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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赫爾克里·波洛起身告辭之后,杰里米.富勒頓坐在書桌前.用指尖輕輕地敲打著桌面.然而,他的眼睛卻在看著遠方-他陷入了沉思。
  他拿起一份文件,垂下眼睛,可還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電話鈴響了,他抓起話筒。
  “邁爾斯小姐嗎?”
  “先生,霍爾登先生在等您。”
  “我知道了.對,和他約好是三刻鐘之前會面的吧.他說了為什么來得這么晚嗎?……好,好,我明白啦。上次他也是這個原因來晚了.請告訴他我剛才在跟另一個客戶談話,現在時間不夠了.你約他下周再來,好嗎?這樣的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啦。”
  “是,富勒頓先生。”
  他放下話筒,目光落在文件上,還沉浸在剛才的思緒當中.他還是看不下去。腦海中浮現出過去的事.過了兩年啦—差不多整整兩年.今天上午這位古怪的、穿著漆皮鞋、留著大胡子的小老頭問起各种問題,喚醒了自己的記憶。
  他耳邊響起了兩年前的一次談話。
  他仿佛又看見那個矮胖的身影,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棕色的皮膚、暗紅色的大嘴巴、高顴骨、濃黑的眉毛下一雙藍色的眼睛緊盯著自己。那張臉上充滿了感情,充滿了活力,那是一張經歷了不少苦難的臉一也許從來都承受著磨難一卻從來沒有學會向苦難低頭.這种人會抗爭到最后。可她現在在哪儿呢?他心中暗想.她還是想辦法逃脫了-她是想什么辦法逃走的呢?有誰幫她呢?會有人幫她嗎?肯定還是有人幫了她一把。
  他想她大概是回到了中歐的某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她生在那里長在那里,最終不得不回到那里去,否則除了束手就擒之外她沒什么可干的啦。
  杰里米.富勒頓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他相信法律,瞧不起如今很多法官對犯人從輕發落,接受學術界的影響。像學生偷書、年輕的女人從超級市場上偷東西、女孩子們從雇主那里偷錢、男孩子們偷電話箱中的硬幣等等,他們根本不是走投無路,大多數也并不是真的需要,只是從小被慣坏了,覺得凡是買不起的東西都可以伸手去拿。然而,盡管他堅信應該嚴格執法,富勒頓先生還是很有同情心的,他常常對人充滿了同情.雖然奧爾加的自我辯護沒有改變他的主意,他還是對她充滿了怜惜之情。
  “我來求您幫忙,我覺得您會幫助我的.去年您很友好,您幫我填了表格.好讓我在英國再呆一年.他們跟我說:‘你不想回答的問題都可以不回答.律師可以代表你說話。’于是我來找您啦。”
  “您說的情況—”富勒頓先生記得自己的話多么冷漠無情,因為他心中充滿了怜惜之情,話語倒顯得越發冷漠,“—不存在。這次我不能為您辯護,我已經代表了德雷克家。您清楚.我以前是盧埃林一斯邁思夫人的私人律師。”
  “可她死了,她死了就不需要私人律師了。”
  “她很喜歡您。”富勒頓先生說。
  “是的,她喜歡我.我想跟您說的就是這一點。這就是她想把錢留給我的原因。”
  “她所有的錢?”
  “是啊,為什么不行呢?她不喜歡她的親戚。”
  “您錯了。她很喜歡她的外甥女和侄儿。”
  “嗯,她也許喜歡德雷克先生,但她不喜歡德雷克太太.她覺得她很討厭.德雷克太太總干涉她,不讓她做自己喜歡的事.也不讓她吃她愛吃的東西。”
  “她對老夫人負責,想努力地讓她遵從醫囑.比如說忌口啊,少運動之類的。”
  “一般人們都不喜歡遵從醫囑.他們不希望親戚橫加干涉,他們希望隨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她很有錢,她想要什么都能買得起。只要她喜歡,每一樣東西她都買得起,她相當相當有錢,花自己的錢她買什么都行。德雷克夫婦本身就很富裕,他們有幢好房子,還有好衣服以及兩輛汽車.他們好過得很,為什么還要給他們呢?”
