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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娜斯佳認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這樣的人,都是些百無禁忌之徒。這种人,你很難令他們生气動怒,但他們一旦堅信自己正确,那么,說服或改變他們,則比惹他們生气更難。他們最重要的特征是徹底地無拘束,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易受傷害。而對自己行為是否得當,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飾地承認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無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堅持要給娜斯佳提供幫助。毫無疑問,娜斯佳的确需要幫助,這無可爭議,但她對季姆卡這一份持續不衰的男性關愛總是心存警惕。這倒不是因為她討厭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討人喜歡,但所有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盡管如此,對他的幫助,她還是接受了。對“格蘭特”私人偵探所只造訪一次就夠了。對她的造訪,那里的人并不高興,而且今后永遠也不會高興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語言与他們交談,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會,也并不是沒有。
  國家杜馬議員尤麗婭·戈托夫齊茨被殺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歡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對由尤拉·科羅特科夫負責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興。而她自己則著手調查另一种推測,即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是因為組織了對其丈夫的跟蹤而被殺的。按照這一推測,被調查的殺手發現了跟蹤者并發現了他們的指使人。于是,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微妙的問題,即要想得知訂約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過那些跟蹤者,或是通過偵探事務所的頭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證在這方面他可以做點工作。
  這樣,在就這一推測進行的調查中,屬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對“格蘭特”偵探所提交給女雇主戈托夫齊茨所提報告中列出的人員進行核查。假如這一推測屬實,那么這些人當中一定有人發現了跟蹤并對此极為不快,可是,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證明的數量越來越多,可還是一點眉目也沒有,從与偵探所簽約一直到女雇主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會見和接触的人是极為有限的。他很少出門,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單里,絕大多數是來找他這位心理分析醫生看病的。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戈托夫齊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誰都不像凶手,可又對其中任何人都難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們都有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有各自的怪异之處(誰沒有怪异?),有各自的愛与恨(同樣,誰又沒有愛与恨?),有各自的优點和缺點。其中每個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個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為罪犯。深入調查每一個人是毫無意義的,假如整個彼得羅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齊心協力調查這件惟一的謀殺案,那當然另當別論了,可像現在這樣……
  戈爾杰耶夫上校對自己的下屬并無親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對誰比較容忍,也決不是因為与之特別親近,而是出于對生活的正确認識。在他就任處長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隸一樣被動盲從地工作是最沒效益的。如果一個人主觀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態度极其認真誠懇,他也永遠難以把事情做好,因為強制性會扼殺人的想像力和直覺的。而沒有了想像力和直覺,你就不是一個大師,而只是一個匠人。正是出于這种考慮,維克多·阿列克賽耶維奇沒讓娜斯佳參加女議員戈托夫齊茨謀殺案偵破小組。既然反正不會有結果,何必折騰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覺性,而且,和以往一樣,這次他又估計對了。他認識娜斯佳已多年,長期以來他已經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總是能准确地預知她的行為。
  “能不能讓我來悄悄調查一下私人偵探這一方案?”她問。
  “可以,”戈爾杰耶夫點了點頭,“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擊習气,它除了害處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誤會。你去和科羅特科夫說一說,讓他向格梅里亞提個建議,由他來調查這一方案,而由你來具体實施。一般說別人的工作我是不會去摻和的,特別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訴我:你确實覺得這一方案值得調查,還是因為扎哈洛夫?”
  娜斯佳臉紅了。科洛布克是從哪儿知道的?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況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馬再也沒有相遇過。
  “你臉紅什么?”維克多·阿列克賽耶維奇惊奇地說,“你還想瞞我,是吧?調查法國佬那會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著你,就連瞎子都能看得出來。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別以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來,我的嗅覺還是很靈敏的。我想,或許是他,非常樂于有机會与你再度相處,而既是這樣,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對這一方案的興趣,因為离開他你是無法對付這個難題的。是吧?你的老領導說得對不對?”
  “不對。”娜斯佳堅決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說,也對。扎哈洛夫确實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認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對某一方案的興趣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腳下堆滿昂貴的鮮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興趣,或是沒興趣,在這個問題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無濟干事。”
  “霍,我的天吶,咱們的女警察獨立性可真強啊!”處長噗嗤一聲笑了。“我看的确已經不再流鼻涕了,無論怎樣,開始會動腦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繼續努力吧。”戈爾杰耶夫說。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羅特科夫談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說什么撒謊固然不漂亮,而把別人的功勞算到自己頭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進行的調查有了積极結果了呢?所有的表揚和獎勵會給誰?會給他,科羅特科夫,因為是他构想并提議對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進行調查,隨后又成功地組織實施了調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勸他,“我可沒有這种虛榮心。”
  “可我有良心。”他還是固執己見。
  可他到底還是作了讓步。
  偵查員格梅里亞對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殺通常是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對科羅特科夫說,“而女議員戈托夫齊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調查她在議會里因為稅收問題而与人的沖突。至于那些私人偵探,你不妨在業余時間搞些調查。都明白了吧?”
