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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羅夫估計恐怖活動發生、鐵木爾·揚季耶夫被捕后有個偵查員立即往牢房里安插了眼線,便派斯坦尼斯拉夫到莫斯科刑偵局去查找那個偵查員。跟眼線聯系對偵查員來說是一件极為細膩、格外隱秘的工作。跟牢房里的眼線聯系則加倍复雜和隱秘。要想挖出眼線本人根本不可能,但要查出是哪個偵查員在從事這項工作,從理論上說是辦得到的。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干的就是這樣一件細膩的事。
  華連廷·聶斯捷倫科每天走訪證人,今天找這個、明天找那個,查問一下有沒有什么新聞,看看他們的情緒是否有變化。這位前上校設法找到兩個以前當過耳目的人,給了他們一些錢,派他們去一些歹徒集團打听是否有什么新成員特征同給鐵木爾下指示的人相似。
  古羅夫本人則會見了一位老耳目米什卡·扎哈爾琴科,此人經營好几間售貨亭,在馬斯洛夫卡區的工商界和航空客站大樓附近列宁格勒公路一帶數以千計的舊貨市場中間十分有名。
  古羅夫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跟反間諜机關的人員建立聯系,不是正式的、而是工作聯系。這件事可以依靠庫拉根上校,但庫拉根不喜歡未經領導批准采取什么行動。可是經驗丰富的偵查員不相信庫拉根的上司沃洛金將軍。古羅夫無法解釋為什么自己對沃洛金沒有好感,而且問題并不在于將軍對現已免職的科爾夏諾夫阿諛逢迎。古羅夫一直覺得這位反間諜机關的將軍對人不真誠,這不是特工部門在相互關系方面經常采取的那种職業手腕,而是某种深藏不露的危險的品性。
  擔任處長的庫拉根上校經驗丰富,有敬業精神,但頭腦有些簡單。此刻他開著公家的“伏爾加”車,在馬雅可夫斯基廣場上轉彎駛向布列斯特街,碰上了交通堵塞,這個地方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時交通都是堵塞的。多少次他都發誓不走布列斯特街,在特維爾街電信局那儿轉彎,可總是禁不住心里發痒,心想干嗎要繞彎子,說不定正好此刻可以抄直路。這一次他又未能急馳而過,离格魯吉亞街還有一個街區就被擠得無法動彈。
  旁邊的車發出短促的信號,上校惱怒地放下側面車窗,想對那個急性子人說,他這是汽車而不是直升飛机,卻一眼看見旁邊外國車里古羅夫那微笑的面孔。
  “見您的鬼!”庫拉根把惱怒發泄出來。“我根本就不想找您。”
  “不用你找我就來了,”古羅夫笑了起來。我正在想我的好朋友上哪儿去了,沒想到就在眼前。咱們把車開到格魯吉亞街,向左一拐,把車停下來,我得跟你聊一聊。”
  古羅夫在花園街就“咬”上了庫拉根,他仔細觀察是否有人“盯梢”,不過周圍這樣擁擠,什么都看不清。從布列斯特街往格魯吉亞街轉彎會給跟蹤監視造成很大困難,另一方面,又是從業已形成的堵塞局面中掙脫出來的一條自然的出路。
  庫拉根點了點頭,升上車窗玻璃,開始慢慢駛入左邊一列。看見他那不加掩飾的生气的神情,古羅夫心里明白,這位反間諜官員對上校的話信以為真。
  他們好不容易轉了彎,又往前開了一點,把車停下來。出于對年長者的尊敬,庫拉根下車來坐進古羅夫的車里。
  “您好。”
  “你好,間諜的克星!”古羅夫跟朋友握了握手。
  “我們已經把間諜忘了,改行抓有組織犯罪。”庫拉根接了一下車窗按鈕,放下側面玻璃,又把它升起來。“小玩意儿,可是挺有意思。難道咱們連這种小東西都造不出來?”
