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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對傳染病病因的認識，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學家吳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潹潹戾氣說。這種學說在細菌學沒有誕生的年代裡，對指導和治療熱性傳染病的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如果這種學說能夠得到繼續發展，無疑地會對祖國醫學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由於當時社會、思想、科學技術等水平的很制，吳又可的卓越見解沒能得到繼續發展，甚至沒有引起當時醫學界應有的重視，實為中國醫學史上的一件憾事。 明朝中晚期，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對人民的統治日益深重，勞動人民的賦稅徭役不斷增加，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尖銳化，各地頻繁爆發農民起義，反抗統治者的殘酷剝削，明朝統治機構日趨動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百姓不得安寧，生活極度貧困，各地相繼出現疫病。據史書記載，1408－1643年，共有大規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以來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數十分驚人，1408年，江西、福建兩地死亡七萬餘人；1444年，紹興等地死亡三萬餘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萬餘人；1643年，京師死亡二十餘萬人，不論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傳染病的大流行給中醫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是從理論上搞清病因問題，另一方面是在實踐上解決治療問題。早在中醫理論奠基時期，《黃帝內經》一書對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熱性病有過這樣的論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指出熱性病是人體傷於寒而發病。處於樸素經驗階段的早期中醫學，對急性傳染病與一般傳染病在概念上沒有嚴格的區分，從主要症狀上統稱熱性病，從病因上稱為傷寒。在此基礎上，東漢醫學家張仲景（名機，約公元150－219年）結合醫療實踐，在病因上下定義，把這一類病定名為「傷寒」。他在《傷寒雜病論》中指出：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作為病名，「傷寒」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是多種外感熱病的總稱；狹義是外受風寒、感而即發的病變。《傷寒雜病論》一書所論傷寒是廣義的傷寒，雖然有瘟病的內容，但是，重點論述風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變化和辨證施治，對瘟病則沒有系統的論述。這表明中醫關於急性傳染病的認識處於初級階段，對病因、治療等方面還有待於後人不斷深入探索和發展其理論，逐漸建立中醫傳染病學。 《傷寒雜病論》以後的千餘年歷史中，中醫在傳染病方面雖然有所發展，但是，不論在病因方面，還是傳染病特點及治療等方面，都沒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醫家劉完素（約1110年－？）在治療熱性病方面主張用清涼法，後來明初醫家王履（1332－1391年）明確提出「溫病不得混稱傷寒」的見解，以大多醫家從多方面對熱性傳染病進行新的探索。在這之前，歷代醫家都把瘟病混同於傷寒，治療了採用「三日以前汗之，三日後下之」的方法，局限於《傷寒論》的樊籬，不論是南北朝時期，或是隋唐五代，基本上如此。 明代的通商和交通較前發達，使傳染病的規模不斷擴大，由於許多醫家仍然沿用治療傷寒的方法治療傳染病，療效很差，結果「醫者彷徨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癒急藥愈亂」，「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措，未免指鹿為馬矣」。許多染上溫病的人「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亡也」。要改變這種狀況，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立足實踐，解放思想，擺脫《傷寒論》的束縛，提高中醫對傳染病的病因等方面的認識。 明朝末年出現的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給人們認識它的本質提供了條件。但是，如果沒有敢於衝破束縛的革新精神，仍然無法提高中醫對傳染病的認識。因此，只有打破傳統觀念，勇於創新，才能推動中醫學傳染病理論的發展。 明末醫家吳又可（1592－1672年？）在行醫中深入觀察瘟疫流行的特點，研究病變的規律，認真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善於創造性思維，擺脫中醫學術上的僵化思想，堅決反對理論脫離實際的風氣，他經過系統地總結，提出了瘟疫病因學上的新觀點——戾氣說，並著成中國醫學史上關於傳染病理論的專著《瘟疫論》。吳又可在書中對病因、發病症狀、傳變過程和治療原則及用藥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發展了中醫對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認識，並且把瘟病、瘟疫和傷寒截然分開。 吳又可之前的歷代醫家，都是從天氣的異常來理解熱性病的病源，而他經過長期的探索後獨樹己見，在書中寫道：「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明確指出：「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癘氣」，「然此氣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精闢地概括出來戾氣的特點，即人的肉眼看不見但存在於自然界的物質。而且指出它有多種類型，「眾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不同戾氣所引起的瘟疫種類各異，揭示了戾氣具有特異性。