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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餘年來，我或者以一騎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隊員之職，一直在中國大陸北方彷徨。後來久了才發覺自己有著一種觀點；也許是大陸北方養育造成的一種脾性或烙印吧——我極度地要求一切外來人：首先要尊重這片大地的心情，然後才能進入。 草原、黃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語的。也許它們需要我代它們發言。 聽說日本學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國滄桑巨變青黃不接之機，動員巨額堅挺的日元，與蒙古官方協議，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寢——當然若找到了，發掘問題即將擺上桌面。 我聽說後，一連幾天，腦海裡浮現的都是給我青春的烏珠穆沁草原。 我那永遠無言的額吉（母親——蒙語），若聽說了，一定依然是無言的。 而我覺得這消息鬱塞胸間，使我不安。 ——世界從來如此，權與錢談判，決定了一切。至於百姓的心情，是無關緊要的。 這就是學術嗎？ ※ ※ ※ 事情既然以學術為名，我也從學術開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歿後，葬在哪裡呢？通常有兩說：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東部的草原之間，一指中國寧夏南部的六盤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們的埋葬處，被寫成「起輦谷」3字。一代代學者們推敲之後，擬音為Keluren谷，即元代漢譯中的「怯綠漣」河。今天多用漢字「克魯倫」音譯——那是一條名河，河谷遼闊，地表上並沒有封土（即「塚」）或其他陵寢遺痕。 認為成吉思汗葬在寧夏南部（隴東）六盤山者，主要據那位大英雄猝死於對西夏國戰爭之中——可能虛張聲勢作向漠北送葬狀，其實已經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學者已經與中國政府談判過，雙管齊下，同時也向中國回民聚居的六盤山一帶調查。 ——其實，我本人還可以編個遊戲，再指一條並非不可能的路；以供當代富翁學者參考：清代蒙文史料《黃金史綱》講成吉思汗葬地，音為「柴麻」（Chima），另外又有不少資料提及成吉思汗喪事與「薩裡川」有關——那麼或者可以推理「薩裡川」即「薩裡畏吾兒」即歷史上的「黃頭回鶻」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可說通，則河西大走廊盡頭、甘肅西頭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地名恰好叫做「昌馬山」。有誰能說Chima與「昌馬」其音不諧？！雖作戲筆，也許在方法論上並沒有與學者們相悖。 ※ ※ ※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動員本地人尋找，是一定可以找到的。至今尚未發現成陵，是因為學者們沒有把功夫煉就——無論是在對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術上。 說到這裡，我又聯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萬頃牧草中丟了一件東西，可以用羊群來找。60年代，當我還是一個牧羊人時，曾經多次用這個辦法。有時摘下眼鏡，上馬剛走開幾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後來學會了用羊群。讓羊群自由自在地吃著草，散成一線，朝丟失了眼鏡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間，羊群在一個點上驚炸四散，擠命逃開——盯住那個點，縱馬路過去，眼鏡就在那裡。 羊群對於草原上任何異樣的東西——比如骨頭、怪石、木頭、皮鞭，都很敏感。我們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這個「羊群梳草法」找回過鞭子、書、套馬竿等東西。 成吉思汗陵寢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跡——如果「起輦谷」確是草原植被，那麼至少應當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領。這需要每個考古隊員都應當有一點牧人味兒。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沒有世世代代生息於斯的人不知道的事。這是一條定理。以前我當牧羊人時，從來沒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烏拉有什麼考古學遺址。後來，從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當時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畢業後，又幾年來在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烏拉，便問我的蒙古哥哥阿洛華，問隊裡有沒有什麼墳呀古物的。 ——結果令人吃驚：次日阿洛華哥哥領我去了年年駐夏的泰萊姆（我有4個夏天在那兒度過），泰萊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幾排鏈式古墓，在新疆我們稱為烏孫或塞種墓。它們應當與斯基泰文化、漢代西域之烏孫國關係密切——那是我見過的亞洲最靠東部的這種古墓。 第三天我們又發現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學裡和考古隊裡的常識，這種突厥石人很難在烏珠穆沁東頭發現。 ——考古學教科書就這樣在兩天之間過時了。然而我對於考古學的認識，從那兩天之後，才剛剛開始。 我敢說：在確實埋葬著成吉思汗的那個地方，正生活著像阿洛華哥哥那樣的人。他們不寫書甚至不讀書，但是他們熟知比書本更精確的細節。關鍵在於，學者們從來沒有住進他們的泥屋或氈房，從來沒有真正平等地以他們為師。也許還可以容忍我更尖銳的、但我自認為是更原初的質問：學者和學術難道就是如此嗎？研究難道是一種新的歧視嗎？ ※ ※ ※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驚擾之前還有一些話該說。 無論起輦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還是在六盤山——那裡都是一種宗教性很強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鳥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烏珠穆沁牧區，蒙古牧人對於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諱的。對於這種葬法，我為了尊重，從來在作品中迴避描寫。比如拙作《黑駿馬》中，主人公只是說：「自古以來，畜群從不來這兒吃草，人家也不靠近這兒居住。」——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從未進入過汗烏拉的天葬地；不進入，不言及——都是草原上無文的法律。為的是對逝者尊重，為的是遵循一種道德。 人們也許對六盤山周邊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於回族，近年來一連6年參與著六盤山區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業。在六盤山周邊，處處都有回族——伊斯蘭教的聖徒墓。窮苦的回民們洗過宗教的沐浴之後，虔誠地到那些聖墓上誦經悼念。我多次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時，隨著一些年長的老人行走；路過一片墳園，老人捧起兩掌，為死者接「都哇爾」（祈願）；我注意到那是漢族墓，便問：「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對我說： ——要為眾亡人舉念！ 舉念，這是一個不易解釋的詞彙。它很深沉，含意盡在兩字之中。 ※ ※ ※ 這樣，我想我可以結束這篇文章了。 誠然是，學術無國界，研究不簽證。但是在考古隊的鐵鏟上，究竟有沒有一種更高的道德呢？ 蒙古草原由於它承載的文化的遊牧性質，用一句考古學行話：草原上很難形成文化層堆積。連續兩千餘年的北亞遊牧文化，並沒有如數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說，遊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這一處國寶；但是，成吉思汗陵確是蒙古人和北亞遊牧民族擁有的最貴重的遺產，——若是匆匆挖了它，那麼後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著學習考古學了。 「心比天高，身為下賤」，也許是我們中國文人的固癖。但是對於蒙古高原的那萬頃牧草來說，我並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過了自己的青春，而且從那裡獲得了後日學術和文學的基礎。聽說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後，我無法安寧。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搖曳，我感到無言的牧人們正在凝視著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後一定有數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國人志願當買辦，我仍然決心再三挑起這個話題。 成吉思汗陵寢應當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決定發掘與否。如果連這樣的事情也由有錢人說了算，那麼人文科學便再無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學者們在皇軍的威風下進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動；50年後，日本學者們又在日元的威風下捲土重來了。一介書生之美，清貧文章之美，難道已毫無價值了嗎？ 我相信，未來的某位蒙古學者——他曾經是一個牧羊小孩——會站出來為我作證；這並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學者的重要道德。 我沒有錢，但我有筆，這就足夠了。 我能夠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視了。 1991·1·東京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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