  科羅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為他和娜斯佳不一樣,對上司的語調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別人的不滿。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歲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誰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話說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亞已被告知,現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動,而不必擔心別人指責他擅自行動和游擊習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還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個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點,如果走運的話甚至可以睡到十一點。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賽談,沒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對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恥感不知怎么竟漸漸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該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著,而列什卡則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這樣倒好。這樣倒更符合習慣。她有時甚至會產生一种膽怯的想法,想把所擁有的一切統統拋開,什么也不改變,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說,既不道歉,更不解釋。如果到最后他還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話,那也好,事情本該如此。就其天性,她生來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關系相對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樣,照例無法實現,星期六晚上十點半左右,扎托齊尼將軍打來了電話。
  “戈托夫齊茨案怎么樣了?”他問,“你有什么可以向我匯報的嗎?”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個人印象。”
  “而我也沒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笑著說道,“其余的一切沒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見。”
  他既沒問,也沒求,他這是在下命令。“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來自他的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問自己。可實際上,任何人,甚至就連心愛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魯隨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點鐘就起床,可扎托齊尼卻不然,對他來說,只需隨便說上一句——“明天見”——就夠了。她盡可以恨得直咬牙,盡可以嗔怪地請求他把見面時間不要定為七點,而是定為哪怕是九點也好(而,毫無疑問,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絕,因為扎托齊尼將軍的習慣并沒有改變),她盡可以詛咒世上的一切,但她還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茲麥洛夫公園。
  周六到周日之夜,總的來說娜斯佳過得還算平靜,只是不知怎么有點迷迷糊糊。好像也沒有感到煩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臨睡前她洗了個熱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給房間里通了通風,服了三片纈草酊,然后就鑽進了清洁干爽的被窩里。她把兩個枕頭疊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嚴實,蜷成一團,這時她才發現,自己出于習慣躺在了沙發床的邊緣,盡管現在就只她一個人,睡的地方足夠寬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沒入睡,反而毫無來由地開始逐項羅列沒有丈夫的所有好處和不好處來。最主要的不利事實是使阿列克賽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當然,這是她的過錯,有錯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該那么做。不管發生什么事,都不該欺負別人,如果他不是罪有應得的話。娜斯佳絞盡腦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個負面因素了,這讓她感到有點可怕。她一個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開口,不和任何人交談。當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時,她希望的難道不就是這個嗎?是的,現在已經實現了。再不必因耽擱下班未能及時打電話通知丈夫而解釋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飯、一點食物也不想下咽時,強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飯。想來想去,全都是好處,真是個大傻瓜,干嗎當初要听從別人的勸說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該嫁人啊。
  她气惱地翻了個身,感到身邊空蕩蕩的有點不太習慣,她沮喪地想:“一個人睡覺真是太滋潤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話,列什卡總是把我往牆上擠。真好笑,我這么生气是沖誰呀?沖自己,不會沖別人。反正再也沒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帶著這個念頭睡著了,過一段時間又醒了,并對自己感到吃惊。怎么會只有一個缺點呢?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實是累了,跟往常一樣,一連串長長的節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腦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會列出這么多莫名其妙的東西來。應該把一切從頭好好想想,或許那樣一來,著重點分布會和現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開始列舉阿列克賽不在身邊的好處和缺點。但結果讓她沮喪极了,因為和剛才的一模一樣。“我還是休息不夠。”娜斯佳沮喪地想,“滿腦子都是一些荒謬的念頭,一鍋粥似的。我還是再睡會儿,然后再試試。”
  可第三次嘗試也未能給她帶來任何新結果。一夜就這么過去了:只睡了一個或一個半小時,然后是反复衡量好處和不足,接下來又睡了一小會儿,如此這般。早晨六點起床后,娜斯佳對過去這一夜很不滿意,覺得收效甚微。既沒有好好地休息,也沒有產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壓抑、無精打采的她來到伊茲麥格夫公園和扎托齊尼將軍見面。
  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是由馬克西姆陪著來的。盡管他倆都穿著同樣的紅色運動服,但從遠處看,仍然還是覺得他們不像父子倆。娜斯佳每次都對他們父子倆長得絕對不一樣而惊奇。將軍本人瘦瘦的,個子不高,一雙虎目炯炯有神,臉上總是挂著燦爛的笑容;而馬克西姆則長得很壯實,寬寬的肩膀,不久前剛剛減過肥,一年前還是胖乎乎的,顯得有點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嚴肅得可怕,极少表現出對人的親切与和藹。
  “您好,娜斯佳姑姑。”馬克西姆嘟囔著說。他和娜斯佳一樣,都屬于典型“夜貓子”,不喜歡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還沒學會如何克服因早起而產生的不快。
  “你們干嗎?”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鍛煉身体嗎?”
  “是啊,”將軍點了點頭,“馬克西姆開始狀態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還鍛煉,可現在上了大學后變懶了,覺得最可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可以游手好閒了。昨天我讓他做俯臥撐,結果并不樂觀,他只做了二十五個就完蛋了。這樣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個呢?”娜斯佳感興趣地問。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個,所以,我為我的儿子感到羞恥。我不推卸自己的責任,不應該對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時察覺。馬克西姆,開始鍛煉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邊遛一遛。”
  小伙子無奈地揮了揮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蔭深處。
  “您太嚴厲了,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娜斯佳搖了搖頭,“您十八歲的時候大概也就勉強能做二十五個吧。”
  “連十個都堅持不下來。”將軍笑了,“我小時候長得最小、最瘦,總是挨鄰居孩子們的打,他們經常搶我的夾肉面包,搶大人給的看電影、買冰淇淋的零錢。等我到了十八歲,那時候對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當時,要想成為現代的時髦人物,得熟讀好多詩和吟游詩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彈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為地質學家的理想。您不會記得這些的,您當時大概也就只有五六歲吧?”