  “他們是她僅有的親戚。”
  “她希望把錢留給我.她同情我,知道我飽嘗了艱辛.她知道我父親被捕后,我母親和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她知道我母親后來是怎么死的。全家人都死了.我忍受住了可怕的一切。您不會知道生活在一個警察控制的國家里是什么滋味.我以前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您在替警方說話.您根本沒有站在我這一邊。”
  “對,”富勒頓先生說,“我是沒有站在您這一邊.我很遺憾這件事發生在您身上.但這一切都是您自己造成的。”
  “不對!我沒有做過不該做的事!我做什么了?我待她好,她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給她弄來許多他們不讓她吃的東西,巧克力啦.黃油啦等等.一直只讓她吃菜油,她不喜歡菜油.她想要吃點黃油.她喜歡放很多黃油。”
  “這不僅僅是黃油的問題。”富勒頓先生說。
  “我侍奉她.我對她如同親人!于是她感激我。于是她死后我發現她大發慈悲,把所有的錢都留給我了,還讓人在公文上簽了字.而德雷克家的人過來對我說我不能繼承.他們什么話都說得出來.說是我逼著她寫的遺囑.還說了些更不像樣子的話.太不像話啦.他們說遺囑是我自己寫的.簡直一派胡言。是她寫的。她寫的.然后把我支開。她叫清洁工,還有吉姆,還有園丁進來。她說要讓他們在公文上簽字,不要我簽字.因為錢是留給我的.為什么我就不該得到這筆錢?為什么我在生活中就不能有點好運气,就不能有點歡樂?當我得知消息之后我憧憬著去做許多事情。簡直妙不可言。”
  “我絲毫也不怀疑,真的不怀疑。”
  “我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憧憬呢?為什么就不能開心呢?我將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做錯什么啦?沒有.告訴您,我什么也沒做錯,什么也沒有。”
  “我努力地向您解釋過了。”富勒頓說。
  “全都是謊言。您說我在撒謊。您說是我自己寫的那份公文。我自己沒有寫。是她寫的。誰也無法說不是的。”
  “有人說起了很多事,”富勒頓先生說,“听著.別再辯解了,听我說。盧埃林—斯邁思夫人寫信時.常常讓您代筆,并讓您模仿她的筆跡,模仿得越像越好,有這回事吧?因為她覺得用打字机給親戚朋友寫信十分不禮貌,這种老觀念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遺風。如今誰也不在乎信是手寫的還是用打字机打出來的。而盧埃林-斯邁思夫人不這樣認為。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嗯,明白。她是常常讓我這么做.她會說,奧爾加,這四封信你來回,照我跟你說的以及你速記下來的回吧.你用筆來寫,字体寫得跟我的越像越好.,她讓我練習模仿她的字体,注意每一個字母她是如何下筆的……只要看上去差不多跟我寫的—樣就行了,她說,然后簽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讓人知道我連信都寫不了啦.你知道,患了風濕病,我的手腕越來越不靈便了,盡管這樣我還是不愿用打字机寫私人信件。”
  “您完全可以用您平常的字体來寫,”富勒頓先生說,“然后在末尾寫上由秘書代筆,不就行了嗎?”
