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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犯人的親屬被帶到莫斯科，分別安排在跟車巨人毫無關系的几戶住宅里暫住，每戶兩人。古羅夫沒有化裝，只帶了一副平光眼鏡，穿一身家常便服，稍稍顯出一點駝背。他跟瓦西里·伊万諾維奇·斯維特洛夫多年以前就一起在莫斯科刑偵局開始供職，這次坐他的車，在几個車臣人落腳的住宅里走了一圈。親屬中有父母和兩個妹妹，爺爺是單獨安排的。
　　斯維特洛夫已經退休，目前在內務部里的車庫當司机，這次獲准休假，到古羅夫這里來給他當差。由于他那具有傳奇色彩的名字和父稱，人們早就把斯維特洛夫稱為夏伯陽１。此時他還未滿六十，像個逃學的小學生一樣感到心滿意足。這一方面是能掙點錢——古羅夫給老朋友定的工資不比部長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個老偵探又重新跟“伙計們”一起工作，仿佛青春去而复返一樣。掙點錢嘛，當然也好极了，可以把別墅修一修，安個管子把水引進屋子里。夫人倒是沒有吭聲，可是從井里拎水的話，路上要歇三次。
　　
　　１　瓦·伊·夏伯陽（1887—1919）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著名英雄，斯維特洛夫的名字和父稱跟他相同。

　　這次他開的不是公家的車，而是自己那輛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洗一洗、修一修的“日古力”舊車。看見古羅夫那副打扮，老偵探滿意地笑了笑，說道：
　　“你好，列夫·伊凡諾維奇，你這身打扮朴實自然，恰到好處，別人再怎么自作聰明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你好像根本就沒有化裝，可人家就是沒法認出你來。請恕我老頭儿多嘴，你這發式和香水味跟你不相稱。”
　　“有眼力，瓦西里·伊万諾維奇，香水味我毫無辦法，可是發式馬上改一改。”古羅夫從口袋里掏出一頂既無樣式、也叫不出名稱的帽子往頭上一戴。
　　“這一下可就天衣無縫了，”斯維特洛夫呵呵一笑，“咱們去哪儿？”
　　古羅夫說了地址，仔細打量了一下老朋友，說道：
　　“你當我的私人司机，前后左右望著點儿，一發現不對頭，不必核查，立即停車，我付車費給你，你找給我零錢，然后馬上把車開走。我想我們有几天時問。你還要給几個偵查員開車，在他們面前你的身份完全暴露，這可沒有辦法。”
　　“列夫·伊凡諾維奇，你別嚇唬我，已故的老爹在我七歲時用鞭子把我狠狠抽了一頓，從那以后我一直膽小怕事。”
　　“你把你的姓名住址等等全都寫在紙條上交給我，我給你辦保險，你交給老伴的退休金肯定少得可怜。”
　　“你還是老樣儿，列夫·伊凡諾維奇，什么事都操心。”斯維特洛夫微微眯縫起眼睛，小心地把車繞到電車前面。“別說喪气的話，別把好運給嚇跑了。可是照我看，要你送命的子彈還沒有造出來。”
　　兩個人都不再做聲。斯維特洛夫按第一個地址停下車來，古羅夫拎起裝“拍立得”照相机的運動包下了車，說道：
　　“夏伯陽，咱們一塊儿去，你當攝影師。”
　　古羅夫決定不把照相的事交給任何人干，怕的是他們多照一份留作紀念。
　　頭一家住的是鐵木爾的兩個妹妹，他的父母住在另一幢房子里，他們都顯得很平靜，舉止庄重，一句話也沒說，也不抬頭看古羅夫一眼。古羅夫和車臣人里納特分別同兩姐妹及父母一起合影，隨后他默默地鞠躬告辭。其間只跟他父親產生了一點小小麻煩，那車臣人不愿意按古羅夫的要求把《真理報》拿在手里。但謝卡粗魯地用車臣語說了几句，父親終于依從了。
　　第三個地址住著鐵木爾的爺爺，沙爾瓦·戈奇什維利也在那里。
　　古羅夫冷淡地問了聲好，在房間中央擺了三張椅子。斯維特洛夫已經擺好架勢，背靠窗子站著，他看了看鏡頭說：
　　“請盡可能靠近一點。您呢，老人家，別把報紙揉皺了，請把它攤開貼近胸前。”
　　斯維特洛夫卡嚓一聲按了快門，隨后取下相机中推出的照片，遞給古羅夫。
　　“謝謝，瓦西里·伊万諾維奇，你在汽車里等一等。”
　　“咱們一塊儿喝一杯吧，”沙爾瓦說，他對古羅夫以這副模樣露面感到不滿。這個格魯吉亞人虛榮心很強，他本想向他的老朋友顯示一下莫斯科有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在為他戈奇什維利公爵效力。可眼下來的并不是一個像美國人一樣養尊處优、体態魁梧而又充滿自信的超人，而是個俄國大老粗，看樣子他今天不僅沒有刮胡子，連臉都沒有洗。
　　“我想介紹你們認識一下，親愛的朋友們。”沙爾瓦把几個杯子斟滿酒，那酒的顏色深得像熟透的葡萄一樣。
　　“不用了。”古羅夫等車臣老人落座，然后自己在桌邊坐下來，端起酒杯。“請問老人家，為什么您那么有把握，說鐵木爾沒有犯罪呢？”
　　車臣老人那張因風吹日晒變得黝黑的臉看上去像一張面具，但眼睛卻閃出一股憤怒的光芒。
　　“我了解我的孫子。”他稍停片刻，說道。
　　“這就夠了。”古羅夫點了點頭，喝完香气扑鼻的酸葡萄酒，轉身對公爵說：“沙爾瓦，你找到了你的客人們可以去的地方嗎？”
　　“找到了，”公爵不滿地答道，“你要明白，列夫·伊凡諾維奇，他們不是孩子，不作解釋把他們送來送去是不行的。”
　　“假如他們想給我一個机會，讓我爭取救鐵木爾一命，那么他們會去的。老人家，”古羅夫對老人說，“請告訴梅里克和拉菲茲，讓他們把那些恐嚇勒索分子從莫斯科撤走，商販讓他們留下，其余的人得离開這里。”
　　“俄羅斯人，你到過格羅茲尼，見過他們在我們城里的所作所為嗎？”老人的噪音像年青人一樣堅定有力。
　　“老爺子，我也有我的人格，因此假如鐵木爾無罪，我試一試救他一命。我只是個凡人，我只有一顆腦袋。”
　　古羅夫頂住了這個車臣人久久逼視的目光。
　　“真主會幫助你的。”車臣老人說著轉過頭去。
　　“那倒未必。”古羅夫站起身來。“我們已經講過，阿塞拜疆人得把他們的恐嚇勒索分子從莫斯科撤走。”
　　“格魯吉亞人也好，車臣人也好，阿寒拜疆人也好，在俄羅斯人眼里都是一樣的，可是我們并不相同。好吧，我跟梅里克和拉菲茲說一說，希望他們能听我的話。”
　　“謝謝，愿您耐心一些，我會盡力的。”古羅夫點了點頭，邁步向門口走去。
　　“等等，”車臣老人攔住古羅夫，久久盯著他的臉，問道：“俄羅斯人中像你這樣的人多嗎？”
