別人只拎著小包，裝著細軟，而他卻在這逃亡時刻，還摟抱著須臾不可離的小提琴！音樂，是他的生命。即使在途中遇上厄運，他也要抱著這個匣子離開世界！唐朝著名音樂家李龜年，晚年橫遭離亂，漂泊江南，身無長物，唯有琵琶：「受奔波風塵顏面黑，歎衰殘霜雪鬢鬚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他與李龜年同命運！ 在茫茫黑夜中，江風漸漸，水聲瀝瀝，他的心中酸酸楚楚，眼眶中盈著一層淚水。 他，《思鄉曲》的作者。每當北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廣播，總是把他的《思鄉曲》作為序曲。 他，《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的作曲者。他為郭沫若寫的詞譜曲。這首歌，是中國大陸每一個孩子都會唱的。 他，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文聯副主席，全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教授。他，怎麼會踏上這只偷渡的船？ 他，曾經多少次以中國音樂工作者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穿著筆挺的西裝，堂堂正正地手持護照，出國訪問。他，從來沒有以這樣狼狽窘迫的姿態越過邊境線。 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兒。他的手心，一陣陣沁出冷汗，干了又濕。 他是經過妻弟、牙科醫生王友剛的介紹，結識黃敏彤；又經黃敏彤的介紹，才認識何炳權。 在廣州一個秘密的聯絡地點，他第一次跟何炳權見面。 何炳權一開口，講的就是錢：「你想一家四口一起走？要坐我的船的人很多。你錢多，行；錢少，不行。」 一給多少錢呢？」 「每人一萬港幣。全家一起走，另加一萬。你答應這個價錢，我就推掉一些想走的人，讓你們一家上去。」 他，一口答應下來，可是拿不出現錢。他說：「我出去以後，可以在香港、日本舉行音樂會，或者向在美國的弟弟要錢。錢是不成問題的。」 何炳權生怕他沒有信用，叫他寫下字據，這才答應讓他上船。 1月15日，黃敏彤和她的丈夫帶著他的一家，來到廣州遠郊新洲。傍晚，他們來到事先約好的地點——離新洲漁輪修配廠不遠的江邊的一棵大樹底下。就這樣，他的一家上了「002」號。 一路上，他如驚弓之鳥。他在這個世界上度過了五十六個春秋，第一次冒這麼大的風險……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句，成了他此際心境的最恰當的寫照。 「我曾經寫過一支曲子，叫《相見時難別亦難》，抒發當時被迫離國的感情。」此後，他曾這麼說過。 在朦朦朧朧之中，「002」號在香港大蓮山附近靠岸。「我們渾身都濕透了，顫抖著站在異鄉的海岸上。」 何炳權等人躲進一座廟堂等待天明。 他呢？直到1967年4月12日，美聯社華盛頓電訊，作如下報道： 「美國國務院12日公佈，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 「據公佈，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目前在紐約。」 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講話。一開頭，馬思聰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自己離開祖國的原因，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和許多黨內外多年以來雖然不是一直掌權但畢竟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樣的。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馬思聰所咒罵的，是「文化大革命」，並非社會主義中國。如他所說，他「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 然而，當時的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聲震撼雲霄。馬思聰的《我為什麼離開中國》，被視為大逆不道，視為「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 康生和謝富治「指示」當時的公安部「要徹底查清」。於是，1967年5月，公安部成立了「馬思聰專案小組」，代號「002號案件」（因為馬思聰所乘坐的是「002」號艇）。經過半年多的立案偵察，「002號案件」專案組寫出書面報告，經謝富治簽發、上報，把馬思聰的出走定為「叛國投敵」。 從此，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 從此，馬思聰的不少親友受到牽連； 從此，馬思聰的全部作品被封禁； 從此，馬思聰的財產被查抄； 從此，馬思聰——這顆中國的音樂明星，在中國大陸樂壇上消失了…… 他滿懷報國之心 「1949年4月，我滿懷報國之心，與喬冠華、薩空了、金仲華等人一起，從香港奔赴北京……我怎麼也想不到，十八年後卻又冒死離開祖國。」（馬思聰對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1985年2月20日。） 如果有什麼幻術，能使相隔十八年的兩個歷史性鏡頭，出現在同一畫面上，鮮明、強烈的對比，便會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這邊，1967年1月，黛色的夜，黛色的波濤，馬思聰帶著小提琴躲在「002」號小艇中南下，流亡香港； 那邊，1949年4月，藍色的天，藍色的波濤，馬思聰帶著小提琴，搭乘一艘加拿大貨輪北上，從香港到北京，投入新中國的懷抱。 這邊，馬思聰一腔離愁； 那邊，馬思聰滿臉春風。 這邊，馬思聰心似刀絞； 那邊，馬思聰心花怒放。 滔滔流水，悠悠歲月。1949年4月，中國大陸上天翻地覆，百萬雄師過大江，紅旗直插石頭城。 正在香港的馬思聰，面臨著人生的抉擇。他，有四條路可走： 第一條，投奔解放區，建設新中國； 第二條，到台灣安家立業。1946年4月28日，當上海音樂協會成立時，他被選為理事長。5月，他率上海音樂協會訪問團來到台灣，作為時半年的訪問演出。他曾多次指揮過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響團演奏。在那裡，演奏過他的作品《史詩交響曲》和《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由他的弟弟馬思宏主奏）。從此、他跟台灣音樂界十分熟悉。只要他樂意，到台灣去坐音樂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問題的； 第三條，到國外去當作曲家、演奏家、教授。已經有外國的大學向他發出了邀請； 第四條，留在香港。他是廣東海豐縣人，故鄉離香港只不過一百多公里…… 然而，當地下黨的負責人徵求他的意見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猶豫，毅然北上，參加全國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這次北上，可能半途中會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騷擾，有一定的風險。」 「不要緊。」馬思聰答道。 「可能要在半途中棄船上岸，進入解放區。為了便於行軍，必須輕裝，只能隨身帶點小件行李，別的什麼也不能帶。」 「小提琴能帶嗎？」 「可以。 「只要小提琴能隨身帶去，那就行了。對於我來說，小提琴就像戰士的槍，放不下，離不開。」 「還有，眼下船少人多，只能讓你先走。你的夫人和孩子要暫時留在香港。我們會確保他們的安全。過一段時間，送他們北上。」 馬思聰稍有猶豫，但與夫人王慕理商量以後，很快就答應了。 就這樣，4月間，馬思聰和一百多位進步人士一起，坐船北上。 一到北京，他就忙於全國新政協的籌備工作。那時的他，只有38歲，風華正茂。 一個多月後，他的家屬和郭沫若家屬，戲劇家歐陽予倩家屬、雲南起義將領潘朔端家屬（人們笑稱「四大家族」），由地下黨負責人之一趙佩帶領，坐另一艘船北上。中途遇強颱風，不得不在煙台上岸，輾轉來到北京。 馬思聰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德國俱樂部。不久，遷入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校園，住進寬敞、舒適的教授小洋樓。 黨和人民器重才華橫溢的馬思聰； 他，擔任了華北文工團副團長； 他，出席了第一屆全國青聯會議； 他，出席了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議； 他，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文代會； 他，被任命為中國音樂最高學府——中央音樂學院的第一任院長。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署了對他的任命狀。直至1968年，他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止，他一直是中央音樂學院院長。 他，還擔任了「中德友協副會長」、「中蘇友協總會理事」。 馬思聰姓馬，人們笑稱他是「馬頭」。由於他投入新中國的懷抱，帶動了他的許多親屬： 他的六妹馬思蓀，是鋼琴家。在馬思聰的影響下，1952年，六妹一家從海外回歸大陸； 他的十妹馬思芸，是長笛演奏家。她也舉家歸來定居。她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 他的妻弟王友建，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樣全家回國。王友建也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 黃飛利是他的同鄉，先後畢業於廣州培正中學，解放前曾一起在廣州藝專任教。解放初，黃飛利在美國學習。馬思聰給他寫信說：「你畢業後，趕快回來，這兒有許許多多工作，等著你來做！」在馬思聰的召喚下，黃飛利回來了。馬思聰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邀他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直至今日，黃飛利教授仍在中央音樂學院執教，擔任作曲系系主任。 人們的歷史，是由自己的行動寫成的。1949年，在中國歷史大轉彎的關鍵時刻，馬思聰的抉擇，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熱愛著新中國。 馬思聰的報國之心，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解放前，在許多地下黨員的影響、幫助下，馬思聰是國統區左派音樂家的一面旗幟…… 唱出人民的心聲 「1946年。我在貴陽藝術館。當時演劇四隊也住在貴陽。端木蕻良來貴陽後和我住在一起，我請他寫一部合唱曲的歌詞。他在一夜間就寫好了，我也很快的把曲子譜好。這部作品就是《民主大合唱》。當時由演劇四隊的同志們唱，他們唱得很起勁，我記得在藝術館演出的時候，把軍閥楊森請了來。我們罵的是蔣介石（注——歌詞中直截了當地罵蔣介石為「東方的暴君」），與他無關，所以演出後沒出什麼問題。演出後一些進步報刊曾把這首歌詞在報刊上登載。」《馬思聰院長的談話》，1959年5月20日下午，載於油印本《中國近代音樂史參考資料》第二輯。） 大陽滾過大海的綠波， 照著中國美麗的山河。 讓我們用大陽的光輝， 來讚美我們親愛的祖國。 氣勢磅礡的《祖國大合唱》，歌聲如號如角，如潮如濤，如沸如揚，如鼓如雷。 馬思聰本是一位「學院派」音樂家，酷愛的是「純音樂」。然而，抗戰的烽火，反蔣的熱潮，畢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筆，譜寫群眾歌曲，以音樂為武器，投身到熾熱的鬥爭中去。 早在1937年，他讀了青年詩人克鋒（今名金帆）的詩《自由的號聲》，為之感動。他把激情化為音符，譜成一首十分流行的進步歌曲： …… 把鬥爭自由的號聲。 向沉迷的世界傾灑： 戰士的心頭燃起一把火， 壓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將要看這蘇生的大地， 迸發出燦爛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為20首抗戰歌曲譜了曲，為浴血奮戰的抗日將士獻上一支又一支頌歌、讚歌、戰歌。他與抗日將士心貼心。 他，寫出了《拋錨大合唱》。在他的筆下，蔣管區猶如一輛拋了錯的汽車，人民擁擠在這輛拋錨的汽車上，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八年抗戰剛剛結束，內戰的序幕已經拉開。1946年1月5日，重慶隆重舉行追悼人民音樂家洗星海的音樂會。周恩來提議，成立「星海合唱團」和「民主合唱團」。他說：「全國人民必須站起來，為自由和民主的權利而鬥爭。」 郭沫若扶了扶他的金絲邊眼鏡，滿懷激情踏上講台。他以詩人的氣質，大聲疾呼：「齊聲吼出人民反對內戰的歌聲，吼出反對任何國家幫助中國進行內戰的歌聲！」 會場上那熱烈的情緒，化為一股強烈的創作慾望。馬思聰懇請詩人端木蕻良寫詞，他奮筆揮就了《民主大合唱》。 翌年，他從廣州到香港演出，正巧，詩人金帆從東江縱隊游擊區到香港工作。一見面，馬思聰對金帆說：「你寫點歌詞給我吧，我真想寫首大合唱。」 當馬思聰回到廣州後，收到金帆寄來的歌詞，他立即沉醉在創作的激情之中。只用了十天時間，他一氣呵成了《祖國大合唱》。 在《馬思聰院長的談話》中，他追述了當時的情景： 「1947年，我在廣州藝專寫了《祖國大合唱》。詞是金帆從香港寄來的。原詞七段，我用了其中四段。因為當時是處在國民黨統治下，歌詞的內容不能寫得很明顯，但內含的意思是光明要來了，全國要解放了。我寫這首曲子，開首用了陝北眉阝雩阝的調子，象徵著光明將從陝北延安方面來……」 看啊，祖國人民起來了， 排山倒海般起來了！ …… 誰想要喝人民的血， 誰就要被消滅！ 中國人民要永遠做中國的主人！ …… 祖國啊，看千萬忠勇的英雄， 用鮮血染紅你的胸脯。 我們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設自由幸福的樂園。 那時再沒有人剝削人， 再沒有作威作福的惡棍。 你就要從血泊裡永生。 讓我們拍著手掌歡迎新中國。 政治色彩如此鮮明的歌詞，清新活潑的陝北民歌調子，《祖國大合唱》在蔣管區不脛而走，廣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學生們，紛紛演出這首新中國的頌歌。 馬思聰回憶說： 「有一次，在廣州中山大學演唱這部合唱，聽眾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後又從頭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況非常熱烈。」 金帆回憶說： 「在『文革』後期，我到北京維尼綸廠，遇見張寶城同志。他當年參加過演唱《祖國大合唱》。他說，在南京《祖國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聲震撼了舊中國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組織了萬人高歌《祖國大合唱》，特務們知道了，衝散了這場萬人大合唱……」 這首《祖國大合唱》，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每逢國慶遊行之際，常常播送。 寫罷《祖國大合唱》，馬思聰意猶未盡。他再度與金帆合作，要他「再來一個」。 金帆寫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馬思聰譜了曲，馬上由廣州藝專的學生們演出。 金帆說：「由於想在蔣管區能演唱，我沒有正面寫共產黨的領導和解放戰爭，而用各種方法來暗示。演唱的人，聽的人，心裡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聽的人，心裡都清楚」。作為作曲者的馬思聰，心裡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開頭，就咒罵起「冬天」是「殘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個殘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統治著我們， 它統治我們大久了， 人世間失去了溫暖和幸福。 「冬天」是誰？「殘酷的暴君」是誰？哦，哦，「演唱的人，聽的人，心裡都清楚」！ 打起鑼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齊歡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帶來溫暖和芳香， 春來帶來幸福和快樂， 萬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處都開著鮮艷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著什麼？哦，哦，「演唱的人，聽的人、心裡都清楚」！ 《拋錨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國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個腳印，馬思聰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產黨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聲。他，是一個進步的、有良心的藝術家。 跟地下黨結了厚誼 「1937年，我寫了男中音獨唱曲《永生》，詞是蔡若虹寫的。有管絃樂隊伴奏。我記得有一次在嘉陵賓館孔祥熙主辦的晚會上演唱過，周恩來當時也在座。這首歌演完時，周恩來曾和我握手。」《馬思聰院長的談話》，1959年5月20日下午，載於油印本（中國近代音樂史參考資料》第二輯。）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慶的濃霧剛剛散開，一個20多歲的青年拎著手提包，朝八路軍辦事處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濃重的廣東口音。他是一個酷愛音樂的黨的地下工作者。聽說周恩來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趕緊應召而來。 他一見到周副主席，馬上從拎包裡拿出嶄新的《新音樂》——那是他編的、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雜誌。 「《新音樂》的發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邊翻看著，一邊問李凌。 「兩三萬。」 「哈哈，印數倒不少，這說明你們的群眾工作做得不錯。」周副主席朗朗笑罷，便把話題一轉，「不過，你們的統戰工作做得不夠好。尤其是在音樂、美術方面，幾乎是空白。」 「我們的統戰工作，確實做得很不夠。」李凌面有難色地說，「不過，在音樂、美術方面，也沒有合適的統戰對像……」 「誰說沒有？」周副主席兩道濃眉一揚，說道，「馬思聰，就可以找他談談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馬思聰是個「大音樂家」。這樣的人，能談得找嗎？ 1940年2月，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李凌到重慶上清寺馬思聰家拜訪。 相見恨晚，他們一聊起來，竟是那麼投機！ 那時候，馬思聰雖然名聲已很大，但是只不過29歲。他顯得很淳樸、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廣東」，又都愛音樂，他們用粵語熱烈地討論起音樂創作問題…… 從那以後，李凌常常去看望馬思聰。 李凌來自延安。他酷愛民歌。他擔任了陝甘寧邊區的「中國民歌研究會」主席。他收集了中國各地民歌。當他來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時，仍帶著自己抄錄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馬思聰那裡，李凌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但是，跟馬思聰談起了民歌。 馬思聰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國民歌視為掌上明珠的音樂家。 「1936年，我到北京聽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間音樂，我的眼界擴大了，開始認識到豐富的中國民歌是音樂創作的肥沃土壤。 「從1937年開始，我非常注意中國民歌，並力圖掌握中國民族的音樂語言。」（《馬思聰院長的談話》）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馬思聰邊看邊哼，陶醉在中國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樂成了媒介，他與李凌成為密友、摯友、淨友。 也就在這個時候，另一位黨在蔣管區音樂界的地下工作者——趙氵風，也常常光臨馬府。 趙氵風23歲，有著廣泛的興趣。他跟馬思聰談音樂，談美術，談文學，特別是談法國文學——因為馬思聰是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在無拘無束地「擺龍門陣」之中，馬思聰跟趙氵風之間的距離漸漸縮短。他們也建立起深情厚誼。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共兩黨的矛盾日益尖銳。馬思聰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漸漸看出李凌和趙氵風的「左傾分子」面目，他也並不驚疑，仍一如既往，和他們談天說地，切磋音樂。後來，當他從別人那裡得知，李凌來自延安的「魯藝」，是共產黨，而當時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時，他並不介意。 1942年，馬思聰在「反內戰、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簽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華日報》上。他的政治傾向，已經十分明確了。 1944年。昆明郊區一間農舍。 馬思聰穿著一身西裝，無心於作曲，不時來到大門口張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著旗袍，也不時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們借住在這裡，正等著一位客人的光臨。 說實在的，馬思聰邀請這位客人來家訪問，最關心客人的還是馬思聰的妻妹。妻妹在一家醫院當護士。她聽說那位客人是共產黨，真想親眼見一見——她從來沒跟共產黨打過交道，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模樣。雖然她並不相信共產黨「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像之中，共產黨如綠林好漢…… 一個穿藍布長衫的青年，朝這邊走來。雖然馬思聰的妻妹早就看見他，可是，她以為是過路人罷了。 近了，近了，馬思聰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個男青年。這時，馬思聰的妻妹滿臉驚訝：這個溫文爾雅，像教書先生一般的人，會是共產黨？ 來者不是別人，正是趙氵風。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談吐不凡，知書識禮，這更使馬思聰的妻妹驚訝不已。哦，共產黨原來也很有學問。 趙先生跟馬思聰談起了那場音樂會，兩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趙先生和馬思聰都參加了「援助貧病作家運動」。他們倆搭檔，舉辦音樂會，門票收入作為捐款，援助那些貧病之中的作家。 音樂會在昆明昆華中學禮堂舉行，觀眾達一千多人，連演三天。趙先生上台獨唱，馬思聰上台獨奏。 趙先生唱著，唱著，忽然自報節目：「下一個節目，《頌歌》，用外語演唱。 這是一支觀眾幾乎沒有聽過的《頌歌》。趙先生演唱用的外語，幾乎沒人聽懂。 知道底細的，是馬思聰：趙氵風在用俄語高唱《斯大林頌》！ 在觀眾之中，懂英語的大有人在，懂俄語的幾乎沒有。趙先生用極為巧妙的辦法，居然大庭廣眾之中，在雲南軍閥龍雲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獻給斯大林的頌歌…… 趙先生跟馬思聰，相視而笑，弄得馬思聰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戰火連綿的歲月，馬思聰一家如同水上浮萍，東西南北，四海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說：「回憶從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們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譜紙放在膝蓋上寫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趙氵風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論李凌遠走柳州、桂林、台灣，不論趙氵風奉命前往緬甸，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聯繫。黨，一直關心著馬思聰。 難忘，難忘。1946年，國共兩黨面臨公開決裂，空氣中夾雜著火藥味兒。就在這時，周恩來召開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談會，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當李凌暗中把會議的時間、地點告訴馬思聰，他，不顧白色恐怖，坦然赴會…… 難忘，難忘。1947年，馬思聰在廣州藝專當音樂系主任，地下黨在香港辦中華音樂學院，李凌聘請馬思聰兼任院長。馬思聰答應了，每個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們不住旅館，晚上把課桌一併，在教室裡一躺，就過夜了。正巧，趙氵風也到香港來了。有一天，喬冠華請馬思聰、李凌、趙氵風在茶樓吃早茶。難得的聚會，聊了一上午，肚子裡的話兒還沒有倒光、中午，換一家餐館，邊聊邊吃中飯。真是「話逢知己千句少」，說了一下午，話兒仍像流水一樣，沒完沒了。乾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飯，一直推心置腹地談到深夜——那，確是難忘的一天！ 不久之後，廣州藝專音樂系，來了兩位新教員，一男一女，兄妹相稱。男的名喚吳夫田，人稱「吳先生」。此人開三門課——聲樂，合唱，音樂欣賞。論教學，無可挑剔的。吳先生口才不錯，也頗有學識，顯然是音樂界的行家裡手。學生喜歡聽吳先生的課，說他講得活潑，知識面寬。 吳先生為人隨和，跟同事們都合得來，只不過他在課堂上口若懸河，而跟同事們在一起沉默寡言，絕少談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黃的老師，不知道怎麼搞的，對吳先生發生了特殊的興趣。他覺得，吳先生來得溪蹺。他在國內音樂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聲的人物他略知一二。這位吳先生既然頗有造詣，怎麼如此眼生，連名字都從未聽說過？ 黃老師知道吳先生是系主任馬思聰介紹來的，便去查問馬思聰。