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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革命軍》由上海的大同書局印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當時署名為「革命軍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同時出版，以後曾合在一起刊行，稱《章鄒合刊》。這兩篇名著，是當時宣傳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鄒容的《革命軍》，則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為主要武器，從正面闡述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宣傳革命排滿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筆典雅深沉，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在閱讀鄒容的《革命軍》時，可同時研究章氏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鄒容（1885—1905年），原名紹陶，字蔚丹，四川巴縣人。 1901年夏天，鄒容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決定自費去日本學習。1902年春，鄒容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學習。 在這期間，鄒容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新書籍，如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以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書籍。這時鄒容所憧憬的是歐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 鄒容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地參加留日學生的反清宣傳，不久被迫離開日本，於1903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國後，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愛國學社，積極參加拒俄運動。 鄒容在日本時，已著手撰寫《革命軍》，回到上海後，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軍》的最後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為之作序，章行嚴（即章士釗）為它題籤。 上海的革命刊物《蘇報》，刊登了鄒容寫的《〈革命軍〉自序》，和評論《革命軍》的文章，這一來，人們爭相閱讀《革命軍》，交口讚譽它應成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這部被譽為中國近代《人權宣言》的公開問世，嚇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結帝國主義查封了愛國學社和《蘇報》，逮捕了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這就是1903年震驚中外的「蘇報案」。鄒容在獄中受盡凌辱，於1905年死於獄中，年僅20歲。 《革命軍》，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思想的名著。全書2萬多字，共分七章敘述：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獨立之大義；七、結論。 《革命軍》一開頭就熱烈地歌頌了革命事業的偉大：「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鄒容從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識到資產階級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一道理，明確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鄒容指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稱皇帝，建立專制政體以後，這種視國家為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是中國兵連禍結，國病民窮以及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鄒容得出結論說：「革命！革命！ 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國面臨封建主義的壓制和列強驅迫的處境下，鄒容得出一個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結論：「欲御外侮，先清內患」。《革命軍》在揭露清政府貪酷無度和統治者的荒淫無恥時說：「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借。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 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鄒容在《革命軍》中，不僅無情揭露清王朝是國內被壓迫民族的監牢，而且是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他說：「『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因此，鄒容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他豪邁地說：「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掃除干涉中國主權的「外來之惡魔」。鄒容堅決地宣佈：與帝國主義血戰到底，「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鄒容吸取了戊戌變法和義和團的教訓，在爭取中華民族生存的鬥爭時，不再維護清王朝，而主張堅決地推翻清王朝這個「洋人朝廷」，這顯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鄒容在《革命軍》中，還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共25條綱領。例如，「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時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為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凡為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見，鄒容已經具備了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鄒容這個建立共和國的綱領，體現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去取代地主階級的封建專制制度，用民主選舉的總統去更換一家一姓的君主，這使中國社會發生一個巨大的進步。鄒容在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綱領，不但擺脫了千百年來農民的「皇權主義」，而且還摒棄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君主立憲方案，具體回答了當時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真不愧是「雷霆之聲」，驚動中國，驚動全世界。 《革命軍》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長期蘊蓄在人民群眾心中的階級仇、民族恨，無所顧忌地呼喊出來，它旗幟鮮明、大膽潑辣地「勸動天下造反」，猶如一聲春雷，炸開了萬馬齊暗的中國大地，受到廣泛的歡迎。自從《革命軍》出版以後，反清革命運動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國，已成為定論了。 鄒容由於受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在《革命軍》中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和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導致他寫出「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的錯誤詞句。在憤怒指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時，他也說了某些過頭話，如「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等大國主義思想。我們不可苛求前人，何況鄒容當時還只是一個18歲的年輕人。 《革命軍》出版後，翻印流傳極廣，風行海內外。據估計，它在辛亥革命時期，共印了20幾版，總印數超過110萬冊，占清末革命書刊銷售量的第一位。孫中山十分重視《革命軍》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說：《革命軍》一書，宣傳革命，「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革命軍》一書的出版，啟迪了一代愛國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吳樾，得到《革命軍》後「三讀不置」。四川著名會黨首領佘英，在家鄉滬州讀到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警世鐘》「大受感動」。 《革命軍》充滿著熾烈的革命熱情，氣勢磅礡，震聾發聵，有如一聲震撼大地的驚雷，把皇冠震落於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響，正如魯迅所評價的：「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魯迅全集》第一卷《雜憶》）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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