　　“我沒有數過，但肯定比所有的車臣人加在一起還要多得多，”古羅夫說著走了出來，他感到滿意的是既沒有撒謊，也沒有沖犯別人。
　　報紙和電視開展了一場“狂轟濫炸”，矛頭似乎沖著一些將軍、官員和平庸無力、把選舉前的諾言忘得一干二淨的總統。任何言辭對俄羅斯人都已不起作用，他們不想分辨誰對誰錯，只想過上正常的生活，干工作，領工資，修理自家的篱笆或心愛的“日古力”汽車，喝伏特加，追求女人。可是眼下工資也不發，從清晨到深夜，喋喋不休地老是講什么“車臣”。可他們到底是誰呀？地圖上都找不到。你門要自由？見你媽的鬼去吧，我們要安安生生過日子。
　　近年來民族主義在俄羅斯一個勁儿地發展。眾所周知，俄羅斯人的特點是：嗜酒如命，不是人人都愛干活，東西不藏好就會有人順手牽羊；然而在俄羅斯人的主要“优點”中，以往并不包括民族主義這一條。
　　俄羅斯人從來都不太在意自己的鄰居是哪個民族。假如鄰居是個男人，人們留心的是他的工作怎么樣，喜不喜歡喝酒，能不能指望他，從他那儿借點錢管到發工資。假如是個女人，那么她是勤于持家還是舉止輕佻，是愛吵愛鬧還是誠懇待人，當然囉，臀部是否丰滿，那也不無意義。至于她究竟是韃靼人還是來自梁贊，誰知道呢，再說這問題一點意思也沒有。
　　報刊記者和電視不遺余力地給車臣戰爭火上澆油，可是在俄羅斯從來都沒有人知道分寸，對自己行動的后果也漠不關心。我自喔喔打鳴儿，管你天亮不天亮。
　　古羅夫心里十分清楚：說得委婉一點，許多俄羅斯人不喜歡車臣人。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時期車臣人被逐出車臣，實際上已被消滅；人們返回故鄉后重建了家園。然而車臣人要求獨立這件事卻家喻戶曉。他們要的是什么呢？舉個例子來說，坦波夫地區也想獨立，但他們只顧自己干活，什么也不說，暗地里支持共產党人，因為在共產党治理下秩序井然，大家平均分配，誰也不缺什么，酒多得喝不完。車臣則像個無底深淵，勞動工資源源流了進去。舞文弄墨的人斷言錢流到了別的地方。這話可說得不大對頭！要是沒有車臣，盜竊現象也會少一些。在俄羅斯，主要的是要了解是誰的錯。過去把一切都歸到猶太人頭上，可是現在對他們已經習慣了——盡管是些賤東西，可總算是自己人，本鄉本土的。現在罪責歸到了“黑小子”頭上。
　　古羅夫記起一個人，他去加格拉地區１時曾連續几次住在他家里，那人待他像親兄弟一樣。最后一次他似乎借了主人的錢，可是現在這錢往哪儿寄呢？再說也不知他現在是死是活。這人是叫艾哈邁德還是加里克，他根本沒有問過他是哪個民族的，連他的名字也忘了，也許從來都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主人做的葡萄干羊肉抓飯和烤的羊肉串味道有多美——這個他還記得，還有那种烈性的恰奇酒——那更是沒說的了。可是這個人他卻忘了……古羅夫雙眉緊鎖，就像犯了牙痛一樣。
　　
　　１　在格魯吉亞西北部，原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境內。

　　出賣俄羅斯的是俄羅斯自己家里的民主派，不過，祖國母親賣給誰了，這可是個极大的秘密。
　　古羅夫一走進博亞里諾夫律師的住宅，就覺得他這片小天地有了變化。不，整個陳設，那些古老陳舊的東西原封未動。前廳里那面昏暗模糊的大鏡子依舊鑲嵌在飾有圖案花紋的、笨重的、看樣子是銀質的鏡框里，几支磨光的鹿角依舊挂在鏡子上方，腳下舖的依舊是磨破的地毯。就連屋子的主人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博亞里諾夫本人也依舊瘦骨嶙峋，青筋突起的頸子上圍著圍巾，那只巨大的鼻子和微偏的頭就像一只窺視獵物的禿鷲。
　　古羅夫跟主人問了好，他已事先打電話約好了要來拜訪。上一次他們分手時彼此很和气，可是今天律師又不跟他握手，只是招手要他跟著進來。走過客廳時，古羅夫几乎愣住了：原先放著舊得發黃的小不點儿冰箱的地方立著一台高大雪白、上下兩個箱体的組合冰箱，而密探走進住宅時感覺到的變化在子气味。紙張發霉、滿室塵埃的气味沒有了，住宅里充溢著走進一家東方餐廳時聞到的芳香。
　　“這怎么理解，閣下？”博亞里諾夫指了指破舊的安樂椅，自己在桌邊坐了下來。“我不久前從咨詢所回來就見到這种不成体統的狀況。我的住宅可不是堆放贓物的倉庫……總之是這樣，您明白吧。請注意，冰箱里堆滿了各种食品，有許多我叫不出名稱，我以前只在電視上見過。”
　　“請原諒，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古羅夫竭力忍住笑容，“我不明白，我列夫·伊凡諾維奇·古羅夫跟這件事有什么關系。”
　　“您別演戲了，尊敬的先生，憑您這點本事，外省最蹩腳的戲院都不會要您。”
　　“這話不對，我要是去檢票或對付鬧事的流氓，准是第一流的，”古羅夫一本正經地答道，“您別給我羅織罪狀，您可是個律師。這儿沒有行賄受賄，缺少犯罪要素。非法進入私人住宅，這我同意，可我連間接參与都沒有。了不起指控我知情不舉。我知道，但沒告訴您。伊万·馬克西莫維奇，您心里一清二楚，要是給我立案，法院是不會受理的。”
　　“是的，真見鬼！可是我卻靠它來進食！”
　　“作為一位有經驗的法學家，您這种說法是不能容許的，”偵探終于忍住笑聲，一本正經地說，“您并不是靠冰箱來進食，您只不過從冰箱里取出食品，您和所有的人一樣，是用盤子進食。”
　　“可我吃的是偷來的東西，我是被逼無奈……要是我的祖父……”
　　“請允許我表示异議并打斷您的話，”古羅夫斷然說道，“也許我告訴您的情況會使您掃興，因為它會使您的苦行僧精神減色。出錢給您買這些東西的人已經有二十年不偷不搶了。時效期限已過，那么其余的……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咱們別再爭論香腸什么的了，這种爭論留給杜馬去干。咱們還是談談您的當事人。”
　　“我沒有當事人，只有已經判決的犯人。”
　　“我不想糾纏細節。尊敬的伊万·馬克西莫維奇，我不慎結識了鐵木爾·揚季耶夫的爺爺，并進而得出結論：小伙子是無罪的。”
　　“這一點我一直清楚，因此這些禮物才令我十分煩惱。可是他卻一聲不吭！您明白嗎？他不給我絲毫机會讓我為他辯護。”
　　“他會開口的。他的供詞不能被看作是新發現的情節，也不能作為重新開庭審理的依据，因為鐵木爾的證詞將會缺乏證据。”古羅夫對這個書房的環境已經相當習慣了，他把煙灰缸挪近了一點。
