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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淵撰。 原名《島夷志》，明代作《島夷志》，清代改名《島夷志略》。 全書共分100條，前99條記載和涉及的地點總計220個，均系作者親睹，其說可靠；其第100條「異聞類聚」，是摘錄前人舊記《太平廣記》等書而成，沒有什麼價值。 汪大淵，安煥章，江西南昌人。關於他的生平，據吳鑒在《島夷志·序》中介紹：「豫章汪君煥章，少負奇氣，為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矣。顧以海外之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舶以浮於海者數年，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為書以記之。校之五年舊志，大有逕庭矣。」汪氏自己在《島夷志後序》裡說：「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於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張翥在《序》裡說：「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繼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征也。」可見，汪大淵是大遊歷家，曾兩次隨中國商船到東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島夷志略》前99條中有關各地的山川、風土、物產、居民、飲食、衣服和貿易的情況，都是他當時根據親身的見聞記錄下來的，因而是可靠的。 歸來之後，他又以5年的時間，校對前人的記載，發現其中許多與自己的見聞「大有逕庭」的地方。可以斷定，該書初稿，大概也是在這5年內完成的。 《島夷志略》最後成書是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順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這年冬，汪大淵路過泉州，適值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蒞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在五代後曾置清源軍節度，宋代加清源郡號，故又稱清源）散失，《後志》僅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為止，乃命吳鑒編修《清源續志》。吳鑒以泉州為對外貿易的大港，船舶司的所在地，諸蕃幅輳之所，不能沒有海道諸島嶼及諸國地理情況的記載，於是請兩次親歷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況的汪大淵撰寫《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這一是為增加商人、文人的見識，二是宣揚元朝的威德遠大。從吳鑒為《島夷志》作「序」在「至正己丑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淵最後成書的時間不會晚於這年11月。 不久，大淵回到故鄉南昌，復將《島夷志》刊印成單行本，以廣其傳。至正十年（1350年），又請翰林修撰張翥為之作「序」，正式發行於世。現存的《島夷志略》，在吳序之前，有張序，可見源於南昌所刻之單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續志》附錄。 元代海外地理專著還有陳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兩書都不如《島夷志略》的價值。《大德南海志》原書20卷，今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多雖多，然僅列其名而無敘述。《真臘風土記》雖記載詳賅，但僅一國而已。總之，《島夷志略》是我們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價值的必讀地理著作。 《島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和趙汝適的《諸蕃志》，下啟明初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等書。但《嶺外代答》，特別是《諸蕃志》，主要是作者耳聞，而不是親歷，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錯誤。《四庫全書總目》在評價中指出：「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征者比。」馬歡著《瀛涯勝覽》，是受汪大淵的啟發。他在自序中說：「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歎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於是采摭各國人物之丑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制，編次成帙。」《瀛涯勝覽》雖敘事更為詳細，但涉及的只有20個國家，遠不如《島夷志略》之廣。費信受汪大淵的影響更深。在他的《星槎勝覽》裡，許多地點的記述是從《島夷志略》中抄襲來的。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所收條目與《瀛涯勝覽》相同，內容也大同小異，實不過是根據馬歡的記錄加以潤色，行文瞻雅罷了。 《島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為我國公、私藏書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淵閣書目》、晁氏《寶文堂書目》、錢氏《述古堂書目》等均收有《島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統志》、《東西洋考》、《古今圖書集成》等，都引用過《島夷志》，清代的《四庫全書本》中有《島夷志略》，而《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作《島夷志略》，這說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島夷志略》。 在明代，未聞有《島夷志》刻本，當時藏書家所藏刻本當是汪大淵在南昌所刻的單行本。錢氏《述古堂》還藏有「元人鈔本」，《天一閣》則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已亡失。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國初年所見的抄本為舊抄本和《四庫全書》傳抄本。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舊抄本與《四庫全書》本有出入，說明在明、清有多種抄本存在。彭氏《知聖道齋》藏本今在北京圖書館，丁氏《竹書堂》抄本今藏南京圖書館。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島夷志略》自元以來，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學者所重視，校注的人很多。從現存的來說，以沈曾植的注本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將該本刊於《古學匯刊》中，題名《島夷志略廣證》，分上、下兩卷。沈氏認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樓書目》中改為《島夷志略箋》，孫德謙幫助校訂。沈氏不懂外文，書中所考之地名往往游移不定，錯誤之處較多；孫氏校訂時，亦僅以沈氏筆誤、字誤為限，因而價值不大。今本則以北京大學蘇繼廎教授的《島夷志略校釋》為最好，他以《四庫全書》文津閣本作底本，同時以龍氏《知服齋叢書》刊本、彭氏《知聖道齋》藏本、丁氏《竹書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等書中引用的《島夷志》互為比勘，並以《諸蕃志》、《星槎勝覽》等書為旁證，因而糾繆補正較為完備。在註釋方面，更是詳徵博引，參考圖書達100多種，涉及的語文、方言有10餘種；他集中外諸家之說，然後進行分析研究，取長補短，考諸家之所未考； 此外，在校釋中，蘇繼廎教授還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華僑史、西域南海物產志和民俗學等，為研究古代中外關係提供了不少參考資料，並有獨創的見解。這些，都是中外其他學者所不能比擬的。 《島夷志略》在國外也有很大的影響。凡是研究元代東亞、南亞諸國及海上交通的外國學者，都一定閱讀《島夷志略》。 在國外，研究和閱讀《島夷志略》的學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紀中葉，西方學者就注意到《島夷志略》這本書，接著就進行翻譯、徵引和考證。其中最著名的學者首推衛理亞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編的《漢籍叢錄》裡，列有《島夷志略》。格倫維爾（Croeneveldt）在1876年編輯的《南海群島文獻錄》裡，亦有此書名。布萊資須納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紀史地探究》中，將《島夷志略》中的「天堂」條譯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對《島夷志略》的有關地名，也有頗多的論述。 日本學者對《島夷志略》的重視與研究遠遠超過海外其他諸國。籐田豐八以龍氏《知服齋叢書》刊本為底本，參考其他藏本，對《島夷志略》進行了全面的校訂，同時作出註釋，題名為《島夷志略校注》，於1914年在羅振玉主編的《雪堂叢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國學文庫》中重版。這是當時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學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錯誤。現在，研究《島夷志略》的日本學者仍有不少。 美國學者對《島夷志略》的研究較晚。柔克義（W·W·Rockhill）曾將《島夷志略》的前99條中的60條地名譯成英文，發表在1914—1915年《通報》上的《十四世紀時中國與南洋群島印度洋沿岸諸港往來貿易考》裡。此後，隨著貿易的發展，美國學者（包括華裔漢學家）研究《島夷志略》的日多。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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