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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雕像的聯想


  在大時代裡可以懷念人。司馬遷生逢其時,所以總結那雄奇時代時,他的一部部列傳寫得筆下生花。愈節省筆墨愈韻味無窮;《刺客列傳》只是用殘墨寫了幾位不能不寫的「恐怖主義者」——20個世紀後不知為什麼連中國的電視台也操著一股盎格魯·撤克遜式的正統秩序維護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義者幾個字時帶著一種判死刑的味兒,——但那《刺客列傳》卻是偉著《史記》的壓卷之筆,永遠地發射著難言的、異端的美。
  活不在那種時代則容易懷念狗。比如前蘇聯就製作過一部狗電影《白鼻姆黑耳朵》,讓人感動不己。近年來狗電影、狗電視、狗文學不用說養狗之風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認為其中深藏著人類的時代感和潛意識。
  在日本,連狗都知道在東京澀谷車站前面有一隻狗的雕像。不用說,帶著一個動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戰亂離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兒等,一直等得死在它與主人約束的地方。日後,日本人為了抒發忠誠和宣揚這種死而不渝的品質(日本人非常重視這種「不渝」;侵略戰爭過去半個世紀了,而他們有幾分「渝意」呢),——在澀谷為此狗鑄了銅像。至今凡約會在澀谷的人都流行把地點定在狗像前邊,以表示自己也那麼忠誠;至少能做到不見不散。
  在東京掙扎著的百萬外國人對那條銅狗大體上態度淡漠。大約是在那兒約得多了,發覺只是給那條日本狗做了宣傳,而事實上日本人遠非那麼守信用,尤其是無利可圖的時候。於是,懷念故鄉狗的現象就產生了。
  狗的回憶,有複雜的動機也有複雜的聯想。世上狗文學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噓;比著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靈。不節制的例子,有描寫狗不僅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而我見過的狗卻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        ※         ※

  那是在烏珠穆沁,我在那兒插隊的第三年。不用說,牧人家都有幾條狗;我家的幾條狗中,有一條名叫吉裡格。這種狗名字其實不算名字,草原上吉裡格這個音類似於狗的通稱也類乎一種喚狗的聲音。
  吉裡格可沒有那種斗虎鬥豹的奇遇記,有沒有直接與狼廝咬過,也弄不清楚了。它只是一隻忠實的北方牧羊犬,壯健多毛,腦殼碩大,渾身是黑色,喜歡臥在包的正南方———監視著一切走近的異己者。那一年它大約是十七八歲,已經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滯、瞳孔混濁,嗅覺也已經失敏。牙齒軟了,額吉每天留心給它弄些稀食喂。它摟著一塊骨頭左啃右啃咬不下肉來的時候,額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著它。
  那一年不僅僅是狗虛弱的一年。我插隊住進的這一家牧民,因為說不清的複雜家族關係,在政治上正處於一個或者光榮地留在革命陣營、或者危險地陷進牧主階級的邊緣。草原不動聲色、但是陰沉地把一種薄薄的恐怖氣氛送過來,讓它瀰漫在我們家那頂灰舊氈包的四周。
  ——不是那時身在其境,不是那時身困其間,今天我是絕對無法體會也無法總結的;那時我們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撻,我們這個家族包括我這名插住其中的知識青年,都在忍受人類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視。
  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的東西最真實。
  那個冬天來我家氈包串營子的人依然很多。我們包裡的成員,包括剛剛4歲的男孩巴特爾,神色中都有一絲小心翼翼,有那麼一點逢迎和膽怯。有兩個例外:一個是我,剛滿20歲的我那時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氣昂地來串營子的牧民。對他們我冷淡而懷著敵視,但那座氈包不由我作主,說透了我是這個包的緣份更遠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額吉的獨子阿洛華哥;他那陪笑臉說奉承話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討厭透了。還有一個例外是吉裡格;它老糊塗了,忘了世態和處境,有時會突然悶頭悶腦竄出來,咬住人的氈靴不放。它的牙齒已經沒有勁頭,齒尖也沒有了銳利,所以一般是能嚇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會咬出血來。
  真是那樣:人弱得沒有說一句硬話的勇氣,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突發事變,並沒有戲劇性和什麼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積雪平靜地隨著寒風變厚著,一切都循著秩序。當一天天都是有苦說不出來時,那苦也就無所謂苦了。
  1992年冬,當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我猛地悟出了我與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間情份的緣由。
  在東京每當路過澀谷,我都繞過去看看那條銅狗。看著它時心裡想起了吉裡格,我變得懷疑一切編造的狗故事,我覺得我這種心情與澀谷聚集的各國流浪漢們非常相似——因為在他們的神情中也有一絲對那鋼狗的隔閡和蔑視。
  在那裡能看見各種外國流浪者。最謙恭的表情屬於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為無法施展而顯得拘束的是伊朗人,無畏地唱著歌,跳著舞以求掩飾自己的孤單和慌亂的是拉丁美洲人,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掙小日本兒的錢,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來了。人群中最隱蔽而一眼便可以發觀的是中國人,當浸泡在歧視的空氣中的時候,中國人是不唱歌、臉上也不會出現好鬥的自尊顏色的。
  我想著狗的事,趁無事好做和這些流浪漢們尋機攀談。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渦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動。拉丁美洲人跳成一個盾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沒有人扔錢他們唱得愈凶,藝術原來是窮人護心的盾。我和一個伊朗小伙子偶爾閒談起來。憑著伊斯蘭教,我們能互相信任地談。他被一個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頓,原因是他向警察問路,那警察先把他問了個底兒掉。進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大多用旅遊簽證入境,然後四處尋覓重體力勞動——日本人借他們一臂之力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難,再隨心所欲地收拾他們。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灣戰爭,臭罵美國佬。
  這時,有幾個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圍住那群拉美歌手。一個醉鬼不知為什麼亢奮了,摟住那彈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醜惡難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因為那醜惡醉鬼付了錢——我想起一個打工朋友說的話:日本人真是連男人也要調戲一番的動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閒談,看著狗像前那歌攤。我們都有點緊張,都不知那幾個拉美歌手會怎樣。在這個無恥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藥庫,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個火星。
  但是,歧視如果有強大的貧富為依據,歧視會被社會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背叛了的社會太冷了,不給你一個炸的溫度。
  那拉美吉它手靦腆地、好不容易甩開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樣,在這樣的世道裡人沒法子炸,哪怕讓鬼子「調笑」一通。
  我看著這一幕,猜測著換了我會怎麼樣。伊朗小伙子盯著這一幕的眼光陰沉,我一時無法判斷這12伊瑪目派的青年在想什麼。