　　“請抽吧，請抽吧，”律師赶緊說。“您從哪儿得知這一切，您是怎么弄到案卷的？”
　　“這并不重要，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古羅夫說著點燃了香煙。“我必須跟鐵木爾·揚季耶夫會面。”
　　“不可能。他關在死囚牢房里，只有律師才能獲准見他。”
　　“我相信沒有您我也能同小伙子見面，但我認為那樣做不道德。”古羅夫稍停片刻，繼續說：“假如我的工作順利的話，有可能撤消對鐵木爾故意實施恐怖活動、造成人員傷亡的指控，但可能控告他參与犯罪。到時候他需要一個律師，因此您最好一開始就了解進展情況。”
　　密探陡然住了口。“看來斯坦尼斯拉夫說得對，我大概神經失常了。我把一個完全孤立無援的人拖向何方呢？假如事態大致像我所預計的那樣發展，那么誰也不會理解眼前這個人。可是一旦我獲得成功，那么律師就可能被心怀仇恨的人隨便干掉。”
　　“您在想什么，年輕人？”主人用尖刻的語調問道。“您是不是在猶豫，不知是否值得把今天這种血腥的現實告訴這個老傻瓜、這個舊時代的殘渣余孽？這個小律師會不會無意中被人干掉？”
　　“大概是這樣，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古羅夫承認了。“咱們這么干。我們倆去一趟監獄。我正在查找犯人的同謀。偵緝人員在律師陪同下跟小伙子談談話，這件事不會引起任何怀疑。會面以后您繼續辦您手上的案子，不用管鐵木爾·揚季耶夫的事。假如能發現一些新的情況，您再參加工作，作為律師您理當如此。”
　　“這跟私下里參觀畫展不同，年輕人，跟死刑犯人見面是一件极其复雜的事，您辦不到的。”主人說得滿有把握，但他的目光里露出不加掩飾的興趣。“您是皇上的親信吧？”
　　“我只不過在偵查部門工作了二十多年，有許多朋友，敵人則更多。總之，伊万·馬克西莫維奇，這個問題該我來解決。假如有些好奇的人來拜訪您，問您一個刑偵局的上校干嘛要圍著您轉，您不妨說一些我的坏話，就說這人為了錢不擇手段地招搖撞騙，蒙哄別人，假裝積极。您就說您感到遺憾，但是您的當事人有罪，法院的判決是對的，您不相信總統會赦免他。”
　　“您逼著一個老頭儿撒謊，真是罪過。”
　　“撒謊是為了救人一命。上帝會寬恕的。”
　　“列夫·伊凡諾維奇，我認為對鐵木爾的指控有可能是偽造的，但五個證人不可能都是冒充的。令我產生很大怀疑的是那個……”律師停下來回憶證人的姓氏，然后沉吟地說：“伊夫列夫。我記得，他是個銀行職員。他在公共汽車里坐在鐵木爾旁邊，鐵木爾的背囊仿佛壓了他的腳。伊夫列夫在汽車里坐的時間不長，只一站就下了車。這個證人很奇怪，這樣的證詞也很蹊蹺。”
　　“謝謝您，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古羅夫站起身來，“一旦我獲准會見犯人，我就通知您。”
　　博亞里諾夫起身送客，在客廳里見到那台大冰箱，回過頭來靦腆地問道：
　　“怎么，那些不速之客就這樣一個勁儿地不請自來，往冰箱里塞食物不成？這种狀況要鬧多久？”
　　“但愿我能碰上這些鬼家伙就好了，我的冰箱有只死老鼠，是餓死的。伊万·馬克西莫維奇，這是人家應付的酬金，您不用犯頭疼，心安理得地收下得了。”
　　“換把鎖成不成？”博亞里諾夫歎了一口气。“而且還把這冰箱放在客廳里？真虧他們想得出來。”
　　“我對您深表同情，您弄得我都快要流眼淚了。”古羅夫道了別，离開了律師的住所。
　　奧爾洛夫將軍怒气沖沖，但這怒气多半是裝出來的，仿佛因為老偵探這里的情況相當糟糕。
　　古羅夫坐在他老愛坐的窗台上抽煙，把煙霧吐向通風的小窗口，等著他的朋友把气消下來。密探毫不怀疑，彼得發脾气与其說是由于他的無理要求，倒不如說是由于那身將軍服，奧爾洛夫從早晨起就不得不穿上它，因為一大早就去見上司，在他的地毯上來回轉悠。現在他懶得換衣服，可那套制服裹在身上，讓他感到很不自在。古羅夫伸手就能從衣櫥里取出一套便裝西服，幫助彼得恢复常態，但他知道，將軍不好意思當面脫褲子，露出兩條毛茸茸的彎曲的大腿。
　　“我跟你說得很清楚，我不認識現在典獄長，不會向他提出非法請求。”奧爾洛夫解開胸前那排閃閃發亮的鈕扣，重重地歎了口气。“你就像個不懂事的娃娃，想靠著別人飛向天堂。”
　　古羅夫一言不發，從窗台上跳下來，從衣櫥里取出首長的西服，挂在打開的衣櫥門邊上。
　　“你換換衣服，我去跟維羅奇卡聊聊天。順便說一句，多蒙你關照，這姑娘至今還沒有出嫁。”
　　“厚臉的家伙，她本來要出嫁，可至今單身一人，不是虧了我，而是多虧了你。這姑娘把所有的男人都拿來跟你相比，可你這個討厭鬼都沒有個尺寸。”
　　“得了，你快點。”古羅夫走出房間，隨手帶上厚重的雙層門。
　　接待室里坐著兩位上校，膝蓋上都放著公文袋。看見古羅夫出來，其中一個便站起身來，密探對他擺了擺手。
　　“別作指望，維佳，這會儿進去可是自討沒趣。我對你們的忠告是：下午再來。”
　　“列夫·伊凡諾維奇，你是在休假呀。干嘛要爭吵呢？”第二個來訪者問道。他身上帶著肩章，盡管在局里只有特殊情況下才穿制服。
　　“廖沙，你穿制服很合适，”古羅夫對正在擺弄嶄新的咖啡壺的維羅奇卡使了個眼色。“去當干部吧——權大一些，制服也隨時可穿，姑娘也夠你挑的。”
　　“你這人挺粗魯，列夫·伊凡諾維奇，”那位上校生气了，“你以為只有你才是偵查員，別人只不過是來去匆匆的過客。”
　　“廖沙，你問問姑娘們，每個人都會說你穿制服很帥，”古羅夫笑了，這時他听見維羅奇卡桌上的電話丁零零響起來，說道：“噢，維羅奇卡，這是市內并聯電話吧？”
　　“就好像您不知道似的，”維羅奇卡生气地答道，“您是已有家室還是一直沒有拿定主意？瑪麗亞會离開您的，她做得對！”
　　“我對她也是這么說，”古羅夫對維羅奇卡伸了伸舌頭，回到將軍的辦公室。
　　奧爾洛夫已經換上便裝西服，正在撥電話。
　　“誰也找不到，都到前線去了，這些混蛋。”
　　電話終于接通了，奧爾洛夫問道：