  “別提了,”古羅夫笑了起來。“咱們汽車里的玻璃要么放不下來,要么提不上去。”
  “上校先生,我听說您跟領導鬧翻了,并且休假去了。”
  “上校這稱呼難听,別這么叫我,咱們是朋友。我休假的事電視里似乎也沒有播過。”
  “噢,是將軍順便提到的。”庫拉根窘住了。
  “巴維爾,別兜圈子了。順便說說,沃洛金將軍就那樣,一提到我就不會有什么好言語。”
  “列夫·伊凡諾維奇,我可不喜歡傳播流言飛語,咱們說點別的。”
  “對,巴維爾。”古羅夫點燃一支煙。“吵嘴翻瞼是女人的事,我跟彼得則是觀點有分歧。不錯,我休假了。可是工作并沒有停止。鐵木爾·揚季耶夫抓起來了,判了刑,要是我的話,對恐怖分子就不是審判,而是就地開槍打死。”偵查員講起假話來輕松隨便,看來是受了跟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多年交往的影響。
  “我跟將軍口頭說了,也打了報告,”古羅夫繼續說。“這种野蠻行徑年輕人是干不出來的,更何況單槍匹馬。這事儿有一幫人,這幫人沒有离開莫斯科,而是潛入地下。政治家們一旦吵嘴翻臉,匪徒們又會搞爆炸。抓住一個笨手笨腳的娃娃,迅速把他判處极刑,然后高興一番——這不是工作,而是論個儿抓老鼠。彼得是個懂道理的人,但他報告了巴爾金,可是巴爾金不是警察,而是政治家,他要求取得轟動一時的成果。”
  “于是您,列夫·伊凡諾維奇,就決定改行當羅賓漢,”庫拉金挖苦地說。
  “不完全是,”古羅夫打量了庫拉根一眼。“你改行抓有組織犯罪,可是你手下的人缺少所需的耳目。匪徒不是异端知識分子,對付匪徒應該有別的門路。”
  “耳目不是胡蘿卜,一個夏天是長不出來的,”庫拉根尖刻地答道。
  “我也這么說。我手頭有些門路,就是缺少內行的偵查員,”古羅夫說。
  “聯手辦案的事上面下達了數不清的命令,可是咱們各有各的上司,他們誰也不愿意進行合作。”
  “不需要開會協商,也不用找上司,你我都不是普通一兵,都有自己的頭腦。我給你指個方向,你跟你的伙計們抓住這幫人,然后再擺到桌面上給你的將軍看。我需要的是最后結果,至于成績歸誰,咱們以后再說。”
  庫拉根頭腦有點簡單,但卻決不愚蠢。他對古羅夫這樣一位民警局偵查員非常尊敬和看重。听了古羅夫的話,這位克格勃人員明白了,密探辦這個案子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對此并未深究。
  “列夫·伊凡諾維奇,有您這樣的聲譽,多抓或少抓一個匪徒并無多大意義。可是對我們來說,眼下拿出具体成果是再合适不過了。我怎么給將軍報告呢?”
  “跟領導只能如實報告,”古羅夫用開導的語气說,“据未經核實的情報,直接參与可恥的公共汽車爆炸事件的一幫黑社會匪徒目前仍在莫斯科。已經給提供情報的人下達任務,要他們查明匪幫藏匿的地點。”
  “作為交換,您想得到什么呢?”庫拉根小心翼翼地問道。
  “從你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古羅夫惊訝地說。“也許用得著几個机靈的伙計,加上一兩輛汽車。也可能用不著,”他聳了聳肩。“可是假如你的哪個伙計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況,或是抓住哪個重要的匪徒,那么這是你的成績,而不是我的。”
  庫拉根許久沒有做聲,他歎了几口气,隨后勉強說道:
  “您把我弄糊涂了,列夫·伊凡諾維奇,只不過我不明白具体是在哪一點上。”
  “巴維爾,你要牢牢記住,偵查員永遠不會把他得到的情報和盤托出。他總有自己的怀疑、見解和打算。你也不能指望別的合作方式。對你來說重要的是:有一點你得把好關,不能讓假情報從你手上通過。我打牌不會作弊,至于你能吃掉多少牌,那得看你的技巧和机靈程度。”
  “一半真實不等于真實!”
  “廢話!絕對的真實在我們的工作中是不存在的。知道的我都通報了,有怀疑的我就避而不談。”
  “那好吧,我也通報我知道的情況。”庫拉根又沉默了一會儿。“您曾經問過我維克多爾·奧列戈維奇·維爾丁上尉的情況,您的部下有一次在巴黎跟他發生過沖突。”
  “嗯,請講下去。”
  “我當時對您的問題避而不答。現在這個人是中校,主管一個部門,干什么不清楚,反正直接隸屬于沃洛金將軍。不久前維爾丁手下的一名偵查員當著我的面在談話時捎帶提到了您的名字。”
  “謝謝你,”古羅夫真誠地答道。“我對維爾丁實際上并不了解,但從一些零星的消息看來,他是個身份曖昧的人,利用權力執行一些特殊使命。”
  “專門殺人?”庫拉根哆嗦了一下,斷然補充說:“就算我什么都沒有對您說。”
  “專門殺人?”古羅夫冷笑了一聲。“這倒未必。這類專門人員在總局里是不會安排正式職務的,更不會直接隸屬于副局長。他只不過是個不擇手段的人,否則他怎么會從上尉一下子升為中校呢?”