  “是的。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從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們順著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著林蔭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說話,所以扎托齊尼不急著提問她反倒很高興。看樣子今天天气暖和、陽光燦爛,公園里的空气也很濕潤、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總這么忙,又具有這么一种發自天性的病態的懶惰的話,她本可以從生活中得到許多小樂趣的,喏,比方說,早晨在郁郁蔥蔥的林蔭道上散步,享受清晨涼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惱得恨不得要掉淚,但后來又每次都對他能把她拖出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气感到高興。
  將軍的聲音打斷了她安詳愜意的邏思。
  “身体不要前傾,馬克西姆!雙肩放松!對,就這樣,好樣的。怎么樣?阿娜斯塔霞,我等著听匯報呢。你對戈托夫齊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雜,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可對我說的話,您得寬容一點,要給以理解。他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動和以前的他相比有點不太正常,而這是十分自然的。他現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觀察,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基本上不出家門。應該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擺脫這种抑郁狀態,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處。他熱愛自己的工作,与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關。這或許已經成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東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個使他能不致沉沒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樣。”
  “他有一個儿子,他對儿子的事講得多嗎?”將軍問。
  “一般不說。有一次我問起他的這個孩子,他說,儿子在英國學習,住在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親戚家里。他沒叫儿子參加葬禮,怕孩子受到傷害。就這些,再就一句話也不說了。怎么,他儿子有什么問題嗎?您听到別的什么消息了?”
  “沒有,沒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樣。關于孩子,戈托夫齊茨并未撒謊,一切正如他對你所說的那樣。可能他認為儿子已經徹底脫离家了。孩子將在英國上學,中學畢業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學,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有錢,足夠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費用。既是這樣,指望小戈托夫齊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羅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齊茨呆在這儿干嗎?沒有妻子,沒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職業。對不起,我打斷您了。請繼續說下去。”
  “作為一個有一技之長的人,他很想給人留下好印象,這一點我們剛才已經搞清楚了。确實,妻子死后,對他來說工作擺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這里來工作,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繼續當個体開業的心理分析醫生的話,就意味著他還得呆在作為診室的自己家中這個封閉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變環境。當然,他也可以到哪個診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殺未遂者療養中心什么的,這類五花八門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許他對到內務部工作更感興趣,這個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認為這些情況對他有利。”
  “好。還有什么情況對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猶豫了一下,“我畢竟不是精神病專家,因此,對他的職業水准,未必能給一個足夠可靠的評价。我曾和他談過我自己的一些問題,可以這么跟您說,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別的精神病專家通常決不可能像他這么快這么自信地做出診斷,這是另一個問題。一般神經科醫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作出診斷,而病人頭一次應診就作診斷的事是從未有過的。而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卻毫不猶豫,一開口就說我得的是神經官能症。起初我對此有點警覺,但后來我找到了答案。”
  “是嗎?什么答案?”
  “對他來說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讓您喜歡,您是他將來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會把同他見面時的印象報告給您的。他所想的當然不是您個人,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況且他并不認識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決定是否邀請他到內務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門工作的公民一樣,戈托夫齊茨分辨不清,在內務部机關里,哪些是中央机關工作人員,哪些是基層工作人員;也分不清楚什么偵探、特警;誰是長官,誰是巡邏兵。對他來說,我們這些人都一樣,全是一樣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齊茨肯定就連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市刑警局的高級警探,也就是我,會跟部里有組織犯罪局的局長,也就是您,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所以,他真誠地想要給我留下好印象,以為我和您是一個單位的,彼此認識,所以您篤定會跟我談到他的情況,并征求我的意見。正因為這樣,他才急著給我下診斷,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輕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別人的靈魂。就好像魔術師在惊异的觀眾眼皮底下,從帽子里變兔子一樣。”
  “對不起,難道他就不怕這种匆匆忙忙就下診斷的做法會讓我們對他的職業水准產生怀疑嗎?”扎托齊尼有點怀疑地問,“要不就是他把我們大家都當做沒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經科醫生一般不會在第一次應診就下診斷這种常識?”
  “您看,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我不是已經請求您保持寬容了嘛。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講自己病症時沒有騙他,這就是說,我确實有這類病。這么一來難道不是說,我,一個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級偵探居然跑來跟您說,根据一位有經驗的專家的意見,我得了神經官能症?我當然不會這么做。關于神經官能症,就是對我嚴刑拷打,我也會保持沉默的,因為這對一個警察來說,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說的是,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戈托夫齊茨是一個非常好的專家,僅此而已,而對于他那個可愛的小把戲,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會知道。”
  “那么您吶?要知道,您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魔術、是騙局。為什么他就不怕您對此作出應有的判斷,并給戈托夫齊茨教授一個不敢恭維的鑒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說的!誰見了我會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經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連兩個和一個半都分不清,整個一個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會滿世界去張揚,說我曾听過一個國內著名專家講授精神分析課。且在大學學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學。跟您說實話,我的這個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齊茨咨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過是想驗證一下,順便也測試一下他罷了。”
  “關于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對我講,我這么理解沒錯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腳步。但扎托齊尼卻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連頭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為什么您這么不喜歡我這個問題?”