　　“上將先生嗎？我是奧爾洛夫。你好，你好，我馬上就可以看出你對我記得多清楚。干嘛不撥自動電話？因為你似乎已經退休了，你的專線按理會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經主管過監獄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沒關系，你手下的人還在任職，記得自己的首長，你明白嗎，老朋友，我的一個伙計必須會見一個判了死刑、指望獲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來他就顧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個監獄？”奧爾洛夫看了古羅夫一眼，听他講了以后說：“對，就是那儿。我們掌握一些重大疑點，犯人不是單槍匹馬，犯罪集團仍然逍遙法外。為什么以前沒有想起來？案件很多，只有一雙手啊。是古羅夫上校。你是說他很高傲？他在這方面沒事儿，上帝本來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卻給了一個人嘛。你說你打個電話，跟他們說一說？謝謝你，老朋友。你近來怎么樣，孫子們怎么樣？”
　　奧爾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說道：
　　“列瓦，你那狗屁個性連住在花園區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電話來。”
　　鐵木爾·揚季耶夫、律師博亞里諾夫和古羅夫上校圍著一張干淨的木桌，坐在緊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間里沒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鮮，不僅聞不到監獄的气味，連營房的气味都沒有。沉重的鐵門上有個小孔，細心的人可以發現，房間上方的几個角落里安著電視攝像机鏡頭，當然囉，房間有人監听，談話也會錄下來。
　　律師跟犯人問了好，小伙子低聲而有禮貌地答禮，對古羅夫則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訝地發現小伙子沒戴手銬，外表也不像個判了死刑的人：臉色平靜，根本不顯得衰弱不堪，神態坦然，不過目光呆滯，仿佛沒有生气。
　　“伊万·馬克西莫維奇，您跟鐵木爾談談，我听一听，”古羅夫一面說一面從口袋里掏出几張鐵木爾親屬的彩色照片，攤開放在鐵木爾面前，旁邊再放上一頁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紙。
　　“怎么樣，鐵木爾，咱們就這么一直不開口不成？”律師心里明白他只不過是塊擋箭牌，他的話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認裝炸藥的背囊是你帶上汽車的，你本來不打算把它留在車上，但匆忙之間忘了拿走。這是又蠢又笨的謊話，娃娃。我們已經得知，除你以外，參与恐怖活動的還有几個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們卻逍遙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談情說愛，你認為這樣公正嗎？”
　　古羅夫往桌上擺照片時，鐵木爾對這個俄羅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邊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臉上現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師講話，仔細看著一張張照片，把它們推開又重新拿在手上，抬頭望了望這個陌生的俄羅斯人，又把那張印著字的紙湊近一點，只見上面寫道：
　　“鐵木爾，注意報紙上的日期。你的親屬的照片是兩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現在你的親人們在很遠的地方，他們絕對安全，誰也抓不到他們。你的生命不屬于你個人，你是你母親生的，父親和祖父把你撫養成人，你身上流著祖先的血，你沒有權利把它拋洒在監獄的院子里。把紙翻過來，簡單寫一寫事情的經過。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羅夫看見小伙子把這段話讀了兩遍，便掏出鋼筆放在他面前。
　　“鐵木爾，是誰給了你爆炸物，是誰教會你使用它的？”律師繼續單調地重复道。
　　鐵木爾慢慢寫著。古羅夫站起身來，不慌不忙地開始在房間里來回踱步，隨即走到門口，在小孔前面揮了揮手。門沒有打開，一個平靜的聲音問道：
　　“你們談完了嗎？”
　　“沒有，我想要個煙灰缸。”
　　“通風机沒開，不能抽煙。”
　　“噢，對不起，也免得你費心了，”古羅夫答道。他看見鐵木爾已經寫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鋼筆、照片和那張紙放進口袋，說道：
　　“說不定我碰巧會見到你的哪個親屬，有什么話轉告嗎？”
　　鐵木爾把頭扭到一邊，悶聲說道：
　　“感謝真主！”
　　“是該感謝，”古羅夫點點頭說：“也許再補上一句，說你熱愛讓你生到這世上來的父母、把你扶上馬背的爺爺，還有你親手帶大、又教他們懂事的兩個妹妹？對他們說，真主偉大，但真主告誡每個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爭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車臣人，您是俄羅斯人。”鐵木爾答道。
　　“是俄羅斯人，”古羅夫說，“而且我看這沒有什么不好。”
　　博亞里諾夫和古羅夫坐上“雷諾”牌汽車，駛過兩個街區，把車彎進一個胡同。密探把車停住，熄了火，從口袋里掏出鐵木爾交回的那張紙，在胸前畫了個十字。
　　“列夫·伊凡諾維奇，您違反了現行的一切法律，”律師喃喃說著，試圖打開古羅夫捏在手上的那張紙。
　　“請原諒，伊万·馬克西莫維奇，違反一切法律我可沒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沒有打開紙條，不慌不忙點燃一支煙，把車窗稍稍放下一點，這才把紙條攤開，看了一遍，隨即遞給律師。
