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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聶斯捷倫科帶著兩個偵緝人員挨個儿巡視臨時隔离室。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偶爾也跟他們一起干。為了應付各隔离室的長官，他們編了一番話，說是有個特別危險的罪犯使用偽造的證件，假托一個輕微的罪名在某個隔离室藏身。偵查員借口一個編造的故事開展工作，而這個故事偏偏又完全符合實際情況，這倒很稀罕。只有一點与真實情況不符，那就是被追查的恐怖分子“伊万”所犯罪行尚未得到證實。他只不過受到怀疑，僅此而已。而他是關押在市郊一個肮髒的隔离室里，罪名是扒竊，用的是一個真正扒手的名字，那人目前關在鐵絲网內正在熬過自己的刑期。
　　偵查工作不論進展得多么緩慢，也不可能加快進度。偵緝人員不是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１，不能同時用几台机床干活。但工作是在向前推進。法庭的工作也不能快得不合情理，否則它會變成一條流水作業線，誰要是落進這條流水線那就糟了。
　　
　　１阿·格·斯達漢諾夫（1905—1977），蘇聯頓巴斯煤礦工人，1935年創造采煤新紀錄，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蘇聯隨即在全國開展“斯達漢諾夫運動”，即群眾性生產革新運動。

　　此刻伊万跟押送人員一起坐進亮黃色的警車，往口里塞了一塊口香糖。他腳蹬皮靴，身穿棉襖，弓著腰，戴一頂脫了毛、帶護耳的兔皮帽，沒有刮臉，一點也不像按照旅館工作人員的描述繪制的模擬人像。旅館里住過的是一名商人，而警車里押送的則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流浪漢。他沒有戴手銬，因為不論是按法律條文還是看外表他都不构成任何危險。兩個軍士和押送人員干的是尋常的工作——把這個更夫模樣的人送到區管理局去，過后再把他送回來。
　　伊万蹭著腳走過舖著肮髒漆布的走廊，穿過另一扇門來到院子里，坐進等候著他的“伏爾加”車。
　　不一會他走進秘密聯絡點，維爾丁在那儿等著他。伊万厭惡地脫掉棉襖，坐在單人沙發上扯下皮靴，說道：
　　“等我先洗個淋浴再談話。”
　　“好，你去洗吧，我來沏茶，”維爾丁一邊回答一邊往廚房走去。要是按他的心愿，他會手不發顫地一槍把這個坏蛋打死。
　　可是問題不由維爾丁來決定。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的那間辦公室維爾丁根本進不去。眼下正在准備實施一系列行動，目的是摧毀車臣已經确立的和平。押下的賭注有成百上千万美元。車臣像個螞蟻窩，那里有一大群螞蟻，似乎是在亂糟糟地瞎忙。然而螞蟻雜亂無章地奔忙只是一种假像，實際上每只螞蟻都了解自己的策略。
　　維爾丁也了解自己的策略，而且盡力施展這种策略，因此他才對伊万這种人予以容忍。
　　伊万洗了個澡，換了內衣，臉是不能刮的。主人給他倒了一杯茶，把一盤夾肉面包往他跟前移了一下。
　　“那么好吧，就依你的，”維爾丁說：“你不愿意搞電視攝像，見你的鬼。你把整個事情詳細講給一個人听听。可是對不起，价錢就不一樣了。”