  “問題提得很沒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剛想到的第一句話說了出來。
  “很好,”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笑了笑說,“這樣一來,您就讓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這樣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齊尼,沒有你我也能對付。你算老几啊,憑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說呢?對吧?”
  “不,”她手足無措的同時也有些气惱,“不是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個我可以向他訴苦的對象。而對我來說,一件事向我重复兩次實無必要,一般說,我這個人還算通情達理。”
  “您可不算通情達理,您是很好記仇的,”將軍糾正她說,“遠的不說,就說那個冬天吧,我不是已經跟您解釋過,我當時的所作所為是迫不得已嘛,是為了服從整個行動的利益,而那次行動,是針對您的局長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卻不認為有必要原諒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現在還气鼓鼓的。這不對,阿娜斯塔霞。你得學會原諒朋友。但是,既然您還沒有學會這些,那我們還是回到戈托夫齊茨案上來吧。從您嚴謹的表述可以斷定,您應該還有什么問題沒有談到。”
  “是的,”她承認,“我所說的有關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的一切,應當在其狀態得到极大改善的情況下來理解。我想,在正常狀態下他确實是個好專家,并且會有助于情報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憑匆匆忙忙給我下診斷來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說明在目前情況下他的判斷力确實很成問題。”
  “就是說,您預計在他因妻子之死而產生的抑郁狀態過后……”
  “我指的是別的,”娜斯佳打斷了他,“問題并不在抑郁狀態,而在于恐懼感。對此應該受到責怪的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怎么回事?”扎托齊尼不慌不忙地問,“是不是你們和偵探怀疑他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這一下把這個倒霉的精神病專家給嚇坏了?”
  “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我們對他一直很小心,態度很溫和。可那些負責檢查戈托夫齊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對外監視組恐怕連一個干練的專業人員也沒有。反正他們的行動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連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也能當下就把他們的形象描繪下來,試想,一個總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監視的人,他自然會脫离常規。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蹤,而又不知道是誰以及為什么——就連敵人你也未必會喜歡給他這樣的消遣。”
  “真是沒用的東西,”扎托齊尼气忿地罵道,“你告訴我這一點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電話給‘對外監視組’的頭頭。為了使談話更具体,我要拿走他們那儿所有負責對戈托夫齊茨進行檢查的人的照片,讓那個頭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蹤過他的人指出來。這對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個教訓,怎么,戈托夫齊茨嚇得夠嗆?”
  “那您以為會怎么樣?當然嚇得夠嗆了。他是一個普通人,從未有過任何犯罪記錄。我可以跟您說得更多一點:他斷定自己准是發瘋了。當一個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蹤他時,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沒偷,沒殺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團伙連邊都沾不上。所以,鮑里斯·米哈伊洛維奇斷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這更糟的是:有人撬開他家門,溜進他家里,卻什么都沒偷。這對您來說難道不說明什么嗎?”
  “您認為這也是我們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們負責對他進行檢查,那他們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嚇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該怎么安慰他。因為既不能對他講實情,又想不出能讓人接受的解釋。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這一切還要持續多久啊?我們這儿什么時候才有可能實施高級專業培訓?”
  “或許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當了內務部長以后吧,”扎托齊尼笑了笑說,“不能實現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們的國庫還處于捉襟見肘的狀態,我們這個部門的情況就不會有改變。我們必須忍耐并与現實妥協。”
  他們坐在一根倒木上,看著馬克西姆。他時而在單杠上做引体向上,時而做几個俯臥撐。娜斯佳默默地抽著煙,想著心事,伊万·阿列克賽耶維奇手里拿著秒表注視著儿子。
  “我們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話題呢?”他突然問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沒馬上弄明白他的話。
  “回到哪個話題?”她不解地問。
  “就是您調工作的事。”
  “謝謝,”她微微一笑,“可我現在已經不想調了。正如通常說的那樣,勺子在吃飯時才顯得重要,送紅雞蛋也要赶在复活節,凡事都有個時限。戈爾杰耶夫回來了,我也就再沒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備一直戴著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說這個……有什么辦法呢,看來只能這樣了。繼父認為我應該試試報考高級警官學院的研究生院,答辯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這樣就极有可能晉升上校。”
  “那您對這一計划怎么看呢?”
  “老實說,不太喜歡。我絕不想當老師。至于科研嘛……還湊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嗎,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經看夠了,他們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處于他們的地位。”
  “但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將軍眼睛望著別處說道。
  “您這么認為?”
  “我知道是這樣。”
  “無論如何,我不能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這是你們男孩子們的玩意儿,而對姑娘們來說,名譽更重要。不管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會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這類虛榮統統拋開呢?”將軍問,“如果我給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會去嗎?”
  “需要拋棄戈爾杰耶夫和小伙子們嗎?為什么?”
