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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潮濕使我的醫務加倍繁忙，到四月為止，我已有几個月沒接到福爾摩斯的片言只字了。4月24日晚，我正在清掃診室，我的朋友福爾摩斯走了進來。 見到他，我十分吃惊，因為他那副模樣。那張本來就消瘦、蒼白的臉變得更加消瘦、蒼白，皮膚呈現病態的慘白，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眼睛不安地轉動，毫無目標地四處張望。 “我把百葉窗關上可以吧？”他剛進來就說出這么一句話。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已側身靠牆，急步上去把百葉窗猛地掩上，牢牢銷好。借著燈光，我看到一顆顆汗珠順著他的面頰滴下來。 “出什么事了？”我問道。 “汽槍。”我從未見過他這么惊慌失惜。 我替他把香煙點燃。他顯然看出了我的惊訝。 他滿意地吸了口煙，把頭一揚：“我親愛的朋友，我得向你作一番解釋，你一定覺得這一切极不尋常吧。” 我點點頭，建議到起居室暖暖身子，分享一瓶白蘭地。 進了起居室，我把火捅旺，把酒具准備好，等著他滿足我的好奇心。 “你听說過莫里亞蒂教授這個人嗎？”他咂了口酒。 其實這個名字我听到過，但我沒照實說：“從沒听說過。” “嘿，世上真有天才和奇跡啊！”他起勁地說，但身子一動不動。“這個人的勢力遍及整個倫敦，甚至整個西方！——卻沒有一個人听說過他。”然后他便滔滔不絕地談起這位“教授”的邪惡天才、無情的報复行動，我越听越感到惊异。他忘記了汽槍的威脅，站起身激動地走來走去。他告訴我，莫里亞蒂出身良家，受過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數學天賦。他二十一歲寫過一篇有關二項式定理的論文，曾在歐洲轟動一時。但這個人秉承了祖上极為凶惡的本性，于是為時不久他的种种丑行便在大學區不脛而走。最后他不得不辭去教職，來到倫敦，在軍隊中當了一名數學教員。“那不過是塊招牌。”福爾摩斯把雙手放在我的椅背上，湊近我的臉說道。 “這些年來，華生，我總是感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勢力，一股根深蒂固、組織周密的勢力，疵護著作惡者，使他們免受法律的制裁。我抓住線索，順藤摸爪，經過千百次迂回曲折，最后終于發現了那位數學名流、退職教授莫里亞蒂。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侖，華生！倫敦城中的犯罪活動有一半是他策划的，其中被偵破的寥寥無几。他是一個奇才，哲學家，是深邃的思想家。他象一只蜘蛛蟄伏于蛛网的中心，一動不動，但他對千絲万縷的蛛网上每一絲的微小震顫都了如指掌。” 這番奇談怪論使我惊詫，不過我盡力裝作若無其事。這番慷慨陳詞沒有通常的結束語：從激烈庄嚴的演說逐漸變成含糊不清的嘮叨，最后變成喃喃自語，這時，一個可怕的念頭閃現出來，我想起上回福爾摩斯談到莫里亞蒂時，他剛好注射過可卡因。我悄悄走到他身邊，輕輕掀開他的眼皮，檢查瞳孔，然后摸摸他的脈搏。他的脈搏微弱，時快時慢。我想脫掉他的外衣，看看臂上有沒有最近注射的痕跡，但那樣可能會把他惊醒。 我回到座椅上沉思起來。我知道過去福爾摩斯常赴可卡固“狂歡會”，一個多月去一次，平時每天注射三次，濃度為百分之七。我曾勸他戒掉這個自我毀滅的惡習。在某些時候我的勸告确實取得了成功，但對他還是不如一件引人入胜的新案子到手時那樣有效。