  “不錯,”庫拉根如釋重負地笑了一笑。
  “就這樣吧,巴維爾,締約雙方上層人士已經達成協議。不過,也不知是否有人真的理解什么叫‘達成協議’。有什么具体情況,我會給你打電話。”
  第二天早晨瑪麗亞回來了。她晒黑了,略顯消瘦,已不像昔日那樣光彩照人。古羅夫彬彬有禮地感謝了送女演員回家的几位男士,沒有請他們進屋,隨后按鈴要了電梯。他拎起手提箱,出乎他自己的意外,緊緊擁抱了心愛的女人,她不由得叫了一聲“啊呀”。
  他們吻得很輕很快。瑪麗亞的眼睛清澈晶瑩,只不過顯得十分疲倦。他把她抱起來,安置在長沙發上,給她脫下細高跟鞋,然后去廚房里煮咖啡。
  “你的許多方面我都了解,但你的醋勁儿這么大,又這么体貼人,我還是頭一次感覺到。”瑪麗亞盤腿坐起來,挪了一下咖啡碗,把煙灰缸和古羅夫遞給她的酒杯重新擺放一番。“怎么樣,超人,沒有女人覺得難受嗎?”
  “難受,”古羅夫坦白地說。這句話比他所有其他舉動,包括生硬的擁抱和不自然的体貼更令瑪麗亞感到惊訝。
  “你這么殷勤,甚至令人感到怀疑。”瑪麗亞喝了几口咖啡。“屋子里得仔細看看。你甚至沒有留心我有多么難看。”
  “可我明白了更重要的東西。”古羅夫也端起一碗咖啡。
  “什么東西?再沒有什么比女人的美更重要了。”
  “就是形形色色的模特為了證明自己正确而想出來的种种愚蠢舉動。”
  “那你的眼睛干嗎看著一邊?不是跟你說過,當你打算撒謊時,你就把目光轉到一邊,并且微微皺起眉頭?而且現在你的臉都紅了!你知道嗎,你這种舉止都出現在一天之內,太多了!你去往浴池里放好水,倒一些香波,咱們喝完咖啡抽支煙,你再把我抱進浴池。現在你閉一閉嘴。”
  瑪麗亞突然強烈地感覺到這個男人是多么愛她,他對她又是多么珍貴。然而此時她感到的不是高興,不是欣喜若狂,而是心情沉重,甚至心里隱隱作痛。
  “我討厭的就是這個!你就用你那呆板的目光看著一邊,呆在那里不動,下你的地獄去!”
  古羅夫只是微微一笑,用陌生人一般的聲音答道:
  “一切都還在后頭,瑪麗亞。可惜的是,你現在要求的事也會實現。”
  此后兩天他們几乎足不出戶,都有一點擔惊受怕和彼此陌生的感覺。
  清晨六點左右電話鈴響了起來。古羅夫拿起听筒。
  “喂。”
  “我是柯托夫。列夫·伊凡諾維奇,我不得不上您那儿去,而且不止我一人。眼下我們無處藏身。”
  “來吧。不需要請醫生嗎?”