　　伊万早已不考慮什么价錢了，他認為自己必死無疑，因此在拖延時間，尋找出路。他听著克格勃分子講話，卻一句也不相信。很清楚，他們給他提供的并不是什么出路，而是一個更加巧妙的陷阱。然而他得跟他們演戲，假如他讓他們明白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他們會立即殺掉他。
　　“只講一講，不搞攝像？這我倒很樂意。”他有意遲疑了一下，問道：“那么錢呢？”
　　“以后再商量。”
　　“那不行。先商量，再把錢如數付清，然后再來講山魯佐德的故事１。有一點我不明白，你們纏住我究竟有什么屁用？您對這件事情了解得不比我差，該跟誰講您就講一講，跟我好好結一結賬，然后咱們各奔東西。”
　　
　　１即《一千零一夜》。山魯佐德系阿拉伯民間傳說中古代東方某國的王后，自愿嫁給殘暴的國王，給他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終于使國王悔悟，不再殺害無辜的女子。

　　“你想得對，只有一點行不通，我不是老板。你產生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我也提出過這种方案。可是准備替換你的那個人卻斷然拒絕，他說他只要第一手資料。他說我，”維爾丁指了指自己的胸脯，“并沒有親身經歷每一個階段的活動，也許不了解某一個細節，而出紙漏往往正是在細節上。你自己講一講，那人還會問你一些問題。”
　　“他怎么啦，准備去法院出庭不成？”伊万感到惊訝，他對這种荒唐事信以為真。
　　“你見到他自己問吧，”維爾丁冷冷地答道。“你得注意，要是古羅夫找到你，在法庭回答問題的將是你自己。”
　　古羅夫急需跟聯邦安全委員會處長庫拉根上校見面。他們是多年的朋友，兩人曾不止一次避開官方關系見面。會見的方式通常是兩人一起在咖啡館里喝咖啡，有時兩位偵查員看見有人在對他們進行觀察，也許還在听他們談話。不同的特工部門的兩位職位較高的軍官討論共同的工作，為的也是共同的利益，可是會面卻像搞陰謀一樣秘密進行，因為上司不贊成這种未經領導批准的接触。再說也無須隱瞞，兩個人都十分清楚，不論是民警机關還是反間諜机關都能碰上相當多的兩面派。就拿那個維爾丁來說吧，他領導的一個分隊直接隸屬于上層，這并不是偶然的。
　　這种狀況使軍官們感到憤懣，甚至覺得受到了侮辱，因此這一次古羅夫決定約朋友公開見面，以此向稽查隊表明他們會面是私人性質而不是公務性質。
　　古羅夫通過市內線路給朋友挂了電話，告訴他自己在休假，詢問什么時候能來找他談一件私事，可別碰上他忙得不可開交或是出席會議。
　　密探在約定時間走進反間諜官員的辦公室，樂呵呵地說：
　　“你好，巴維爾，我老愛妨礙別人工作。”他微笑著指了指牆和天花板，做出一副詢問的樣子。
　　“鬼知道呢，”主人答話的語調跟朋友一樣。他從桌子后面走過來，握了握古羅夫的手，移過安樂椅。“眼下到秋天了，外面天气怎么樣，只有天知道。”他在客人面前放上一疊紙和一支鉛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你在休假，可是還呆在莫斯科。”
　　“老規矩，有些工作還沒來得及收尾，有點事干完了就去南方。听說你今年休假去了土耳其。我听見人們對安塔利亞海灣眾說紛壇，有人稱贊，也有人咒罵。我打算帶我的公主一塊儿去，她是個興趣廣泛的姑娘。”古羅夫一邊說一邊迅速動筆，隨后把字條遞給庫拉根。
　　“一方面，你的問題回答起來很簡單，上校先生，這要看您口袋里有多少錢。”庫拉根一邊笑著回答，一邊看字條，上面寫道：“咱們兩個都缺心眼，因為我們猜不透維爾丁。”