  “為了肩章上的星星,為了它們這些可愛的胎痣。到我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軍銜,如果不喜歡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證,到時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現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專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會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們可以訂個君子協定,”扎托齊尼笑呵呵地反駁說,“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個聰明點的人,您用一年的時間教會他干分析工作,給自己培養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獲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爭的戰場上去馳騁了。”
  “老實說,我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問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議正是我以前夢寐以求的。我可以單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為自己只是偶爾才做點純刑警工作而且并未盡全力而有負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辯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樓道里別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別人在背后議論,說什么戈爾杰耶夫為自己的情婦創造了溫室般的條件。作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當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風格,扎托齊尼是個很嚴厲、很冷峻甚至有些殘酷的人,他對我也不會有所寬縱,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對我寬縱,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聰明人,而且無疑很正派。我干嗎非要死死咬住這個位置不放呢?我已經當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話,一年前就應該得到中校軍銜了。但問題并不在于我特別需要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長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這些肩章,确切地說,就是根据這些肩章的及時更換來評价我的頭腦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級別上嗎?得,准是傻蛋,准是個百無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個人問題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讓我們看一看你個人問題方面有什么問題吧!啊!原來是這樣,因為与犯罪團伙有聯系而被停職并受審。愛德華·杰尼索夫就是卡敏斯卡婭的一個朋友。而如果檔案上什么都沒查出來的話,那又怎么樣,檔案里無記載的,其中可能的原因還少嗎。而事實上她肯定有污點,被揭穿過,所以才沒給她晉級,才沒給她照例該得的軍銜。”
  “讓我考慮一下,”娜斯佳鄭重地回答,“這個建議出乎我的意料,我沒准備,不能馬上答复。”
  “考慮一下吧,”扎托齊尼同意了,“我不會催您的。”
  一小時后,娜斯佳回了家。經過這段散步以后,她情緒飽滿,精力充沛,甚至覺得渾身充滿了力量,這种感覺是過去所沒有的。由于血管問題,她總感到有些虛弱,經常頭暈,還發生過因悶熱而昏迷的情況。她笑眯眯地哼著小曲,開始愉快地打掃房間。同時自己也有點奇怪,被丈夫拋棄,工作也不順利,可還在唱歌并對生活充滿歡欣。這可不是好兆頭,真的不是好兆頭。
  當她已經吸完塵,正准備完成擦窗戶的英雄壯舉時,電話鈴響了,是季馬·扎哈洛夫打來的。
  “你在干什么?”他笑嘻嘻地問。
  “在做家務。”
  “你還要干很久嗎?”
  “就看想不想干了。我可以馬上結束,也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嗎,有事嗎?”
  “想求你允許我到你家坐坐。得好好談談。”
  “那你就求吧。”娜斯佳答應了。
  “我請求。”
  “我允許了。你可開車來,本該如此。”她故作寬厚地答應著,并且哈哈笑了起來。
  大約過了四十分鐘以后,季馬手捧一只大蛋糕來了。
  “謝謝。”娜斯佳一邊道謝,一邊接過這個帶有鮮艷圖案的大盒子。
  “這不是送你的,而是要送給成為你丈夫的那位非凡的幸運教授的。”扎哈洛夫一邊脫鞋,一邊回答。
  “那只能掃你的興了,教授不在家。”
  “可他總歸會回來的吧?”
  “恐怕不回來了。”
  “那是為什么?”德米特里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你們怎么了?吵架了?不過,對不起,這不關我事。”
  “這确實不關你的事,”娜斯佳說,“因此我把這個蛋糕拿到廚房,燒壺茶,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品嘗這塊甜點精品。”
  “等等。”
  季馬拉住娜斯佳的手,讓她轉身面對自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要干預別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們确實是吵架了,那么我最好還是离開這里。”
  “你不是要和我談談嗎?”娜斯佳有些譏諷地提醒他。
  “談話即使是在大街上也無妨。對這种事情我太清楚不過了,事情往往是這樣,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出走,過后當他回來時,發現自己家里有別的男人。在這种情況下,不管這個男人是誰,是親戚、同事、鄰居,還是儿時的朋友,都無濟于事。我自已經歷過這种事儿,所以一清二楚。處在這种情況之下,要想不這么想——婊子!我剛出門,她就已經勾搭上了別人,難怪總埋怨我,尋找同情。她甚至可能是有意找碴儿和我吵架,好把我赶走——的男人還沒有生出來呢。總之,阿霞,哪怕你的教授回來的可能性只有一丁點,我想我還是走。我們還是開車找個什么地方,哪怕是到索柯爾尼克公園,到那儿去散散步,談一談呢。”
  “他是不會回來的,”娜斯佳小聲說,“而且我也再不想談這件事了。你就干脆相信我好了:他是不會回來的。”
  “怎么,有這么嚴重嗎?”季馬同情地問。
  “我已經說過:不再談這件事了。”娜斯佳惱怒地重复了一遍,“我們去廚房吧,我把茶燒上。”
  她對不得不向季馬講与丈夫吵架的事感到有些不快,可是不知怎么話就說到那儿了,不講也不行,否則就得撒謊。本來可以編個謊,比如說他出差了。但娜斯佳确信,即使是最無害的謊言也能把人置于极為尷尬的境地。比如說,万一此時有人給阿列克賽打電話,那么就不得不當著扎哈洛夫的面,告訴打電話的人,說阿列克賽在茹科夫斯基街。或者還有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比如說媽媽和繼父突然來了。這樣的事他們碰到過,盡管次數很少。但是要知道,這類不易發生因而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往往就會在最不恰當的時候發生。
  “這么說,你這是在守活寡了。”德米特里說。他環顧了一下廚房,在餐桌旁比較舒适的位置坐下,“你們經常這樣嗎?”