  “好像不需要。”格里戈利略顯遲疑地答道。“我們過三十分鐘到。”
  “來吧!”古羅夫想從床上悄悄爬起來,但瑪麗亞伸了個懶腰,把手臂枕到頭下,又伸了伸懶腰。
  “一切正常!火車又按時刻表開動了。把臥室門關緊一點,你自個儿給你那些刑事犯做早餐去。”
  花匠愛德華·伊夫列夫、偵探柯托夫和古羅夫上校在廚房里吃早餐,喝咖啡。三個人默不作聲,只有伊夫列夫偶爾气憤地、有時是抱怨地重复一句話:
  “莫名其妙。”
  格里戈利·柯托夫洗了個淋浴,主要的是把這個家伙帶到上校這儿來了,因此他現在百事不管。他已經完成任務,眼下該由古羅夫解決問題了。偵探跟態度客气、對清晨來訪不大滿意的主人一樣,顯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你們干嗎一言不發?”伊夫列夫終于發怒了。“你們怎么啦,綁架我嗎?那么我沒有什么東西值得拿。”
  “愛德華·亞歷山德羅維奇,您不見了九天,上哪儿去了?”古羅夫問道。
  “這關您什么事,您究竟是什么人?”伊夫列夫力圖裝出气憤的語气。
  “人家救了您一命,”古羅夫朝柯托夫點點頭,“我請您吃早餐,用相當不錯的咖啡招待您,可您卻怒气沖沖,仿佛被人捆起來關在潮濕的地下室里。”
  “我的花要枯萎了!我沒工夫老呆在這里!”
  “可您九天不在家,花長得好极了。您干嗎藏起來,躲什么人?”古羅夫問道。
  “躲我的老婆,我這人嗜酒如命,喝上一杯就要去找柳德卡,在她那儿就呆下來了。”伊夫列夫明顯地鎮靜下來,話音里甚至有點譏諷的意味。“誰會蓄意謀殺我呢?法庭審判已經完了,我現在一文不值。”
  “您是根据照片還是當著面辨認出被捕的犯人的?”古羅夫問道。
  “辨認?”伊夫列夫窘住了。“犯人在法庭上坐在籠子里,哪儿來的什么照片?”
  “這是在法庭上,那么在偵查時呢?”
  “那是當面對質,那小伙子似乎并沒有否認。他默不作聲,我跟他在公共汽車里并排坐一塊儿。”
  “您把裝花的桶放在‘白俄羅斯’地鐵站附近,隨后去哪儿啦?”
  “去哪儿啦?”伊夫列夫慌了神。“去會見一個姑娘,她就住在离那儿不遠的地方。”
  “她叫什么?地址呢?”
  “您干嗎糾纏不休?你們自己吩咐我上公共汽車,我就上了!”伊夫列夫火了。
  “誰吩咐的?上哪個車?”
  “吩咐我的那個人跟您一樣。怎么,難道我看不出您是民警?我本來就覺得不能跟你們沾上邊。什么公民的義務!良心!現在又來折磨人!”
  “那么,有人請您坐上公共汽車。干嗎呢?”
  “這您知道,看那小伙子一眼唄。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在逗一個小孩。那民警對我說,你給我們幫個忙,我們保護你不受敲詐勒索。您也知道,每天得抽出多少錢給這种人進貢?你敢說個不字,就把你的花全部毀掉。”
  “嗯,好吧,您上了汽車,在后排坐下,看了那小伙子一眼。那么您干嗎只坐一站就下了車呢?”古羅夫問道。
  “我的花不是留在那儿沒人看管么!那些玫瑰可是獨一無二的,是我自己栽培的,連名字都沒有。那顏色多美!气味多香!克拉娃就在旁邊,她不管賣什么花都一個樣!顏色有點干枯她就扯掉一兩片花瓣儿,吹一吹就完事。可我得憑良心。”
  “憑良心!”古羅夫模仿他的腔調說,“季節正在節骨眼上,你把花園扔下,灌了一杯酒就溜了。”
  “我害怕了,”伊夫列夫意識到說走了嘴,把頭扭到一邊。“這跟案子沒有關系。”
  “愛德華·亞歷山德羅維奇,您只管講下去,由我們來斷定什么事情有關系、什么事情沒關系。”
  “誰叫我鬼迷心竅,跟你們沾上了。別人都交保護費,咱也交唄,別當出頭鳥。再要點咖啡行嗎?再來一杯酒。”
  “咖啡可以,酒不行。”古羅夫給伊夫列夫倒了些咖啡。“那么您害怕什么?”
