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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水門 六○○辦公大樓
  一個丰滿的墨西哥姑娘接起了電話,“晚上好。墨西哥一美國貿易聯盟。”
  還好,這個辦公室的設備還沒有升級到電視電話的程度。對方嚴峻的口吻讓她的表情很難看。
  “他正在開會,贊格瑞達先生。他說過不讓打扰。”
  曼紐爾·贊格瑞達的回答似乎是讓她明白她必須把她的老板叫出會議室,這使她臉上又現出几次難看的表情。
  “但是,贊格瑞達先生,我……”
  電話里傳來“啪嗒”一聲,她把電話拿開,看著它,就好像這東西剛剛當眾做了什么失雅的動作似的。
  她身后的門開了。
  “剛才是誰?”韋勒問道。韋努斯迪亞努·韋勒,這位聯盟的經理是個矮胖的男人,穿褲子得用背帶,省得肚子前面讓腰帶勒出鼓鼓囊囊的…圈肉來。他穿著黑襯衫,戴著褐色領帶,褲子的背帶卻是黑色的,他的頭發黑亮如炭,而且濃密均勻得像鞋刷,額頭上的發際線低得很不自然。
  “贊格瑞達先生,”她說,“他想讓我把您從會議室叫出來,不過……”
  “找他回來。他在哪儿?”
  “在他辦公室。他說他會在那儿再呆一個小時,然后就去參加艾普賴爾先生的聚會。”
  “把他找來,就現在。”韋勒“砰”地一聲關上了門。
  15分鐘后,韋勒已跟曼紐爾·贊格瑞達談過,他穿過過道,向右一拐,在相鄰的一間辦公室門口停住。門上木制的小標志上也燙著金字“墨西哥-美國貿易聯盟。”他按了門鈴,不耐煩地等了一會儿,門開了,他走了進去。套房的一部分放著各种高科技的通訊設備,他徑直走進后面的小房間,一個年輕人正坐在桌后,他深思悲傷的臉龐就像是剛從男人時尚雜志上走下來的。他抬起頭,往他的轉椅上一靠,雙手放在頭后。
  “墨西哥城有消息了嗎?”韋勒問道,在房間里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還沒有,”年輕人說,“你是了解他們的。他們說是要給個答复,可從不說到做到。”
  “贊格瑞達已經等不及了。”
  這句話給年輕人臉上挂上了一點笑意,“這不算什么新聞。”他說。
  韋勒沒有笑。他用西班牙語說:“我可不喜歡這樣空等著。也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問題往往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也無能為力呀。墨西哥城那邊是了解情況的。從中午到現在我已經打了四次電話了,還發了電子郵件。每次他們都會說有答复的。要是你希望的話,我就再試試。”
  “不用,不必了。”韋勒走向窗台,從那里可以俯視肯尼迪中心,參加多明哥音樂會的車輛陸陸續續地到了。他沒有轉身,說:“贊格瑞達今晚要參加那個募捐晚會。副總統本來不想邀請他,不過咱們的朋友算是勸服了他。這個副總統真是個白痴,瓊斯。他真該跟總統先生好好學習,總統先生可是個實用主義的榜樣。”看瓊斯·坎帕斯沒吱聲,韋勒轉過身來同情地看了看他年輕的同事,就像一位教授看看他可怜巴巴沒听懂的學生,“一小時后你會在哪里?”
  “就在這儿。”
  “你工作這么晚,你的弗洛瑞斯小姐怎么說?”
  “勞拉?她自己也工作得很晚。”
  坎帕斯最近經常見勞拉·弗洛瑞斯,一個在華盛頓工作的年輕迷人的墨西哥姑娘。韋勒很了解勞拉在墨西哥城的家庭背景,特別是她那有錢的做生意的父親。正因為他十分了解這個家庭,所以弗洛瑞斯先生對他女儿的失望他也就更加理解。弗洛瑞斯小姐一直是個很倔強的女人,做學生的時候就在墨西哥領導過抗議活動,現在到了華盛頓又成了個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
  “我要回家了。”韋勒說,“一有消息你就告訴我。車里的電話、我家里的號碼,你總能找到我的。”
  “當然。”
  韋勒回到他的辦公室,整理好手提箱,穿上西服、雨衣,戴好帽子,走到前台跟露莎道晚安,露莎正在翻閱《墨西哥藝術》里面精美的照片。
  “我剛才太暴躁了,真抱歉。”他微笑著說,“壓力太大了。有時真讓人煩。”
  “用不著道歉。我也理解這段日子大家都不容易。”
  “你們家里來信了嗎?”
  “對。他們都很好。我弟弟要上大學了。”
  “UNAM?”
  “對。他本想上私立學校,可費用……”
  “是啊,上私立學校太貴了。”
  UNAM是墨西哥國立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縮寫,過去一直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溫床,尤其是它的經濟系。可是,從90年代起,隨著它的國家開始接受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并付諸行動后,宣講更實用的市場經濟理論与技術的私立大學招生几乎翻了兩番,盡管其學費昂貴,但學生總數比UNAM少不了多少。初出茅廬的墨西哥領袖們預感到他們的國家正在走的道路,并為此准備著。許多招聘啟事的后面都附有一條:“不要UNAM畢業生。”
  “不知我能幫什么忙?”韋勒說。
  給錢,露莎想。“謝謝。”她說。
  “晚安。”
  “晚安。”
  韋勒把車子從辦公樓下面的停車場倒出來;駛向他家所在的華盛頓的一個叫“亞當-摩根”的很有生机、文化多元的地區。
  一年前,他被選為墨-美貿易聯盟的新經理以代替患癌症死去的前任時,他們家才搬到那里。盡管這個職位代表著墨西哥城首腦的信任,可要他告別過去舒服的日子,心里還是很不情愿的。1982年,在政府接管墨西哥中央銀行時,在那個有可能對墨西哥經濟造成災難的危机時刻,他就站對了政治立場,從而享受到了一系列的好處。由于他對墨西哥“輪流上台的獨裁者”,執政的革命制度党所表現出的忠誠,党賞給了他一連串在銀行的合算差事,使得他一家都過上了上層中產階級的生活。他曾經試著說服他的老板們別把他派到華盛頓來,可最終也只能乖乖地听話。美國下一屆總統選舉對墨西哥經濟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貿易聯盟將來的命運需要一個有著韋奴斯迪亞努·韋勒的見識和資歷的人來指引。韋勒意識到給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是一种适度的奉承;但他也了解,拒絕這個職位將意味著他在家中權威的降低。“先干兩年吧,”他被這樣告知,“如果聯盟的任務能出色地完成了,你會有好處的。”
  如今,几乎是風平浪靜的一年算是過去了。
  第二年已經開始露出它猙獰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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