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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偵查總局局長奧爾洛夫將軍的辦公室里,正聚集著他的几位副手、各處處長和兩名全權處理特別重大案件的高級刑偵人員古羅夫上校和克里亞奇科上校。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奧爾洛夫坐在擺在門口右側牆邊的會議桌首位上。辦公室的主人不抽煙,桌上沒有煙灰缸,擺的是几瓶礦泉水、几只杯子。軍官們把筆記本和自來水筆擺在自己面前,輕聲交談,等待將軍宣布會議內容。所有在場的人都很了解,將軍很不喜歡開會,他宁愿同每個人單獨交談,像今天這樣會議是极其罕見的。總局領導最近一次開會,是在半年前,當時古羅夫揭露出一個非常神秘的叛徒,一名被人收買過去了的上校。
  那是去年秋天,當時莫斯科發生了好几起土匪搶劫運鈔汽車的案子,死了一些人,他們派了坐探打進匪巢,但几次埋伏,卻都扑了個空。顯然有人通風報信,事先通知了土匪……一般說來,這個事實是盡人皆知的。古羅夫把叛徒揭露出來并且把他抓住了。但法院卻以證据不足為由釋放了那個以前的上校。如果總局的高級軍官們不對所發生的事作出奇怪的反應的話,這事也就不必回憶了。這些高級軍官以前就回避古羅夫上校,而從去年以后,他們對他更是越來越疏遠了。似乎他這個人做了什么別的人不會做的坏事。于是走廊上嘰嘰喳喳,議論紛紛……似乎他玷污了軍人的榮譽……很有意思嗎?玷污榮譽的不是叛徒,反而是揭露出叛徒的密探。這就是說外科醫生切除了病人的惡性腫瘤反而有罪,因為他切開了好肉,給人造成了痛苦。挽救了一條命嗎?他的确很了不起,可他為什么要動刀切呢?似乎這不人道嘛……
  讓我們言歸正傳,回到今天的會議上來吧。高級軍官們正集合在局長的辦公室里等待。
  “同事們,在我們的工作中,告訴大家令人高興的事是非常少的,因此我也不例外。”奧爾洛夫朝与會者掃了一眼,開始說話。“分析化驗處得出結論,認為大多數凶殺案都出于同樣的原因。”
  “犯罪分子的頭頭們已經划分了勢力范圍,”一位白發上校說道。他取下眼鏡,開始用一塊麂皮擦鏡片。
  “對,僅僅為了把盡人皆知的事通報給你們,我是不會打斷你們的工作,把你們召集起來開會的。”奧爾洛夫習慣地用手掌擦擦臉,歎息一聲。“俄國人自古以來就是在國外作戰的。刑事犯罪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新的原因已經查出,就是我們的司法審判軟弱,法院處理不了民事訴訟案,一般的人、行業工會,甚至銀行都收不回放出的貸款,往往求助于刑事犯罪机构,因為它們解決這類問題,毫不拖延,而且卓有成效,這在原則上已經不是新聞了,而且近來使用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收債的傾向已經越來越明顯,不僅見怪不怪,反而成了常規。這也不是什么新聞了。”將軍停下來,喝了點水,短暫停頓以后繼續說道:“有一种相當有根据的假想,倒算得上是個新聞。据說有人集中包攬這類訴訟,建立了一個類似于‘生活服務部’之類的地下壟斷性組織。如果說以前收債用的是手工方式,每一個債主都是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有的人拿走一段管子或者一支手槍,另一些人則直接或者通過中間人去找當地有權勢的刑事犯頭子,可現在卻建立了組織,事情辦起來就容易多了。如果要殺死一個人,也會有內行人去干的。建立這樣的‘服務部’不僅僅是為了收債而且是為了解決政治爭論問題。這种設想原則上是完全可能的。”
  “在國家杜馬選舉的前夜,對我們來說這還不夠呢!”有人即興插話說。
  “你放心,維達里依,明年我們還要選總統呢!”克里亞奇科插進來,看了看古羅夫。
  “我們是刑事偵查局,還有保衛局、反間諜局,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古羅夫說了起來,“不能把什么案子都包攬下來,讓我們盡力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吧。”
  所有在座的人都很了解,古羅夫也好,克里亞奇科也好,都同將軍一起在莫斯科市刑事偵查局工作過,早就認識,關系很好,但在工作問題上,他們卻從不利用個人關系。你看現在奧爾洛夫就朝插話的朋友很不高興地望了一眼,干巴巴地說:
  “我沒問你們的意見,先生們,請你們不要打斷我的話。政治性的凶殺也還是凶殺。上面可能作出任何決定,建立自己的調查小組,可誰也不會使刑偵局擺脫責任,不去直接履行職責。列夫·伊凡諾維奇,我感到惊訝的是,您只是建議注意事件的發展,而不是竭力預見到种种事件的發生。”
  古羅夫冷漠地望著前面,他粗糙的臉龐上,肌肉紋絲不動,似乎將軍的批評与他無關。
  “同事們,總的說來沒什么好討論的了,你們去搜集情報,指導偵查人員,与莫斯科市刑偵局好好配合,如果那個‘服務部’已經成立,它的領導人毫無疑問住在莫斯科。坐探們收集到有關催債的所有情報的副本馬上給我放到辦公桌上。我們一定要把新成立的組織查出來,打掉它的首腦。我們都去工作,作戰行動由古羅夫上校領導。”
  “祝賀你,列夫·伊凡諾維奇,”白發上校說道。他戴上眼鏡,微微一笑。“哪一位副部長負責監督呢?”
  “奧列格·瓦西里耶維奇,你覺得有我還不夠嗎?”奧爾洛夫問道。
  “彼得·尼古拉耶維奇,我個人覺得有您就綽綽有余了。”那個老刑偵人員說道。“我關心的是誰來給我們最后刮胡子?”