　　“我當時一無所知。”律師沒有克制力，念出聲來。“有人給了我背包，說里面裝的是跟异教徒作斗爭用的資金，讓我上公共汽車，叫我在起義廣場下車，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說是有人會拿的。誰來拿，我不知道，跟我說話的是個俄羅斯人。這人年紀不老，中等個儿，頭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著一只錨。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個俄羅斯人，樣子像個流浪漢，對我低聲說：要是我信口開河，就把我全家殺光。他說出了我的父母、爺爺和兩個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漢很快就被帶走了，我再沒見過他。”
　　“這么說，我們的看法是對的，”律師若有所思地說，“不過這种材料對我們未必有什么幫助。一切都已取證了，定案了，誰也不會承認這樣的紙條是新發現的情節。”
　　古羅夫從律師手里拿過紙條，裝進口袋。
　　“走著瞧吧，伊万·馬克西莫維奇。”他開動汽車，看了看后視鏡，笑了一笑。“我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見面，多長時間不知道。”
　　“列夫·伊凡諾維奇，差點儿忘了告訴您，”律師突然活躍起來，“他們把冰箱從客廳搬到了廚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見了吧，伊万·馬克西莫維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瑪麗亞打電話回來說，拍片子的事拖延下來——老板破了產，制片人正在籌款，只剩下兩個拍攝日，劇組的人到齊了，但工作陷于停頓。
　　“到了這种地步，”女演員說，“就開始怀念昔日的蕭條時代了。”
　　“什么都別管，回來得了，”古羅夫气惱地說，“我在拼命掙錢，不久就可以乘飛机去加那利１度假了。”
　　
　　１　加那利群島屬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們冬季旅游療養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沒學會扔下朋友們不管。進房間的鏡頭我已經拍了，但出房間的還沒拍。我甩手就走，難道叫他們再去找個演員，把整場戲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當然不成，”古羅夫稍稍消了一點气。“去加那利群島的事我也性急了一點。我這里的工作才剛開頭。”
　　“忍著點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說。”瑪麗亞講話時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羅夫感到她的情緒很沮喪。
　　“謝謝你打來電話。吻你。”瑪麗亞在電話里也回了一吻。古羅夫放下听筒，從臥室來到客廳，那里聚集著偵緝小組全体成員。
　　聶斯捷倫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諾維奇·斯維特洛夫坐在長沙發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羅夫的神態，一邊在地毯上踱步，一邊居高臨下地看看在場的几個人。一見主人出來，克里亞奇科赶緊在單人沙發上坐下，顯出一副天真的樣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羅夫說。“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頭來。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羅夫指著放在桌上、寫著鐵木爾供詞的那張紙問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說。
　　“怎么把它帶出來的？”聶斯捷倫科問道。“犯人跟監獄外面通信是要檢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寫好的，”古羅夫答道。“要是有人問，我就拿出來。可是我去探監有典獄長指示，因此值班軍官決定對我不過問。華連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議，而不是問題。”
　　“列夫·伊凡諾維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匯報一下，”聶斯捷倫科答道。“沒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沒有結果也是一种結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談談嗎？”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搖搖頭，于是退休上校繼續說：
　　“我們同四個證人見了面。第五個晚一點再說。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卡西亞諾夫，二十八歲，個体商販，往波蘭跑生意，單身，生活小康。他在白俄羅斯站上了公共汽車，過了兩站下車，他看見鐵木爾上車，也是在白俄羅斯站，手里拿著一個小背囊。卡西亞諾夫有一輛五座‘日古力’汽車，案發的當天車子在汽車維修站，准備進行技術檢查。我們核對過了，他說的都對，維修站的人對卡西亞諾夫很熟悉，他能按時付款，但為人吝嗇，不喝酒。我認為他未必會跟特工部門的人合作。”
　　“謝謝，”古羅夫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見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強說道：
　　“列夫·伊凡諾維奇，請允許我到最后再說几句。”
　　“好的。華連廷，你接著說，”古羅夫在長毛絨包面的單人沙發扶手上坐下來。
