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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生於三國蜀後主建興十一年（233年），去世於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歲。他少年時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蜀漢時，陳壽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等職，後受權貴排擠去職。蜀漢滅亡後，他在西晉政權中任過著作郎、長平太守、治書侍御史等官職。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誌》寫作於西晉統一全國後不久。全書共65卷，分為《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記載了黃巾起義之後到晉滅吳將近100年的歷史。其中《魏書》1—4卷是帝紀，《魏書》其他部分和《蜀書》、《吳書》全部都是列傳。 《三國誌》成書後就受到時人推重，人們讚譽它「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晉書》卷82《陳壽傳》）這確實道出了《三國誌》的特點。 陳壽對三國歷史有個總攬全局的看法和處理方式。三國時期歷史複雜，三個政權並存，在史書上如何恰當地反映這種情況，是頗費斟酌的，陳壽對此處理得比較得當。《三國誌》以魏為中心，為其帝王立紀，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同時陳壽又為蜀和吳單獨寫書，與《魏書》實際上並無統屬關係。三書分開各自是國別史，合起來則是三國史，用三國並敘的方法，反映了三國鼎立的歷史局面。這個作法，對於後世史書編寫有一定影響。唐初李延壽撰《北史》、《南史》，實仿其體例而稍加變革；元修宋、遼、金三史，也是受其啟發才確定了撰寫體例。 三國誌篇幅較少，卻很全面地介紹了三國時期的政治、軍事形勢，以及歷史變化情況。陳壽以《魏志》諸紀提挈起歷史大事，作為全書的總綱。又分別以魏、蜀、吳三書記述三國鼎立的開端、發展及結束。他記述了黃巾的興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戰後曹操勢力的迅速增長，赤壁戰後三國鼎立，夷陵戰後蜀吳長期合作和蜀魏長期對立；魏明帝傳位嬰兒以至曹爽的失敗是魏晉替興的轉折、諸葛亮之死是蜀政變化的標誌；孫權晚年嫌忌好殺已肇敗亡的危機，等等，清晰地描畫了三國興亡的脈絡。當代史學家白壽彝先生說： 「《三國誌》外表上有類於傳記彙編，實際上卻自有一個密針縫製的局度」（《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第51頁）。這話是很確實的。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複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誌》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或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三國誌》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誌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誌·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誌》行文簡明、乾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佔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揭示了《三國誌》的思想特點。 明乎得失是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利於治軍理政，同時也指門閥世族如何在紛雜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風化則指有利於維護封建綱常禮教，有利於維護世族利益。 陳壽在書中宣揚了君權神授思想。在《武帝紀》中記曹操破袁紹後，交待50年前就有黃星出現，預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權的興起。記曹不稱帝時，又講有黃龍出現在曹操的故鄉。對於蜀吳的稱帝，陳壽也點明是天意所在。從這種天命論出發，他贊成前朝舊臣變為當今新貴，卻指責失敗的政治家不識時務。按陳壽的看法，朝代的興替由天意決定，誰建立了政權，誰就是天命攸歸。服從新朝也就是順從天意，這是符合當時世族的政治利益的。當朝代變化頻仍的時候，只有這樣，世族才可進退裕如，盡量免遭損失。 書中很重視傑出人才的歷史作用，對於諸葛亮、曹操、劉備、孫權諸人的能力與歷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寫與敘述。對於人事、人謀對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影響，書中也作了大量記述，給人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重人事與重天命思想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三國誌》的矛盾特性。 陳壽還通過歷史人物宣揚了忠貞節義的封建倫理觀念。 書中記臧洪率東郡軍民抵抗袁紹，最後全城戰死的事跡很有代表性。當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時，臧洪讓手下吏士各自帶領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堅決要求戰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後，主簿從內廚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給全體將士，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感動得「將士鹹流涕，無仰視者」。最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三國誌·呂布臧洪傳》）。陳壽在這裡表示了他對節義的嚮往，也寫出了書中較為生動的片斷。他宣揚忠貞節義與宣揚順天達命，勉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實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順天達命，袍笏登場，世族中的頭面人物要隨波逐流，以保其榮祿富貴；忠貞節義，死而無悔，世族的部屬們卻要全忠仗義，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們維護了封建倫理，也維護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國誌》深深地打著時代的印記，準確反映了這一時期世族門閥政治的特點和時代的需要。 《三國誌》只有紀傳，沒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內容，這是它的一個缺點。記事過於簡略，提供的歷史資料不夠豐富，是它的又一缺點。 裴松之的《三國誌注》彌補了《三國誌》記事簡略的缺點。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他的《三國誌注》引書200餘種，補益了大量史實，人稱《三國誌》功臣。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歸納他作注的體例有六：「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一曰參諸家之說，以核同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這個歸納是準確的。裴注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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