  “完啦,軍官先生們,”奧爾洛夫站起身來,轉到自己的桌邊。“把坐探發動起來,應該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大家都可以自由了,古羅夫,您留一下。”
  大家走出以后,古羅夫轉到窗前,打開气窗,抽起煙來。克里亞奇科把會議桌旁的椅子擺好,認真地把綠呢桌布整理了一下。
  “斯坦尼斯拉夫,我沒叫你的名字,”奧爾洛夫微笑了一下,說,“不過,作為朋友和奉承拍馬者,你卻是可以有權留下來的。”
  “欺侮下級并不高明,”克里亞奇科毫不生气地回答道。“平時人家用不同的名字叫我,將軍先生,您給我取個新的吧。”
  “請原諒也請你安靜下來!列瓦,你打算采取什么辦法?對于你來說,我剛才宣布的事并不是新聞,你已經考慮過了的,談出來听听吧。”
  “全都是老一套,彼得,”古羅夫回答道。他挺起身子,朝气窗里吐出一口煙。“我要去會會一些人,同他們談談生活,翻翻几樁沒有偵破的凶殺案的偵查案卷。”
  這位密探停了下來,聳了聳肩膀,似乎很不樂意地使勁說下去。他費了好大的勁才說:
  “必須找到巴維爾·烏索夫,了解他在哪里工作,生活怎樣?”
  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就是古羅夫揭露出來的那個叛徒。他以前是民警上校,受雇于刑事犯頭頭,雖遭到揭露,但因證据不足在預備性拘留四個月之后,獲得釋放,不過他還是被民警局開除了。
  “彼得,如果照你的說法,存在著一個什么‘生活服務部’的話,那么它里面沒有過去特務机關的工作人員參加就是不可能的。他們可能是烏索夫、伊凡諾夫或西多羅夫,這些人過去并不是小偷、刑事犯中有權威的頭子,而是民警机關的偵察員、法院的偵查員,還可能是檢察官。”
  “有意思的是即使我們把他揭露出來,怎么可以找到證据呢?”克里亞奇科嘟嘟噥噥地說道。
  “如果我們沒法子找到證据,你就把他殺掉吧。”古羅夫平靜地回答說。
  奧爾洛夫灰白的眉毛向上爬去,他气呼呼地哼著鼻子說道:
  “上校,這類玩笑在我的辦公里是不容許開的。”
  “我不開玩笑啦,將軍先生!”古羅夫把煙火熄滅掉,把煙頭扔進字紙簍里。“我說過有人會殺死他的,那意思是說一定會有人把他殺死的。”他把一只手伸了出來,似乎企圖攔住准備發火的將軍。“我們總是后開槍,進行自衛的。”
  “這么大規模的組織者是不會帶槍的,更不用說會開槍了。”克里亞奇科說道。
  “這是你的頭痛病,斯坦尼斯拉夫,”古羅夫干巴巴地回答。“兩年前為了自衛我就殺死過維克多·日沃魯勃。你們兩個都知道我是可以不打死他的,只打傷就行了……你們沉默了兩年,我也兩年沒說話,但生活在繼續。如果我查出一個‘殯葬服務部’的組織者,那么我們或者證明他有罪,或者把他打死。像烏索夫這樣的犯罪分子下次再捉住,我是決不會允許放走他的。”
  “先生們,你們沒事可以走了,就算我什么也沒听見。”奧爾洛夫點了一下頭,然后毫無必要地把一個什么公文包推到自己的身邊。
  “當將軍真好!”古羅夫說完,跨過門檻,隨手把房門關上。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之后,兩名密探沒再恢复談話。古羅夫在檢查郵件,克里亞奇科則拿起一瓶水,澆窗台上一盆枯萎的花。他忍不住很不滿地說道:
  “你不必這樣,列夫·伊凡諾維奇,”盡管他們相識已近十五年,而且克里亞奇科比古羅夫總共只年輕四歲,斯坦尼斯拉夫還是叫朋友的名字和父名。“問題不在于彼得是將軍,根本不該……”他欲言又止,攤開兩手。“如果實在要開槍,那當然沒辦法,不過事先得考慮周到。你似乎要使彼得成為同謀。”
  “為什么全部苦水要我一個人吞下呢?”古羅夫從文件中選出三頁,用別針別好,扔到克里亞奇科的辦公桌上。“你這個好心腸的人類學家告訴我吧,為什么辦公室的同志們自從我揭出烏索夫出賣我們以后,似乎總認為我有什么過錯似的?”
  “這是你的錯覺。大多數人都忘了,可你卻還記得。他們覺得你記得,他們感到不高興。再說,你是指揮員,你身上沒有熱情,你似乎生活在玻璃罩子里面。我和彼得已經習慣了,我們知道你是個正常人,你血管里流的是血,鮮紅的熱血,但你身上總帶著一點令人相當不快的東西。你數數看,你一天中笑過多少次?不是指出于禮貌,而是指發自內心的笑。我記得你年輕時的模樣,你那時有時是很可笑的,可現在……其實你自己很了解自己。”
  “我不過是個老實人,有什么感覺,就怎么表現。”
  “你看,原來只有你老實,別人都是假裝的。大多數同志們都喜歡你,而且都尊重你,但許多人怕你,甚至連長字號的都包括在內:因為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說,可以欺侮人。”
  “我很少想欺侮人。”
  “我知道你對這一點根本就沒想過。”
  “可你?”
