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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可以回去了嗎?”我問道。
  “很快就可以了。”現在是星期五的深夜,馬雷諾偵探不像一大早那樣熱情友好。他臉色很不好看,疲憊而煩躁,沮喪不堪。他在這個平靜的南帕薩德納小鎮已經做了十五年偵探,在這之前,他還當了十年街頭巡警。搶劫、殺人,甚至于家庭糾紛,事事都要他來過問。可是,這么多年來,阮凱才是他受理的第七宗謀殺案。前不久的財政削減計划剛剛決定,市政廳將正式取消謀殺案的偵破撥款。
  馬雷諾將利昂和我安置在警察局會議廳,因為在這儿可以喝到咖啡。這里沒有局里的值班人員和巡邏人員進進出出辦理公事,我、利昂和馬雷諾三個人可以絲毫不受干扰,整個警察局好像只有我們三個人。四周安靜极了,靜得令人心慌,只有值班員和在街上值勤的警車不時通通話,隱隱約約的報話聲偶爾會打破會議廳里的寂靜。
  利昂撐不住了,他蜷縮在椅子里睡著了,還不時發出陣陣鼾聲。
  馬雷諾讓我從頭再講述一遍事情經過,我分辯道:“我從頭到尾已經給你講過三遍了!”
  “四遍。”
  “好吧,四遍。我沒什么可說的了。”
  “這些東西足夠市里的偵探們忙一個星期。”
  “對不起,”一個值班員手里捧著一個大紙板箱對馬雷諾說,“是您要在記錄本上簽字取走這個東西嗎?”
  “放到這儿吧!”馬雷諾把紙盒放在我們倆中間的桌子上。我聞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果然,他從里面拿出那個擠碎了的紙包,里面裝著我的晚飯。馬雷諾用手指頭輕輕一撥,露出里面凝成一塊塊的沙拉和鮭魚,還有碎的果醬餅。
  “這東西是你的嗎?”
  “我的晚飯。”
  “怎么不在飯館里吃完?”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和以前的丈夫在一起,我感到不自在。我們談完了事以后,我就不想再待在那儿了。”我無可奈何地縮在椅子上,拉拉利昂給我的茄克衫的領子,蓋住脖子。“我早就說過了。我已經說過四遍了。”
  放下紙包,他又從紙箱里拿出一個公文包,將它打開,把里面的文件一頁頁展開。當我跪在斯科蒂身邊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從我手里滑到地上。所以直到馬雷諾讓我講述晚上的事情經過時,我才恍然想起這事。公文包和飯盒一樣,都被水浸透了。里面的文件邊邊角角都有點卷曲,不過還完好無損,沒有殘破。我高興起來,因為馬雷諾對我說的事情半信半疑,這下我可以證明這一切都是真的了。
  “這也是你的?”
  我點點頭:“這些就是我跟你說過的斯科蒂交給我的文件。”
  馬雷諾伸手在包里摸索,掏出一個厚厚的信封。以前我沒注意有這么一個信封,不過我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
  “這是從哪儿來的?”馬雷諾問道。
  “我跟你說過,斯科蒂給我一筆現金,我沒要,又還給他了。”
  “既然還給他了,怎么會在這個包里出現?”
  我覺得只有一种可能,于是我告訴他:“一定是他在遞給我包之前把信封悄俏塞進去的。這又怎么了?我告訴過你錢的事儿,這不,就在這儿了。”
  “這又是什么?”他又朝紙箱里看了看,這回拿出了一團髒兮兮的棉紙。“也是你的?”
  “我沒見過,不知道是什么。”我探身看了看,說。
  “看看吧。”他打開棉紙。里面是一個舞蹈者的玉制雕塑,和那天早上阮凱帶來的掉在桌子上的那個相似。
  “這是一個珍貴的藝術品,”我說,“是一套十二件中的一個。這套曾經在帆港一家博物館展出過,一直到1975年。博物館記錄過這件東西。我也見過。”
  “你覺得這東西很值錢?”
  “可能是。”
  “那它怎么會出現在你的晚飯里。”
  我拿起這個小小的雕塑,湊上去聞了聞,一股鮭魚味。
  過去的事情一幕一幕在我腦海里重新閃過,我飛快地回憶著斯科蒂那一晚上所說的話和他的一舉一動。他安排了兩個約會,一個是跟我,一個是和另一個人。我回想起當他走出候車亭時神色緊張,在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一個勁儿地看表。我猜他不愿帶著一疊現金和這個精致的小玉人去見第二個人。一般合法的商務談判中,雙方初次見面,不會如此緊張,所以,他的這次約會一定有問題。
  馬雷諾正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我把手上的玉人還給他:“有沒有人問過阮凱的丈夫薩姆,包貢在他們家偷走了些什么?”