  “您怎么啦,是另一個局的?”伊夫列夫耍猾頭,微微眯上眼睛。“很想打听,那就給我倒酒。不喝一杯我什么都記不起來。”
  古羅夫對酒后綜合症就像麻醉學家一樣十分了解。偵探打量了一下花匠,斷定他這是“開始發作”的第一天,再加上心理上有壓力,但他決定不急于給他倒酒。
  “親愛的,我這就狠狠揍你一頓,讓你馬上恢复記憶。”
  “啊不,您是個文明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最好還是倒一杯——”
  柯托夫并未站起來,他朝伊夫列夫頸子上啪的一下,仿佛漫不在意、甚至開玩笑似的打了一巴掌,但花匠卻扑通一下倒在地板上。
  “我不文明,也不在自己家里!你這混蛋,我救了你這不值錢的命,全身都被露水濕透了。長官問你你就好好回答。我的口也痒得要命,你把話全都倒出來,咱們再喝酒不遲。”
  淡色頭發的伊夫列夫把頭縮進瘦削的雙肩里,爬起來坐在椅子上,提心吊膽地看著柯托夫。
  “我也沒反對,知道的我都說出來,可我不明白你們要我說什么。”
  “只說真話,”古羅夫嚴厲地說。“您害怕什么,為什么從家里跑出來?”
  “管段民警上我那儿去了,他知道我有酒,而他從頭一天起一直醉醺醺的。好吧,我給他倒了一杯,當官的嘛,理當如此。可他這家伙貪得無厭,想把整瓶都帶走。我當時鬼迷心竅,不該信口開河。我說,你們這幫廢物,只喝酒不干事。你們干嗎把那小伙子放進公共汽車?你們明知那黑小子有炸彈,卻等著它爆炸,等著炸死人。我真是讓魔鬼迷住了!”
  “為什么您斷定警察知道有炸彈呢?”古羅夫問道。
  “說實在的,一開始我也沒有想到。”伊夫列夫撇了撇嘴,把咖啡喝完。“法院開庭時,我們几個證人坐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里,有個男人就說,瞧這些狗東西在干什么。抓不到真正的恐怖分子,就盯上一個人,布置几個證人,不是把小伙子捆起來,而是讓他引爆炸彈,炸死几個人,目的是為了過后再把早就知道的犯人抓住,得几枚勳章。這時我心里才明白過來,后來又在气頭上不小心對管段民警講出來。那個臭小子不怀好意地看了看我,放下酒瓶就走了。我當時就想起來,在法院里時有個男人,從各方面看來是個有前科的人,他警告過我們,他說,你們這些沒長角的山羊,把嘴閉緊一點,否則馬上就會把你們剁成肉醬。我跳起身來就開車溜走了。今天我決定回去一趟,時間已經過去,再說錢也用完了。”
  柯托夫用疑問的眼光看了古羅夫一眼,意思是說:上校先生,您干嗎不問主要問題呢?但偵查員只揮了揮手。
  “那是科諾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維奇,只有他一人四十挂零,有前科的人也只有他,再沒別的人了,”古羅夫說著吃力地站起來,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似的。他從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給伊夫列夫倒了半杯,然后牽著柯托夫的手來到客廳,隨手把門關上。
  “真要命,咱們身邊有誰于這种事?”
  “這不是咱們的人,”柯托夫不假思索地說。
  “這不是俄羅斯人,是火星上來的。就算某個敗類想出這個主意,也得找一批執行者呀。五個證人,這就是說,具体實施這個慘案的有十來個人。”
  “列夫·伊凡諾維奇,也許那些伙計不明真相,是受人利用?”柯托夫怀著這种希望問道。
  “要么就是從幼儿園招募來的!”古羅夫狠狠地罵了一句。“也許有人開始時沒有料到是這么回事,可是爆炸以后連低能儿也明白了。”
  “可是爆炸以后他們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誰敢開口就得上法庭受審!他們曾經有過怀疑,但卻是奉命行事。你沒法證實有任何組織,但執行者卻是有的。”
  “鬼長了角你也能為他辯個理出來。眼下他們要收拾所有的證人,救人要緊。”古羅夫敲了敲臥室的門。“瑪麗亞,起床了!”
  “我可不是您的部下,上校先生!”瑪麗亞答道。
  “以前不是,現在當一回。這幫烏合之眾,咱們把他們往哪儿藏呢?”古羅夫在電話旁坐了下來。
  “可他們追捕的只是伊夫列夫一個人,”柯托夫說。
  “那番話是在證人呆的房間里說的,因此所有的證人都听見了。”古羅夫接通了頭一個電話。“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到華連廷,馬上上我這儿來。”他開始撥另一個電話。“是巴維爾嗎?我知道你在睡覺,可是該起床了。你答應給我几個人的。看你能給几個,但要注意,宁可少要五個也別多要一個。我們完全陷進這狗屎堆了。我們指誰?你,我,所有的俄羅斯人!”