  “我竭力做到不板起面孔說話,所以人家很容易同我相處。生活中卑劣的東西多得很,我們工作中就不少,連不合時宜地開玩笑都算不上什么缺點了。列夫·伊凡諾維奇,你知道,我們多少年來總是推心置腹地交談,到底多少年我已經記不得了。比方說我總是叫你的名字和父名,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倒無所謂,你覺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
  “可你知道嗎?你很有才華呢。”
  “我很有才華?”古羅夫把文件放下。“我沒想過。我知道我是個過得去的密探。某些事情我比別的人做得好些。比方說挑選助手我就比你強。這倒不是什么能力問題,而是因為我慷慨大方。我很少要求他們馬上做出成績來,我在法律准許的范圍內給他們提供條件,至于他們的回報,則听其自然。”
  “你挑選人比別人強,你的盤算也比別人來得又快又准,大多數人看不到的東西,你看得出來。列瓦,你讓我感到膩煩了,我們談正經事吧。”
  古羅夫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眼,聳了聳肩膀。
  “是這么回事!”克里亞奇科把身子從對面俯過來,用一根手指捅了古羅夫一下。“你不要這么看人。你總是像大人看頑皮孩子那樣,我倒是知道你是無意的,可人家受不了呀!”
  “好,不看,不說,呼吸總可以吧?”古羅夫微微一笑。
  “你呼吸吧,我批准啦,”克里亞奇科做了一個鬼臉。“我的朋友,這生活真該死,大多數的人都過得不很好,你千万別把什么事都放到心上去,簡單點,就那么回事,管它呢!不過,你得結婚、生孩子……”
  “然后讓孩子當孤儿!”
  “這事你可別這么想!”
  “那誰來代我想呢?我現在似乎正在談戀愛,瑪莎很想登記結婚、生孩子。”
  “那就讓我們來辦吧!”
  “生孩子?”
  “傻瓜,婚禮由我們來操辦呀!”
  “一旦我有了家,我就會成為怕死鬼!”
  “照你這么說,我是怕死鬼囉?”
  “你有我保護,可我沒人保護,只能靠我自己。我是孤家寡人。”
  “那我呢?彼得呢?”
  “彼得委托我去偵查‘服務部’,可你一句話也不說。你明白,如果真有這樣的‘服務部’而我又去接近它,那我馬上就會掉進直接火力區內,不是嗎?”古羅夫把面前擺著的一張紙揉皺,扔進字紙簍里。“我不知道我是愛瑪麗亞還是僅僅是迷戀她,反正我無權把她拖進旋渦中去……更不用說孩子了!那會讓人發瘋的!”
  “列夫·伊凡諾維奇!”克里亞奇科從桌旁走出來,學著古羅夫的模樣開始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數以千百計的刑警都結了婚,而且有孩子!”
  “數以千百計的刑警是一回事,我密探古羅夫是另一回事。”古羅夫干巴巴地說,“是呀,我不像大家,什么事也不能做。不過,我是听你的話的。一年前你說喝酒不好,我實際上已經把酒全戒了。現在我注意自己,竭力做到溫柔一些,關心別人的健康,問問他們夫人如何,孩子讀几年級了……”
  “那倒不必!”克里亞奇科打斷他的話,“過分就不必了,會把人嚇坏的。”
  電話鈴響了,古羅夫取下話筒:
  “您好,我在注意听您說呢。”接著就對克里亞奇科使了一下眼色。
  “你好,列夫·伊凡諾維奇,你身体好嗎?我是戈依達。”
  “你好,伊戈爾!身体好嗎,家里人都好吧?當地有檢察院嗎?依里尤申科是撤換了還是仍在休假?”
  “你怎么啦?”檢察院的偵查員大吃一惊,“我在市檢察院工作,我不大管別的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全說出來吧。”
  “好啦,我現在找到密探古羅夫啦,”偵查員滿意地說。“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我想你會感興趣的。”
  “匿名信?恐怕未必吧!”
  “你很忙嗎?”
  “說不上忙,我正開始辦一個案子,不過我很不愿意接手。”
  “那就坐車到我這里來吧,何況你還有一輛新車呢!”
  “有人造謠了吧?”
  “美國中央情報局并不是天天給俄國刑警送汽車的。”
  “既然你說應該來,那我就開車來。”古羅夫放下話筒。
  檢察院偵查主任的辦公室同戈依達許多同事的辦公室毫無區別。一個窗戶,背對著它擺著一張有兩個抽屜的桌子,房角里有一個保險柜,有三把椅子,靠牆是一張高背沙發。古羅夫一看到這張沙發,總是想起在莫斯科刑偵局工作的頭几年。他的辦公室里以前也擺過一把這樣的沙發,那不僅是偵緝小組的驕傲,而且是全處的驕傲。值班的偵緝員總要坐在這寶座上面打打盹。
  密探很清楚地記得藏在皮革代用品墊子底下不受時間影響的那几根彈簧,你往沙發上坐時要特別當心,所以他總是坐窗旁的椅子。
  古羅夫進來時,偵查主任只是點了下頭,繼續迅速地寫著。如果說密探為了謀生,得在大街上奔跑、爬陽台、鑽地下室的話,那么偵查員便要經常書寫或者打印,而且任何一個經驗丰富的密探都宁肯有時毫無意義地埋伏在臭气熏天的門洞里,而不愿去坐偵查員溫暖的辦公室。然而偵查員則宁愿得痔瘡、臉色蒼白,也不愿去當密探。人各有志嘛!
  偵查員寫得很快,詞句精确,字行整整齊齊,像打好格子似的。他終于在自己寫好的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沉思地望了古羅夫一眼。
  “今天是基督誕生以來的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古羅夫說完抽起煙來了。
  戈依達是個四十來歲的淡黃發男子,他寫好日期,把公文包蓋上,然后開始按摩發脹的手指。密探和偵查員在一起工作,為時不久,但相互是關心的,態度上甚至有點隨便,因為他們知道,像他們這樣專業不同的人能夠友好相處是相當罕見的。其實貓与狗也同時生活在一個人家里,有時還共一個盆子吃食。
  “好啦,朋友,你工作時經常違法嗎?”戈依達挺起身子,靠在圍椅的高背上。
  “肯定會有的,”古羅夫微微一笑,“你總是走在最邊緣上,說不定一下就摔倒了。”
  “我們英勇的民警工作連狗屎都不如。”
  “我們向檢察院看齊,它是標兵,朝前看,可我們總是向右看齊,所以就要經常挨罵了。”
  “偶爾挨點罵,還是可以忍受的。”戈依達從公文包里取出一個信封,越過桌子遞了過來。
  古羅夫接過信封,從里面取出几張照片,粗略地看了一下。
  “我曾經看見過尸体。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是被自動步槍打死的,清早作的檢查。”他把照片放進信封里。
  “為什么是清早檢查?”戈依達大吃一惊,說。
  “我說得不對嗎?”