  “這事有點蹊蹺。”馬雷諾邊說邊把玉人用浸著水的棉紙重新包好。“你跟我講過有人人戶搶劫,可能有這事吧。可是那家的丈夫薩姆卻說壓根沒有這回事。他說他有二十年沒見過這個包貢了。”
  “薩姆是這么說的?”
  “要么是丈夫騙我,要么是妻子騙你。”馬雷諾像個孩子似地握緊拳頭,揉揉困倦的雙眼。“我開始以為是有人想騙取保險金,可后來檔案里沒發現有這樣的聲明。”
  我想理清楚這些瑣碎的細節,又問:“你剛才說,‘可能有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證据證明阮凱家真發生過搶劫案嗎?”
  “沒有。我只是听阮凱說有,而且我還看見她身上的傷痕。”
  “傷痕,嗯?”馬雷諾又在紙箱里翻找著什么。“怎么不能弄出傷痕來?你自己剛才就傷得不輕呢。”
  “有人和米丹談過嗎?”
  “我們還在找他,”馬雷諾說,“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館房間里了,你想看看別人是怎么傷的嗎?”
  我眼前擺著一排剛剛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發的現場。左邊第一張是一張臉部特寫,這張臉只剩下一半。那人一雙黑眼睛,左側太陽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個擠碎了的葡萄。下巴上傷得厲害,骨頭都露出來了。剩下的部分沒有半點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經一塌糊涂了。右臉被壓扁了,一只眼睛瞪著,沒有絲毫表情。
  第二張上是一具沒有頭也沒有手腳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著車門的痕跡,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筆畫在這個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沒有傷的胳膊至少斷了兩處。頭發沒了,露出光禿禿的頭皮。
  “這人是那個叫阿尼·鮑爾斯的嗎?”我問馬雷諾。
  “我正要問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著呼嚕,睡得正香。我拿起馬雷諾的鋼筆在紙上寫道:“他是讓利昂用汽車壓死的嗎?”
  馬雷諾也看了看利昂,一絲笑容飛快一閃——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說:“只差一點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點,他的傷足以送他上西天。驗尸官驗出,他是讓口徑9毫米的手槍給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來:“他是被人開槍打死的?是誰打死他的?”
  馬雷諾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張來,看上去像一團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彈從腦袋后面射進去,開了個大洞。”
  “沒有人身上帶槍。如果刀疤和多德兩人誰帶了的話,我應該早就感覺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細回憶著,“鮑爾斯自己又不會開槍打死自己。那還有誰呢?”
  “反正你說的那個刀疤是不可能的。我們從你把他甩下車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現在躺在監獄拘留所的醫院里,渾身都包扎著。你說的叫多德的人還沒找到,不過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訴過刀疤說鮑爾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鮑爾斯被車撞倒的時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會又返回去,把他這個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說呢?”
  “你說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傷的動物那樣?不過,我又覺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槍,他為什么不開槍打死斯科蒂呢?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馬雷諾點著頭,等我繼續說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槍,干嘛不在那儿就殺了我?他有的是机會開槍。”
  “手槍的聲音太大。”馬雷諾拿起一根鉛筆,在紙片上隨便划著。“你想沒想過,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殺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圍沒有別人了。”我爭辯著。
  “你不是說有廚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現過嗎?你能認出他們是誰嗎?”
  “我只听到他們的說話聲,沒看見他們的人。”
  “他們是廚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們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說的沒錯。而且我也沒看見是誰殺了斯科蒂。”
  “你剛才說,那輛白色福特車開過來之前,你已經看不見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們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經倒在路上了。”
  “可是問隔時間那么短。”
  “但确實存在這种可能。”
  “刀疤對我說過一句奇怪的話。”我一邊說,一邊竭力回憶刀疤說的每一個字,“他說是我把這一切都搞砸了的,還說我得還他這筆賬。”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頭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瘋了。
  “休息一會儿吧。”馬雷諾說。
  “好的。”我合上眼睛。
  馬雷諾翻了翻文件,我听見他把東西放回到紙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這間寬大的會議廳。利昂的呼嚕聲變成一陣陣輕微的鼾聲。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著了,還是在做夢,或者是繼續回憶著發生過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時候馬雷諾帶我穿過一條漫長、陰森的走廊,來到縣里的認尸所。我們在門外等著,直到驗尸員把斯科蒂的尸体處理好后才進去。時間已經不早了,所有白天送來的死尸都冷凍在冰箱里了。可是我還是聞到一股异味。四周的牆壁和通風管道總彌漫著這种特別的味道。
  在門廳綠色熒光燈那冷冷的燈光下,馬雷諾的臉被照得慘白,他不斷地問我:“你沒事儿吧?”