         ※        ※         ※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準確地說,是我和額吉兩人厭惡客人。那個冬天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麼一點像澀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說他壞似乎又沒有壞到該揍他,說他不壞他一丁點兒一丁點兒地欺負你的心。額吉是一切的原因,因為她的出身問題(她已經是老太婆了還是逃不開出身!)瀰漫而來的不祥空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整個冬天我心情煩躁。凍硬的牛糞絆著腳,羊群渴鹽硝已經急得啃圍氈和車轅了。天空一連兩個月陰霾不開,不下雪,只是白毛風刮得積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4點鐘羊群回盤,我們忍著凍忙著圈裡圈外的活。最後忙碌完了鑽進包門時,冬日的草原已經漆黑了。這種時候人全心全意想著的只是熱騰騰的羊肉麵條;而往往在這種時候不速之客報門進來了。
  如果是能稱之為朋友的客,人誰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說牧人。但是若來一種心理上懷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這一套。成群結隊到了一家門口,進門後熱熱鬧鬧地扯皮,氣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類分子、牧主富牧——貴客臨門趕緊張羅還唯恐不及,誰還會去計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到過這種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個月打發這些來客要用一二百斤糧食(《北望長城外》)。不用說,這一套是輪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時和以後很久我都沒有認真思考過人性的這一面。
  我住的阿洛華哥家輪上的,是近似歧視的一種交往。我當時只是極端地反感,但是狗咬刺蝟無處下嘴,像那個在澀谷賣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樣。然而,老狗吉裡格可是不管有刺無刺,該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斷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頭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憑一個大致的好惡,並且本能地行動。
  那一天是個晴天,羊群疲憊地走不遠便大嚼起來。中午我哥來換我回家喝茶,我就離開了羊群。
  拴馬時看見牧民A的馬,配著他漂殼的銀鞍。我進了包,看見額吉正在招待A喝茶。我端起茶碗順便坐在門坎上,和A問答了幾句。
  這一天的A和往常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喝著茶,扯扯天氣膘情,草場營盤,半個時辰後他告辭了。
  吉裡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慘叫(該說是驚叫)時,我們都沒有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一向蹲踞在氈包南線面對遼闊原野的吉裡格,不知什麼時候守候在門口,而且似乎等候一般把大黑腦袋緊湊著門檻。很久以來,它不吠叫了,有時無緣無故地低吼幾聲,嗓音濃濁,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悶聲悶氣就是一口,咬住了A剛剛邁出門檻的靴子。
  我反應過來以後馬上想到的是:A不會受傷。吉裡格的牙齒已經全壞了,以前我也曾被它咬過一次,氈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幾個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可思議、無與倫比的巨大驚嚇和摧殘,他好像被咬漏了腦殼,那藏著已經很久的邪惡一下子洩了出來。
  他掄起馬棒打狗時,我的嘴角還殘留著一點笑;額吉甚至還帶著歉意地替他呵斥吉裡格。「滾開!……你這瘋狗!……打,狠狠地打!」額吉喊著。
  但是,打狗的客一旦動了手,就不僅僅只想出一下氣或挽回一點面子了。A打了幾棒以後,發生了一個倏忽間的變化;他動怒了,決心要打個痛快,打出威風來。
  我特別記牢了這個瞬間閃過的變化。這就是那種誰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出來的真實。A與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來太頻繁了,草原上今冬階級複查的風刮得太緊了,四下裡議論我們這個包的時候那敵意太明顯了。A並不是自動與我們住得這麼近,草場是官們劃分的;他和我哥並不是朋友,接觸多只是因為住得近;他是無可爭辯的貧牧成分,他犯不著讓那股蔓延的敵意也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這個碴口與我家來一場矛盾糾紛;尤其今天是晴天,家裡只有老太婆一個人。
  一兩分鐘之後,A怒吼的詞彙已經變成「殺」,他咆哮著:—定要殺了老狗吉裡格。
  他掄圓了馬棒(烏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圓木棒,有些人則用長馬棒當鞭子),瘋狂地打狗了。吉裡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閃很慢。棒子重重打在老狗的肉體上,發出噗噗的鈍聲,狗看不見,便不躲閃,我聽見它喉嚨裡咕嚕嚕地低聲吼著,聲音又粗又重。