  “她不想讓我這么做.她希望別人認為是她本人動筆寫的。”
  富勒頓先生心想,這肯定是實情,像路易絲.盧埃林—斯邁思一貫的作風。她深深厭惡提及自己上了年紀、今不如昔的事實,比如說以前會做的一些事現在做不了啦,走不了那么遠或者爬山沒以前快啦,手沒有以前靈活(尤其是右手)等等.她希望能跟別人說:“我身体棒极了,無論什么事情只要我想干都能干成。”是的,奧爾加說的是實話。正因為如此.再加上別的-些因素,一開始路易絲.盧埃林-斯邁思起草并簽字的附加條款才沒有受到怀疑.富勒頓先生回憶起來,是在他自己的辦公室里,他們漸漸起了疑心,因為他和他年輕的合伙人都十分熟悉盧埃林-斯邁思夫人的字体。是年輕的科爾先開口的。
  “我真沒法相信附加條款出自路易絲.盧埃林-斯邁思的手筆。我听說她最近患了關節炎。看看這些她親筆寫的東西吧,這是我從她的公文中挑出來的。這附加條款不太對頭。”
  富勒頓先生也覺得不大對頭。他說要請專家鑒定.結果十分明确.各位專家都一致認為附加條款不是出自路易絲.盧埃林—斯邁思的手筆。要是奧爾加不那么貪心,富勒頓先生心想,要是滿足于在附加條款一開始寫上(如這份公文的開頭一樣)—“因為她無微不至關心我、對我体貼耐心,我留給她一”也只能這樣開頭,接下去說明給這位姑娘留下一筆數目可觀的遺產.但是把所有的親屬全部撇開,特別是她的侄儿,以前近二十年中立的四份遺囑中他一直是她的剩余財產繼承人,把他也撇開,而把一切都留給外人奧爾加.塞米諾娃—這不像路易絲.盧埃林-斯邁思能做得出來的。事實上,只要借口存在過分的壓力就可能推翻這樣一份文件.不行.這個急脾气的孩子太貪心了。也許盧埃林—斯邁思夫人說過要給她留點錢,因為她無微不至地關心她.因為她心地善良,因為她滿足了老太太的一切要求而得到了老太太的寵愛。
  由此奧爾加便憧憬著她會得到一切,老太太會把一切都留給她,她會得到所有的錢。所有的錢,還有房子、首飾.-切的一切。貪心的姑娘.現在遭報應啦。
  富勒頓先生違背了自己的意愿,無法堅持住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應有的立場,忍不住怜惜起她來,對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自從呱呱落地之日起,她就飽嘗了艱辛,領略到了一個由秘密警察控制的國家的暴力,失去了雙親,又失去了姐姐和哥哥,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時時在恐懼中度過,這一切造成了她的個性。無疑自她出生之日就形成,然而從前都沒有机會顯露出來。這就是一种孩子气的貪婪之心。
  “誰都跟我過不去,”奧爾加說,“誰都是.你們都与我作對。你們這么做不公平,僅僅因為我是個外國人,因為我不屬于這個國度,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么、該做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您為什么不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您沒有多少可做的。”富勒頓先生說,“您最好的机會在于講明實情。”
  “要是我按照你們希望的去講,那純粹是撒謊,不是真的。她寫下的遺囑。她在那儿寫的。
  別人簽字時她讓我出去了。”
  “您知道嗎?存在于您不利的證据。有人會說盧埃林-斯邁思夫人經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文件上面簽字。她有好几种公文需要簽字,簽字前她一股不再瀏覽放在面前的究竟是哪一种。”
  “那她連自己在說什么也不知道。”
  “親愛的孩子,”富勒頓先生說,“您最大的指望在于您是初犯,而且您是外國人,您只是粗通英文。于是您也許會被從輕發落一或者還真能緩刑。”
  “嗯,只不過說說而己.說的好听。我會被投入大牢永遠不會放出來。”
  “看,您又在胡說啦。”富勒頓先生說。
  “我要是能逃走就好多了,要是我能逃走藏起來讓誰也找不著的話。”
  “一旦發了通緝令,在哪儿都能把您找到。”
  “要是我跑得快就不至于.要是我馬上离開,有人幫我的話就不會。我能逃走,逃离英國,乘船或者坐飛机都行.我可以找人偽造護照簽證以及一切必須的證件.有人會幫我。我有一些朋友.有些喜歡我的人.有人會幫我逃走.從此消失.我需要的就是這些。我可以戴假發,也可以拄著雙拐走路。”
  “听著,”富勒頓先生嚴肅地說.“我很同情您。我可以給您推荐一位律師,他會盡全力幫助您。您不能指望逃走。您說起話來簡直像個三歲孩子。”
  “我有足夠的錢。我攢了不少錢。”接著她又說,“您努力地想對我友好些.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因為這全跟法律有關.但有人會幫我的.有個人會.我要逃到一個任何人也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富勒頓先生心想,沒有人找到過她.他想知道—是的;他很想知道-她一直呆在哪里?現在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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