  我說“還好”。其實我感覺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門打開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們眼前。車床是纖維玻璃做的,而不是墊子。值班的老頭叫利普斯基,他向馬雷諾打招呼:“探長,這次自己帶桶了嗎?”
  馬雷諾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馬雷諾遠點。”利普斯基提醒我說,“他可是經常這樣。”
  斯科蒂被裹在一張厚重的塑料布中,當利普斯基把塑料布從他臉上拿開的時候,有人上前把尸床的支架放下來,使得床微微搖晃了几下,斯科蒂的尸体也隨著前后晃了晃。就好像睡夢中的人被打扰了,動了動身子似的。馬雷諾終于嘔吐起來,他臉色鐵青,伸手想扶住點什么,卻錯抓住斯科蒂的腿。他的手還沒來得及從嘴上拿開就昏過去了,像一只沉甸甸的袋子一樣栽倒在我腳下。
  我很高興能照顧馬雷諾而不再看斯科蒂的尸体,再看下去,我自己也要崩潰了。
  馬雷諾醒過來,十分尷尬,他嘴里嘟嘟囔囔說著對不起,開著小玩笑。
  “我已經看完了吧?”他說著,坐在地板上,背緊貼著牆壁,“想看的差不多都看了吧?”
  利普斯基遞給他一杯可樂飲料,拿他取樂:“看完了,馬雷諾?你得一輩子看下去呢。這工作就像男女間的事一樣,你讓它弄得一團糟,還是忍不住要做的。”
  馬雷諾笑著說:“什么男女的事?我不記得了。”他說著朝我看了一眼。我身邊就停放著前夫的尸体。馬雷諾突然臉紅了。
  “對不起,”他很懊惱自己的舉動,“我沒有別的意思。”
  斯科蒂看上去就像個蜡人。我在等馬雷諾回會議廳時,把臉埋在胳膊時里,盡力想忘掉斯科蒂的那張臉。
  真是不可思議,我和斯科蒂有過那么長時間的交往。一開始我們常常在床上翻云覆雨,快活极了。后來,我們的愛更深刻,更耐人尋味。我們不再那么多地糾纏在一起,但愛意卻絲毫沒有減弱。我回過頭再看那段日子,總想回憶起從什么時候起,斯科蒂開始沒完沒了地忙碌并對我冷淡下來。我肯定,在搬到舊金山之前,我們的感情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
  我想起有一個周末,當時我們剛買下舊金山那幢房子不久,我們兩人一起收拾屋子。我在刮餐廳里的橡木牆圍上斑斑點點的黑印。斯科蒂在地下室,不知在于什么。我們倆一個樓上,一個樓下,都各干各的,讓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的關系已經极不和諧了。
  斯科蒂從不喜歡動手干點什么。他是個极端完美主義者,從不滿意自己做的一切。“你別下來。”他干活之前就告訴過我。他不愿意我看到他大發脾气的樣子。
  不過我還是下樓去了。我借口要件什么東西用用,實際上,是想和他談談我們這所房子的押金問題,我們已經為這房子欠了不少錢。我已經決定要和斯科蒂离婚。我們一天到晚誰都見不到誰,這樣的婚姻還有什么意思呢?
  那天,當我走下地下室時,到處都找不著斯科蒂。后來我听到榔頭敲擊的聲音。我大聲喊他,他竟然是從牆壁的夾層里回答我的。沒錯,牆的夾層里面。
  他出來時,興高采烈,手舞足蹈,表情讓我琢磨不透。一個多月了,我們一直沒有過性生活,斯科蒂說他太累了,不是工作讓他操心,就是房子讓他煩心。要么就是新臥室的窗戶不好,光太刺眼。
  可是那天,就在剛剛砌好的冰涼的水泥地上,我們重溫了以前那种我以為早就媳滅了的熱情。我們給這座新房起了名字。后來,他在我們身下的地方畫了一顆紅紅的心。他說,要為這個完美的時刻留下點紀念。
  可能我是在警察廳里睡著了,做著夢,等待馬雷諾回來。可當我回憶起地下室的那一幕時,心頭浮現的卻是麥克的臉龐而不是斯科蒂的。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早就不認為斯科蒂是我的丈夫了。那天可真是奇怪至极。在我的記憶里,斯科蒂以前只有一次這么高興過。那次是因為他敲定了一筆大生意。按理說在房間里干活只會弄得他煩躁不堪,到底是什么讓他那天下午那么心花怒放呢?