　　庫拉根在古羅夫字條背面匆匆寫了几個字，把字條遞回來。古羅夫看見他寫的是：“他干嗎需要攝像机？”隨即答道：
　　“誰都知道咱們只有那么點儿工資，可還是想湊點錢好好游一圈。本想買一台攝像机，好的買不起，差的又不想買。也許咱們能盼到那一天，外出休假時辦事處能借給你一台，對你說：好好消遣吧，偵查員，攝像去吧，用完了再還回來。”
　　“我懂了。”庫拉根點點頭。“可是照我看，還沒等到那一天你早就退休了。”
　　“你是個樂天派，巴維爾，”古羅夫站起身來，“我就喜歡你這一點。再過一個星期，十天左右吧，我就回莫斯科了。有空給我打電話。”他敬了個禮，走出辦公室。
　　當天傍晚巴維爾·庫拉根就打電話來，說道：
　　“他拿到了，因公借用。”
　　“干什么用？”古羅夫忍不住問道。“這种東西找朋友借也多的是。”
　　“你想要我去問嗎？”巴維爾尖刻地問道。
　　“謝謝，不用你費心了。”古羅夫放下听筒，气惱地看了看坐在沙發上的斯坦尼斯拉夫。“他拿到了。他要干嗎？”
　　“要我回答嗎？”斯坦尼斯拉夫漫不經心地問道。“我從來都樂于效勞。我坦白地回答：不知道。”
　　電話鈴再次響起來。古羅夫一反常態，拿起听筒，不滿地說：
　　“喂。”
　　“請古羅夫上校接電話。”
　　“我是古羅夫，”他歎了口气，并未期待听到任何好消息。
　　這一次密探卻上了直覺的當，因為陌生人在電話里說道：
　　“上校先生，我是市區助理值班主任。有一個陌生人要找您，從各方面看來，這人身分不明。他很想見到您。”
　　“我馬上來，”古羅夫答道，隨即向斯坦尼斯拉夫點頭指了指門。“走吧，有個陌生人想見咱們。要是他約定在路燈底下見面，我就會只派你一個人去了。”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夫一邊點頭一邊坐進他的“梅爾謝杰斯”車的駕駛室。“從陌生人那儿得到的最常見的禮物是一顆子彈。我過去一向知道你很喜歡我。”
　　“不錯，去彼得羅夫卡的辦事處。”
　　站崗的民警冷淡地看了看兩位來客的證件，敬了個禮，問道：
　　“你們找誰？”
　　斯坦尼斯拉夫看了几個不認識的年輕軍官一眼，說道：
　　“一代新人換舊人啊。我們不找誰，年輕人，我們是過路的。”
　　柵欄里走出一位中年少校，敬了個禮，說道：
　　“您好！不認識我啦？”
　　“說真的，名字忘了。”古羅夫答道。“誰打的電話？”
　　“是我，列夫·伊凡諾維奇，”少校答道。“您還沒有忘記自己的辦公室吧？請進去，有人等您。”
　　兩個密探登上四樓，古羅夫敲了敲門，走了進去。辦公室沒有變化，跟所有机關一樣，只是牆上挂的照片換了。桌子后面坐著索博利上校，角落里有個其貌不揚的漢子，一張臉睡眼惺忪，神情淡漠。
　　索博利從桌子后面走過來，握了握兩位密探的手說道：
　　“小心謹慎，有益無害。”
　　“不錯，維克托·謝苗諾維奇，”古羅夫答道。“多畫几個十字不會把手累坏。干嗎讓外人知道您今天晚上邀我來過？”
　　“列夫·伊凡諾維奇，我覺得我們這位幫手提供的情報您會覺得挺有意思。”
　　辦公室里那人是個眼線，這一點無須向兩位偵查員解釋。他們第一眼就看出來了。
　　“要我出去嗎？”索博利問道。
　　“我的臉皮看上去很厚，其實并沒有那么厚，”古羅夫微微一笑。“維克托·謝苗諾維奇，您去您的辦公室，給斯坦尼斯拉夫講一講城里的新鮮事儿。他在部里呆得太久，完全与世隔絕了。對了！”古羅夫用手掌拍了拍額頭，走到眼線跟前，說道：“對不起，我馬上就來，”說著跟兩位軍官一起來到走廊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克里亞奇科說。“你去干你的事，我跟維克托琢磨琢磨咱們的問題。”
