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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歷史上，有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因都複姓司馬，所以人們稱為「兩司馬」。就是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和主編《資治通鑒》的司馬光。 司馬光（1019—1086年），宇君實，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他父親司馬池，官任天章閣（皇帝藏書閣）待制（皇帝顧問）。司馬池為人正直、清廉，這對司馬光有深刻的影響，時人讚譽司馬光是「腳踏實地的人」。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中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學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等職。 哲宗即位，任過尚書左僕射。 司馬光為何要編寫《資治通鑒》呢？他看到當時沒有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使學習歷史的人感到很困難；同時他為了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於是，他便決心動手編一部「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進資治通鑒表》）的史書，並確定此書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同上），希望宋神宗藉以改進政治，安定國家。 《通鑒》是一部集體編寫的歷史巨著，主編是司馬光，協修是劉恕、劉攽和范祖禹，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編寫的書原名為《通志》，神宗即位後，把《通志》改名為《資治通鑒》，意思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由於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不想參與政治，而專門從事編書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資治通鑒》的書局由汴梁遷往洛陽。司馬光等人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按年月順序，標明事目，剪粘排列起來，叫做叢目，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捨，並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跡相牴觸之處，須加考訂，說明取捨理由，作為附註。由此寫成第二稿，叫做長編；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異同，刪其繁冗，修改潤色，最後定稿。 元豐七年（1084年），司馬光主編的巨著——《資治通鑒》終於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歷史，分為294卷，共計300多萬字；另外《目錄》30卷，《考異》30卷。共花了19年的時間，才編成這部巨著，據說，他們摘引的資料和底稿，堆滿了兩大間房子。書未完成，分工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由於積勞成疾死了。分工撰寫兩漢部分的劉攽，這時已經62歲了。分工撰寫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這時雖年僅43歲，也顯得未老先衰了。司馬光此時也65歲了，由於操勞過度，雙鬢霜白，牙齒脫落，用他的話說：「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這部書上了。」這年12月，司馬光不顧寒冬臘月，請人用錦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用車馬載著，他和劉攽、范祖禹等人親自押送，從西京洛陽出發，日夜兼程，送往東京汴梁，向宋神宗進獻《資治通鑒》。神宗加封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司馬光因編纂此書，損害了健康，此書問世時，他已逝世1個多月了。 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通鑒》，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歷史上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創業之君，如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漢文帝和漢景帝。中興之君，如漢宣帝。至於「習於宴安，樂於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遠之患」，使「祖考之業」日趨頹下的陵夷之君（《歷年圖序》），像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桓帝、靈帝，都屬於這一類。在司馬光看來，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捨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慾，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顧，民怨不知」（同上），像陳後主、隋煬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對於亂亡之君，《通鑒》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以為後世君主的鑒戒。 對於軍事的記載，《通鑒》也很突出，對戰爭的描述也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對戰爭的起因，戰局的分析，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是傑出的例證。 《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因此，它對於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 文化方面，《通鑒》也有記載，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典籍的校理，石經的刻立，九經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系統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史學方面，從《漢書》到沈約的《宋書》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記載。科技方面，記載最多的是歷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通鑒》還有歷史評論。一類是屬於司馬光自己寫的，每篇以「臣光曰」開頭；還有一類是選錄前人的評論，開頭都寫明作者名氏。當然，司馬光所選錄的前人史論，都是符合自己的觀點，大部分用於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鑒》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司馬光是奉詔編書的，皇家的崇文院，據宋仁宗時所編《崇文總目》的記載，共列書籍30669卷，是當時全國藏書最多的地方，司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閱。宋神宗又以穎邸舊書2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司馬光洛陽的住宅裡，「聚書出五千卷」，其他協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書。司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來的史書也無不搜集。對於私家的藏書，他們也多方借閱，如劉恕曾親自去藏書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誦手抄。可見，《通鑒》所搜集的材料是很豐富的。有人估計，《通鑒》所引之書多達300多種。 《通鑒》是我國一部極為重要的編年史，它不僅給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統治經驗，同時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比如書中所引各書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賴此書保存。它全書體例嚴謹，前後脈絡分明，語言文字也極為簡練。這些對後世史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通鑒》出現後，一度中衰的編年史書體裁，才得重振旗鼓，並加以發展起來。自南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直到清代徐乾學撰《資治通鑒後編》，畢沅撰《續資治通鑒》，夏燮撰《明通鑒》，無不遵循司馬光所創的義例。不僅如此，由《通鑒》派生出來的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出現新的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因此，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一向受到史學界的好評。宋代的王應麟、清代的王鳴盛、錢大昕都有贊語。 錢大昕在《跋宋史新編》中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這是符合《通鑒》實際情況的。 《通鑒》也有它的不足和缺點。由於司馬光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在對待農民起義問題上，其立場與觀點大有問題。它把歷代農民起義均稱為「賊」或「寇」。另外，在體例上也有失當的地方，洪邁《容齋隨筆》和顧炎武《日知錄》等書曾提出這一點。如年號問題，在封建社會，一年往往有幾個不同的年號，司馬光只採用後一個年號，而其他年號一概不提，這就使讀者對在這之前的年號無從知曉，給閱讀帶來不方便。 這裡還要提一下《通鑒目錄》和《通鑒考異》。《目錄》30卷，仿《史記》年表的體例，紀年於上，列《通鑒》卷數於下；《考異》30卷，說明材料去取的理由。這兩書雖不能與《資治通鑒》相比，但它們互相配合，這樣使《資治通鑒》的體例更為完備，這是值得讀者注意的。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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