  “說得對。”戈依達拿起信封,把照片晃了晃,看了看,就收進公文包里。“你太聰明了。”
  “我本來可以挂電話說的,你跑了很久,跳一跳吧!”
  “這是目前首先要辦的一件凶殺案。死者是銀行經理,一出家門就被擊斃了。”
  “這种事常有。”
  “別厚顏無恥,這可不合你的身份。”
  “哪個密探負責這個案子?”
  “莫斯科市刑事偵查局,他們人不坏,很努力。”
  “親愛的伊戈爾,快說吧,別扯橡皮筋啦。”古羅夫抓起窗台上的煙灰缸。
  “你懂嗎,一家銀行破產,沒有支付能力,這是很普通的事。從各方面看,死者是個正派人,最近一個月他賣掉了一座別墅、兩部汽車,盡力還債……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是住在澳大利亞,就是住在德國。好像他弟弟受到過警告,說他如果在兩個星期之內不付出五十万美金的話,那么一個月以后他將和死去的哥哥葬在一起。”
  “他弟弟在哪里工作?他能付出這么一大筆錢嗎?”古羅夫關切地望了偵查員一眼,問道:
  “弟弟是同一家銀行的董事。”
  “你說他似乎收到過警告信,他到底收沒收到?”
  “有人打電話告訴我,說他收到過。他們兩兄弟姓阿里亞辛,死去的哥哥名叫阿納托里,活著的弟弟叫波里斯。我審問過他,順便問過他,他哥哥死后有沒有人威脅過他,向他提過什么要求?他竭力否認!我覺得他是在撒謊,他害怕。”
  “阿里亞辛成家沒有?”
  “沒有,他是單身。”
  “把他的全部資料給我吧。”
  偵查員開始寫,密探則繼續往下說:
  “你出什么事啦,伊戈爾?你不是聰明人嗎,怎么在兩棵樅樹中間迷了路呢?”
  “你給我解釋一下。”偵查員把寫有波里斯·阿里亞辛的全部材料的一頁紙,遞給古羅夫。
  “單靠賣去一座別墅、兩輛汽車,是還不清銀行所欠的債的。死者打算逃往國外,但据我的當事人說,貪婪毀了這位公子哥儿。他本應該拋棄一切飛走的。”
  “別欺侮人,列夫·伊凡諾維奇,我想過此事。從各方面來判斷,死者是個聰明而又小心謹慎的人,但別人抓住了他,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企圖不還清銀行的全部債款,而只還某几筆具体的債款。搜查他的住所時,沒有發現外國護照,可死者本來是有的。有理由假定他的護照連同他的机票一起被人拿走了。”
  “很可能,死者已將一筆很大數目的款子轉到了他弟弟的名下,黑手党解決了他一個,又轉而對付另一個了。你哨聲一吹就開球。今天上午將軍說他怀疑刑事犯罪机构里面……”
  “出現了新的組織,”偵查員打斷他的話,“分析人員得出結論,已經建立了一個討債的組織。”
  “對,我們把這個組織叫做‘生活服務部’。”
  “那么火葬場就該挂出一塊透明標牌:‘歡迎光臨’。”
  “可你卻說我厚顏無恥。”古羅夫把煙熄了,站了起來,把煙灰缸往紙簍里抖了抖,然后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很可能我們正是要与這個‘服務部’打交道。銀行的債主中有熟人嗎?”
  “葉戈爾·弗拉基米羅維奇·雅申。”
  “老朋友!我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在總統保衛局。有意思的是他怎么搞到金融界去了呢?我說遠了。既然民警局和檢察院都知道有人在開始集中索債,那么‘服務部’的領導肯定事先得到了警告。”古羅夫坐下來,歎息一聲。“我的處境,說輕一點,也是糟透了。”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亞奇科坐在自己的辦公桌旁寫東西,古羅夫則在辦公室里一邊走來走去,一邊口授:
  “對阿里亞辛建立戶外觀察,監听他的電話。”
  “誰去執行?”克里亞奇科冷淡地問道:“誰去同檢察長斗呢?”
  “奧爾洛夫中將。”
  “把玩笑話也寫上嗎?”
  “寫上,寫上,”古羅夫嘟嘟噥噥說道,“如果局長和我們心愛的朋友認為,他參加目前的工作僅限于作一般性的指示,那他就大錯特錯了。”
  “將軍就大錯特錯了,”克里亞奇科重复了一遍,不過他寫的當然是另一番話。
  古羅夫對玩笑沒有反應,他繼續往下說去: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設計人員感興趣的,主要看是否對阿里亞辛進行了觀察。一旦觀察被發現,應該將注意力從阿里亞辛那里轉移到進行觀察的人身上,而且馬上向設計人員報告。寫好了嗎?”
  “紙上寫什么都是受得了的。”
  “訪問阿里亞辛的住所,并檢查它里面是否安裝了竊听裝置。”
  “也許,訪問一詞需要作一番解釋才行?”