不料，馬思聰哼哼哈哈，愛理不理，問不出個究竟來。 黃老師越發對吳先生發生懷疑。他發覺，每當星期六，吳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吳先生又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來，出現在學校中。 當然，黃老師本身，也是某種神秘人物。他跟國民黨當局的眉來眼去，同事們早有覺察。 吳先生教了一個學期。學期結束時，學校舉辦音樂會，吳先生登台指揮，大顯身手。 音樂會結束時，吳先生和馬思聰肩並肩步出禮堂，黃老師緊盯在他們身後。就在這時，門外忽然有一外地趕來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吳先生大聲呼喊：「趙先生！趙先生！」 馬思聰為之一驚。吳先生聞而不睬。兩人只顧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黃老師在他們的身後，看得一清二楚。 從那以後，吳氏兄妹銷聲匿跡，不知去向。 不久，人們從黃老師嘴裡聽說：吳先生，乃共黨分子趙楓也。吳先生之妹非別人，乃趙氵風之妻。趙氏夫婦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匯報工作…… 不久，馬思聰也離開了廣州藝專…… 在那艱難的歲月，馬思聰雖然是黨外人士，但是他有正義感，他不滿於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他站在共產黨的一邊。他是黨外的進步人士，跟黨的地下工作者結下了深情厚誼。 正因為這樣。馬思聰才拿起自己的筆，寫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蔣的「大合唱」； 也正因為這樣，在1949年4月，馬思聰會離開香港，毅然北上，為新中國的誕生歡呼雀躍。 大哥播下音樂的種子 「偶然的機會讓我從一個音樂熱烈的愛好者轉為音樂專門學習者。在我正式學習小提琴之前，我玩過幾種樂器，先是風琴，後來吹口琴，又彈過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幾首很長的粵曲。有一天，我的大兄從國外帶回一隻小提琴，從天鵝絨的盒子裡提出來，閃耀著黃色的光亮，這樂器能發出多麼漂亮的聲音啊！我就決定學習這樂器，我幸運地在11歲那年到法國去，我所受的的音樂教育就完全在法國了。」（馬思聰《創作的經驗》，1946年10月《音樂藝術》雜誌三卷一期） 馬思聰，這顆中國璀璨的音樂明星，是從廣東海豐縣升起的。 1911年陰曆3月21日，馬家老宅增添了一個新生兒，取名「思聰」，願他聰慧之意。 父親叫馬育航，個子不高，瘦削，一介書生而已。 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歲的時候，父親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點癡呆，於是一家生活重擔便壓在他的肩上。他靠著教私塾、寫文章，成為支撐全家的棟樑，使寡母和弟妹在艱難中終於得以維持生計。在民國初年。馬育航先生當上了廣東都督陳炯明手下的廣州財政局局長。後來，還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天然資源委員會錫礦局廣州分局」的局長，也曾在汪精衛手下做過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於上海。 馬思聰的母親黃楚良，從小不裹腳，知書識禮。她開朗，善良，胖胖的臉上，眉毛又細又淡。她開朗，善良，總是漾著慈祥的微笑。 馬思聰生活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在十個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長兄 馬思齊 曾留學巴黎，攻讀法國文學。 二哥 馬思武 也留學法國。解放後在對外貿易部上海辦事處任職。 大姐 馬思錦 已故世。 四妹 馬思梅 上中學時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計在內） 六妹馬思蓀（又名馬思荃）鋼琴家。「文革」後遷居香港。 七妹 馬思瑩十一歲時病亡。 八妹 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 九弟 馬思宏 小提琴家。現居美國。 十妹 馬思芸 長笛演奏家。曾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文革」後遷居香港。 兄弟姐妹眾多，父親收入菲薄，馬思聰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親給每個孩子十來顆用鹽水煮過的烏豆，或者一撮搗碎了、拌了鹽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頓飯，就這樣打發過去了。 然而，這一群在鄉下長大的孩子，卻跟音樂結下深緣：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樂為職業。此外，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鋼琴家。他們的姻緣，顯然是音樂從中牽線。馬思聰的女兒馬碧雪、馬瑞雪，兒子馬如龍，是鋼琴家、小提琴手。馬思蓀的女兒馬常子、女婿顧國權，都是鋼琴家，兒子馬庸子是大提琴手……馬家如果大聚會，可以組織起一支龐大的「馬氏樂隊」！ 馬家是怎樣跟音樂聯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週報》上，曾在一篇介紹馬思聰的文章中說：「馬思聰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樂家。」其實，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像」而已。馬思聰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樂家」？ 1935年，馬思聰應上海《良友畫報》之約，曾寫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詳細地回憶了自己步入音樂之宮的歷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樂是很隔絕的，親戚裡頭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蕭的人是辦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樂接觸的機會很少。我第一次聽見音樂是我3歲那年在外祖母家裡聽留聲機，母親說我那時跟著唱片一齊唱，唱得怪有趣的。」 細細追究起來，馬思聰的母親身上，倒有幾個「音樂細胞」。她會哼幾句粵曲。哄孩子睡覺的時候，哼起了廣東民間的搖籃曲。馬思聰曾說，從母親的歌子裡得到靈感，在1935年創作過一首《搖籃曲》。 不過，母親與「音樂家」之間，畢竟還差十萬八千里！ 「我七歲時聽堂嫂嫂在風琴上彈中國調；不久我自己也學曉（即學會——引者注）了，母親就買一架風琴給我、記得我那時手細，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現在想起來，這倒比較合於和聲呢。 「風琴是我的第一個樂器。我九歲人小學寄宿，同學們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後來我又跟一位中學生學彈月琴，我會背出好幾首長不願絕的粵曲。」 馬家的音樂種子，是大哥馬思齊播撒的。 馬思齊比馬思聰大10歲。他在巴黎研讀法國文學。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著一隻葫蘆形的匣子。 匣子打開了，放在天鵝絨上面的，是一把黃燦燦的小提琴，頓時使馬思聰著迷了。 那時候，馬思聰不過12歲。 馬思聰央求大哥教他擺弄這新奇的樂器。就這樣，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啟蒙教師」。 不過，大哥只是個「半通」而已。他說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樂家拉小提琴，才好聽呢。那琴聲，像夜鶯，像雲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風，如彩雲追月，似百鳥朝鳳…… 「『你高興學嗎？將來帶你到法國去學。』大哥隨便說出。我很高興：『我一定去。』我說。其實我高興的並不全在乎去學提琴；離開學校到外國去看看新奇，這才好玩呢。」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為真，以為大哥答應帶他去法國。小馬思聰成天做著「法國夢」、「音樂夢」…… 暑假轉眼過去，馬思齊要動身去法國了，馬思聰吵著要跟哥哥一起去。 這怎麼行呢？哥哥才20出頭，弟弟不過12歲…… 馬思聰是個強孩子。他扯著哥哥的衣襟，拉著母親的衣角，哭著，嚷著：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廠 「我是很固執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終。」馬思聰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成天價被拉著衣角，母親編排出話兒，嚇唬馬思聰：「到了法國，看不見爸爸，看不見媽媽，你會想家的，會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馬思聰又口口聲聲「一定」起來。 看著馬思聰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母親心軟了，竟然答應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們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著近山遠山，望著陰天，望著海。我在想：這海將更遼闊，無涯，遠，遠，遠；我便是這樣如夢地離開了祖國。 「『我們在大雪之日到法國，巴黎給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霧。一切先前的興彩都消失了，這是寂寞加上荒涼，但並不回頭想回國去。 「我們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給我請一位女教師，這是我第一位教師。我還記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膠滿黑墨墨膏藥似的東西。後來我才明白這黑墨墨的膏藥是用來把琴裝飾得舊一點，因為舊琴才值錢。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來一個下弓。——『敢啥！』她說。我學了。『謝哈。』她又說。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這樣子』。『謝啥』即『就是這樣子』。這是我早懂得的法語。」 跟法國的孩子玩呀，鬧呀，才半年功夫。馬思聰就能對付著講點法語了。 後來，馬思聰隨大哥遷往巴黎。「在巴黎請的也是一位女教師。她很嚴，進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總算彈得三個鐘頭。」 音樂的種子，就這樣在馬思聰幼小的心靈中萌發了。 「我記得，那時候弟弟成天關在屋子裡練琴。我怕他太累，就給他買了一隻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獨自對著牆壁打球。打了一會兒，又拿起小提琴……」迄今，年已八十四高齡的馬思齊老人，依然能夠非常清晰地回憶起當年聰弟的情形。 馬思聰堅持學琴，風雨無阻。「記得有一次在大雨傾盆之下我騎單車到女教師家裡上課，我全身濕淋淋。她看見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讓我進她屋裡，我所經過的地板像一條河流。她那副『大禍臨頭了，救救命！』的神氣真使我過意不去。」 1925年，馬思聰14歲，「便去投考囊西音樂學院，卻很不費力地便考人高級」。 從此，他終日在音樂王國中悄祥，與小提琴相依為命。 「我的教師是一位美須公，短小而好說笑話。師母有一對奇怪的眼睛，倘生為金魚，必是標準美魚。我們同班14人，因為教師愛說笑，我們上課很舒服，隨便談話，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必修課除提琴外尚有視唱，樂理和室樂，我更選蕭為副科。 「我加入音樂院，給學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長也頗感到興趣。因為我音彈得頗準，有一天他問我，是不是你們中國人的耳朵特別好呢？』我說：『恐怕是吧。』其實我誇口，若其然則中國樂器早該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婦人的家裡，大女行近三十，擅鋼琴，次女擅理家務。因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樂商店租樂譜；在整個半年中，提琴的書籍幾可說給我搜羅殆盡了。 「生活開始有生氣起來，課是很多：計起來每星期的提琴課到學校上二課，到先生家裡上二課，視唱三課，蕭二課，鋼琴二課，法文每天都有。同學們對我都很好，他們都爽直而且快活。」 馬思聰自稱童年時有「一股傻氣」。他奉行「二衣主義」，在同學中傳為笑話。他曾回憶當年的「傻氣」：「我要做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無論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兩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結果並不傷風也不病倒，身體卻非常壯健起來。