　　偵查員跟眼線談話是一件极為繁難的事。盡管那人應該把他剛剛講過、多半還寫過的事講給古羅夫听，但談起話來卻不會更加輕松。
　　“咱們認識認識吧。”古羅夫在辦公室里踱了一圈。“我叫列夫·伊凡諾維奇，在偵查部門干了二十多年，”他走到跟前，握了握眼線放在膝蓋上那只軟弱的手。“您怎么稱呼？”
　　“更夫，”眼線把手縮回去。“您要是愿意，可以叫我葉梅利揚。當民警的永遠也學不會通情達理。我中午從家里出來，說好了過兩個小時回家，可是現在几點啦？一會儿這個人折磨你，一會儿又來一個，您這已經是第四個了。你們以為管了我兩頓飯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的女儿在家里等著我，我這做爸爸的‘出差’也該回家了。”
　　“我比你年齡大得多，因此我要是用‘你’來稱呼的話，請別見怪，”古羅夫邊說邊用手把眼線拉起來，讓他在桌子邊上的安樂椅里坐下，把電話移到他跟前。“葉梅利揚，咱們給家里編一段故事。就說火車晚點三個小時，這是常有的事。在站台上有個男人的頭被人砸了個窟窿，當時你在場。那人被抬上了擔架，你被叫到民警局作證。行嗎？你的妻子要是反駁，你就把听筒給我，我來圓場。行嗎？”
　　眼線微微一笑，露出兩排整齊漂亮的牙齒，此時看上去才像不滿三十的樣子。
　　“哪儿冒出來您這么個好人？”他開始迅速撥號碼。“基薩，是我。你問我干嗎在醒酒所……我說到做到，滴酒未沾。你不信？在哪儿？我在民警局，他們拉我當證人……”
　　眼線把話筒遞給古羅夫，上校用清晰的聲音說：
　　“晚上好，尊敬的……我是值班主任克里亞奇科少校。我們向您道歉，耽誤了您丈夫的時問。他給我們幫了大忙，我們這儿……”古羅夫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姑娘，親愛的，我們這儿有時會發生這种亂七八糟的事……為什么總是發生？是經常發生。國家杜馬難道就不亂么？總之，好吧，我們這會儿還有些材料要寫，寫完了就用汽車把您的丈夫送到家門口。好，我一定轉告。謝謝。”
　　“列夫·伊凡諾維奇，太感謝您了。給你們干事儿三個年頭了，真遭罪，今天是頭一次碰上好人。”
　　“別這么說，葉梅利揚，民警机關好人是有的，不過他們也忙得焦頭爛額。你說你中午從家里脫身，出來十個小時了，累得精疲力竭。那么你通報了什么事情那么有趣，使得民警机關怎么也不肯放你走呢？”
　　“長官，說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好像是我無意中揭穿了一個跟我一樣的人。”
　　“你在哪儿干事？”
　　“在囚室里，這是約好的，”眼線答道，隨即講出城市另一頭的一間臨時隔离室。“我們四個人關在一塊儿，我的任務是對一個瘦鬼留心觀察，据說他有一支槍，可是他不認賬。他不肯招供，這是對的。什么罪名都定不了，再關上一陣就會攆他出去。”
　　“可是說不定他以后會用這支槍把你的妻子干掉，”古羅夫隨口說道。“行了，我要問的是另一個人。囚室里還有什么人？”
　　“就是因為那個扒手，今天一天叫我不得安宁，這會儿又把您找來了。早晨我對跟我聯系的偵查員說了，囚室里有個人昨天帶去審訊，可是回來的時候身上洗得干干淨淨，再且還換了干淨內衣。這么跟您說吧，要是這家伙是你們的人，那么跟他聯系的就不是偵查員，而是個傻瓜。要是關在那里的不是我，而是一個厲害的角色，他會在夜里把你們那個洗得干干淨淨的家伙掐死。看你們往后怎么證明三個人中是誰殺了人。”