  “我不是掃盲學校的老師,不打算教這些專業人員如何鑽進住所里去。他們可以切斷電話,然后派個師傅進去,或者找個別的借口進去。”古羅夫開始發怒了,不過還是說道:“你說得對,訪問与拜訪,拜謁差不多,所以絕對不合适。你就簡單地寫上‘檢查’吧,看阿里亞辛的住所里是否有竊听裝置。”
  “万一有呢?”什么都喜歡問得一清二楚的克里亞奇科問道。
  “那就糟了,反間諜局是不會承認的,我們只會猜想是誰安的竊听器。不是同行,就是刑事犯中有威信的頭目。我們是不會指示在這方面搞間諜活動的。”
  “其實正是間諜才可以查出具体的結果來。”克里亞奇科忍不住說道。
  “你是聰明人,但也是個傻瓜,”古羅夫反駁說,“我并沒說在這种工作上不搞間諜活動。我要一個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供給正副部長、甚至新聞記者的公文包,讓這些記者認為沒有什么不讓他們知道的秘密,也不應該有任何秘密。坐探搞來的情報和對情報的分析我們將分開保存。”
  “我的助手所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克里亞奇科說道。
  “我在猜。我想,即便是我的哈里托諾夫,刑事犯頭頭利亞列克的右手,也幫不了多少忙。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家可以給我們指一指房門,但開門卻誰也幫不了忙。斯坦尼斯拉夫,你覺得什么人能夠組織起這么個‘服務部’來呢?”
  克里亞奇科把自來水筆放下,把公文包推開,沉思起來。古羅夫耐心地等著,不慌不忙地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
  “不是正在守法的小偷,他們很保守,對新玩意儿很警惕,甚至覺得很難忍受,因為他們的威信依靠的是古老的偷竊方法。”
  “然而這人得在一定的范圍里有份量才行,否則他馬上就會被人盯死并受到訛詐的。”古羅夫說道。
  “要不他就是過去克格勃的人,也就是說是很了解坐探工作原則的人!”克里亞奇科停頓了一下,“我們假定他是干我這一行當的,一名高級偵探。首要的,最复雜的事是挑選人。為了防止滲進坐探,我認為身邊最多不超過三個人,最好是不讓他們相互知道。”
  “我同意,對他們三個都要信任,但對他們每個人都要監督,”古羅夫補充說,“三個中間應該有一個守法的小偷,以便同其他的小偷和他們各自的區域保持聯系。”
  “干嘛要与小偷保持聯系?”克里亞奇科反對說,“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對,過去了,不過,這一點小偷們并不承認,正是他們還保持著各自的區域。同他們可以不合作,但打起來卻很麻煩,不管你怎么說,組織里反正得有一名正在守法的小偷。”
  “還需要一名刑偵局的偵查員或者反間諜局的偵察員,他得領導其他的作戰人員。這樣的一個人,我得親自從我過去認識的人中去尋找。最好他現在有工作,如果是開除的更合适,當然是沒判過刑的,”克里亞奇科沉思起來,連連搖頭。“也許判過刑的更好?”
  “這可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古羅夫回答說,“還需要一個年輕的、有頭腦的、可以控制得了的、而且在那些‘凍坏了的人’中間有威信的土匪。”
  “他們沒有有權威的頭頭。”
  “有的,斯坦尼斯拉夫,不過,他們活不多久就是另一回事了。身邊的人都得是明白人,我們也可能犯錯誤,不過,我認為不會錯得太厲害。俗話說各种方案都是可能的。我以為他們的首領是俄羅斯人。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可以排除,烏克蘭人或者白俄羅斯人是不會去莫斯科的,至于阿塞拜疆和高加索人嘛,他們又正在鬧矛盾。俄羅斯人在刑事犯罪分子中間似乎不講民族性。”
  “你對我們的評价很高。”
  “這不是我對我們的看法,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評价。”古羅夫嘿嘿一笑。“如果有人向你求助,難道僅僅因為他是俄羅斯人你才肯伸手嗎?不,車臣人對車臣人,阿勃哈茲人對阿勃哈茲人,都是會伸手的,而且不是伸一只手,而是伸兩只。我們人多,曾經有過俄羅斯帝國,過去的蘇聯也在莫斯科地下活動過,因為俄國人聯合起來,不是因為民族特征相同,而是由于利益一致。總的說來,這是個复雜問題,我認為新成立的犯罪組織的頭頭是俄羅斯人。”
  “年齡在三十五到四十五歲之問。”克里亞奇科往口里塞進一顆口香糖,是沒加糖的“軌道”牌的。“我嚼口香糖,你不生气吧?”
  “你主要是該想一想。我也認為是三十歲的人,如今二十五歲的人有的就當銀行家了。”
  “就算是三十歲吧,反正最多不會超過四十五歲。”
  “而且沒成家,我是說他沒有妻子和孩子,父母親是可能有的,但不住在一起。”
  “不一定,不過很可能。”古羅夫停止了來回踱步,坐在桌子角上。“他是一個內向的人,盡管不知道他的相貌,但一定是個虛榮心很強的人,有許多缺點。”
  “人人都有許多缺點,連你也不例外。”
  “對,對,”古羅夫的嗓子似乎裂開了,甚至有了點嘶啞。“我像一條既不喜歡水卻又不能在別的環境中生活的魚。”
  “你不明白?”克里亞奇科差點被口香糖卡住了。
  “我是俄羅斯人,而且住在俄羅斯。這事我們不談了。我是干密探工作的,對自己的職業,我都忍受不了了。因為我的缺點有一屋子,堆得比屋頂還高!”
  “好啦,停下來,別詛咒自己啦,”克里亞奇科慌了,他把電話移過去,開始撥電話,然后把話筒放下。“我們談到哪里啦?”