　　“科諾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維奇，坐在汽車后座上，這時鐵木爾上了車，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歲，已婚，有兩個孩子，以前是電气工程師，現在當司机，為白俄羅斯火車站附近的一些售貨亭服務，我推測他的主要職業是當警衛。他体格強壯，在阿富汗打過仗，受傷后退伍。很顧家，能喝點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歡‘黑小子’。在科諾瓦洛夫看來，阿富汗人也好，車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貨色。這人挺穩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談，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僅限于此。有一輛‘日古力’3型汽車，但用車的多數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諾的公共墓地工作，我們沒上那儿去。科諾瓦洛夫跟特工部門的聯系我實際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偵查情報，工作，家庭，人情關系，我認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個情婦，是售貨亭的一個姑娘，他們就在那里解決一些迫切問題。”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點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聲，意味深長地看了朋友一眼。聶斯捷倫科不耐煩地揮揮手。
　　“最好把你那長鼻子擦干淨。我啥也沒忘，讓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臉，我只好自己匯報。寄生虫！”
　　“你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過頭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對，科諾瓦洛大的供詞里有一處重大矛盾。”
　　“兩處。”柯托夫糾正他，說道。
　　“列夫·伊凡諾維奇！”聶斯捷倫科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
　　“都不是小孩，都當偵查員了，還像孩子一樣吵嘴，”古羅夫笑了一笑，“你們白天沒吵夠么？”
　　“把我的思路打亂了，這丑八怪，”聶斯捷倫科嘟囔道。“好吧，當鐵木爾上車時，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諾瓦洛夫身旁放著一個大背囊。于是證人把它拿開，給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這會儿他卻斷言他沒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們別抓證人言語中的破綻，他這种奇怪舉止我們听了就當耳旁風。可是科諾瓦洛夫本人卻談起這件事，長篇大論講了半天。他說，就為這個背囊，律師在法庭上把人糾纏得疲憊不堪。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這樣？證人則肯定地說，他當時在看一本雜志，沒有看清走到跟前的這個小伙子的嘴臉，因此才拿開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諾瓦洛夫不是應該拿開背囊，而是應該把它背上，因為下一站他就下車了。”斯坦尼斯拉夫說。
　　“不錯，”聶斯捷倫科點點頭說，“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個站下了車。他本該再坐一站，因為他住在沿公共汽車線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諾瓦洛夫對小伙子和他那個小背囊記得很清楚。為什么他的記性這么好，他解釋說，小伙子長得很像個車臣人，而他的背囊則跟科諾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樣，只不過沒有完全展開，只展開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說。
　　“科諾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愛德華·亞歷山德羅維奇占了。當他坐下時，鐵木爾的背囊礙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壓了一下鄰座這位新乘客的腳。那人粗野地罵了一句，稱鐵木爾為‘黑屁股’，馬上跳起身來，汽車一停就下了車。伊夫列大這人我們暫時還沒有找到。他三十五歲，是個很內行的花匠，自种自賣，已婚，沒有孩子，在多羅戈米洛沃公路邊上有一個小小的別墅，种了0.12公頃的花，比植物園的花還漂亮。房子和花圃由兩條大牧羊犬守衛，吃的東西不用從別人手上買。我們沒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顯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絕跟我們談話。鄰居們認為愛德華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約有一星期沒見到他。來運花的是一輛‘伏爾加’汽車，花是批發出去的。我們未能查明汽車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輛‘莫斯科人’汽車，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車，不清楚。白俄羅斯火車站附近的花販子對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對他看法不錯，他們對他‘出賣別人’感到惋惜，但都說他對花十分內行，沒有人比得上他。