　　“等等，葉梅利揚，”古羅夫攔住他的話頭說。“我似乎還不算太傻，可我听不明白你在說些什么。”
　　“這沒有什么猜不透的。吃午飯時那人被帶走了，似乎是去審訊，傍晚又送回來，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种不尋常的气味。開始時我還不十分明白，心想這事挺尋常，吸了新鮮空气，淋了雨，气味不同唄。牢房里空气窒悶，有個馬桶，我們身上流汗也增加了汗气，從牢房外面進來的人總會帶來新鮮气味。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他身上也該染上我們的气味了，可是他身上仍然是另一种气味。我裝作偶然的樣子俯身聞了一下他的頭，覺得很干淨，有一點肥皂的味道。當然也不是香皂，這一點他們不缺心眼，可是洗衣的肥皂也有气味。開始時我感到很气憤，心想塞進來一個搭檔也不通知我一聲。可是后來我一尋思，他要是跟偵查員談話，那么辦事處里根本就沒有地方洗澡。而且他的派頭也跟我們不一樣，根本不講他自己的事，也不請別人出主意，只是呆在一邊一聲不吭。我開始注意監視他，見他收拾東西睡覺時覺得挺別扭、挺不習慣，長筒靴扯下來，褲腿下面扎的帶子又白又干淨。就這么些，”眼線把兩手一攤。“這家伙令人捉摸不透，像是個當眼線的，卻又不是，但也不是一般被抓起來的人。”
　　古羅夫從口袋里掏出錢夾，仿佛順便似的問道：
　　“他身材有多高？”
　　“這也挺有意思。他的身材跟我差不多，可是背拱得厲害，看上去像個小孩。可是牆上爬過一只蟑螂時，這人站起來挺直身子去拍蟑螂。我后來量了一下，我勉強能夠上那地方。”
　　古羅夫拿出二十万盧布放在葉梅利揚面前。
　　“已經給我付過了，干嗎還要這些錢呢，”眼線喃喃說道，但他很快拿起錢，馬上收起來。
　　“我個人對你有個請求，給女儿買一塊進口巧克力，再給你妻子買一束花，”古羅夫說，“轉告他們，就說是民警送的，因為耽誤了你的時問。”
　　“那她就會斷定你們朝我的腦袋揍了一頓。給她買什么花！她能湊合著過，又不是嬌小姐！”
　　“我把你送到家門口，請你務必買一束花。”
　　“您嬌慣她了。我也不用您送，我就住在普希金街。”
　　有人敲了敲門。進來的是索博利和克里亞奇科，后者一進門就問道：
　　“達成協議了嗎？”
　　“非常感謝，維克托，”古羅夫握了握索博利的手。“我欠你的情。”
　　上校苦笑了一下，把臉轉向一邊。
　　葉梅利揚辦好出門手續，古羅夫和克里亞奇科帶著這位眼線出來。古羅夫指了指“梅爾謝杰斯”車，說道：
　　“上車吧，我們送你。我看你既不會給女儿買巧克力，也不會給妻子買花，你會買另一樣東西。”
　　“長官，您的權力到那扇門為止。”眼線看了看“梅爾謝杰斯”，歎了一口气。“這种車還從來沒坐過。”
　　眼線把長方塊巧克力裝進口袋，手上像拿旗子一樣拿著三顆釘子，朝腳下吐了一口唾沫。等他進了大門兩個密探才開車离去。
　　“你沒有想過周圍的人認識他，看見有人開車送他回來會有不好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問道。
　　“想過。那有什么不好？民警干嗎用‘梅爾謝杰斯’車把他送到門口？對不起，他們可沒有那种想象力。你干嗎不問結果如何？”
　　“結果清清楚楚印在你的額頭上。只有你才認為你的臉像貝爾維德雷宮１的阿波羅雕像一樣是大理石做的。牌出對了，不知下一步咱們怎么辦？”
　　
　　１在維也納。

　　“這不成問題。斯坦尼斯拉夫，你的腦袋這么大，一下就能想出來。”