……曩西居法國東北部，冬天天氣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義』還保持著。零下二十度沒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門是永遠不關的。房東們稱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的結果我得最優第二獎，這於我並沒有什麼高興，因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樂院，更信任不過我的提琴教師。我便決意回巴黎。」 在巴黎，經人介紹，馬思聰拜巴黎國立歌劇院的第一提琴手帕尼·奧別多菲爾為師。 奧別多菲爾教授在法國頗有名氣。在登台演出的時候，別人衣服上的鈕扣鑲嵌著紅花，而他卻是紫花。在法國，紫色被看成最高貴的色彩。法國古代帝王穿的是用一種名叫「帝王紫」的染料染成的紫色衣服。奧別多菲爾是法國政府「榮義團」（相當於英國的「騎士團」）的團員。 大概是名教授的緣故，奧別多菲爾的學費也比別人貴得多，每月收二百法郎。幸虧馬思聰的父親當時已從窮書生成為「財政局局長」，還算能使馬思聰交得出學費。 「奧別多菲爾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師，我現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國即就學於一位好的教師，我必可把時間省一半。從學於奧別多菲爾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奧別多菲爾夫人更是我的鋼琴教師。她也是頗好的鋼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師。從此時起，我的時間大部分專工於提琴，每天約彈六小時。」 在奧別多菲爾教授門下，馬思聰的琴藝日見長進，終於在1928年夏考人法國最高樂府——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成為「第一個考人此音樂學院的黃種人」。他進入提琴班。 1929年，一個面孔清懼而雙眼閃閃有神的中國青年，來找馬思聰。一開口，他便說廣東話。異國遇同鄉，使馬思聰倍覺親切。 他自報姓名——洗星海。他久聞奧別多菲爾教授大名，渴望能在名師指點下學習小提琴。他得知馬思聰乃奧別多菲爾教授的門生，便請求代為引見。 不過，當洗星海得知奧別多菲爾教授的學費是那麼昂貴，臉上出現猶豫的神色。他，出生在澳門一個貧苦船工的家庭，靠著勤工儉學才來到巴黎。那高昂的學費，使他望而卻步。 「我帶你去試試看。」馬思聰對洗星海說，「我的老師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難身世，也許會同情的……」 就這樣，馬思聰帶著洗星海，來到老師那裡。 奧別多菲爾教授指著小提琴說：「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奧別多菲爾教授眉間出現了深深的豎紋。顯然，他對這個中國青年的琴藝，很不滿意。 當洗星海奏畢，剛放下小提琴，奧別多菲爾教授又問：「洗先生，你幾歲？」 「24歲。」洗星海答道。 奧別多菲爾教授眉間的豎紋，顯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紀太大，因為優秀的小提琴必須從小培養。 這時，洗星海記起馬思聰的叮囑，便向奧別多菲爾教授訴說起自己貧苦的身世和學習音樂的艱難歷程。 聽著，聽著，奧別多菲爾教授的眉頭舒展了。 最後，他對洗星海說了這麼一句話：「從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學生。在你有足夠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學費。」 兩個中國的年輕人，緊緊地、緊緊地同時握住了奧別多菲爾教授的手…… 也就在這一年，馬思聰曾回國登台獨奏，一下子引起了轟動。許多報紙都登了報道，稱他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過，他從學習小提琴演奏轉向學習作曲了，以至成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畢能蓬影響了他的一生 「沒有畢能蓬先生，我或許會走上虛浮的道路，徘徊在不鹹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費很大的力氣和精神去尋找一條確切的路線。畢能篷先生不僅是我的和聲學作曲法的教師，他同時是我整個藝術修養的指導者。」（馬思聰《創作的經驗》，1946年10月《音樂藝術》雜誌三卷一期。本節中的若干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學習小提琴半年時間，可以在這樂器上奏出不少的調子。有一天，我給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為《月之悲哀》，是讀了一篇童話而作的。還有一首叫做《項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對這英雄的敬意，也許受了小學校裡歷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講述的反應，這是我最早的『創作的動機』……項羽騎著一匹千里馬，還有許多馬蹄風，悲壯呢！調子是短調的。這陳跡已過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記憶上的陳跡了。 「在往後幾年，我是完全致力於小提琴的學習，對於作曲其實就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小提琴的學習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聲學是分外的事，直至我開始學習鋼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樂世界。」 15歲那年，馬思聰正在奧別多菲爾教授指點下學琴，他「頸的一塊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漸漸長大起來，到後來，竟成了彈琴的阻礙物。醫生說須立刻停止彈琴，到貝爾克（Berck）海濱去醫治，那裡的空氣適合治療此症。」 馬思聰遵照醫囑，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貝爾克海濱住了九個月。 「夏天，無病的人也來避暑，各處的客店都有人滿之患。白天裡，人們穿著游水衣千千萬萬聚於沙灘。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後便和許多青年好漢交結…… 「一個熱鬧的夏天過去後，夏天的遊客散去了，我發現自己一個人住在一個有著三十個房間。一個大廳、一個彈子室的客店裡。於是秋天來了，於是冬天來了，於是寂寞來了，剩下了無人煙的廣大的沙灘。 「『寂寞』有著憂傷的音樂，寂寞卻是豐富的。我開始與『寂寞』親密起來。 「……北風帶來海的腥味，捲起沙石，讓浪濤咆哮著。每天我看著太陽從海的邊涯沉降，看著充滿紅光的宇宙讓夜和星辰吞下。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種界乎過分的悲哀的感覺中。我於是把我的空閒寄托於鋼琴與看書。 「從鋼琴上我開始認識巴赫、茲差爾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國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爾、Panre等。德彪西是我當時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統統收集起來，在鋼琴上慢慢地欣賞……」 強烈的創作之火，漸漸在馬思聰心底燃燒。他已不滿足於演奏別人的作品，他要創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鑄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說，他要從一個單純的演奏家，邁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課之後，馬思聰向奧別多菲爾教授吐露了學習作曲之意，請他代為介紹作曲老師。 奧別多菲爾教授用手托著下巴，沉思良久，這才說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對於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讓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適。你得找一個自由、大膽的作曲教授。」 奧別多菲爾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額，然後指著對面牆上掛著的一張照片說：「對啦，他最合適！」 馬思聰看了看那張照片，哦，好大的頭顱！ 「他，畢能蓬教授！」奧別多菲爾說道，一他的作品，沒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個月，才排練出他的四重奏。雖說那麼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麼深刻！」 說罷，奧別多菲爾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畢能蓬的作品。馬思聰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約定了見面時間。當馬思聰來到奧別多菲爾教授那裡，一個50多歲、衣著隨便的男人坐在奧別多菲爾對面的沙發上。他的頭顱看上去，比照片上那頭顱還大。「一個廣闊而高的前額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臉上。」 他站了起來，向馬思聰伸出了手，自我介紹說：「畢能蓬！」 頭一次見面，馬思聰就發覺，他跟畢能蓬教授竟是那樣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從此，要麼馬思聰坐半小時火車，來到巴黎遠郊一個多樹木的鄉下，在畢能蓬教授的家中聽課；要麼華能蓬教授上巴黎來，在馬思聰的住處上課。 講完一課，畢能蓬便給馬思聰留下作業，要他試著寫點曲子。畢能蓬總是說：「學習時盡量嚴格，創作時盡量自由。」 過了幾天，當馬思聰把作業交給華能蓬教授，他總是順手拿起馬思聰的鉛筆改作業。改了一陣，把鉛筆放進自己的小口袋。過了一會兒，又拿起馬思聰的另一支鉛筆，改罷，哈，還是放進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見面時，他從小口袋裡拿出一束鉛筆，還給馬思聰。他笑著說：「我老是有這個習慣，把鉛筆放在口袋裡。課上得多的時候，這小口袋裡就會有一大把鉛筆。」 在上課之餘，畢能蓬常常邀馬思聰到樹林裡散步，邊走邊聊天。其實，閒聊不閒，畢能蓬講的是音樂的修養，音樂家的品格，音樂創作的道路，是不上課的上課。 漸漸地，馬思聰開始瞭解他的導師：華能蓬教授是一個恬淡的人，以藝術為生命。他清貧，除了教學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財產，便是花費多年積蓄買下的那所鄉下的別墅。他是猶太人，鬱鬱不得志。他的作品雖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幾乎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儘管如此，他依舊堅持創作。他說：「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屜裡呢，對於我來說都是一樣的。誰會願意演奏我的曲子？誰能演奏我的曲子？誰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馬思聰看來，是「氣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點，便是永遠是悲劇的，不是憂鬱，是像古希臘悲劇的那種偉大的風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燒，他的音樂焚燒著一種不可遏制的熱烈。他是音樂史上一個獨特的人。」 他深刻地對馬思聰說：「今日被奉為偉大作曲家的人，也許五十年後就給人遺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裡工作，沒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許要到五十年後才被人發現。音樂史上充滿這些先例。」 他，就是一個「寂寞地在黑暗裡工作」的作曲家。不過，他畢竟還有知音。法國著名的音樂評論權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樂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馬思聰忍痛告別了導師畢能蓬，回到廣州。從此，他再也沒有見到過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調絃樂四重奏》之後，給畢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華能蓬言簡意賅地說：「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嚴肅的音樂，你走的是正確的道路」 不久，納粹崛起，統治了歐洲。作為一位猶太人，畢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馬思聰深深地懷念著恩師畢能蓬教授。是他，引導馬思聰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響了馬思聰的思想和音樂觀；是他，在馬思聰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馬思聰仍在時時懷念他的恩師；迄今，畢能蓬的見解仍在影響著馬思聰。 