         ※        ※         ※

  第二次我遇見那位伊朗小伙子時,他是單獨一個人。澀谷狗像前人很多,日本學生們正等著黃昏降臨,然後去尋歡作樂。我和他談到12伊瑪目,談到中國境內的塔吉克。他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覲的哈智,他對此很自豪。我問他是住在城裡還是鄉下,他說現在住在德黑蘭,小時候在鄉下放羊。
  說著放羊的時候,我們都瞟了一眼那條銅狗,誰也沒有說什麼。
  還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單身打工,不帶家屬。不管合法的工或是黑工,他們的目標是掙上一筆錢就走,誰也不與這個國家過多糾纏。這一點與中國人非常不同。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錢,他們要做伊朗人;而中國人沒有這麼簡單的原則。他反問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中國女人在日本,「她們都坐上出租車了吧?」他問。
  我們都笑了。這是個挺惟妙惟肖的描寫,雖然有點尖刻。但是笑了一下就作罷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說,他要回伊朗去。
  我問:工作沒有了?
  他凝視著我,點點頭,接著又說道:「沒有房子住。」
  我無法回答一個字。勞動力缺乏的東京,自由租賃房子的東京,我們實在是太熟悉了。誰也不說、誰都清楚的是人對人的歧視。一個島國居然歧視諸如波斯、中華那樣大的古國,我們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這樣。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那位伊朗青年。我倆沒有去說不愉快的事,我不願追問他怎樣被不動產商人拒絕租房,也沒有追問他怎麼找不到工。我倆能找著快樂的話題,更重要的是,在彼時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條銅狗中間,我們倆之間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摯的,沒有染上一星骯髒的歧視病。
  那天分手時,我覺得鋼狗是虛偽的,狗的雕像不應該如此,因為忠實的狗遵循的是一種人類學不會的原則。但是關於怎樣塑立一個狗的塑像,那天我沒有想清楚。
  身軀高大魁偉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經結束。在燈光閃爍的澀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這美消失了,但是沒有被歧視人的世道玷污。回到他動盪而貧窮的故鄉以後,他要負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畢竟不會這麼壓迫心靈,我想著不禁為他鬆了一口氣。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確的。忍受妻兒分離的苦楚,掙它一筆錢便一去不回。不留下一絲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給他們,一切都寄托給自己的、像人一樣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麗純潔的波斯女人在等待著,在離開之前確實無需回顧。
  他根本沒有再看那銅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於牧羊人之家,我猜他一定也曾養過幾條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間這種似有似無的交往中,他從來沒有提起銅狗一個字。或許,他只是視那條狗為一塊銅,一個裝飾,一個符號,一個形狀,他內心深處根本沒有認為那也算一條狗。

