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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至1984年之間，我曾經以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計劃」合作人以及東洋文庫外國人研究員的身份，在日本進行過為期一年的東北亞歷史研究。無疑，在東渡之前，我也有過一份與日本文學界以及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交流的願望。甚至可以說，那是一份熱望；我曾盼著自己的文學因這一交流而長足進步，我在內心裡對這一目的寄托了遠較研究學術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異國感受到的真實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後來，事情發生了極端的變化，我不客氣地拒絕了一個個電話，並且公開申明自己不願意與日本的文學界、特別是他們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接觸。 時至如今，我不僅仍在暗暗慶幸自己的這一變化，而且還暗暗確認了一個非理論的認識，即認為當代優秀的中國文學是不可能與外國人交流的。 為什麼呢？除開諸多不屬本文範圍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個問題是：美文不可譯。 我以為這個與翻譯學基本目標和理論相牴觸的認識是正確的：無論是書面語（包括文學語言）或是口語，一旦在他們表達著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緒、特定意識、弦外之音、獨有的生活、基於傳統和文化的只可意會的心理素質的時候，它們就是很難甚至是不可翻譯的。能夠翻譯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對應或比喻。翻譯過程中的精益求精和刻意求真只能導致一個泥潭，站在兩片文化之間束手無策的泥潭。容易翻譯的語言都不是上述那種傳神的東西，它們大約是機械的（如自然科學、含義準確的文牘）、平庸的（如低質的文學作品）或狹義的。可以說：傳神的或有靈氣的語言不可翻譯。 翻譯學頑強地與這一命運搏鬥著。而他們的勞作之間還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存在：對翻譯對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問題和問題已經解決的例子中，如對李白的詩，《水滸》、《紅樓夢》，魯迅著作的翻譯中，醒目的現象是譯家風起，譯本不絕。如《水滸》的日譯本已多達數十種，而且看來還會繼續增加。這說明，後來的更嚴肅和更自信的譯家總認為，偉著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被翻譯。這又說明，膾炙人口和流芳百世的現象背後，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非文學的原因。 在尊重問題遠遠沒有解決的時候，比如外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譯介，我敢斷言，他們出版給外國讀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情報信息。真正優秀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或不被他們所選擇，或他們沒有翻譯和理解的能力。幸運的被完整介紹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這些作品本來不屬優異之作，他們的語言無底蘊無深味，甚至乾癟得刪刪漏漏也無妨大局，兼之膚淺的的政治思想內容和呆板的形式，於是正好與那些政治興趣甚濃而藝術素養甚少的外國專家相映成趣，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更可悲的、在國外的中國當代文學形象輪廓。而事實上，與此同時，當代中國文學卻正在文學化、藝術化，正在迅速地發展著。 對別人的攻擊至此結束。 與我有關的是前面引出的一個概念：美文。 母語的含義是神秘的，我其實是在很晚以後，才多少意識到自己屬於中國人中間的一支特殊血緣——因為回族是我國唯一的一個外來民族。然而一支異鄉人在中國內地、在漢文明的大海中離聚浮沉，居然為自己重新選擇了母語，——這個歷史使我感到驚奇。在文學創作的勞動中，我至今還沒有機會寫一寫使用這種語言曾帶給我的種種美好感受。我記得我曾經驚奇：驚奇漢語中變幻無盡的表現力和包容力，驚奇在寫作勞動中自己得到的淨化與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誘惑之後，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種祖國意識，才開始有了一種大人氣（？）些的對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的熱愛和自豪。 也許一篇小說應該是這樣的：句子和段落構成了多層多角的空間，在支架上和空白間潛隱著作者的感受和認識，勇敢和迴避，吶喊和難言，旗幟般的象徵，心血斑斑的披瀝。它精緻、宏大、機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傾訴堆於一紙，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動著一個活著的魂。 當詞彙變成了泥土磚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築時，漢語開始閃爍起不可思議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樣，使一個個詞彙變化了原來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鮮的含義裡。勇敢的突破製造了新詞，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個位置；深沉的體會又挖掘了舊義，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種樸素又強烈的本質之輝。 這是絕不是單講文字，更與文字遊戲無緣。這一切不僅囊括了包括情節、典型、主題在內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著和表現著作家的全部人生體驗、真知灼見和文化修養。 敘述語言連同整篇小說的發想、結構，應該是一個美的敘述。小說應當是一首音樂，小說應當是一幅畫，小說應當是一首詩。而全部感受、目的、結構、音樂和圖畫，全部詩都要倚仗語言的敘述來表達和表現，所以，小說首先應當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這樣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譯的。但是我應該放棄偏激的立論退一步說，這樣的美文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為翻譯：那就是當彼岸的翻譯者具備著同樣的文學氣質和修養，具備著另一種語言的美文能力，特別是具備著共同的或共鳴的理解和體驗，具備著同樣強烈的激動的時侯，翻譯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實上太難了。 何止國際之間，即使「同文同種」的國內也是一樣，有時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難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個翻譯。對於一種真正的美文來說，有時孤獨是難免的。 但是所以談到孤獨這個概念，還遠遠不是指的這些理解問題。對一種藝術或理想來說，特別是當它身上折射著某種文明在質變、民族在抉擇、歷史在取捨的時刻的光彩時，它不可能奢求熱鬧。就像尖兵在荷戟前進，就像口語在突破書面語，以及文學語言在突破語法一樣，所謂美文是一頭突入沙漠的駱駝，永遠需要一種堅忍、淡泊和孤膽的熱情。 何況，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樣的美文，那麼作家就會在疲倦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動。他會覺得這樣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會覺得此生因為追求過這樣的作品而毫無遺憾，他在感受著自己生命的火焰漸漸暗淡的同時，也滿意地看到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潑地閃跳起來。在那裡活著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在水簾一般透明而又難以穿透的語言背後，在真正的文學藝術的軀體內部，他會覺得那生命奇異地強大了。 還有一個自我判斷的問題。縱觀歷史指點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學中寄托了一切，那麼判斷自己的文學就會是一件嚴肅而艱難的事。 我們這一代年輕（？）作家由於歷史的安排，都有過一段深入而艱辛的底層體驗。由於這一點而造成的我們的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也許是我們建立對自己的文學審美和判斷的重要基礎。換句話就是說，繼國際、國內的例子之後，現在談到的是對自己「翻譯」的可能性問題。 這個問題無法說清。也許自信是一種關鍵。也許理論是一種關鍵。我只能說確實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覺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員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 而且這無異是估計未來和猜測未來；在這個問題上過分費腦筋是沒有必要的，作家的創作更重要的依據是感受。 這又是一個沙漠。但是，我們畢竟有了人民和自由這兩種意識做基礎，我們還可以不斷地體察生活、領悟歷史、捉摸藝術。我想說的只是，在我只能循著命定的方式追尋我觀念中的美文的過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總能聽見人民和歷史的腳步。我企圖用聽見的這種聲音矯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勢，把被動和主動調和起來。 沙漠又並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僅有絕對的馳騁的自由，而且還有美麗的海市蜃樓。海市蜃樓就是夢，我以為夢對於一個作家是很關鍵的，也許，夢也是人類進步的一個動力。夢這個字眼兒在文學中已經用濫了，我講的夢是另外一個概念。我以為，二十世紀末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了多次：夢的信念，夢的追求，乃是一個民族、一個人、一個青年、一個作家最寶貴的財富。 1985.9.1 輸入：付振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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