時隔半個多世紀，最後。馬思聰說：「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認和理解，也許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話顯然師承畢能蓬。 時隔半個多世紀，馬思聰客居美國，他的處境猶如當年的華能蓬。馬思聰的作品在美國幾乎無處出版，亦幾乎無人演出，但是他像華能蓬一樣堅持創作。1984年5月，他在給長女馬碧雪的信中說：「關於爸爸的作品問題，在爸爸看來，一個作家只要能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演不演，評價如何，身外事了。」在這段話裡，不難找到畢能蓬的影子…… 東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吃在廣州』，的確，廣東菜是很有名的，但廣東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貓、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們是不怕冒險的。」（馬思聰《談青年的創作問題》，《人民音樂》1956年10期。） 一支十來個人的小樂隊，在演奏《結婚進行曲》，使結婚典禮的氣氛顯得熱烈而歡樂。 樂隊指揮是一位身材修長、西裝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鮮花，而是用音樂，向新郎、新娘獻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剛從法國歸來不久的馬思聰，那般活躍，又那般風趣。 新郎陳洪，是他的密友。當陳洪是廣州培正中學的「童子軍」的時候，馬思聰是培正附小的「亞仔隊」隊員。在法國，他們同是奧別多菲爾教授的門生。回國後，他們一起在廣州惠福東路辦起了私立廣州音樂院。馬思聰是院長，陳洪是副院長。 在副院長舉行婚禮之際。院長先生拉來了手下的學生，組成了一支臨時樂隊，奏起了《結婚進行曲》…… 《結婚進行曲》又響起來了。 這一回，院長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學生，叫做王慕理。 他們是在琴聲中戀愛，音樂是他們的媒人。 他們結成了一對「音樂夫婦」。結婚以後，他們同台演出幾十年，馬思聰拉小提琴，王慕理鋼琴伴奏。「夫唱婦隨」，他們把愛情建立在音樂之上。六年之後，他們才有了第一個孩子——女兒馬碧雪。 「十年了，我沒有聽見過這麼深刻、熱烈、精緻、宏麗的演奏了……這確是一種征服，完全而徹底的征服。全場的聽眾，坐著、站的。前台的、後台的，僅容七百人的禮堂擠進了千人以上的聽眾，都被征服了，作了這偉大的神奇的音樂的俘虜。」 這是趙氵風1945年2月在重慶民眾戲院聽了馬思聰、王慕理音樂會，寫下的《聽馬思聰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話，發表在當時的《音樂藝術》第六期上。 那天，這對「音樂夫婦」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緩的歌》，貝多芬的《克羅采奏鳴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趙氵風寫道，這對「音樂夫婦」，「以自己的眼淚來換取人們的眼淚，以自己的熱情來換取人們的熱情，以自己的歡笑來換取人們的歡笑，以自己的鬥爭來號召人們的鬥爭。」 1933年，馬思聰來到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漣漪瀲灩，波光搖曳，觸動了他的創作靈感。 他把玄武湖的靜謐、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樂裡，寫出了《鋼琴絃樂三重奏》（B大調）。 然而，馬思聰以為《鋼琴絃樂三重奏》的「天空大陰沉了，我得寫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來了，春來了。野花叢生，嫩草如茵，輕舟悠悠，鳥語聲聲。 馬思聰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調第一小提琴鋼琴奏鳴曲》。樂曲中充滿歡樂，陽光，青春和鳥聲。 1936年早春，當積雪剛剛融化，馬思聰第一次踏進了古都北京。 故宮，頤和園，長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國文化，點燃起他心中強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個偶然的機會，懷著好奇的心情，他聽了一次北方大鼓。萬萬沒有想到，竟著了迷，一次又一次去聽，大有當年白居易在潯陽江頭聽琵琶的感觸：「如聽仙樂耳暫明」！ 他，一個從小受西洋音樂熏陶的人，一個心中只有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經不屑於粵曲、京戲，以為淺薄、陳舊。然而，北京的大鼓，卻成了馬思聰的「大的發現、大的收穫」。一 大鼓的節奏和旋律，使馬思聰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記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寫入他的《f小調第二小提琴鋼琴奏鳴曲》之中。 大鼓，竟成為馬思聰音樂創作中的轉折點。從那以後，他把中國民間音樂視為寶庫，不斷求勝探寶。他珍愛中國的民歌，從中汲取豐富的民族音樂的營養。 他說：「民歌與我相結合，成了我的音樂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為這樣，此後他的作品，富有東方色彩，富有中華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國的作曲家。 城牆上跑馬， 掉不回那個頭， 思想起咱們包頭， 哎喲我就眼兒抖。 這是一首非常樸實而簡單的內蒙後套地區（解放前稱「綏遠省」）民歌。當年，那是一個赤貧的地方，人民不堪重利盤剝，背井離鄉，哼出了這幾句浸滿淚水和鄉愁的民歌。 馬思聰發現了它，愛如珍寶。他不斷地咀嚼著其中辛酸的音符，在1937年寫出了他的管絃樂曲名作——《思鄉曲》。 《思鄉曲》，傾瀉了流落他鄉的人對於故鄉的眷念思戀之情。故鄉，熟土，親人，安謐的草原，響起了蹄聲、鈴聲……《思鄉曲》是那麼委婉，那麼動人，鄉思、鄉情交織在一起，撥動了聽眾的心弦。 哦，應當感謝北京的大鼓——沒有大鼓的啟示，馬思聰不會鑽進中國民歌之林，也就不會產生臉炙人口的《思鄉曲》。 哦，他吮吸了內蒙古民歌《情別》的乳汁，寫出了《第一回族曲》。 他從《康定民歌》、《跑馬溜溜的山上》汲取了精華，寫出了《史詩》。 他從西藏民歌中得到靈感，寫出了《喇嘛寺院》。 他從安徽民歌《斬板山歌》、《慢趕車》、《李玉蓮調》中受到啟示，寫出了《山歌》、《春天舞曲》、《跳元宵》。 他從山東大鼓、山西民歌中汲收營養，寫出了《牧歌》。 哦，就連他在1945年寫的《鋼琴絃樂五重奏》，其中四個主題都來自廣東番禺的民歌…… 就這樣，受過系統的法國音樂教育的馬思聰，在祖國的大地上，用西洋音樂的技巧、中國民歌的色調，寫出了中西合壁、獨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於經典的西洋音樂，又不同於中國傳統音樂。 哦，「廣東人吃菜最不保守」。馬思聰作曲，也最不保守…… 春天的厚愛 「解放前二十年內，我只寫了二十個作品。解放後八年，我已寫了近二十個作品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是不能搞出這許多創作的。」（馬思聰，《文匯報》1957年9月23日。） 「患難與共，結為知己。」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歲月，馬思聰緊緊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緊緊地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他，贏得了黨和人民的尊重。新中國誕生之後，馬思聰結束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政府給予他優厚的禮遇。酷愛音樂的周恩來總理是他的「知音」，在日理萬機之際，還常常過問對馬思聰的照料。 1957年9月22日的《文匯報》，用富有現場感的筆調這樣描述馬思聰的家： 「國際友人到北京，都愛上馬思聰的家裡去做客。這是個四合院。院裡種了矮柏、石榴。玉蘭、桃樹，客廳、創作室、臥室、甚至走廊。屋簷下都擺滿了貴妃竹、紅山茶，院子裡還種了扁豆、絲瓜，這些都是馬思聰夫婦親手栽種的，扁豆、絲瓜吃不完，還可以送朋友。這裡琴聲不斷，老遠就聽見鋼琴、提琴的美妙旋律揚溢在空際。兩個女兒是媽媽的接班人；一個兒子是爸爸的『愛徒』，這孩子從七歲開始學小提琴，現在11歲，已奏得不錯了。爸爸常說：『有些天賦』。」 就連馬思聰忍痛出走異國他鄉，在1967年接受美國《生活》雜誌的採訪時，他仍無限留戀當年他在北京的家。在《生活》雜誌那年二月號的《從中國逃出來的最卓越的人物的經歷》一文中，這樣引述馬思聰的話： 「我們有一座精美的北京老式的住宅，在西城一條安靜的胡同裡，一幢古典式的四合院。在院子裡有柿子樹、梨樹和中國棗樹、紫籐和美妙的葡萄架。在後院有更多的葡萄和水果樹，還有一個瓷磚屋頂的雞窩。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大字報批評我的音樂是資產階級的，我的家庭生活太舒適——『世外桃源』——有一輛小汽車，一個司機，一名廚師……」 作為人民的藝術家，馬思聰的工資也是優厚的。他被定為「高教一級」（大學教授中最高的工資），每月三百六十元。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每月又追加補助費二百元。這補助費後來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 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常常去各地舉行音樂會。光是1956年春天，便「到東北、西南、西北、華中各地巡迴演出」。馬思聰感慨地說過：「解放前，那時我自己要開音樂會，也真不容易，從租場地到校鋼琴都要自己去搞。現在呢，我每到一地，一切事情音協都給準備得好好的，大大地幫助了我的演出。」（1956年9月23日《文匯報》馬思聰夫婦行程萬里，差旅費全部由公家支出，演出收入則歸他們個人。 每逢國際音樂界的重大活動，黨和政府總是讓馬思聰作為中國音樂代表團團長，出國訪問： 1949年，新中國剛剛誕生，馬思聰就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訪問了蘇聯。「那時（莫斯科）街上的孩子們看到中國人都感到很新奇，常常跑出來摸摸我們的衣裳，仰著脖子望著我們，眼睛裡露出好奇的亮光。」（馬思聰《訪蘇雜記》，《人民音樂》1957年。） 1951年，馬思聰率領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我演奏小提琴協奏曲，由捷克國家電台樂隊伴奏」，「人家不僅把我們當作音樂工作者看待，同時還把我們當作毛澤東的代表看待。這就是那些不停的掌聲的來源。」（馬思聰《參加布拉格國際音樂節歸來》，《人民音樂》1951年。） 緊接著，1953年，他來到朝鮮訪問，為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演出。他擔任了赴朝慰問團第一總分團副團長。 1956年，馬思聰出訪波蘭，「代表中國音樂界到華沙去出席第九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會做評判，親自看到中國青年鋼琴家傅聰在比賽會上獲得優勝，感到非常高興。」（馬思聰《關於傅聰得獎》，《人民音樂》1956年。） 1957年，馬思聰二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這次同去的還有梅蘭芳、老捨、王昆、喻宜萱、姚臻等同志」。（馬思聰，《訪蘇雜記》，《人民音樂》1957年。） 1958年，他三訪蘇聯，出席柴科夫斯基鋼琴小提琴比賽會。「提琴比賽會的主席是蘇聯最著名的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在獻花禮之後，提琴的評委開了一次會，由奧伊斯特拉赫主持。他提議增加兩位評委副主席，一位是美國著名提琴家津巴裡斯特，另外一位是我。當即由各國的評委同意通過了。」（馬思聰《記柴科夫斯基鋼琴小提琴比賽會》，《人民音樂》1958年。） …… 春天予馬思聰以厚愛，以禮遇，以榮譽，以信任。馬思聰沐浴於春風之中，兢兢業業，赤膽忠心，報答春天的知遇。 迄今倖存的一張小小的照片，忠實地記錄了馬思聰當年的風貌：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們的音樂家背心短褲，頭戴草帽，正在使勁地推著裝滿泥土的小車…… 那不是「強迫勞改」，是他自覺自願下工地，和民工們一起住帳篷，同勞動。 他愛新生的淮河，他愛英雄的淮河人民。他再度與詩人金帆合作，創作了《淮河大合唱》： 到處人山人海， 到處紅旗飄揚， 讓山谷變成藍色的大海， 讓堤岸變成高大的公路。 劈開山嶺開出新河， 讓洪水在洪澤湖中， 停下腳步，停下腳步。 讓暴躁的淮河馴服， 按照我們指定的道路奔流…… 由於有了親身的體驗，他的樂曲充滿感人的力量。他沉歌春天，漚歌人民的勝利。 春天，是種子萌發的季節，是幼苗茁壯的季節，是青春閃光的季節，是新人輩出的季節。為了音樂的未來，馬思聰忙於春播，忙於扶掖新苗。 就在治淮工地，馬思聰還留下另一張值得紀念的照片：他的身邊，站著一個光著腳丫、穿著背心短褲的男孩。 這孩子是一位民工的兒子，喜歡哼哼民歌。馬思聰發覺孩子的樂感很好，把他收下了，帶到中央音樂學院附中。 幼苗成長了。如今，已經成為空軍政治部歌舞團創作組的成員。 本文作者採訪了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小提琴家林耀基，他講述了一個真實而似傳奇的故事： 那是1952年，一個15歲的廣州孩子，由於喜歡小提琴，天天到溫瞻美老師家裡學習。 