  “談到你勸我同瑪麗亞結婚,可我忘不了塔姬雅娜,她是因為我的過錯而被人殺死的。”
  “我對你說了:停止吧!不能把生活中所有的坏事都堆到自己的肩上。”
  “沒有記憶的人那就不算是人而是猴子了。”
  “今天就說到這里,讓我們喝杯酒吧。”
  “我辦公室里不再有酒了。”
  “那就開車上你家里去。你講原則,我可是個普普通通的活人,很脆弱。我喝,你給我斟酒,從中吸取點力量。”
  克里亞奇科收拾起桌上的文件,藏到保險柜里。
  那場悲劇是去年發生的。古羅夫當時正同電視台的女導演、一個很年輕、很有魅力的女人塔姬雅娜談愛。他們關系已經很親密,正在考慮結婚。但他們并沒有加速事情的發展,他們都已成年,懂得結婚證上的圖章并沒有什么意義。古羅夫正在破獲一宗案子,發現了通過意大利流進俄羅斯的大量假美鈔。國際刑警組織也參加了偵緝工作。与美國聯邦調查局、內務部同時尋找假鈔的,還有俄羅斯黑社會的頭子,他們發現了古羅夫的蹤跡,知道他比別人更接近于達到目的。
  一天傍晚,塔姬雅娜說服古羅夫允許她駕駛他的“日古力”,因為當時街上這种車少,所以古羅夫答應了她的要求。也是活該出事,就在這天傍晚,有人襲擊古羅夫。如果他本人駕駛,那他肯定會從后面的鏡子里發現迅速赶來的“九人面包車”,因為他坐在右邊的座位上,錯過了進攻的時間。“九人面包車”里的自動步槍響了,顯然他們知道是古羅夫的車,所以他們是對著司机開的槍……
  自動槍第一梭子一響,一場血腥的屠殺便馬上發生了,現在重新轉述,沒什么意義了。古羅夫制伏了那几個襲擊的人,但塔姬雅娜卻犧牲了,所以古羅夫責怪自己對這女人的死,負有責任。塔姬雅娜留下一個小女儿,她的姑媽將她帶走了。古羅夫已經到達了家庭幸福的邊緣,現在卻又孤單單地留了下來。克里亞奇科想把朋友從“洞穴”里拖出來的一切打算全都以失敗而告終。斯坦尼斯拉夫給電視台主持人亞歷山大·土林打電話,粗魯地提醒他,古羅夫上校前不久救過一個“女明星”的性命,因此要求援助。亞歷山大是個懂禮貌的小伙子,開始邀請古羅夫參加上流社會的晚會、電影首映式,進時髦的俱樂部,作為知名的主持人,他是經常有人邀請的。古羅夫有時懶洋洋地表示拒絕,但偶爾也接受邀請。當他明白這類上流人士的集會有時使他覺得好奇,有時又覺得好笑時,他就開始高高興興地隨著土林去了。當別人開始把他當成貼身保鏢和司机,“同行”們開始教他、給他出主意、提忠告,有時甚至提出批評時,他覺得特別開心。比如他們說首長和女人作親密交談時,我們兄弟是不應該在場的。或者相反。有人指出,古羅夫讓“老板”一個人上廁所,是無論如何也不允許的。此后他們還給古羅夫講各种各樣可怕的故事,比如有一天……古羅夫聚精會神地听著,總是表示贊同。因為出席這類聚會的,都是那些客人,也都是那些保鏢,所以他們很快就把這位上校當成了自己的小伙子,同情他一大把年紀,鬢角都已斑白,顯然,這位上校過去是干繁重的体力活的。
  就是在一次這樣的晚會上,古羅夫認識了瑪麗亞。這位話劇院的女演員,三十四五歲,長相漂亮,拍電影很少,電視屏幕上几乎沒有露過面,只有圈子里的專業人員知道她,至于廣大的觀眾并無特別的反應。可以說古羅夫完全是偶然認識瑪麗亞的。
  他是很斯文的,可一些遠非貧窮、好像也不饑餓的人在桌旁的表現,卻相當貪婪。古羅夫沒去參加爭食,他端起一大杯他并不喜歡喝的香檳,坐到一旁,興致勃勃地觀看正在發生的事。他忘了問土林為什么舉行宴會,所以現在他力圖判斷出到底誰是慶宴的發起者。
  “很有趣嗎?”一個坐在隔壁一把圍椅上的女人問道。
  “很有趣。”古羅夫望了她一眼,發現她很漂亮,但此時此刻她卻滿臉怒容,于是他問:“要不要給您上點什么來?”
  “謝謝,”女人挑釁地望了古羅夫一眼,“既然您這么客气,那就請我抽支煙吧。”
  古羅夫打開煙盒,啪的一聲把安在盒子上的打火机打燃。
  “謝謝,”那女人笨拙地吸了一口,“還您煙盒。您很守舊嗎?”
  “看得出來嘛。”古羅夫這么回答。他總不能說他把煙盒帶在身邊,是因為它拋光的表面便于留下指紋呀。
  “明天電視台首次公演,我在里面扮演女主角的影片。我在銀幕上很漂亮。”
  “您在生活中也很漂亮,而且您對這一點非常清楚。”古羅夫很克制地說,同時把煙灰缸往女人近處移。
  “謝謝,您常去劇院嗎?”
  “很遺憾,不。”古羅夫聳聳肩膀,微微一笑,因為兩個知名的演員正在為爭奪一盤冷凍鱘魚肉舌戰唇槍地進行戰斗。
  “您在笑,難道您不覺得厭惡嗎?”
  “人嘛,”古羅夫又聳了聳肩膀,“都是天真直率的大人,很有意思。”
  “這是率直的若爾卡嗎?您是個小孩子。”那女人伸出一只手來,說:“我叫瑪麗亞,”接著又說出了她的姓。
  古羅夫明白她在等他作出相應的反應。從各方面來看,瑪麗亞的姓應該給他留下了印象,所以古羅夫站起身來,吻了一下她的手。
  “很高興認識您。我叫古羅夫·列夫·伊凡諾維奇。”
  “古羅夫……古羅夫……對不起,您是在哪里拍片呀?”
  “我是法律工作者,搞刑法的。”古羅夫回答說。
  “您怎么出現在這個圈子里?”
  “朋友邀請來的。”
  “誰?莫非這是秘密?”
  “薩沙·土林,他也不是演員,想商談寫訪問記的問題,我只是一名隨從。”
  “好像是貼身保鏢吧?”
