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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志》



「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

  屬典章制度的書,一般稱為「政書」。它專講我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變,保存歷代的文化、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資料,使用價值很大。我國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當推典謨訓誥一類的文字記載,以及「三禮」專著。到漢代,司馬遷作《史記》,以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准書的形式記述了漢武帝以前歷代典章制度的原委;東漢班固寫《漢書》則改《史記》中的「書」為「志」。此後,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記於有關史書的各「志」中。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統的。到唐代,劉知幾的兒子劉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專著,但它敘述十分簡陋,不被人重視。後來杜佑在「志」的基礎上更詳細地論述了歷代典章制度,有《通典》問世,由於它編排得體,條理分明,記敘完備,在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發凡起例者。
  《通典》之後為後人所注意的,有鄭樵作的《通志》與馬端臨作的《文獻通考》,以上三書被合稱為「三通」。「三通」所記我國古代典章制度內容全面,分類得當,源流分明,檢索方便,所以深受後人歡迎。
  鄭樵(1103—1162年),字漁仲,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從16歲開始,謝絕人事,閉門讀書,「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夾漈遺稿》卷二《獻皇帝書》)。他不應科舉,無心於仕進,深居夾漈山讀書、講學30年,所以人稱為夾漈先生。據《宋史·鄭樵傳》記載,鄭樵好著書,自比不下漢的劉向、揚雄。每搜奇書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其家之書而去。他一生著作甚豐,有《氏族志》、《動物態》、《圖書志》等80餘種。但其代表作,卻是一部包羅各代歷史的《通志》。鄭樵是自學成才,既無家學,又不是史官,在客觀條件上,既不如司馬遷,也不如班固。
  鄭樵所處的時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圍汴京,第二年汴京淪陷,欽、徽二帝被俘北去。從此,宋室南遷。鄭樵從主張抗金,轉入著述生活。1158年,鄭樵被宋高宗面召對策,他當著皇帝的面述說自班固以來歷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處。高宗很讚賞他的宏論,說他敷陳古義,自成一家。鄭樵的晚年,埋頭撰寫《通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後,便進京獻書,終於得了一個樞密院編修的官銜,准許他進入秘書省翻閱書籍,可惜被人彈劾,失去了這種權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鄭樵畢生心血的結晶,他說是「五十載總為一書」。它共有200卷,記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記上古至唐,紀傳記三皇至隋)。全書分為:帝紀18卷,后妃傳2卷,年譜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傳130卷,載記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質和列傳相近,篇幅也不多,後人把它歸入列傳,這樣,《通志》就成為紀、傳、譜、略、載記五種體例構成的史書了。它實際上是繼承《史記》的傳統體裁,不過在改「表」為「譜」、易「志」為「略」,以及全書綱目體例的統一,史事的考訂改編,二十略的創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獨到的見識,也有所創新,所以,章學誠稱讚《通志》,是鄭氏「別識心裁」的創作。
  《四庫全書總目》說,鄭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視二十略。
  這二十略有些是鄭樵獨創的,像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木昆蟲等略。鄭樵自己也說過:「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通志·總序》)
  鄭氏在編纂《通志》這部500多萬字的巨著時,其方法是值得重視的,他先從各個專門的學問入手,通過對史料的考訂和實踐的調查,把所有的史料「會同」起來,所謂「會同」,是指把各種史料加以綜合整理,也就是盡可能全面地匯總各種史料,按照年代先後予以整理、編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種事物從古到今的發展過程。鄭氏最後把其研究成果,歸納入紀、傳、譜、略、載記等體例之中,編成了獨創一格的《通志》。鄭氏這種求實的治學態度,是他在史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這種思想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他敢於批判某些傳統的思想,如反對主觀和迷信,這種思想含有唯物主義的因素。
  《通志》的體例和編纂方法,在我國史學發展史上有過一定的影響。清乾隆年間所修的《續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據《通志》的體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體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後人在研究目錄學、校讎學等有關編纂方法時,也不能不研究《通志》。當然,它的體例和編纂方法也有不少缺點。例如,二十略的體例雖有所創新,但從《通志》的整體來說,它仍然沒有突破正統的舊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訂方面,也難免有主觀片面的臆斷。
  由於鄭樵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還有其立場觀點上的問題。例如,《通志》所載的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很少,而且對於農民起義都稱「反」稱「盜」。他說:「黃巾赤眉,連山亙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夾漈遺稿》卷三《與景韋兄投江給事書》)此外,鄭氏還存在著地理史觀、宿命論以及復古主義思想等。
  但是,綜觀得失,鄭樵是一位有貢獻的封建史學家,他在史學方面,特別是歷史編纂學方面的貢獻是應當給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對於後代史學的發展也起過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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