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平平常常的下午決定了這個孩子畢生的命運。 那天，溫老師上課之前，一個個學琴的孩子，照例挨個兒把溫老師上一次教的曲子，拉了一遍。 客廳隔壁，一張躺椅上，一個人似睡未睡，閉著眼睛諦聽著飄來的琴聲。 孩子們散去之後，那個人只是向溫老師打聽了一下，第一個拉琴的孩子叫什麼名字。 過了不久，那個孩子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通知：他，被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錄取了！ 那個孩子感到奇怪，他既沒有辦報名手續，他沒有經過考試，怎麼會錄取呢？ 向溫老師一打聽，這才明白：那天，躺在躺椅上的，是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 原來，馬思聰出差到廣州，住在他的學生溫瞻美家，偶然聽見孩子們的琴聲。他從第一個孩子的琴聲中，聽出孩子的音樂才華。儘管他沒有見到這個孩子，卻當即決定錄取他。 這個幸運的孩子是誰呢？ 他就是故事的講述者——林耀基！ 儘管故事近乎離奇，卻沒有半點虛構的成份——因為這是當事人親口向我講述的。 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之後，馬思聰親自擔任導師。每星期，林耀基都到馬老師家裡去聽課。 就這樣，馬思聰親手培育了一棵音樂幼苗。 1960年，馬思聰親自提名，讓林耀基到蘇聯學習。 我在林耀基家的牆上，看到最近一次世界小提琴比賽評委的合影。其中惟一的中國評委，便是林耀基。 林耀基再三地說，馬思聰先生是他的恩師！ 如今，林耀基又培養了一代新人。他拿出最近幾年在國際音樂比賽中獲獎的中國選手名單給我看，其中有八人的名字旁邊註明：「指導老師林耀基」。林耀基說，這些獲獎者身上，也有馬先生的功勞呀！ 鋼琴家劉詩昆的名字，是廣大讀者所熟悉的。當我來到他家採訪時。他談起了馬思聰對他的培養： 1951年，劉詩昆考人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馬思聰就非常喜歡他。儘管劉詩昆學的是鋼琴，馬思聰不教鋼琴，沒有直接教過他。但是，劉詩昆說，馬思聰在藝術上對他的指點，是他永生難忘的。 劉詩昆深深地記得，1962年，他正在莫斯科學習，馬思聰參加第二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來到那裡。 在那樣忙碌的日子裡，馬思聰到劉詩昆的宿舍裡看望。劉詩昆用鋼琴彈了肖邦的《搖籃曲》，請馬思聰指教。 「外行看熱鬧，內行所門道。」馬思聰聽罷，不說別的，著重指出了劉詩昆演奏的音色不好。 馬思聰說得是那麼通俗而又那麼形象： 「彈鋼琴，其實就像敲鐘的原理一樣。觸鍵之後，要使聲音發出來，延續下去。你不能把鍵盤壓得死死的，那就像敲鐘時錘子在敲了之後不離開鐘，把鐘聲『捂』掉了，聲音就發問，音色不亮。在彈奏抒情的鋼琴曲的時候，你的手指頭在觸鍵的一剎那，一定要讓聲音發出來——手指要迅速地鬆開。不能壓在鍵上。記住，觸鍵要有力，然後馬上鬆開！」 馬思聰的話，句句講在點子上。 劉詩昆牢牢記住了。從此，他改變了自己觸鍵的習慣，時時側耳傾聽鋼琴的音色。 劉詩昆回國以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音樂會，特地請馬思聰來。 馬思聰一聽，劉詩昆演奏的音色，變得非常美。音樂會結束之後，馬思聰緊緊握住劉詩昆的手，劉詩昆也緊緊握住馬思聰的手。 劉詩昆深情地對我說，名師的指點，至今仍使他受益匪淺！ 滅頂之災開始了 「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很少，要讓多數人有知識。知識水準高了，政治必然會趨向民主。過去輕視知識分子的事情不能再有了。我希望中國不要再搞階級鬥爭了，大家要團結，要友愛。」（馬思聰對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1985年2月20日。） 在那和平寧靜的日子裡，在那如坐春風的年月裡，祖國愛他，他愛祖國。在馬思聰身上，找不到半根「反骨」；他做夢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會鋌而走險，流落異國。 當然，極左並非自「文革」始，只不過在「文革」時大爆發、總爆發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風」之際，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大會上，馬思聰便已受到寒流的襲擊，指責他「想把音樂學院辦成資本主義學校」。 1957年，馬思聰說過「有職無權」，受到過批評。在「大躍進」的1958年，馬思聰夫婦曾在西安舉行了小提琴獨奏會。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樂》上，便登出了《評馬思聰先生的獨奏音樂會》，那口氣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節目的選擇上……新中國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樂曲一首都沒有……我不知道馬先生對於黨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藝術都要為政治服務的方針是如何理解的？……我們聽眾白天流著汗煉鋼、握著橛頭翻地，大家在一起歡笑，唱著躍進的歌，這和馬先生的演奏多麼不協調！……至於《西藏音詩》……我們認為馬先生是在歪曲、醜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馬先生在這批判資產階階學術思想的今天，能在創作和演奏上展開自我批判。」 …… 當然，這些冷風，時起時止，還沒有成為「紅色風暴」。馬思聰雖有不快，但畢竟是暫時的，唱一下「是我錯」便可以過關。 然而，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馬思聰終於遭到了滅頂之災。 「我記得這是1966年5月的一個星期天。這天我第一次聽到『文化大革命』這個詞。我的一個學生來到我家——他沒有帶提琴。他說：他不能再跟我學習了。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評。他不敢再學小提琴了。」（馬思聰，《我為什麼離開中國》，1967年。本節及下兩節中多處引用馬思聰這篇文章中的話，不一一註明了。） 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剛剛一開張，便「觸及」到馬思聰頭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同時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電話鈴聲打斷了琴聲。馬思聰放下小提琴，拿起電話耳機，聽見冷冰冰的聲音：「學校裡貼了你許多大字報，今天下午你必須到學校看大字報！」 一位好友勸馬思聰最好寫一份表態大字報。馬思聰猶豫，妻子和女兒馬瑞雪贊成。於是，女兒馬瑞雪上街買了三張黃紙，以馬思聰的名義，寫了《我的決心》。 在馬家工作多年的司機信師傅從車房裡開出了轎車，馬思聰抱著那卷黃紙頭，上了車。 一進中央音樂學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馬思聰」的大字報，滿目琳琅。 看著，看著，馬思聰漸漸發覺：那些大字報往往標題驚人，帽子大，其實沒有多少足以嚇人的內容。因為馬思聰在解放後一直受著黨和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幾乎沒有什麼「反動言論」。大字報說來說去，無非講他教西洋音樂是「崇洋媚外」啦，說他培養音樂尖子是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啦，說他拿著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這樣，馬思聰領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幾天以後，附中給我來了電話，要我去。我一到學校，就被幾百名亂喊亂叫的學生圍住了。他們瘋狂地喊著『打倒資產階級臭權威！』……還有人用書包砍我，可誰也沒打著。我只好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我覺得這一切都在幻夢之中，這一切顯得是那樣的可笑。」 琴聲繞樑的馬家小院，變得寂靜無聲。馬思聰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舊的小提琴。那是17世紀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製作的，發音純正、優美而宏亮，三百年來成為藝術珍品。最後，是70多歲的俄國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讓給了馬思聰。馬思聰手不離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時此刻，他無心於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終於與心愛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進了社會主義學院。「在那裡可以碰到各式各樣的人物。如畫家、演員。音樂家、電影演員、作家、文化工作者，藝術院校、電影學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師和教授。我們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個房間的，也是一個國內很有名氣的小提琴家。我在這裡住了50餘天。從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那裡十分寂寞、厭煩。但是對我們還不殘酷。在軍官的看管下，我們被分成許多小分隊學習文件，進行討論。空餘的時間裡給自己寫大字報，或互相揭發。當然，也要揭發黨內的『當權派』。」 終於傳來消息，「學習班」即將結束，明天可以回家。許多「學員」高高興興去洗澡，換上了乾乾淨淨的衣服。 萬萬沒有想到，「晚上，從別的院校及軍事院校開來許多卡車，在一輛車後面寫著『黑幫專用』四個大字。電影學院的全部「學員』坐上這輛汽車走了。第二天上午10點，我們也爬上了汽車，回到了中央音樂學院。這是8月3日的事了。剛進大門，就看見一大堆人，把我們從卡車上推下來。我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就不知道誰把一桶漿糊扣在我頭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貼大字報』，還給我戴了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牛鬼蛇神』。脖子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馬思聰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塊小牌，上面寫著『吸血鬼』。然後，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銅臉盆——『喪鐘」，讓我們敲。 「在趙氵風的高帽上，寫著『黑幫頭子』幾個字。還給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襖（在採訪趙氵風時，他說，叫他披羊皮祆，為的是咒罵他是『披著羊皮的狼』——引者注）。這天天氣非常熱，正是北京的八月，氣溫起碼在攝氏三十八度以上。 「這是一個非常野蠻的場面。這些圍攻我們的人就如同瘋子一樣。他們趕著我們在全院遊街，人們高呼口號，一路上他們連推帶搡，還往我們身上吐口水。我認出人群中有幾個我的學生，他們的臉色都變得很難看。 「最後，他們強迫我們在教室的講台上站成兩排，要我們低頭，還拚命地罵我們。那些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黑幫，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後面，後排裡有1958年參加過莫斯科鋼琴比賽的凡·克萊本（Van Clibun，生於1934年，美國著名鋼琴家，在第一屆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奪魁——引者注）的對手、鋼琴家劉詩昆。後來他們把他的手腕脫臼了（據劉詩昆說，是左臂骨裂——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現在劉詩昆的左臂已恢復功能——引者注）。」 就是從那一天起，對馬思聰的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開始了…… 催人淚下的厄運！ 「那時，爸爸被抓走，剃光了頭髮，臉上塗了墨，全身貼滿了大字報，被打得這體鱗傷，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作為一個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識分子，實在忍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侮辱……」（馬瑞雪對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1985年2月20日） 儘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難堪的往事必須回首。不忘血的教訓，將有助於防止產生新的血的教訓；不忘「左」的苦難，將能抵制「左」的苦難重演。忘記了過去，意味著背叛！ 