  “為什么好像?”古羅夫沒望女演員,他明白這很不禮貌,但有個什么東西在妨礙他把目光抬起來,再說他也不想表露出關切的心情來。
  “我是個職業保鏢。”
  “您不怎么喜歡我吧?”她突然問道。
  “對不起,這一點我似乎沒有考慮過。”古羅夫明白他是在瞎說,但停下來他又做不到,于是他瞥了女演員一眼。“我最后一次一見鐘情是在讀九年級的時候。”
  “您有一雙漂亮的眼睛,但目光卻不和善。”女演員一點也不尷尬,輕聲說道。“不過我看您人倒不凶。”
  “我性格隨和,別談我了,最好說說明天電視放什么影片吧?”
  “胡說,我是說的气話。我不喜歡電影,因為電影不喜歡我。”
  “瑪申卡1,你跑到什么地方去啦?”一個男子走到他們跟前問道。他冷漠地望了古羅夫一眼,點了下頭,說了聲“對不起?”就挽起女演員的手。“走,瑪麗亞,我請客。”
  
  1 瑪麗亞的愛稱。

  “我們會見面的,”女演員對古羅夫說完就消失在桌旁擁擠的人群中。
  古羅夫本想找到土林,見到他正在同一位著名的演員交談,于是沒有走過去就坐車走了。古羅夫忘了新結識的女人,就像一名成年男子忘掉銀幕上見到的漂亮女演員一樣。漂亮的女人是別人的,同他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天上班時,亞歷山大·土林給古羅夫打電話,但古羅夫正急著去与一名坐探見面,所以沒同他談成話。古羅夫告訴他,他現在很忙,晚上在家。亞歷山大回答說他會打電話的,于是古羅夫又投入到千頭万緒的偵查工作中去了,把打電話的事全忘了。但傍晚的時候,土林又打電話來了,說他就在近處,要求准他進屋里來。他很快就進了古羅夫的住所,而且不止他一個人,而是同瑪麗亞一起。
  第二次見面与第一次完全不同。女演員沒有濃妝艷抹地化妝,心態平靜,甚至有點羞羞答答。古羅夫殷勤招待客人。土林講了一些電視小故事,竭力創造出一种自然的气氛,但女演員和密探都默默不語,只是偶爾說几句很短的話。最后這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喝干一小杯伏特加之后說道:
  “完了。我的熱情完了,我感到厭煩。我介紹你們認識了,你們都是成年人,你們認真分析研究吧。你們都是單身,兩個都是聰明、正派的人,喜歡,你們就交個朋友,不愿意,就分手。我可不是群眾業余文娛活動的組織者,甚至也不是娛樂節目的主持人。瑪莎,這個男子不危險,我誠心誠意地把他介紹給你,我走了。”
  土林鞠躬告辭以后,瑪麗亞穿上便鞋,像在家里一樣蹺起二郎腿,舒舒服服地坐在柔軟的圍椅里,然后說道:
  “給我倒點伏特加酒,我們談話以你相稱,你別怕,這不會使你承擔任何義務。”
  “要我承擔義務很不簡單,”古羅夫回答完后,給小酒杯斟滿酒,拿起一個穿心面包,遞給女客人。
  “列夫·伊凡諾維奇,你原則上不喝酒嗎?”瑪麗亞問道。她接著喝了一口酒,吃了一點小菜。
  古羅夫也喝了點酒,嘿嘿笑著說:
  “原則上我恰恰喝酒。我有一個朋友,一年以前他說我喝酒過多。”
  “明白了。”瑪麗亞把自己的酒杯伸出去。“你真是一位出名的密探嗎?”
  “密探生前是不會出名的,”古羅夫給客人斟滿酒杯。“我是個活密探,而這种人為數不少。”
  “密探,你明白,我的住房現在由一個我不愿見到的人占据著。薩沙1告訴我你一個人生活,在我處理這個人的問題期間能不能把你的沙發借給我用兩天呢?當然我可以往到女友處,但老實說我不很愿意同女人談話。我不使你為難吧?”
  
  1 亞歷山大·土林的小名。

  “你就留下吧,”古羅夫干脆回答說。他注意望了客人一眼之后補充說道:“我今天很喜歡你。”
  “謝謝。我盡快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爭取不妨礙你。”
  “行。”古羅夫點了一下頭,從臥室里拿來一個枕頭,一件干淨的內衣和塔姬雅娜死后留在他家里的一件女睡衣。
  瑪麗亞把睡衣抖開來,沒提任何問題就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攤到沙發上。
  “你几點鐘睡覺?”她開始收拾桌上的東西。
  “不一定,有時候不回來過夜,我什么時候回來,我會事先打電話通知你的。如果沒打電話來,到了十二點你就上鎖,門是鋼做的,別人按門鈴你別去開門,也不要去打電話。我每隔兩個小時就會來一次電話。明白嗎?”
  “明白了。”
  “我的房間你不要給任何人。我把鑰匙給你,你千万別把它丟了。”
  “你的鑰匙我不拿,通常我回來很晚,你來開門。”
  “要是我不來呢?”