　　“現在講鐵木爾在普列斯尼亞站跳下汽車時站在車門口的那個證人，他肯定地說，小伙子下車時手里什么都沒拿。這人叫費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維奇，三十五歲，离了婚，做點買賣，他說他目前從一家小店里离了職，另一家還沒安排下來，住宅里總有一些閒來無事的人在那里逛蕩，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這個費季索夫沒法管束。他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過役，但未能核實。他邀請我們喝一杯，但斷然拒絕談恐怖活動和法院開庭的事，還試圖打我的猶太朋友的耳光。他沒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纏上繃帶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點茶，你只要不喝茶就會變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諾維奇沒讓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滿涼茶，“諸位同事，我跟你們一樣，讓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開口。”
　　古羅夫听偵查員爭吵時無動于衷，仿佛他不在場似的，即或在場，也一門心思在想別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習慣了朋友為人處世的態度，聶斯捷倫科和柯托夫卻感到气惱，但外表上并未顯露出來。
　　“最后一個證人跟鐵木爾同時下車，他目睹了汽車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給了兩個特警隊員，這兩個人當時正在离車站兩步遠的地方喝罐裝啤酒。”
　　“這個證人叫捷列霍夫·謝苗·西多羅維奇，四十一歲，已婚，有個女儿，本人在商業銀行當職員，”斯坦尼斯拉夫接著他的話說，“他肯定有一輛小汽車，他怎么會坐公共汽車，誰也不清楚。”
　　“這事許多人都清楚，”聶斯捷倫科反駁道，“銀行有一個長期客戶過生日。我們核實過。人們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奧迪’車留在銀行旁邊有人守衛的停車場。我認為證人不是冒充的，這些人形形色色，毫無聯系，也不可能是情報网或聯邦安全委員會的人，因為從公羊身上擠奶是毫無价值的事。我這位永遠流鼻涕的搭檔觀點不同，讓他說說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說：
　　“上校說的我都同意，但是對于結論我認為謹慎一點為好。看來上面說的几個人中沒有一個屬于在編人員，也不屬于情報网，然而他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受我們和聯邦安全委員會的伙計們的支配，這是完全可能的。他們全都是冒充的，因為有人對他們施加壓力。華連廷斷言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間毫無聯系。所有的人都膽大包天，又都遵紀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過偵查案卷，你說說看，詢問過多少證人，發現了多少目擊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開記事本，瞥了一眼，說道：
　　“十六個。”
　　“可是受到詢問的不應當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順利的情況下才能辦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們每個人過去都尋找過證人。詢問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個，而且都是鐵證。”
　　“捷列霍夫抓住了鐵木爾，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別人找他，”聶斯捷倫科反駁說。
　　“列夫·伊凡諾維奇，別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數，原告一方是有意拼湊的！”柯托夫气憤了。“离車站几米遠的地方正好有兩個特警隊員在喝啤酒，這就像灌木叢里碰巧有一架大鋼琴一樣荒誕可笑。汽車在离車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強烈的震蕩，人們都惊呆了，過了好一會好奇的人才開始走近慘案發生的地點。可是已有醉意的銀行職員卻當即抓住鐵木爾·揚季耶夫，拼命叫喊起來。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時間記起小伙子帶著背囊上車、卻空手下車么？這不可笑么？而且每個證人我都能指出几處破綻。”
　　“經驗丰富的律師已經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決還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勸我，格里戈利。這個案子每個人都看得出，指控是偽造的。你的朋友聶斯捷倫科也已看出，他不過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羅夫站起身來，在客廳里來回踱步。“看得出對他們每個人都抓了個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為招募他們作了准備。挑撥离間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來，就跟這些人進行商談，說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數，你幫我們揭露恐怖分子，我們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過日子。總之是老一套手法。時間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動手干起來。而這些‘證人’無疑互相之間并不認識，每個人都以為只有他一人這么特殊。”