  還有一次,斯科蒂也顯得十分溫柔体貼,跟那次差不多。那是舊金山發生地震的那一天。地震發生的時候,他出差不在市里——他常出差。我們當時已經分居了。那天為了看凱茜和我是否安然無事,他急得乘飛机回到舊金山。
  我們倆沒出什么事。只是地下室的地板裂了條大口子,正好穿過那顆紅心,一堵后牆也倒了,地基得再打,屋頂破了,下水道出了問題,要修复這幢房子得花費不少錢。不過比起鄰居們,我們這些問題算不上嚴重。可斯科蒂還是飛回來,幫我們修房子。地震那晚,我們最后一次睡在一張床上。
  有人親吻我的脖子后面,我睡著了嗎?真有人在撫摩我?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面前是麥克·弗林特疲憊的臉龐。
  我坐了起來,問:“奧斯卡沒事吧?”
  “已經安頓好了。”他上上下下地在我身上查看著,從我亂蓬蓬的頭發一直到靴子上撕破的小洞。然后他又溫柔地撫摩著我臉頰上的青腫的瘀塊儿,他的手指涼冰冰的,“想我嗎?”
  我扑進他怀里,緊緊地抱住他,說:“斯科蒂死了。”
  “我知道了。”他的聲音顫抖,“你沒事吧?醫生檢查過嗎?”
  “我不需要檢查什么。”我強忍住淚水,可還是禁不住哭了出來,因為我所依賴的人就在我身邊,保護著我。“我得告訴凱茜這件事,我不想在電話里說。我和爸爸通過話,爸爸說小凱茜已經睡了。我想在她睡醒之前赶到伯克利。”
  “你打算對她說些什么?”
  “婉轉地告訴她真相,你說好嗎?”
  “很好,別直接告訴她,慢慢說。”他親親我的頭,“誰去給琳達打電話呢?”
  “馬雷諾說他去。我想,從警察局那儿听到惡訊總比從前妻那儿听到好一些,是不是?”
  “我想沒有什么好辦法來通知別人一條坏消息。斯科蒂還有家人嗎?”
  “沒有了,”我說,“就我們兩個。這個該死的斯科蒂,他到底惹上什么麻煩了?他為什么把我們也拉進去?”
  “什么時候你想清楚,再告訴我吧!”麥克轉身對馬雷諾說:“現在我可以把瑪吉帶回去了嗎?”
  “如果你和她待在一起,這樣也行。我們還沒有找到嫌疑犯。誰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這事完了以后,我們馬上去訂票。”麥克說,“瑪吉得到伯克利那儿去。”
  馬雷諾點點頭,表示同意:“告訴我怎么和你們聯系。”
  “放心吧,我們會告訴你的。”
  馬雷諾擁抱了我,算是最后的告別,這种方式對這樣一位鐵石心腸的老警察來說,似乎不大諧調。他叮囑我:“多保重。”
  我們走的時候沒叫醒利昂,睡在椅子上比他在空蕩蕩的單身公寓里還好些。
  我們把轎車停在停車位上,這時儀表盤上的時鐘正指向凌晨。
  麥克打了個哈欠,說:“我們可以睡上几個鐘頭了。”
  我們朝家里走去的時候,我對麥克說:“佩德羅是個冒牌的藝術家。他賺錢全憑腦子里的鬼主意。”
  “那錢是什么地方來的呢?”
  “我也正在想,”我說,“佩德羅身上帶了一大筆現金,誰給他的呢?”
  “也許是他賺的。”麥克打開后門。
  “那他為什么不存在銀行里?難道他平常總是用現錢付賬而不開支票?難道他會把一大筆錢塞在襪子里,又在每一個伸手可及的口袋里放上一點鈔票?”
  “如果他一直穿著外衣,錢就不會出問題。”
  “如果他一直存在銀行里錢也不會出問題。”我打開廚房燈。“可是他根本不是什么藝術家,他是個騙子。那些錢是他用來做誘餌的,他本想釣上几條小魚小蝦就行了,沒成想釣到了一條大鯊魚。”
  “佩德羅真是個釣魚好手,嗯?我們干嘛談他談個不休呢?”
  “我正在談斯科蒂。”我握住麥克的手臂,懇求他:“我要你帶我去一個地方,趁現在我們還沒离開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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