         ※        ※         ※

  勃然大怒、復甦了體內對我家的蔑視的A,可能不再認為吉裡格是一條狗。衰弱的吉裡格已經不會躲了,一動不動地立直身子,低垂著黑毛茸茸的大腦袋。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會躲,不逃開。它濁啞地呼呼吼著,那聲音——後來我久久回味過,但至今我不能講明那聲音裡充斥著的,究竟是憤怒、是絕望、是抗議、還是輕蔑。而A愈打愈輕狂、愈打愈滋長了欺負人侮辱人的快意。「殺了它!殺!殺!」他單調地罵著,充血的眼裡閃著罕見的凶光。
  不知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和轉變的。A從吃驚(也可能還有疼痛)到發怒打狗,再到決心殺狗欺主——其實是殺狗斗主,他要製造與我家決裂的鬥爭——,僅在一兩分鐘之間就完成了。同時,在同樣的瞬間裡,額吉也從吃驚、道歉、呵斥吉裡格,而突然地轉變為要救吉裡格的命。
  白髮蒼蒼的額吉死死撲在吉裡格身上,把狗壓倒,用身體護住了狗。我萬萬沒有想到,我簡直不能想像,她居然會有這樣的舉動。
  A無法下手了。他舉著馬棒,圍著額吉轉著,尋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縫隙。但額吉拚死地伏在地上,掩護著吉裡格,A被瓦解了,雖然他還在罵罵咧咧——這是他這一類蒙古人的伎倆。他顯然被震驚了,但他還要掩飾,他不知如何收場才好,所以只好盡著一張臭嘴唇不停地動。
  我看見,側面山崗上,筆直地衝下來一騎馬。阿洛華哥發現了家門口的動靜,他趕回來了。那匹馬筆直地衝下陡坡,濺著一條垂直的雪霧。
  這就是我,剛滿20歲時的我目擊的一次打狗欺主。這也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到對人的欺侮。那時我沒有懂得這種罪惡源於歧視,我更不可能想像當時我認為已經被壓迫得氣悶的牧民,在未來也可能去歧視別人。
  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論歲月怎樣淘涮,直至今天我無法忘記它。也許,連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關於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間的感情,全是因為這個基礎。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後代遠離了那種立場和地位,或者說倘若他們也朝著更低淺、更窮的人舉起馬棒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的一切就將斷絕乾淨。
  阿洛華哥馬到門前,為A造成了下台階的機會。他不用尷尬地對著一個襤褸的老太婆舉著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兒子繼續鬥。
  我沒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煩透了。他是絕不敢一斧子、哪怕是一鞭子掄向A的。隱隱伴隨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軟弱,使他也練就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說,決不敢動——兩個漢子吵了個天翻地覆,吵到太陽下山,A累得回了家,但是不僅沒有懲罰也沒有決裂,一個月後A又恬不知恥地常來常往了。
  A來串營子時,不敢用頭往包門裡鑽,而是用屁股拱開門,倒著進包。我看見他就噁心,不過,這種人太多了,我後來也就司空見慣。
  其實吉裡格睬也不睬他。吉裡格對A如魯迅所說,採取的是最徹底的蔑視。A 以後每次來串包,都換不來一聲狗叫。吉裡格遠遠蹲在包正南方的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視著茫茫的草原。
  吉裡格終於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後來,有一次,它搖搖晃晃地覓食。那天太陽照得很暖。後來它晃蕩回南面那片草地上,臥了下來。吉裡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陽光下昏睡,因此誰也沒有留心。
  次日,它還臥在那兒。
  再過了一天,它仍然臥著不動。我詢問地望望額吉,額吉沒有說什麼。它那身漆黑的毛被風吹拂得掀動,我無法猜測它在做什麼。
  吉裡格就這樣,漸漸地溶化在我們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蝕了,變得淺談模糊。我們仍然不去驚動它。最後,應該說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下一個架影,像一叢芨芨草,像一個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兒真地出現了一個土堆,上面密集地長著意草。那一叢草比平地高出一具狗身,永遠地留在了我駐過青春的營盤上。
  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後我騎馬走過那裡,眺望舊營盤時,總是能清清楚楚地望見那一叢草。
  寫這麼一個平淡的狗故事當然不合時宜。不過我早就決心寫寫這件事。時宜是否引人墮落我不關心;但是一個新秩序正在這個世界上形成,流行的時宜也許使人忘記這秩序可能壓迫自己,因為它公開打著歧視的旗幟。
  這一切方興末艾。再寫下去人會說這是故作危言。共鳴的消失,再次證明著人的變與不變。離開那條銅狗的伊朗小伙子,離開那條銅狗的我,都迎著生存、孤立、正義幾個壁立的巨大質問。但是我們失去了人的參照卻仍擁有狗的參照;我們能夠找到答案,製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無論處在怎樣的時代,人類中的美從沒有中絕。狗通人性,正因此狗才那樣動人地追隨,那樣始終不渝。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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