馬思聰這樣敘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們被帶到學校後頭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帶到一個窄小的房間裡，那兒放著一張床，一面牆完全是玻璃。因此，每個人在任何時候，只要他想來，就可以來看我。他們宣稱，既然你們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們像牲口似的任人觀看。房間的牆上醒目地寫著：『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實，就砸爛你的狗頭！』房上掛一木牌，上面寫著『黑窩』。 「每天早上我們6點起床，學『毛選』或社論。早飯後8點到中午，就幹那些毫無意義的工作：把零亂的大石頭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東西從一個房子搬到另一個房子裡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寫檢查，檢查裡要有這樣的詞：如『我們是趙楓資產階級黑線人物』，『對我們可以進行鬥爭，對我們要進行改造』。每天我們把這些書面檢查交給看管我們的人。早上和晚上，我們要集體唱『嚎歌』，歌詞的內容是這樣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如果我不老實，就要把我砸爛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們折磨我們的時候。紅衛兵可以命令我們『低頭』，然後讓我們爬在地上。有幾次他們把我的房間弄得亂七八糟，把書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單也撕了。有一個紅衛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頂上，並喊道：『這是為了革命，怎麼幹也不能算犯罪。』有時候紅衛兵命令我們臉朝牆站著，一直站到他們讓我們轉過來為止。有時簡直就把我們忘了。他們還強迫我們低頭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裡，我躺下以後，就聽見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門，接著闖進來兩個紅衛兵——一男一女。 「『起來！』他們命令道。 「我站起來，男的用皮帶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臉上吐痰，我還沒受多少罪，趙氵風被打得倒在地上，滿身是血。 「這一切發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那正當紅衛兵在北京猖獗到極點的時候，同時在北京的其他地區發生了許多可怕的事件。在一個中學裡，學生們把所有的老師都打得半死。這聞所未聞的暴力恐怖，迫使我和我的家屬從北京逃亡國外……」 以上是馬思聰1967年到達美國之後，對「文革」暴行的血淚控訴。 馬思聰所講述的，都是事實。他沒有誇張，沒有虛構。相反，他並沒有把他在「文革』沖的慘禍全部說出來。 我在中央音樂學院採訪，許許多多同志向我講述了馬思聰當年所受到的酷虐。傳聞不足為憑。我找到三位親眼目擊者，他們的話是鐵證。下面所引述的話，是根據採訪時的錄音記下來的，忠實於他們的原話，以求嚴格符合歷史事實。 ，趙楓當時是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兼黨委書記。在「牛棚」中，和馬思聰關在一起。他說： 「在『文革』中，一般的遭遇，我就不提了。有三件事，對馬思聰的刺激很大： 「第一件。有一天中午，大家都陸陸續續去吃飯了。我和馬思聰正要走，來了個紅衛兵。我認得他，叫林×，是吹長笛的。他拿著一把小匕首，對著馬思聰說：『我要找你算帳！你要老實交待問題。要不我就拿刀子捅了你！』這件事，給馬思聰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第二件。管弦系系主任章彥教授的兒子跟紅衛兵打架，被認為是『階級報復』。紅衛兵召開三千人大會鬥章彥，馬思聰和我都陪鬥，章彥被打得昏死過去，馬思聰被用皮帶打得鮮血滿臉。 「第三件。夏天，『革命群眾』下鄉割麥子去了，叫我們在校園裡拔草。我跟馬思聰在一起，一個『造反派』工人走過來，指著馬思聰說：『你還配拔草？你姓馬，你只配吃草！』他當場逼著馬思聰吃草，馬思聰苦苦哀求也沒用，被逼著吃了草！」 野蠻，粗暴，無知……所謂的「文革」，是文化的浩劫，是藝術家的災難！ 我走訪了章彥教授。他已經退休在家。他告訴我： 「那時候，我的兒子章學才14歲，念初中一年級。紅衛兵打碎了他的金魚缸。他跟他們打了起來。於是，紅衛兵開批鬥大會，把我、我的妻子和兒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馬思聰也被拉上台。紅衛兵把皮帶抽打馬思聰，打得滿臉鮮血。」 我在採訪劉詩昆時，他說： 「在『牛棚』裡，我跟馬先生在一起。他屬於『一類勞改隊』，我屬於『二類勞改隊』。他看見過我挨打，我也看見過他挨打。我常看見，紅衛兵讓馬先生干最重的活，扛大石頭、大木頭，干他身體所不能勝任的重活，折磨他。我心裡非常難過。在北京文藝界中，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樂學院尤為嚴重。馬先生、趙氵風和我，是挨打最多的幾個。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個紅衛兵拿著帶釘子的木板，打馬先生的頭，打在頭頂上，馬先生那時被剃成禿頭，鮮血頓時從頭頂湧出，血流如注，流得滿臉是血，紅紅的。當時的印象，我至今未能淡忘！」 一個具有赤誠的愛國熱情、具有高深的藝術造詣、具有國際聲譽的藝術家，竟遭到如此慘無人道的摧殘，催人淚下！ 「現在可以說了」 「直到我們到美國後，總理還時刻惦記著我們。他曾對一位到中國訪問的美國要人說，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五十多歲離鄉背井到國外去。我很難過。」（王慕理對中國新聞社記者的談話，1985年2月20日。） 美國「曼哈頓計劃」（即製造原子彈的計劃）總負責人格羅夫斯在1962年出版了回憶錄，書名叫做《現在可以說了》。 馬思聰的出走，他在《我為什麼離開中國》中說：「我無權說出那些幫助我外逃的人的住址和姓名，不然那些人的生命就會發生危險。」 於是，猜測種種，眾說紛紜：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週報》的《馬思聰氏亡命美國，象徵中共文化人的苦惱》一文，猜測「是從中國大陸乘舢板船到香港的」。 台灣的《音樂與音響》雜誌直到1980年，還在那裡無中生有地「透露」：「據說，是周恩來暗中幫忙，安排馬氏一家逃出。」 香港報紙則煞有介事地說什麼是「陶鑄的秘書開了綠燈」？！ 哦，「現在可以說了」！ 那是一個心地善良、為人厚道的「小人物」，在最艱難的歲月，幫助了馬思聰。 他，賈俊山，普普通通的廚師，身體高大，前額開闊。1899年，他出生於河北南宮縣一家農戶。20來歲到北京，學會烹好手藝，擅長做西餐，尤其是法國菜。他曾在一些西餐館做廚師，也曾為一些外國教授司廚。後來，經人介紹，到馬家掌勺。那時，他已是60開外，兩鬢花白了。 眼看著馬思聰挨斗受批，隔離審查，工資從360元（外加200元補助）一下子降到只有14元5角，賈師傅心中充滿同情。 1966年8月14日晚，中央音樂學院「造反派」手持一大卷大字報，闖進馬家張貼。王慕理被「造反派」拉出來進行「批鬥」。 王慕理受辱，憤然決定帶子女離京。她看到賈師傅忠厚，便托他代為照料馬家大院。 8月16日，王慕理帶著兒子馬如龍、女兒馬瑞雪離開北京，借住在南京她妹妹王志理家中。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聞訊，抄了馬思聰的家。緊接著，有人搶人馬家大院，佔住了房子，只留下一間書房給馬思聰。 幸虧賈師傅是個工人，在那年月，他還能進出於中央音樂學院，不斷探望隔離審查中的馬思聰。王慕理寫給馬思聰的信，靠他轉達；馬思聰的情況，由他寫信轉告王慕理。 他與馬思聰，並沒有深交。他是「文革」前夕才來到馬家，工作才九個月。他的工資是由馬思聰支付的。馬思聰成了階下囚，賈師傅連生活都成了問題。但是，一顆善良的心，使他對馬思聰產生了無限的同情。他只覺得像馬先生這樣的好人，不該遭受這樣的罪。 家被抄，屋被佔，妻兒流離失所，自己身陷囹圄，終日惶惶。在一次遭到毒打之後，馬思聰產生了輕生的念頭。乘賈師傅前來探望之際，他托賈師傅轉告妻兒，多多珍重！ 賈師傅驚呆了！他百般開導馬先生，鼓起他生活的勇氣。 賈師傅一到家，趕緊往南京去信肥危險的訊號告訴王慕理。 「我妻子和女兒9月中旬來北京找我，但我不能出學校，因而不能同他們見面。她們來京時乘的火車塞滿了紅衛兵。紅衛兵不住地盤問她們，把她們視為可疑的人，差點兒把她們抓起來。幸虧我女兒馬瑞雪做出了非常粗魯的樣子——連皮也沒削就把梨吃了。這一切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苦的農村婦女。我的女兒和妻子本想住在北京的朋友家裡，可他們沒有一個敢收留她們的。因此她們只好在火車站的人群中躲藏了幾個小時，然後就上車走了。」 儘管王慕理和女兒未能見到馬思聰，也沒有一個人敢收留她們，但是賈師傅趕去與她們見面，詳詳細細把馬思聰的情況告訴了她們。然後，又把她們的勸慰，轉告了馬思聰。 王慕理和女兒剛剛回到南京妹妹家，9月26日，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追蹤來到王志理家中。幸虧她們倆躲開了。 紅衛兵走後，她們如驚弓之鳥，於27日凌晨倉皇逃離南京，經上海，趕往廣州。廣州是王慕理的老家，有弟妹，有親友，這家躲幾日，那家藏幾天。她的兒子馬如龍也隱居在那裡。 那時，她的長女馬碧雪在廣西柳州鄉下的「四清」工作隊工作，與她沒有聯繫。 天南地北，馬思聰與妻子遠隔千里，靠著賈師傅作為「中繼線」，才互遞信息。 賈俊山做了一輩子的廚師，此時卻冒著生命危險，做著與燒飯炒菜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惟一純真的願望，就是別讓馬先生這樣的大好人、大音樂家尋短見。要知道，那時中央音樂學院「造反派」的頭頭曾自歎弗如：上海音樂學院已經死了好幾個，我們這兒怎麼一個還沒有？！ 王慕理和女兒在廣州走投無路。「我妻子和女兒當時所住的城市裡，有很多人談論著逃出國境的方法，有的徒步走去，有的乘船而逃。我女兒不知道到底什麼方法更好，但她確信，我們也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我還沒有這種思想準備……」 10月中旬，「馬瑞雪一個人來到北京，這次我們總算安排了見面的機會。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南郊，我和女兒在他們家裡見面了。我們躲在院子裡一個小廁所內，在黑暗中小聲地談話，而我的朋友則站在外面給我們放哨。我們就這樣談了幾小時。」 馬思聰所說的這位「我的朋友」，便是賈俊山。 對於出走，馬思聰疑慮重重。他，畢竟是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全國人大代表，畢竟對祖國有著一片深情。然而，「文革」是那樣的慘無人道，他猶豫，彷徨，痛楚，焦急。他記得，有一次在挨斗之後，私下裡問趙氵風：「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趙氵風答道：「照我看，還剛剛開始！」 女兒勸說父親快下決心，不能再猶豫遲疑。在那個小廁所裡，女兒說出了出走的計劃…… 女兒回廣州去了。馬思聰心神不定，往事歷歷在目。他想起了寫《祖國大合唱》的日子，想起了在香港毅然北上的時候，想起了周總理的多次關心……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就在「文革」前夕，他的生日那天，周總理讓秘書打電話到他家裡，要他到總理那裡去。那麼遺憾，當時他不在家，未能按時趕到周總理那兒。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就在「文革」開始以後，他有一次見到周總理。總理關切地問：「為什麼不開音樂會呢？一個月不見好像幾年了！」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一個愛國者，一個虔誠、忠實的愛國者。一個從來沒有一絲一毫「叛國」念頭的愛國者，如今卻要…… 馬思聰心似刀絞，心亂如麻！倘若周總理問起他來，他怎麼回答？！ 對於「牛」們的看管，總算稍微鬆了一點。在中央音樂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紅巖公社」正在與「北京公社」大打「派戰」，「造反派」們自顧不暇，忙於爭權奪利。「到了11月，我們就可以天天回家睡覺，只在平日工作的時間才到學校去工作。」 賈師傅把「鬆動」的消息，寫信告訴了王慕理。 11月20日，馬瑞雪第三次來到北京，住在賈師傅那僻靜的小院裡。 馬思聰借口「肝病復發」，離開了勞改隊。 「馬瑞雪站了一夜隊，才買到了火車票。我早上到學校去上班，然後我說我病了，要到門診部去看病。我和馬瑞雪收拾了一部分寄存起來的東西（包括我的小提琴在內）包成兩個包袱，用繩子捆起來。我的一些新作品只好留下不要了。我穿了一件藍色的衣服，看上去像個普通的工人。我還戴了一個外科醫生用的口罩……在星期二寒冷的夜裡我們上了火車，告別了北京。幾個月來我頭一次比較輕鬆地歎了一口氣……」 女兒馬瑞雪身穿當時最為時髦的草綠色軍裝，佩著鮮紅的「紅衛兵」臂章。一路上如果有誰盤問，她就說：「執行任務，押解『走資派』！」 賈師傅送馬思聰父女上車。這位收入菲薄的廚師，還拿出了自己僅有的一點錢，資助處於困境中的大音樂家…… 一個多月以後，在珠江口，在零丁洋上，發生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驚心動魄的「002號案件」。 在康生、謝富治下令「要徹底查清」之後，1967年6月27日，一張寫著「擬同意拘留審查賈俊山」的手今，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某部。 賈師傅被捕了，關押在北京半步橋。他家遭到了搜查，只搜出一張馬思聰家的菜單而已。 