  古羅夫回到廚房。
  “你想活下去就把伏特加忘掉。愛季克,你在俄羅斯別的城市里有朋友嗎?”
  “我在莫斯科有柳德卡,她一個人頂十個,”伊夫列夫答道。
  “忘掉她。不管有意無意,你今天回家的消息是她說出去的。也許通過女友或鄰居泄露的,反正都一樣。你最好离開莫斯科。”
  “伊爾庫茨克有個姑姑……”
  “親戚不行。”
  “我在馬拉霍夫卡有個朋友,家里就他一個人。”
  “是親近的朋友嗎?柳德卡或你的妻子知道這個人嗎?”
  “不,是在食品商店喝酒時認識的,在一塊儿喝過几次。后來他的肝髒突然出了毛病,他不敢再喝了。不喝酒算什么朋友?以后將近一年沒見面。”
  “好极了。可你的汽車藏到哪儿去呢?有車在一塊儿馬上就會找到你。”
  “列夫·伊凡諾維奇,汽車的問題由我解決,”柯托夫插嘴說。
  “我身上沒錢,都在老婆那儿,”伊夫列夫說。
  “錢我會給你。格里戈利,我們有几個小時的時間,你把花匠帶走,汽車的事辦一辦,然后打電話給我,要么打到這儿,要么打到奧爾洛夫那里。”
  “行了!生活又回到了慣常的軌道。欽蓋希古克1踏上了征途!”瑪麗亞出現在臥室門口,梳好了頭,化好了妝,穿上了高跟鞋。“您指派我去哪儿,上校先生?”
  
  1美國作家詹·費·庫珀(1789—1851)的著名小說《最后一個莫希干人》中莫希干人的首領,以驍勇著稱。

  “去掩護隊。”古羅夫吻了吻瑪麗亞的臉頰。“你的朋友中誰有別墅,誰需要人看房子?”
  維克多爾·奧列戈維奇·維爾丁看上去极為年輕,二十五歲左右,實際上中校已經滿了三十四。他的法語和西班牙語都講得好,英語則說得無懈可擊。顯得年輕和擅長外語都是他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素質,有遺傳的因素。維爾丁的外祖母是個貴族,從小跟外孫只講法語和英語;她去世時已九十二歲,看上去最多七十歲。她的親兄弟,即維克多爾的舅外公,革命前就已离開俄羅斯,在外交部門任職,從未回過祖國。維爾丁的祖父也是個偵察員,曾在鄧尼金的參謀部服役,三十年代就已杳無音信。維爾丁的一切親屬關系、特長、堅定的志向、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渴望和獨特的道德觀念都記錄在他的個人檔案里,這些記錄對他在官場的升遷有時有所幫助,但更多的則是阻礙。他不是幻想、而是确信他將成為一名世界級偵查員,從克格勃高等學校畢業以后,他開始在情報總局工作。
  當時總局決定把維爾丁派往英國,已經詳細擬定了一條輾轉經過三個國家的复雜的路線,制訂了秘密工作的掩護方案,就在這時昔日領導養豬業的一個党內大官插手切斷了維爾丁的升遷之路,改派自己的侄子去了倫敦。那人的間諜生涯十分短暫,不久就搞垮了在倫敦的間諜网,但他自己持有外交護照,平安無事地回到了莫斯科。
  此時維爾丁已經轉到反間諜机關工作,那里對他并不十分歡迎,認為他是情報總局的人,不知怎么把他的名字跟倫敦間諜网的垮台聯系起來。在反間諜机關工作時,他的身份在一些外國使館特工部門面前已經暴露,繼續任用他當偵查員已經不可能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所在地蘭利早就有人注意維爾丁,認為他無疑是個很有才華的人,在自己的祖國遭遇不公,受了委屈,因此很适于招募。維爾丁是否愿意為美國人效力,不得而知,然而他的履歷又一次跟他開了個玩笑。中央情報局俄國處的一位分析家仔細研究了這位候選人的個人檔案以后表達了他的見解,認為此人的履歷過于复雜,优點太多,十有八九是有意推出來讓人招募的。加之這個人十分聰明,也許還沒來得及對付他,自己就會陷入泥坑,卷起舖蓋回家。
  我們經常夸口,說我們有一些人很會給自己留退路,在這一方面我們堪稱世界之最。其實,別的不說,這种人在全世界當官的人中多的是。