  “這是第一次,”娜斯佳歎了口气說,“季馬,我已求過你不要再提此事了。”
  “可是,阿娜斯塔霞,和你在一起真是太難了。不管說什么、問什么,總是要碰到你禁止討論的話題范圍。不能提到丈夫,不許講我們浪漫的過去,不能涉及性。可是你讓我們說什么?”
  “可以說說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她笑了,“關于她可以隨便說,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地說。”
  “好吧,那我們就談談尤麗婭。我在‘格蘭特’偵探所里稍稍刺探了一下,那里有一個小伙子我很不喜歡。”
  “是誰?”
  “問題就在這儿,正如同《黑桃皇后》中小有名气的格爾曼所唱的,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既然如此,那問題究竟出在哪儿?你可以去打听嗎?”
  “阿霞,事情沒那么簡單。我在這個偵探所里已經出現得太頻繁了,那儿本應沒我什么事。如果我判斷正确的話,這個小伙子已經明白我伸長鼻子到那儿是沖他去的。也就是說,我再不能到那儿去了。我沒必要給你講這些顯而易見的事,每個偵探都能憑心靈感覺得到什么時候該從他所偵查的團伙中開溜。這是一种感覺,僅此而已。總之,情況就是這樣。今天我想從遠處把這個小伙子指給你,以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去查他吧。而我要溜到一邊,否則就只能坏事。”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你把他指給我。可是他怎么讓你這么不喜歡呢?”
  “我完全是偶然地發現他在翻偵探所主任的卡片。平時只有帕什卡才能接近這些卡片,你大概能記得他,我們去過他那里,就是那個令人討厭的一頭金發的家伙。”
  “我記得。”她點了點頭,往怀子里倒著咖啡。
  “帕什卡給我看了這些卡片,并且告訴我,那里記載著偵探所和雇主簽署的所有合同的情況。因為偵探這一行的原則就是要絕對保密,‘格蘭特’每個具体辦事員都只知道他所承擔工作的雇佣合同的情況。各种謠傳都是禁止的,我指的是議論別人的事情。只有帕什卡能接触到這些卡片。除他之外,別人都沒鑰匙。而他自己的辦公室他并未特別加鎖,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放在鐵皮保險柜中,這些卡片也放在那里。其他東西都是公開的,供大家查閱。就算他外出一整天,他也從來不關門。而且當所有房間都不空閒的情況下,甚至還允許別人用他的辦公室接待客戶。簡言之,我昨天在事先沒有通知而且沒有任何事由的情況下去了那里,好像是正巧路過而想起上次把打火机忘在了帕沙的桌子上吧。我來到主任辦公室,盡量不惹人注意地悄悄推開門,卻看到了‘出乎意外’系列組畫中非常美妙的一幅。小伙子嚇得要死,臉都白了。而我卻像所有模范話劇院的大演員一樣,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說著有關打火机的謊話,并很快在桌子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馬上就開溜了,以免打草惊蛇。我裝作沒有什么特殊的發現,而實際上打開的卡片盒就在那人身邊放著。因此,我既不能向別人打听他的名字,也不能在那里等帕沙。不能再惊嚇這小伙子了,你明白嗎?如果我在較顯眼的時候再出現在偵探所,他就會惊恐异常,怕我把這事告訴帕沙,怕我問他拿卡片盒干了什么勾當。”
  “這我明白。”
  蛋糕很新鮮也很柔軟,所以,娜斯佳費了很長時間,希望在她所有的刀于中,能選一把比較鋒利的。可是她家里現有最鋒利的刀子還是不夠快。她剛一動刀,蛋糕表面澆的糖皮馬上就出現裂縫,切出的塊很不均勻。
  “對不起。”她一邊把一塊切好的蛋糕放到季馬的盤子里,一邊道歉,“我的水平就這樣。”
  “算了。”他寬厚地笑了笑說,“反正到肚子里都揉成一團了。但是一般來說,從你家里這些怪物似的刀子來看,你這個主婦可不怎么樣。真不知道你丈夫怎么容忍你的。”
  “這不已經不再容忍了?”娜斯佳突然惱怒地頂了他一句,“我已經一再請你不要触及關于我丈夫的話題。”
  “天啊;你現在根本就不讓人說話!”扎哈洛夫生气了,“我不是說你丈夫,而是說你的這些刀子。怎么著,難道連刀子也成禁區了?”
  “對不起。”
  娜斯佳把身子背過去一會儿,好像在櫥柜里找著什么。當她重在桌子旁坐下時,臉色已經恢复了平靜。
  “你怎么這么容易激動?”季馬一邊把一塊不小的蛋糕送到嘴里,一邊問,“是不是因為很難過?”