　　“但鮮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說，“他一下子就叫我產生了警惕。伙計們，你們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這人确實縱酒無度和游手好閒。但九月份卻不是如此，因為正是花季，他要干活。他酗酒游蕩是有時間安排的，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他突然离家出走，走得不是時候，我認為他是感覺到他在葬送一個無辜的人。”
　　“有可能，”古羅夫表示同意。“可是單靠一個證人是得不到重大結果的。假定我們能找到他，讓他清醒過來，把他藏起來，跟他做做工作，伊夫列夫這一輩子永遠也不會招供出來，但我們卻會完全暴露。連傻瓜都會明白過來，這些偵查員不是在找同案犯，而是在推翻指控。其他證人中就會有一兩個被汽車撞死，幸存的證人也會嚇得魂飛魄散。假如我們堅持干下去，我們也將被迫停止工作，轉而爭取保住自己的性命。”
　　“指責別人我也會，”斯坦尼斯拉夫生气了，“列夫·伊凡諾維奇，既然你料事如神，就別跟下屬商量，布置任務得了。”
　　“咱們需要找到給鐵木爾布置任務的那個手上刺有圖案的俄羅斯男人，”古羅夫答道，“還有囚室里那個熟悉揚季耶夫近親的流浪漢。”
　　“那么阿拉伯神燈你要不要？”斯坦尼斯拉夫冷笑一聲。
　　“要的，”古羅夫認真地答道，“當然囉。布置任務的那個人既不是光頭，手上也不會刺圖案。囚室里那個眼線也根本不是流浪漢，這人另有來歷。但這兩個人必須找到，因為線索從他們身上通到上層。”
　　“說說倒容易。”克里亞奇科忍不住說。
　　“你想要任務，那就合計合計；接到了任務，就想想怎么去完成。”古羅夫按老習慣聳了聳肩。“斯坦尼斯拉夫，或許你是想要我又替你動腦筋、又替你干活，而你只管發表長篇大論和逗人發笑？”
　　“別說昧良心的話，列夫·伊凡諾維奇！”克里亞奇科當真著惱了。“再說這些人早就不在莫斯科了。”
　　“那么他們在哪儿呢？這些工作人員，或者說很得力的現行特工，不是只用一次就拉倒。這种職業特工不可能有充分儲備，目前這种人奇缺，而聯邦安全委員會，還有我們局里的敗類們，都沒有童話里那种自動擺出食物的桌布。其次，我們應當明白，我們面對的并不是反間諜机關和刑事偵查局，只不過是由不同分支机构中召到一起的一伙人。當然，他們是專職人員，但遠非是最好的；他們有周密的策划，貪婪而又凶殘，但同時也膽戰心惊。搞陰謀的人總是有些膽小的，他們干的是混水摸魚的勾當，因此什么都怕，而且彼此猜忌。由于人員經常重新配置，他們不可能組織得很嚴密。應當抓住線索結尾的一頭，往后就輕松一些了。”
　　“列夫·伊凡諾維奇，咱們現實一點，”聶斯捷倫科說。“假如我們非要干不可能的事，而且抓住不放，那么要么線索被他們砍斷，要么我們被他們干掉。”
　　“華連廷！我今天就可以放你走！你去另謀職業，回保安公司去，養得腦滿腸肥！”
　　“列瓦，”斯維特洛夫突然開口了，他坐在那里一直默不作聲，大伙儿都把他忘了。“你這孩子別讓人受委屈，他們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瓦西里·伊万諾維奇，你不用教訓我！”古羅夫很少像這樣提高嗓門。
　　“可是除我以外再沒有人對你直言不諱了。”斯維特洛夫淡淡地答道。“你進莫斯科刑偵局時我已經當密探了。華連廷感到害怕，所以他才能活到今天。列夫·伊凡諾維奇，你來确定自己的戰略，我們尊重你。”
　　“謝謝，夏伯陽。”古羅夫對聶斯捷倫科點點頭說：“對不起。那么好吧，斯坦尼斯拉夫，你再到莫斯科刑偵局去。囚室里那個眼線用的自然是化名。永遠也不會有人對你說出這個人來。然而眼線是由某個偵查員安置在囚室的。他總會編制在某個人手下。眼線你是找不到的，但那個偵查員你可以試探出來。眼線呆在囚室的准确日期是知道的，值班員那儿登了記……”
　　“列夫·伊凡諾維奇，你不用教我了。這就是說，判斷出誰是眼線的監督者，跟他接近。杜撰出一段故事，說我對那段時間關在囚室的某某人感興趣。對眼線和揚季耶夫則只字不提。偵查員手上會有一些額外的錢，總會以某种方式顯露出來。我能不能給這個伙計安個誘餌，說部里缺少好的偵查員？”
　　“可以，好的偵查員總是缺的。但這話只有在他的年齡、資歷和工作經驗合适時才能說。否則這家伙、尤其是他的長官就會把你猜透了。”
　　“彼得羅夫卡，每天夜里都燈火通明，”這是盜賊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斯坦尼斯拉夫把歌詞稍加改動，一面哼了起來，一面開始收拾桌上的材料。
　　“現在輪到你們三位，”古羅夫打量著斯維特洛夫、柯托夫和聶斯捷倫科，說道，“那個‘教練’，咱們姑且這么稱呼他吧，這人的特征不清晰，然而仔細琢磨一下，還是有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年齡，身材，体型。你們也許會說：這樣特征的人多得數不清。這話不對，比如咱們這几個人，一個也對不上號。剃光了頭，那毫無疑問就是假發。什么意思呢？”他用詢問的眼光看了偵查員們一眼。“這意思就是：他不久以前剃光了頭，否則假發是戴不好的。”
　　“說不定這人天生光頭呢？”斯維特洛夫說。
　　“他戴上一頂鴨舌帽或禮帽不是更簡單么？”聶斯捷倫科說。
　　“他跟鐵木爾是在咖啡館見面的，”古羅夫反駁道。“戴帽子總的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帽子有可能無意中取下來或被樹枝挂住。不，他是剃光了頭的，現在頭發當然又長了起來，進行了精心剪修。夏伯陽，你回車庫去呆兩天，擺弄擺弄你的車，你已經要了補假，眼睛盯緊一點儿，看看能否發現什么線索。其他几位呢，跟過去的特工們聊一聊。那人的舉止特點應該是老成持重。還有斯坦尼斯拉夫所說的錢的問題。十万元額外收入裝在窮漢口袋里，總會很扎眼。好吧，咱們干起來吧，請注意，辦這個案子哪怕達不到目的也不要越過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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