  “你別急,我是個成年女人,我不愿給你帶來不便。”
  “好,”古羅夫看了看手表,“你收拾吧,浴室就在旁邊,”他指著房門,“我看一會儿書,你躺下睡吧。你吹口哨,我就來。祝你晚安。”
  “很好,”瑪麗亞把餐具送到廚房里,准備清洗,她對站在門口的古羅夫說:“我的影片剛剛放映完。順便告訴你,我是第一次在影片里演女主角。不知道為什么導演總是不歡迎我,說我沒有個性,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漂亮的女人而已。有趣的是,我在劇院里演的都是有個性的角色,可到了電影里我就沒有個性了。”
  “你還年輕,將來有的机會演戲的。”古羅夫冷淡地說著,一邊擦盤子一邊想自己的心事。
  “三十七歲,似乎還年輕,但對于演主角來說,已經夠了。”瑪麗亞發現男主人沒在听她說話,所以她就一直不停地說下去,以便不致出現令人尷尬的停頓。“雖然古爾琴科在《狂歡之夜》以后一百年沒拍電影,但今天她還是明星。我的才華,同她雖然不能相比,但就是她這樣的演員也差點被埋沒了。我得參加到圈子里去。所有的大導演都有自己的一伙人……一個黑手党人告訴我……你說出一個導演來,親愛的,”瑪莎開始用高加索口音講話,“只要說出他的名字來,我保證他會要你拍片的。”
  “所以這個‘電影制片人’現在就住在你的房子里?”古羅夫從瑪麗亞手中拿過來一個濕盤子。
  “我的問題,這是我的問題。”
  “好吧。”古羅夫把毛巾挂起來,走進臥室去了。
  古羅夫打開落地燈,拿起一卷阿基莫夫的作品,坐在圍椅上。“薩沙這狗崽子來幫忙了,他還覺得我腦袋痛得不夠。小姑娘神气十足,但她卻倒了大霉,這可不是明擺著的事!可我又不是消防隊,真他媽的見鬼!”他拼命罵自己,發誓不干涉別人的生活,自己的麻煩事已經夠多了。
  “列夫·伊凡諾維奇,我安頓好了,可我不會吹口哨!”瑪莎從客廳里叫道。
  “吹口哨我可以教你學會。”他坐在沙發旁邊的圍椅上,抽起煙來了。“不過生活我就沒法教你了,因為我自己也不會。”
  “你很堅強,但你得隨便一點。”
  “真的嗎?”古羅夫從桌子上拿起煙灰缸。“誰該隨便一點呢,是你這位歌劇女主角?還是電影學院一年級的女學生呢?讓她演個小品就成了。”
  “你說得對,”瑪莎擁著被子坐著。“每只駱駝只能馱它能馱得起的那么點東西。給支煙吧。”
  “不給,”古羅夫把煙盒藏進口袋里。“你不抽煙,也沒必要學。祝你晚安!”
  他打開落地燈,把頂上面的燈光熄滅了。
  “那告別的一吻呢?”
  “明天早晨吻吧。”古羅夫走進臥室,隨手把門關上。
  瑪莎熄了落地燈,但沒有睡,而是在思考:她認為她了解男人是錯誤的。這里的男主人就是一個罕見的人,一個以前從沒見過的人。問題也不在于他不動手動腳,不上床。古羅夫完全不是在演戲,他不想給人留下印象,他完全是自然的。作為女人和演員,她准确地感到了這一點。男人在她面前的表現是備不相同的,有的人很放松,開始說說笑笑,而且說個不停。另一些人則很緘默,默不作聲,表現出冷漠。有相當多的一類男人,讓人了解:你很漂亮,我不爭論,但我這樣的男人是不會倒到路上的,讓我們簡單點,上床吧。男人雖然表現不同,但實際上他們都想招人喜歡,給人留下好印象,可這位民警則無所謂,不管她長相如何,她是否是名演員,對他有什么看法。他允許她留下來過夜是出于禮貌,他并不掩飾,家里出現一個女人,并不會使男主人歡喜莫名。而且他也不掩飾他喜歡這位不速之客,他不反對同她睡覺,但他不會首先把手伸出去。“好,好,密探先生,讓我們看看你到底能忍耐多久。”帶著這樣的想法,瑪麗亞墮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晨他們几乎沒有交談,迅速吃完早飯——一杯咖啡和一塊夾心面包,一起從房子里走了出去。
  “你去哪里?”古羅夫說道,“如果不遠,我用車送你。”
  “不麻煩了,我自己能走。”瑪莎回答。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古羅夫把停在行人道旁的一輛外國牌號的汽車保險裝置打開。
  “你就這么開車,不害怕嗎?這車是什么牌子?”
  “雷諾,法國的。”
  “送我到馬雅可夫斯基街吧,”瑪麗亞坐進汽車。“我想,這不遠吧?”
  他沒有回答,坐在駕駛室里,問:
  “你想什么時候回來?”
  “演出十點結束。”她說出了她所在的戲院名字。
  “我來接你,如果我有事,我的朋友來接你。他叫斯坦尼斯拉夫。可這原則上并不方便。接你回來的問題,應該解決,現在經常出事,我們可能很忙。”
  瑪麗亞看到古羅夫在想自己的事,便很生气地回答:
  “我會想法子保護自己的,如果十點十分你不來,我就去找我的女友。”
  “好。”
  “你總是這么守時嗎?”
  “是的。”
  瑪麗亞很想使古羅夫生气,迫使他發火:
  “很有趣,這樣的一輛車子值多少錢?你是用什么錢把它買下的?”
  “它值多少錢,我不知道。車子是人家贈送的。”
  “是人家隨便拿來送你的?大概是作為賄賂吧?”
  “是為了感謝,”古羅夫經常注視著后面的鏡子,對辛辣諷刺的女伴,沒有注意。
  “誰對你這么感謝呢?莫非這是秘密?”
  “不是秘密。車子是美國聯邦調查局送的。我們一起工作,我幫了他們不少的忙。”古羅夫把車子開到花園環路。“就是說,如果不出什么事,我十點鐘來接你。”
  古羅夫气呼呼地來到部里,整天寫毫無意義的總結、說明、申請報告,然后簡單地向克里亞奇科描述情勢,問:
  “我需要這個女人嗎?”
  “我想她長相不賴吧?”克里亞奇科問。
  “很漂亮,很漂亮,”古羅夫很憤怒地回答道。“不過,她是個演員,受慣了別人的關照,可我是個自由自在的人……”
  “請原諒,”克里亞奇科打斷他的話。“讓我們到劇院去接她,送她回自己的家,把住在那里的人赶出去。如果是女演員撒謊,那就讓她和野漢子留在一起,由他們自己去解決問題。你又不是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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