  “我并不容易激動,也不是因為難過。”她干巴巴地回答,“讓我們談點高興的事吧!”
  “好吧。”扎哈洛大很痛快地回答,“大概為了減輕壓力,你需要背叛自己的教授吧?”
  “季馬,住嘴!”娜斯佳用半開玩笑的聲音恐嚇說,同時示威似的用手拿起了刀子。
  “不,我是很認真的。你想想,這是一個很完美的主意,而且人選馬上就有,像我這樣一個非常樂于建功立業的人愿意為你效勞。”
  娜斯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季馬,你真是不可救藥。這件事你究竟要說多久?不要再勸我,反正我是不會答應的。”
  “為什么?”
  他問話的時候完全是一副認真的樣子,用一雙明亮的藍眼睛望著她,眼神里蕩漾著溫柔的笑意,好像湖泊中漫游的魚儿一樣。
  “娜斯堅卡,為什么?”他又問一遍,“難道我的建議不好嗎?我覺得很好,這個建議非常好。它可以便人幸福、自由,可以使人擺脫痛苦和死亡的恐懼。”
  她沒有料到談話基調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有點不知所措地沉默著。扎哈洛夫站起身,繞過桌子,到娜斯佳面前俯下身,溫柔地吻著她的唇。在最初的一刻,她也回應了他,隨即猛地閃開。
  “扎哈洛夫,不要乘人之危,這很卑鄙。”
  “什么卑鄙?”他沒明白。
  “趁一個女人和丈夫鬧糾紛的時候,把她弄到床上。我現在可以迎合你,可之后我會覺得自己令人憎惡。”
  他慢慢退了回去,在座位上坐下。
  “娜斯堅卡,真誠的感情只要它是真誠的,就不可能是卑鄙的。而我是非常真誠地希望擁有你。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以后你也沒有什么可責備自己的。”
  “我不會接受你。”她直視著他的眼睛說,“永遠也不會,忘掉這件事吧。”
  “永遠也不會。”他滑稽地笑著模仿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因為它是我糊里糊涂、亂七八糟的生活中留下的最亮麗的印象之一。如果你今天斷然拒絕我的話,那么讓我們去看看那個過分好奇的私人偵探去吧。現在已經是一點半了,我知道在三點鐘左右他應該在哪里出現。”
  “你怎么知道的?”
  “都得告訴你?我就不可以有點小小的職業秘密嗎?”
  “隨你的便。”
  娜斯佳松了一口气,也用戲謔的語調回答,她很慶幸他們終于躲過了這個危險的話題。她當時曾經想答應他,如此地想答應他,以致差一點就要用手指捂住嘴,以免說出過后會使她后悔的話來。這种欲望不是生理意義上的,而是源于頭腦中,源于已經數月未使她放松的精神壓力,源于希望能使她自己擺脫對一切事情都冷淡和漠不關心狀態的強烈愿望。但她還是堅持住了,盡管她不能肯定這么做是否正确。
  洗完了茶杯和盤子,她很快收拾完了桌子。
  “我准備好了,走吧!”
  她很奇怪,因為他們到的地方,正是“格蘭特”偵探所所在的那個地區。
  “你認為他星期天會來上班嗎?”娜斯佳怀疑地問。
  “娜斯堅卡,私人偵探和國家警探的工作沒什么兩樣,這一點你可以相信我。很遺憾,就是在休息日生活也不會停止,被調查的對象也還是會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偵探也不得不和他們見面,不得不跟蹤他們,更不用說与那些并不總是能夠在正常工作日到偵探所來的雇主們見面了。”
  “可他肯定會來嗎?”她繼續追問。
  “希望如此。算了,不再折磨你了。昨天早晨我和帕沙講了我如何不走運,把打火机忘在了他的辦公室里的事。他對我說,一般來講,我隨時可以來他這儿,因為他的辦公室總是開著的;但如果我想見到他,那就最好在星期天3至5點之間來。這時候他會召集自己的所有手下,給他們發薪水,現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娜斯佳順從地重复了一遍。
  德米特里駕車駛進院子后把車停好。
  “全偵探所的人都已經認識我的車了。”他解釋說,“把車停在這里,然后我們步行。离他們集中的時間還有半個小時,所以我們還可以先熟悉一下環境,選個合适的觀察點。對了,我看這個門洞就不錯,比較暗,從大街上看不見里邊站著的人。”
  “那我們就站在這儿吧,如果你确信我們需要的人一定會路過這儿的話。”她認可了。
  “他不會走過這里,他們都開著車。不幸的是,他的車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可是從這里可以看見有人看守的那個停車場,他們通常都把自己的車停在那里。他現在就在那里,看見了嗎?”
  為了能看見停車的地方,娜斯佳不得不從門洞里向大街上邁了一步。隨后她搖了搖頭。
  “太遠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臉。”
  “你視力不好嗎?”