賈師傅的老伴和兩個兒子焦急萬分。然而，賈師傅一去無音信，家屬連探監都不允許。平常靠賈師傅工資收入維持生計的賈家，過著十分艱難的生活。兩個兒子背上了黑鍋，人們冷眼相看。 被捕四年多，查不出究竟，性急煩躁的賈師傅的血壓直線上升。他，終於回家就醫，在家中癱臥了六年多。他沒有工資，也沒有勞保，每次看病要靠兒子扶著、背著。1978年，他含恨離開了人世…… 「002號案件」專案組在北京、南京、上海、廣州等地逐一審查馬思聰的親友，受牽連的豈止賈師傅！ 為人憨厚的馬思聰的二哥馬思武，蒙冤受冤，不斷遭到上海「紅衛兵」的批鬥，於1969年憤然從三樓跳下，自殺身亡。他的夫人（法國人）也於1976年憂鬱而死。 馬思聰的大哥馬思齊和大嫂都受到隔離審查。馬思齊的女兒馬迪華，患嚴重心臟病，死於拘留所——她才30歲！馬思齊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判處12年徒刑，一個判了7年。 在廣州，王慕理的胞弟王恆、王友剛、弟媳何瓊（王友剛之妻）也被判處有期徒刑或管制…… 「蘇武牧羊十九年」 「祖國河山是偉大的，同胞是最可愛的，希望不久我將可以重新馳騁在祖國土地上每一個角落，擁抱全體同胞！」（馬思聰致金帆的信，1982年1月31日。） 「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這是唐朝詩人劉禹錫在《始聞秋風》中寫下的詩句。是啊，戰馬思念著邊塞的草，身上捲曲的毛都動起來了；雕瞇縫著的睡眼，一看到青天白雲，頓時張開來了。借用這句詩來形容太平洋彼岸的馬思聰的心境，是最恰當不過了。《思鄉曲》的作者。「蘇武牧羊十九年」，心中充滿思鄉之情！ 1967年，馬思聰初來美國，美國的《生活》雜誌這樣介紹他：「馬思聰先生是一個性格溫和的藝術家……是他的國家的第一流的音樂家，一個國際水平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曾在很多國家中演奏過。馬也是一個小提琴家，直到他逃亡時，還是這個國家最高樂府的校長。雖然不是黨員，但在共產黨中國受到尊敬和歡迎。他在去年夏季受到攻擊而倒下……」馬思聰以他崇高的藝術聲望，在美國受到了尊重。起初，他住在紐約的一家公寓。後來，他搬到費城僻靜的郊區，住在一幢十八層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裡，兩個房間而已。女兒馬瑞雪出嫁了，生了兩個女孩。馬思聰夫婦一直和迄今未婚的兒子馬如龍住在一起。跟過去在北京所住的近二百平方米、八個房間的四合院，自然是不能相比。當年曾是父親的「愛徒」、「有些天賦」的兒子，也不能如願以償地在美國當小提琴家，而在一家齒輪公司做與音樂無關的事。 音信隔絕，門可羅雀，「獨在異鄉為異客」，馬思聰的心境是蕪雜的，有著難言之痛。儘管他經濟不算寬裕，但是，多年來拒領美國的「政治避難救濟金」。 1980年6月14日，馬思聰和妻子在給長女馬碧雪的家信中，很坦率地談了當年的辛酸： 「爸爸對大陸猶有餘驚。初到美國半年都做同一噩夢，提回去再逃不出來。文革之罪，頭上傷痕仍在。床單、外衣上的血跡是洗淨了，何堪回首話當年！！！」 思鄉、思鄉，在心頭縈繞。那只相依為命的小提琴猶在，《思鄉曲》的作者常常奏起了《思鄉曲》，那委婉的琴聲飄逸在異國他鄉的空中。 他思念祖國。他曾深沉地說：「房子住舊了可以換。但是對待祖國不能像對待房子那樣。我永遠熱愛自己的祖國。」 王慕理也說：「我十分懷念我們的祖國，美麗的河山和人民……」 此時此刻，此處此境，馬思聰常常記起他的導師畢能蓬，那個在鄉間別墅默默度過一輩子的清苦而高尚的作曲家。 音樂家以音樂為生命。馬思聰的血管裡流動的是音樂！他除了跟妻子在公寓附近散散步之外，便埋頭於作曲。他身居異國，寫出的作品卻是純粹中國風格的——他，依舊躍動著一顆炎黃子孫的赤子之心。 他在美國寫了女聲三部伴唱《家鄉》、交響曲《阿美山組曲》以及《新疆狂想曲》等二十多部新作。 他把很多心血熔鑄於大型芭蕾歌舞劇《晚霞》（又名《龍宮奇緣》，這部舞劇共分四幕四十一場： 「孩子們喜歡神怪故事，大孩子們又何嘗不一樣？在神怪故事中，人的想像得到解放，可以馳騁在無盡的自由境界中，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善有多善，真正是得其所哉！ 「我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想用《洛神》的故事來寫一個舞劇，我構想一個女性的形象：美麗、溫柔而脈脈含情，這個形象漸漸溶解成一小段旋律，它長久地盤旋在腦海中，永不消失。 「1970年，我在《聊齋誌異》中發現《晚霞》這一故事。晚霞這小妮子，似曾相識，她和洛神都是水中的人物，但這河流不再是洛水，而是錢塘江，她不是水神，而是水鬼，現在女神洛神的旋律，成為水鬼晚霞的旋律，她們之間的格調相同，但《晚霞》則較為孩子氣些，我在處理《晚霞》的形象時，很容易地想到這一點。 「《晚霞》是蒲松齡在三百多年前寫的。我們知道，中國的舞蹈在清朝已經衰微到幾乎不存在的地步了。我很驚奇：《晚霞》似乎是專為舞蹈而寫的一個腳本……我只需要動手去寫音樂就可以了。《晚霞》像植物的種子一樣，一旦撒人『我』這塊土地上便慢慢地長成。 「我是1971年動手寫這個舞劇……終於完成於1978年，而實際寫作它的時間是50個月，易稿多次……藝術品的創作，是作者艱苦耕耘的成果。」（馬思聰《記〈龍宮奇緣〉》，1982年。） 一部又一部新作，「寫出來了，放在抽屜裡」，只不過「偶然翻閱，也感愜意」而已。他與寂寞為友，以寂寞為安。作品放在抽屜裡，是不會有稿酬的。他不隨波逐流，不願為追名逐利而迎合西方社會的需要而創作。 他在那裡，近乎孤芳自賞。1982年1月3日，他在致老朋友金帆的信中，表達自己做人的原則：「對一個作家來說，作品的演出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拿我來說，作品寫出來，自己滿意，就已經達到目的。演出與否，我很少為此傷腦筋……」 1976年，那震撼中國大陸的「十月革命」，也震撼著大洋彼岸的遊子的心。整整十年，「文革」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場鬧劇，一場悲劇，一場醜劇，終於畫上了休止符。作為「文革」的受害者，馬思聰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孤寂的日子，漸漸過去。遊子思念慈母，慈母也憐愛遊子。馬思聰的老朋友，那位早在1940年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關心著他的李凌，為恢復馬思聰的名譽而盡心盡力奔走。中央音樂學院領導、院黨委同樣關懷著受逼離去的前院長。 1980年6月，馬思聰的九弟馬思宏夫婦回國訪問，使人們更加想念馬思聰。馬思宏從小跟馬思聰學小提琴，藝術造詣頗深。13歲時，他在上海新亞酒店舉行獨奏會，伴奏者是7歲的董光光。翌年，董光光獲上海市國際兒童鋼琴比賽第一名。成年後，他們倆結為伉儷。董光光乃著名教育家董任堅之女。她的母親王瑞嫻是著名鋼琴家，於1947年遷居美國波士頓任「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教授。15歲的馬思宏亦於1948年3月赴美，人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習，兩年後獲碩士學位。1951年，18歲的馬思宏榮獲美國「海費茲獎」首屆冠軍。1954年，他與董光光在美國麻省結婚，成為一對「音樂夫婦」，經常同台演出。他們從此定居美國。馬思宏擔任美國根州國立大學教授。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曾對馬思宏夫婦的音樂造詣作如下評論：「這一對音樂伉儷的表演，氣質高貴，令人崇敬，他們完美的協奏和合作已臻至美之境。」 馬思宏夫婦闊別祖國30多年，受中國文化部邀請，在北京、上海舉行音樂會，引起了轟動。 馬思宏夫婦帶來了關於馬思聰夫婦的最詳盡、最確切的信息。當他們路過香港時，記者們紛紛問起中國領導對馬思聰的看法。香港《音樂生活》雜誌當時刊登的《馬思宏訪問記》，透露了如下信息： 「馬思宏以頗為輕鬆的語調談馬思聰的問題。他說：『馬思聰的問題是統戰部領導同志出面解決的。大家都知道啦，當年馬思聰的『出走』是被逼走的，這個事實不用爭辯的。不過，現時天氣太熱了一點，遲些日子，天氣涼快些，或者是今年年底亦未可料，他總會回去走一趟的』」 但是，好事多磨。幾年過去了，人們仍未見到馬思聰歸來。「叛國投敵分子」畢竟是一頂可怕的帽子。摘掉這頂帽子，不是那麼容易…… 馬思聰鄉思縈繞。長女給他寄去中藥，也引起他對故國的思念。從北京帶來的一斤普普通通的枸杞子，也捨不得吃，放在冰箱中，總覺得比美國的枸杞子甜…… ˍ他懷念老朋友，給李凌寫信，給金帆寫信，給研究他的作品的蘇夏寫信。 他特別思念那位在患難之中幫助他的賈師傅。他聽說賈師傅故世，默然神傷。1984年，他在給長女的信中，深情地說：「最可惜賈師傅已不在人間。他是大恩人哪。不勝痛苦！」 他曾幾度「到台灣走走，看看朋友」。1946年5月，他曾率上海音樂協會訪問團訪問過台灣，結識許多台灣音樂界人士。1968年3月五日，他從美國去台灣，慶祝那裡的音樂年，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舉行了演奏會。此後，又多次去台演出。1982年，台灣當局花費25萬美元，以宏大的規模上演了馬思聰的芭蕾舞劇新作《龍宮奇緣》。但是，當台灣當局聘任他為「台灣藝術學院院長」時，他婉拒了。他的兒子與一位台灣富賈的女兒相愛，對方要求馬如龍定居台灣，未能如願，婚事告吹。39歲的馬如龍，迄今獨身。 1984年11月，吳祖強的來訪，使馬思聰一家興奮不已。吳祖強作為中美藝術教育會議中方代表團團長來到美國。他從波士頓前往紐約途中，順道去看望他的老師馬思聰。當年，當馬思聰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吳祖強是學生會主席。如今，新老院長見面，師生重聚，無限感慨，無比歡樂。馬思聰家中相當簡樸，一架三角琴、幾件普通傢具之外，唯有花和畫…… 身在大洋彼岸，心在大洋此岸。馬思聰時時關注著來自祖國的信息。 中國新聞社一則發自北京的電訊，引起了馬思聰的注意：《文革查抄私人財物，年底前全部退還》。文章的副題為《原主移居國外、港澳台亦設法交回，隱匿不報或拒不退出者將予處分》。 馬思聰馬上從報紙上剪下這條消息，夾在1983年8月21日寫給長女馬碧雪的信中： 「附上剪報，一個多月前的事。你看看所載是否實情？真的話，該照什麼手續辦理，盼來信告訴我……如非實事，也就算了，反正身外物，逃出四條生命也大幸了……」 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響亮而明確地提出來之後，馬思聰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1984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致函中央音樂學院黨委，明確指出： 「1967年5月由公安機關對馬思聰先生立案審查是康生、謝富治決定的，原認定馬為『叛國投敵分子』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1985年3月16日，公安部又發出文件，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廣州市公安局為馬思聰一案受牽連的賈俊山（北京）、倪景山（北京）、王友剛（廣州）、何瓊（廣州）、龍惠（廣州）、黃舒波（廣州）等六個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噩夢終於過去。中央音樂學院黨委決定，除了對馬思聰作出平反結論之外，退賠全部抄家財物，補發「文革」期間應得工資，並對馬先生全家回國訪問提出正式邀請。 馬思聰的歡愉之情，是每一個讀者都不難想像的。溫暖的陽光，終於照進馬思聰的心扉。「蘇武牧羊」那樣含辛茹苦、了然孤零、蒙冤受屈的生活，終於可以結束了。 就在我即將寫完本文之際，收到馬思聰的女婿以及金帆同志的信，轉來馬思聰、王慕理於1985年3月10日寫給李凌、金帆的信的複印件： 「凌、金帆兄： 來信先後收到了，謝謝老友親切的關懷。終於平反了，拙作開禁，很高興。我們是直到讀了文件才知道我原來是『叛國投敵』！真想不到一介書生，滿腦子音符的人，竟會得這樣『了不起』的稱呼！」 十九年來，被離愁、鄉思染白雙鬢的馬思聰夫婦，在信中吐露了久積心頭的話語： 「我們想今年內回去看看，親人、老朋友，祖國河山都是我們所思念的，至於近年來音樂界新起之秀輩出，更是值得喜見樂聞。時間似以秋後較合適，逗留時間長短看需要吧。如果演《晚霞》，可能要多呆點時間（如凌兄前信說的）。《晚霞》頗有雅俗共賞的好處，不過規模相當龐大，人馬眾多，花錢不會少的了……」 1985年4月9日，馬思聰還覆信國內音樂界朋友呂驥、賀綠汀、周巍峙、李煥之、丁善德、趙氵風、李凌、時樂蒙、才旦卓瑪、孫慎調小燕。信中說： 「謝謝大家的問候和關懷。由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而冒死逃離祖國，於今已十八載，遙想大家在這段時日，也經歷了許多不愉快的日子，而都健在，並繼續為國家現代化的實現作出貢獻，謹致慶賀。 「日子過得快，我們都已步入晚年，在個人來說，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寫完幾個作品，也算是我為中華民族音樂的發展上所盡的一點微力。關于歸期，待決定後，當再奉告。謹祝大家萬事如意。」 在1985年6月，馬思聰和夫人離開美國，前往歐洲旅遊。他們遊歷了比利時、奧地利、聯邦德國、意大利、法國、瑞士、南斯拉夫、英國等八國。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因為多年來壓在心頭的重石已經落地。 他們給長女馬碧雪寫來了充滿歡樂的信：「半個世紀過去了，難得不帶樂譜、演出服去旅遊！」 我國有關部門已正式邀請馬思聰回國訪問。有關部門還表示，如果馬思聰及其家人要求回家定居的話，當予迅速辦理有關手續。 歷盡劫波，遊子歸來，祖國張開雙臂歡迎你！ 1985年3月采寫於北京—南京—上海 1986年1月補充、修改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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