  總之,維克多爾·維爾丁精通几种外語,具有鮮明的個性,加上极端的厚顏無恥和許許多多別的优點,他今生今世本來可以在布滿灰塵的辦公室里一直呆下去。卻不料俄羅斯決定進行改革。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甚至包括德國人在內,對本國的特工部門怀有如此令人痛苦的愛。人民對党和特工部門的愛是毫無保留、無窮無盡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俄羅斯人才被人稱為不可理解和無法預測的民族,俄羅斯人的心靈則深不可測、充滿了秘密。誰也不會想到,我們自己也是目力有限,無法解開自身的謎,也不了解未來,對自己的內心深處則不去探察,也許是不敢,但多半是懶得費神。
  總之,改革是件好事,然而党并未遭禁,而特工部門則用原班人馬開始組建。改革派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差不多每個積极向上的俄羅斯人都在党組織里呆過,都怀有真誠的善良愿望,想一蹴而就沒有成功。區區七十年,這個期限對俄羅斯夠用么?韃靼人折騰了三百年也沒有成功。至于特工部門,則一向蒙著一層模糊的陰影。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給自己的特工机關改過這么多名字?只有去檔案館才能查清,可是誰讓你進檔案館?憑記憶說不准,會有差錯,但總能說個大概;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內務人民委員部,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聯邦安全委員會,聯邦調查委員會……而今誰也不知道誰叫什么名字,回憶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多少聰明正派的人在挂著這些招牌的机關工作過,無法數清,至少是因為其中有半數已經不見了。
  在對人員例行重新安排時,維爾丁上尉的個人檔案擺到了一位位高權重的將軍桌上,在最后一次捕殺行動中由于子彈不夠,這位將軍幸免于難。將軍頭腦聰明,經驗丰富,為人絕對正派,因此一次都沒有在電視里露面。他只有一個缺點:不跟魔鬼打交道,也不會探察人的心靈。將軍仔細閱讀了維爾丁的檔案,把一位地位稍低的將軍請來,很有禮貌地問他:這樣的人您那里多嗎?說著把維爾丁的個人檔案夾往前推了一推。下屬不知如何回答,便開始支支吾吾。首長冷冷地打斷他:
  “我發現您一開口就是‘也許’呀,‘進展’呀,近來老愛說‘你明白嗎’。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您不懂,您的祖父和父親也沒在偵查部門工作過,您還有一些別的优點。將軍先生,我請您給這個人找個合适的職位,提升他的軍銜。我會核查執行情況。一個月以后請維爾丁先生上我這儿來談一談。”
  一個月以后這位賢明的將軍像顆棋子一樣從棋盤上撤了下來,換上了一顆易于使喚的棋子,但是維爾丁已經強有力地發射升空,進入軌道,由于他确實聰明,很快就開始受到重視。
  在俄羅斯,頭腦聰明而又有敬業精神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當數金融投机業。那里靠賄賂是進不去的,靠走后門就算鑽進去了也呆不了几天。花錢呆在那里賣傻,這种取樂方式代价太高,倒不如少花點錢及早脫身。
  希什科夫·尤里·列昂尼多維奇是俄羅斯最大的富翁之一。他不參与政事,總是處在二線,然而在我們這里,賺大錢而又完全不接触政界是不可能的。他不喜歡那些部長和政府官員。希什科夫認為虛榮心跟毒品十分相近,開始時覺得好玩,慢慢就會變成它的奴隸。對毒品和酒應當保持距离,一些強有力的大人物以天神自居,自以為無所不能,結果被毒品和酒送了命,這樣的人太多了。人們喜歡談論中庸之道,但那不過是說說而已。政客總是依附于人的,而部長也是政客;糟糕的是他們有時依附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大買賣的人沒有外交手腕和計謀生意是無法持久的,但生意場上的關系是相互的,伙伴也大致上對等。那里也可能有欺騙和叛賣,但既定規則跟任何游戲中一樣不可動搖,誰犯了規就會干脆被人赶走。而且是群起而攻之,既包括對手,也包括合作伙伴。如果說馬在象棋中有規定的走法,那么它就不能用別的步法移動。