福爾摩斯所渴望的是工作，是解決最棘手、最复雜的疑團，那時他再無需求助于任何人為的刺激了。但真正棘手的案子是很少見的。難怪福爾摩斯總是抱怨富于獨創精神的罪犯太少。會不會因為久久撈不到有趣的案件，福爾摩斯再度變成可卡因的俘虜。 我邊想邊站起來，在壁爐邊磕掉煙斗里的煙灰，然后把一條毛毯蓋在我朋友的身上，把燈火捻小。在黑暗中我自己也打起盹來。福爾摩斯把我喚醒，我一時迷迷糊糊，竟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吸點煙，喝點酒吧，華生？”他打個呵欠對我說。 我同意，然后便試探地問起莫里亞蒂教授的事。 福爾摩斯迷惑不解地望著我，“誰？” 我想讓他明白剛才我們一直在談論這個人。 “胡說八道，”他气憤地答道，“如果你還記起別的什么，那我只好認為你的白蘭地度數高了些。” 我向他表示歉意，他盯住我看了一會儿，點點頭，指指桌上的白蘭地，便走了。 我憂慮重重地把門鎖上，頭腦一片混亂，就象一個從惡夢中醒來的人弄不清是否仍在夢中。 需要實際一些的證明，我端著一盞燈悄悄下樓，走進診室，檢查百葉窗。當然它們是關著的，而且上了插銷。是誰關的？是福爾摩斯還是我？他來過嗎？ 這個念頭更加荒唐，我咒罵著自己。 當然，他來過。 福爾摩斯和我用過的酒杯仍舊放在那儿。 我立刻叫了一輛馬車，奔向貝克街。 不一會儿我便來到熟悉的221號B，我們的房東赫德森太太看到是我，高興得不得了。 “噢，你可來啦！”她沒寒暄，便惊喜地叫起來，把我拉進門。 “怎么——？”我剛開口，她便把手指放在唇上，擔心地向樓上望望，但是福爾摩斯的耳朵特別靈，我們的聲音已經被他听到了。 “赫德森太太，那位先生是不是莫里亞蒂教授，”尖銳的聲音從樓上傳下來。 “您瞧，華生大夫，”女房東憂郁地小聲對我說，“他把自己關在屋里，不愿吃飯，成天關著百葉窗——半夜偷偷溜出去，那時我早已鎖了門，女佣人也睡下了——” “我上去看看他，”我說著走上舊樓梯，一個多么高尚的心靈在這里崩潰瓦解了！ “誰？”當我敲門之后福爾摩斯在里面問道：“莫里亞蒂，是你嗎？” “我是華生，”我答道，他終于把門打開一道縫，向我窺視著。 “別忙。”他用腳頂住門。“你也許是化裝的。你證明你是華生。” “怎么證明呢？”我傷心地說。 他想了想，突然問：“我把煙葉存放在哪儿？” “放在那只波斯拖鞋的鞋頭里。”這個回答极其准确。 “那么我收到的信件呢？” “用大折刀釘在壁爐的面飾上。” “對不起，華生，”他恢复了往常的微笑，“我不能不防一手，他們什么都干得出來。” “教授那伙人？” “正是。” 他把我帶進房間，一切還是老樣子——但是玻璃窗和百葉窗都關上，上了插銷，而且百葉窗似乎換過了，它們是嶄新的，好象是鐵制的。 福爾摩斯坐在壁爐邊的椅子上，把茶杯遞給我。他身穿浴衣（鼠灰色那件），伸過手來的時候胳膊裸露著。 上面布滿密密麻麻的針眼，簡直象個戰場。 一小時后我离開貝克街——出來時他仍象進去時那樣戒備森嚴。 不料福爾摩斯的精神崩潰給我的打擊尚未過去，又碰到另一件令人不快的意外，我剛進門，女仆便說有位先生等著見我。 她不安地說：“但那位先生一定要見你本人。我不愿得罪他，就讓他進來在門診室等候。” 這實在太過分了，我越想越惱火，正要責備她，只見她怯生生端上一個托盤。 “這是他的名片，先生。” 我將有字的一面翻過來，一陣寒戰，全身的血液都快凍成了冰，名片上寫著“莫里亞蒂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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