　　“你終于對我作了正确評价。”斯坦尼斯拉夫洋洋得意地笑了一笑，同時用一只眼狡黠地看了朋友一眼。“明儿一早咱們去市檢察院找偉大的法律家杜爾·伊凡諾維奇·德拉奇，向他報告极其真實的事實真相。”
　　“這么說，你是不打算去囉？”古羅夫露出天真的笑容問道。
　　“不用解釋就這么報告么？我們有充分根据，怀疑因扒竊被捕的某某人持有偽造的證件，是個特別危險的罪犯。我們請求批准將他拘留三十天，而且不是關押在像穿堂院一樣的臨時隔离室，而是關在布特爾監獄。”
　　“真不賴，斯坦尼斯拉夫，你考慮得很全面，可是你忘了一些重要的細節。要是這么做的話，第二天就會來一個律師。會有人想方設法讓律師立即赶來。我敢下一百比一的賭注，扒竊的罪名甚至不是隨便想出的，而是精心編造的。你知道，用紙牌壘的房子只消用指頭一碰就會完全坍塌。我看這個扒竊案中根本就沒有受害者，或者說曾經有過，后來卻消失了。至于‘有充分根据怀疑’，這种漂亮話律師根本不屑一顧。跑龍套的扒手會立即釋放，不是具結保證不离開本地，而是缺乏犯罪要素，無罪釋放。”
　　“完全正确，”斯坦尼斯拉夫點了點頭。“我只不過考考你。咱們還是重操舊業——等待。”
　　他們的車已經駛近古羅夫的家，這時一輛閃閃發亮的外國車——克里亞奇科的“梅爾謝杰斯”車可沒有那么干淨——超到前面，隨即發出刺耳的剎車聲，在大門口停下來。高級轎車的門打開，首先出現的是几束鮮花，一個身材勻稱的年輕人跳下車來，殷勤地伸出一只手，隨后鑽出車來的是瑪麗亞。
　　“沒完沒了的戰斗。安宁對我們來說只是做夢，”克里亞奇科一邊說一邊拿起放在座位中間的警棍。
　　“別管他們，”古羅夫懶懶地說，但斯坦尼斯拉夫禁不住要開開心。
　　他走到司机的門邊，用警棍敲了敲玻璃。
　　“小伙子們，謝謝你們把我送到家，我已經告誡過你們了，”瑪麗亞說道。
　　可是這群興奮的南方人從汽車里搬出鮮花和香檳酒，并未留意周圍的人。
　　“只不過表示敬意，親愛的！沒有任何坏的念頭！一大桶香檳酒和一大堆鮮花！僅僅出于對天才的尊敬！你是一位女神。”
　　古羅夫已經跟瑪麗亞并排站在一起，可是誰也沒有留意他。
　　斯坦尼斯拉夫更使勁地敲了敲車窗，問道：
　　“是打碎還是你把窗子打開？”
　　玻璃稍稍放低了一點，窗縫里伸出一張鈔票。
　　“給這個警察一百美元，讓他滾開！”人群中最年輕的一個醉漢叫了一聲。
　　“我求求你。”瑪麗亞扯了扯古羅夫的袖子。“演這個戲很費勁，我累了。不過，年輕人嘛，崇拜者嘛，不足為奇！”
　　“什么不足為奇？一大桶香檳酒和一大堆玫瑰對你來說不足為奇嗎？”年輕的醉漢叫道。
　　“瑪麗亞，你跟這些個守財奴飲酒訂交了？”古羅夫問道。
　　四個格魯吉亞人中有一個年紀大一些，也清醒一些，他已經意識到眼前這件事情況不妙。
　　“請原諒，同志！年輕人嘛！南方人熱血沸騰嘛！”說著他像放連珠炮似的講起了格魯吉亞語。
　　“第比利斯１沒有人演戲么？”古羅夫冷冷地問道。“熱血沸騰——那么好吧，可以讓它冷下來。”
　　
　　１格魯吉亞首府。

　　斯坦尼斯拉夫從高級轎車里鑽出來，大聲說道：
　　“有人行賄，給了我一百美元。司机顯然喝醉了，我認為這一百美元是對我的侮辱。”
　　“听著，把這警察揍一頓，讓他住嘴……”
　　突然間瑪麗亞勃然大怒，狠狠打了說這話的人一耳光，隨即又對古羅夫揮過手來，但他早有防備，這一下沒有打中。
　　“馬上從這里滾開！快滾！給你們民族丟臉！好啦，走吧，走吧！我把他們兩個攔住！”她喊道。
　　“這兩個人我們自己……”小伙子還沒來得及說完就被推進汽車。
　　年紀最大的格魯吉亞人大約跟古羅夫同齡，他重重歎了一口气，對瑪麗亞鞠了一躬。
　　“請原諒，非常感謝您演的戲。”