  “還沒到這個程度,但已經不像雄鷹的眼睛了,而更像已經三十六歲而且經常用電腦的女人的眼睛了。”
  “那么我們找一個近一點的地方吧。那邊有個小公園,也挺合适的,有很多灌木和小樹,有藏身的地方。”
  他們出了門洞,向停車場方向走去。可隨即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從拐角飛駛出一輛汽車,赶上他們后略微放慢了速度,接著傳來几聲干澀的槍響。汽車隨即加快速度疾駛而去,而季馬·扎哈洛夫躺在了人行道上,他當即就死了。
  娜斯佳回到家里已經半夜了。警察局里長時間的談話、解釋,值班警探的訊問以及在這种情況下通常要做的事情都過去了。她疲倦极了。本來這一天開始時是那么美好……
  她在過道里脫下鞋子,光著腳走進廚房,想喝點咖啡。那個裝著蛋糕的鮮艷的大盒子一下子進入她的視野。季姆卡,季姆卡……他是那么想把她放到床上,而她還恥笑他說:“你真是不可救藥。”根本沒當回事。
  “我向你提的這個建議很好,非常好。它可以使人擺脫痛苦和死亡的恐懼,可以使人幸福、自由。”
  他現在沒有了對死亡的恐懼,或者說曾經有過。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希望能和她做愛。可痛苦呢?他有過痛苦嗎?她對他的了解是如此之少。
  “當時我答應他就好了。”娜斯佳突然想道,“當時應該答應和他上床。那樣的話,我們就哪里也不會去了,而他就能活下來。現在我開始覺得他是預感到了什么。我本來已經感覺到他希望留在這里,哪儿也不想去。可是我和往常一樣,只為自己著想,只擔心恐怕自己事過之后會很尷尬,會厭惡自己,只想到背叛与自己吵架的丈夫很卑鄙。天啊,我們有時候腦子里會涌現一些什么亂七八糟的念頭呀,經常是那些老套子,卻都以為這些東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可過后就會發現,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恰恰是人的生命,為了保護人的生命無論犧牲什么都可以。對季馬·扎哈洛夫的死,我和凶手几乎一樣有罪。人的暴死是凶手及其犧牲者生命時刻的交叉,而正是我將季馬帶到了這個交叉點上。”她回想起他那雙亮亮的蕩漾著呼之欲出的溫柔笑意的藍眼睛,不由得悲痛地放聲痛哭起來。
  大概過去了15分鐘以后,她用涼水沖了一下臉,用毛巾把有些紅腫的臉擦干,有點奇怪地審視起自己來。恐懼感已經沒有了,攫住自己喉嚨并且阻礙与丈夫和父母談話的那种恐懼感已經不存在了。所有這一切原來都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毫無意義。她突然才明白過來,置季馬于死地的那顆子彈沒有碰到自己真是個奇跡。她也差一點死去。真正具有意義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她還活著。對死亡的恐懼,這是惟一不可輕視的東西。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胡鬧,都是一些自認為美妙的無用的東西。
  娜斯佳看了看表,已經是12點20分,很晚了。但最后她還是決定,有些東西是重要的,而有些東西是次要的,是可以忽視、可以不考慮的。在目前情況下,禮儀就無需顧慮,這完全是可以原諒的。
  她毅然撥通了齊斯加科夫在茹科夫斯基的電話。好久沒有人接,可能都已經入睡了。但終于听到了阿列克賽睡意朦朧的聲聲。
  “喂,請講話。”
  “列沙,你快來吧,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你。”
  “你拿定主意了?”他一下子睡意全消,從他的聲音中可以听出有几分譏諷的意味。
  “我拿定主聲了。我全想清楚了,列什卡。我是個十足的大傻瓜。這樣的事以后不會再發生了,真的。你能回來嗎?”
  “暫時不行。父親病了,我在這里還得呆一陣儿。看來,你良好的愿望只能再等等了。你沒事吧?”
  “是的,也就是說沒什么事,也就是說……這很复雜。列沙,算了,以后再說吧。對不起,把你吵醒了。晚安!”
  “祝你走運!”他語調平靜地回答。
  “你還想要什么?”娜斯佳恨恨地對自己說,“你當時是那么高興,你只剩一個人了,下班后可以不同任何人說話,也不必再向任何人匯報自己的所作所為。你甚至覺得一個人睡比和列沙在一起還舒适。你對嫁人的決定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認為自己天生不适于過家庭生活。你欺負了列沙,他离家走了,你那么長時間也沒有給他打電話,沒有嘗試讓他回來,你自己并未作出一絲一毫努力,以使你們的關系和解,使你們的生活回到正常軌道上來。而今天,一個差點就成為你情夫的人在你的眼前被人殺死,這才使你擺脫了眼前的迷霧,你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立刻就給丈夫打電話。在這段時間里,你甚至沒想到去關心一下,他生活得怎么樣,他過得如何,是否健康?也不一定非要請他回來,因為他已經講好了條件:當你還沒成熟到可以交談之前,他是不會回來的。但是,你能不能僅僅打一下電話呢?當然能。可是你卻沒有打。所以你就罪有應得了。你不要以為忠誠可靠的列什卡只要听到你的第一聲哨響,就會像馴順的狗一樣向你跑來。沒有這樣的事。”
  她向窗子走去,在窗前站住,用雙手抱緊肩膀,試圖壓制住那可惡的全身性戰栗。如果阿列克賽知道,保持對他忠誠的努力,是以一條生命為代价才換來的,真不知他會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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