另外，論述了戾氣具有偏中性特點，「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吳又可的這一論述與現代醫學中的「種屬感受性」或者「種屬免疫性」概念是很接近的。戾氣說把中醫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瘡、癰疽、丹毒等的病源歸結為雜氣。吳又可提出戾氣說的時代，既沒有顯微鏡，也沒有微生物學說，中醫水平還處於經驗升學階段，他提出的這一比較科學的設想，比西方醫學家李斯特（L．Lister，1827－1912年）關於外科術後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發現，早二百多年。所以說，吳又可的戾氣說是中醫傳染病學上的卓越貢獻，是中醫學術思想上繼承與突破相結合的成果。 吳又可總結出瘟疫流行的主要特點，一是大流行，二是散發性。突破了以前醫學經典中關於傳染病的論述，對診斷瘟疫及其預防具有重要作用。關於瘟疫的發病特點，他指出瘟疫既不同於一般外感病的表證，也沒有裡證的表現，而是憎寒壯熱，脈不浮不沉而數，瘟病初起，侵入膜原。因此，在治療方法上主張急證急攻，逐邪為首；並且重視攻下，補瀉兼施，他所創用的方劑「達原飲」等具有獨特的療效，至今對某些急性傳染病均有較好的效果。更可貴的是，吳又可設想如果找到制報戾氣的特效藥，一種藥治一種病，那樣則不必配製方劑，可以減少許多瑣事，一般的處方用藥完全可以總廢除。 由於吳又可對傳染病的病源有了比較科學的認識，因而對發病規律做出了比較正確的解釋。他在《瘟疫論》中指出傳染途徑有兩個，一是來自自然環境，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侵入人體的途徑則是自口鼻而入；並且認識到人體抵抗力的強弱與是否發病有關。 吳又可提出的戾氣說和他的《瘟疫論》，反映出獨到的見解與創新精神。他把溫病、瘟疫和傷寒明確加以區分，對疾病的傳變上完全擺脫了六經傳變的傳統說法，認為疫邪從口鼻侵入人體，伏於「募原」，之後以九種不同方式向「表」或「裡」傳變；並提出治療瘟疫的新設想，揭開了中醫傳染病學史上的新篇章。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可貴的。他的戾氣說出現後，使中醫領域墨守陳規的學術風氣受到一次猛烈衝擊，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醫家極為不滿，把富於創新的成就看成是離經叛道的行為。比如，清代的醫家陳念祖(1736－1820年)曾指責吳又可的新理論是「創異說以欺人」，不僅如此，他還對吳又可以前的所有進步的醫家及醫學上的成就全盤否定。陳念祖在《神農本草經讀》一書中說：「唐宋以後，諸家異說盛行，全違經訓」，極力反對中醫學的革新。這種否定和攻擊在學術思想上代表了保守勢力。另外，清代中醫學術界對吳又可的新理論不夠重視，傷寒派一直堅持傷寒包括溫病（一般熱性傳染病），認為只要學好《傷寒論》的理、法、方、藥，就可以治療溫病。乾隆年間以後發展起來的溫病派，則認為傷寒與溫病是兩種不同的疾病，而且古代傷寒多而溫病少，認為傷寒為寒邪所致，溫病則由溫、暑、燥、濕等不同邪氣所引起，所以，強調傷寒與溫病不同。現在看來，兩個學術派別的爭論不過是對一般熱性傳染病的認識和理解不同罷了。所謂溫病學說，在對一般熱性傳染病傳變過程的認識和治療方面，比《傷寒論》前進了一步。但是，戾氣說在中醫傳染病病因學方面的意義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溫病派不敢公開提出的關於治療溫疫的特效藥設想，也被無聲地埋沒了。如果他對傳染病的一系列比較科學的認識和大膽設想能夠得到繼續發展，中醫學在傳染病方面完全有可能進行現代科學的發展階段。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已處於晚期，社會變革正在孕育之中，中醫有了較大的進步。吳又可的新成就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而敢於衝破束縛、大膽創新的精神，是他在中醫傳染病學上取得重在成就的重要原因。今天，我們總結這一歷史經驗，特別是受蒙難的歷史教訓，確是發人深省的。 中醫史上，自理論奠基以來，其發展是緩慢的，主要的原因是正統醫學學派學術思想的僵化和墨守陳規，四部經典成為他們心目中一成不變的教條，「理必《內經》，法必仲景，藥必《本經》」，把前人的經驗僵化了，因此，關於傳染病的理論基本停留在《傷寒論》水平；瘟疫與傷寒的概念混同，治療皆用傷寒法。當新發現的事實與原有理論不符時，學術思想保守的醫家總是牽強附會地進行解釋，結果既不能發展前人的理論，也不利於指導醫療實踐。吳又可「靜心窮理」，提出新的學說，卻受到否定和攻擊。傷寒派成為中醫的正統學派，對戾氣說則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而熱衷於與溫病派的學術爭論。實際上，兩派的主要觀點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這樣，就阻礙了對瘟疫病因的探索以及特效藥物治療的深入研究。 封建社會的思想意識影響著中醫的學術風氣。統治階級為了束縛人民的思想，從董仲舒開始，把儒學家說作為社會的正統思想，「天不變，道亦不變」等錯誤觀念限制著人們的手腳。明清時期，統治階級提倡宋明理學，對中醫學術思想帶來消極影響。所以，中醫學術上尊古、崇古、好古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響較深。這是阻礙中醫發展的原因之一。著名醫家王肯堂批評指出：「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古之過也」。《傷寒論》成書後幾百年間，中醫對熱性病的探討不受重視，流傳的也不廣泛，宋代開始注意，但只是偏重註釋、整理和補充《傷寒論》，在基本理論方面毫無突破。這一時期，「五運六氣」說卻在中醫界佔有相當的地位，太醫局將它列入考試醫生的科目中。可見，理論脫離實際則是中醫傳染病學發展遲緩的又一個原因。 吳又可提出戾氣說正是明末清初，當時，由於統治階級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斷絕了中外的文化技術交流，西方出現的新技術、新科學沒有能夠及時引進，使中國的科學技術從近代起落後於西方，中醫學的發展缺乏科學技術手段。相反，西方醫學從文藝復興開始，學術思想解放，打破封建意識的束縛，逐漸進入實驗升學階段，傳染病的研究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如顯微鏡、化學染色法等，到19世紀末，建立了現代傳染病學；並且，由於化學等等學科的發展，出現了特效性藥物，吳又可的設想變成了現實。相比之下，戾氣說在這個時期還停留在實驗科學的大門之外，科學的設想無法得到驗證和發展，這實在是中國醫學史上的一件憾事。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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