  跟任何巨頭、尤其是俄羅斯的巨頭一樣,希什科夫十分需要一些權力机构中的關系。但那不是將軍,而是握有實權、能夠隨時相机行事的人。近年來權力部門不斷重新配置人員。希什科夫失去了兩個有用的人,正在找人頂替。億万富翁要找個可靠的幫手,正所謂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渴望入選者多的是,只有一點不清楚——追求者想要得到什么,危難時刻表現又會如何。一帆風順的日子里這种人基本上不需要。老是把他挂在身邊并加以控制,這种做法無异于發瘋。
  于是希什科夫找自己的一位中學同學商量,此人就是曾對維爾丁予以青睞、現已退休的那位克格勃將軍。中學畢業后金融家跟將軍很少見面。將軍有個毛病:講起真話來不顧場合,而且完全不合時宜。甚至在一個大多數人壓根儿不會講真話的机构里供職多年,也未能使這位同窗朋友有多大改變。不論什么功績都未能挽救他的命運,當權者已經忍無可忍,將軍体面地被人打發退休了。希什科夫在困難時刻想起的正是這個人,他斷定跟他見面几乎不會有什么結果,但將軍也決不會欺騙他。
  兩位同窗在將軍的別墅里見了面,那是一間簡陋的兩層樓木屋,這种屋子做個体生意的二十歲小青年是不會去住的。可是一個人生下來眼睛要是深棕色的話,到老也不會變成淺藍色。將軍誠心誠意、態度安詳地迎接這位大亨,對司机擺在桌上的丰盛的食品和美酒也同樣態度淡漠。
  “尤里,你干脆連桌子一起搬來得了,”將軍一邊說一邊切下一片鱘魚肉。“咱們先吃飽喝足,然后你再開始跟我嘮叨,講一講你來干什么。要是你鼓足勇气,決心一口气把真話講出來,那么喝完第一杯你就可以和盤托出。”
  可是喝完第一杯以后大亨什么都沒有講出來,一開口盡是些宮廷傾軋的故事。將軍邊听邊點頭,同時大口大口吃東西,隨后說道:
  “尤里,你可得注意,我很久沒有出席酒宴了,說不定你還沒講到正題我就睡著了。”
  “你是個老木頭疙瘩,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一輩子什么都沒學會!”希什科夫火了。
  “你撒謊,親愛的,”將軍用面包片夾了些黑魚子醬,愛不釋手似的端詳著,“我要是一輩子啥都沒有學會,你就不會坐在這儿,不會用魚子醬款待我。你從褲子右邊口袋里掏出手帕來,把汗擦掉,別擔心,我不會碰你,甚至不會把你赶走。你是個机靈人,要是不想把那番話講出來,那你自己會走的。這些好吃的東西我可不退給你!”將軍呵呵大笑起來。
  希什科夫十分气惱。生活中一切都亂了套,俄羅斯簡直就是無法無天。他是個實實在在的金融家,在歐洲好几家銀行里擁有數額巨大的賬戶,可以暢通無阻地會見總理,此刻卻呆在將軍那歪歪斜斜的木屋里,坐在瘸了腿的椅子上,默不作聲地听略帶醉意的將軍嘮叨;這老家伙昨天在這個國家還掌握著實際上是無限的權力,而今卻成了一個隨遇而安、自得其樂的樂天派。
  “你樂什么,你什么都不想要嗎?”希什科夫問道。
  “我只要孫子這一輩健康幸福,別的我什么都有。”將軍又給自己斟了一杯。“你來干嗎,把話都倒出來,要不我睡覺去了。”
  “我需要在你們辦事處找個人,腦子要聰明,虛榮心不能太強,懂几門外語,為人要靠得住,”希什科夫一口气倒了出來,他說得那樣急促,仿佛一個猛子鑽入冰窟窿一樣。
  將軍把伏特加挪開,一下子記起了維爾丁,略一思索,擔心這個生意人把一個有才華的小伙子帶坏了,當即閉口不言。他是個見多識廣的將軍,假如他看錯了維爾丁,那么這個反間諜人員要么已經蛻化變質,要么遲早會陷進泥坑。
  “你要他去你那儿當顧問還是安排別的職務?”
  “不,他還留在原單位工作,我需要多長兩只手,”希什科夫答道。
  “簡單說吧,你需要一個消息靈通而又忠實可靠的間諜。”
  “這個詞太難听了,”希什科夫撇了撇嘴。我需要的是一個忠實而又得力的助手,但在表面上他跟我毫無關系。”
  “我那儿有個很有价值的人,可你是否明白,既然他能被億万富翁希什科夫收買,那么他也可能被別的億万富翁轉手買過去?”
  “這是我的問題,只有得不到足夠酬金的人才會被人轉手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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