　　“甭客气，”斯坦尼斯拉夫把一百美元塞進這個講道理的客人胸前口袋里，又補充一句：“告訴那些小青年，讓他們別碰俄羅斯女人。”
　　“謝謝，不過您說的這一點會有爭論，”格魯吉亞人又鞠了一躬，坐進汽車里。
　　“有爭論你們回自己家里解決去，”古羅夫說道。
　　“伙計們，你們表現得太有禮貌了。”瑪麗亞擁抱了一下斯坦尼斯拉夫。
　　“每個人都會碰上這种事，”斯坦尼斯拉夫開玩笑說。“我走了，我想你們可以到家，再不會有什么奇遇了。”他朝大門口點點頭，隨后快步向汽車走去。
　　“咱們走一走吧？”瑪麗亞挽起密探的手。“你什么都知道，你說說看，是生活變得不正常了還是我們漸漸老啦？”
　　“都有一點儿，”古羅夫達觀地答道。
　　“就在不久前這种場面還只會令我覺得好笑。可是今天我感到害怕。我得承認我怕的不是那些喝醉了酒的娃娃，而是你。你的平靜和沉默令人感到不安。”
　　“用法律語言來說，這叫‘危險增大的根源’。”
　　“你應當愛我，保護和愛護我，而不應當老是讓我感到精神緊張。”
　　“親愛的，要保護就得把手槍裝上子彈。”
　　“行了！咱們回家吧，我想吃東西，累死了。”
　　奧爾洛夫將軍辦公室的陳設最為尋常。主人坐在安樂椅里，頭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克里亞奇科面朝椅背騎在椅子上，不知為什么在發笑。聶斯捷倫科的坐姿則像坐在教室里第一張課桌上的优等生。古羅夫站在窗前抽煙，把煙霧吐向通風的小窗口。
　　“格里戈利的身体怎么樣？”奧爾洛夫离開椅背坐起來，靠在桌子上問道。
　　“還好，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正在慢慢恢复，”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這很好，”將軍若有所思地說。“可是你們不能弄到有效的材料交給檢查机關，這可不好。”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馬雅可夫斯基在詩里早就寫過了，”斯坦尼斯拉夫無意中冒出一句。
　　“什么？”奧爾洛夫對這句即興答話一下子未能反應過來，他甚至搖晃了一下腦袋，隨后生气地說：“你這家伙挺放肆，斯坦尼斯拉夫。”
　　“有個很簡單的想法，”古羅夫插進來，熄滅了香煙，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說道。“對那些先生們得輕輕地推一把。”
　　斯坦尼斯拉夫和聶斯捷倫科望著他等他開口，奧爾洛夫則說：
　　“說吧，說吧，這不是演節目，用不著演一個停一下。”
　　“他們急于要跳，可是又選不准合适的時刻，得幫他們一把。”
　　“那就幫吧，不要只發議論！”奧爾洛夫生气了。
　　可是古羅夫不喜歡別人用這种腔調跟他說話。
　　“是，將軍先生。”古羅夫對兩位同事點頭指了指門。“我其實就是想得到您的批准。咱們跳吧，伙計們，這里不深！”他把門敞開，讓斯坦尼斯拉夫和聶斯捷倫科先出去，然后自己向門口跨了一步，听見奧爾洛夫說道：
　　“等你完全無事可干時給我報告一下你的想法。”
　　“是，將軍先生！”古羅夫鞋后跟啪地一聲立正，隨即走了出去。
　　奧爾洛夫扮了個不滿的臉神，說道：
　　“這根本就不是我的錯。這家伙天生就是這种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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