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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月12日 星場六
  星期六,這個日子對查案子不利。辦公室都沒人上班,知情者都到海灘上去休息。可我還是一早就起床了,喝完咖啡,沖了個澡,然后動身去帝國海灘還掉租來的那輛破車。
  從出租汽車總匯出來,我沿著帕默大街步行穿過五條馬路,來到假日市場。
  這天上午,路邊待雇處沒有多少人在蹓躂。市場內,威克站在收款台后面,拿著一罐冰過的百事可樂往汗涔涔的額頭上貼,想用這辦法來解熱。他稍稍遲疑了一下便認出了我,臉上笑容一閃,露出稀疏的牙齒。
  “還是不懂英語嗎?”
  “不,我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邊境巡邏隊的人到處都是,就是找懂英語的人。”
  “那天我來過以后,你跟誰提起過我來這里和我要打听的事情嗎?”
  “哦,說過的,跟外面几個家伙。我警告過他們,說你不是好惹的。別擔心他們。那些家伙都是膽小鬼,懂我的意思嗎?他們并不想興風作浪。”
  “你認識馬蒂·薩拉查嗎?”
  他眯縫起眼睛,“認識。不過我斷了和他的關系。現在他不跟我們接近。”
  “那些在停車場蹓躂的人怎么樣?他們愿意對付馬蒂嗎?”
  “如果他們肚子餓得慌——怎么?”
  “听著,有人盯我的梢。估計就是從我來這里以后開始的。可能有人向馬蒂告發我——”
  威克搖搖頭。“該死的皮特!”
  “怎么啦?你說是那個給我哥哥干活的皮特告的密?”
  “對。”威克露出厭惡的神情,“皮特是我表兄的孩子,那沒什么。不過,他是那种詭計多端的家伙。他給馬蒂做事。我敢肯定是他把你出賣給馬蒂的。”
  “他怎么知道馬蒂會對我或者說對我要調查的事感興趣?”
  威克聳聳肩。“馬蒂對南部灣所有的事情都感興趣。他出的价錢也大。”
  這么說,那天傍晚在劉易斯家的樓外,我坐在“偵察者”車里時,是馬蒂派的人在監視我。也就是說,那天晚上馬蒂在回答我的問題時是有准備的。潛伏在我家老屋外面的也是馬蒂的人。那么那個被我在休斯頓百貨公司里甩掉的戴軟帽的人呢?現在還有沒有人盯梢呢?
  我朝裝有柵欄的窗戶望望外面的停車場。威克看出了我的不安,嘀咕道:“我真想把皮特揍一頓。”
  “讓我哥哥去收拾他吧,”我說,“我這時候能請你幫個忙嗎?”
  “我還欠著你的情呢,你有什么事?”
  “開車送我到城里的阿維斯租車行去。”
  “我這就叫辦貨的伙計用送貨車把你帶出去,就跟裝一袋土豆出去一樣。”

  我在租車行等待的時候,用投幣電話撥了羅恩·錢的號碼,沒人接听。我又往投幣口塞了些硬幣,打給圣迭戈大學哈斯利特教授。他不在寓所里。女管家說我可以在港灣找到教授。我問她在港灣的什么地方,她含糊地回答說,“哦,反正在G大街防波堤附近吧。”G大街防波堤是舊時的叫法,現在那個地方已經改名為金槍魚港灣。
  這時,我租的交通工具,一輛漂亮的白色丰田車開過來了。我用現錢交了押金,然后坐進去,熟悉了一下車內的各种裝置。兩分鐘后便起程去金槍魚港灣。
  往日的金槍魚船碼頭早已關閉,一副破敗景象、代之而起的是鋼筋鐵骨、玻璃幕牆的高層建筑。但這里仍不失為一個美麗的港灣,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美的港灣之一。我停好車子,開始沿碼頭漫步。空气里飄蕩著魚腥味、油煙味和海水的咸味。太陽熱乎乎的,海風輕拂,令人舒暢。家鄉的气息熟悉而溫馨,讓我陶醉。
  港灣沿岸,是一大片飯店和停車場,陸地彎彎曲曲地伸向水域。當年大船隊殘剩的釣魚船泊在碼頭邊的水面上。人行道上的長凳,大多被無家可歸者占据著。我放慢腳步尋找哈斯利特教授。當我在最南端的長凳上發現他時,不覺吃了一惊:他已經不像我在圣誕聚會上遇見的那位气度高雅、穿著講究的老先生了。
  今天的這位教授看上去跟海濱常見的那些怪人很相像:留著白胡子,濃厚的長發上戴一頂舊水手帽,身穿破舊的斜紋布褲子和藍白條襯衫。我不僅不久前還見過他,而且他還是我母親的一個熟人。我走上去對他說,“哈斯利特教授,還記得我嗎?我是莎倫·麥科恩,上次在圣誕夜見過面。”
  他抬起頭,迎著陽光眯起雙眼。“當然記得。”接著他端詳我。“你變樣了。是不是因為剪了頭發?”
  “是的。”
  “非常适合你。”他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又遞給我半塊三明治。我坐下了,但是沒要三明治。“奇怪,”他又說,“前兩天我還見到你母親,她可沒說你上這儿來看她呀。”
  “哈斯利特教授,”我說,“我這趟來是想跟您打听點事情。”
  哈斯利特是一位歷史學家,曾寫過一部權威性的圣迭戈灣史。他對這里的歷史了解得詳細入微,也最有發言權。我說:“我想打听些有關海上的事。您知道吉爾伯特·方特斯嗎?他是墨西哥一個金槍魚船隊的老板。”
  哈斯利特皺起眉,“吉爾伯特就是破坏咱們港口的一個典型例子。科羅娜船隊曾經是這里最大的船隊,吉爾伯特在1972年買下了它,到墨西哥重新登記,這是他逃避檢查的手段。這事被環境保護主義者發現后……我想你也是環境保護主義者吧?圣誕夜咱們還是談起過你在圖發湖卷入的那件可怕的事嗎?”
  我點點頭。“我不屬于任何一個組織,不過我有能力的時候也捐些錢給他們。”
  “我也不是哪個組織的狂熱分子。再回到吉爾伯特吧。70年代中期,他老家洛馬岬角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發起抗議,結果局勢失控了。吉爾伯特有殺手,他們把一部分抗議的人打得很厲害。于是暴力行為升級了,一個小區居民組織拿起了武器對付吉爾伯特。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
  我搖搖頭。
  “他把船隊移到墨西哥的思塞納達,這一著几乎使我們的罐頭厂全部破產。接下來他封閉了在洛馬岬角的家,搬到巴哈去了。這個地方還是他的,不過他從來不住;都是些生人來來去去,弄得鄰居們——也包括我自己——神經高度緊張。”
  “吉爾伯特現在住哪儿。恩塞納達嗎?”
  “不,他住在海邊一個村庄里,那儿由地方當局保護他不受抗議者的干扰。墨西哥環境主義者對他也恨透了。你大概知道,墨西哥去年加入關于減少海豚捕殺量百分之八十的國際協議簽字國行列,可那也沒能制止吉爾伯特。”
  “方特斯有個兄弟是環境保護主義者,對嗎?”
  “是的。他倆不說話。他的兄弟伊曼紐爾買下了分給吉爾伯特的那份家產,但至今也沒敢動用他的各种關系來公然反抗吉爾伯特。”教授的笑容變成了苦笑。“墨西哥聯邦警察對言論和集會自由根本不予重視。”
  “他那個村庄在巴哈什么地方?”
  “恩塞納達的南面,叫做埃爾蘇埃諾,意思是‘夢境’。墨西哥和美國的許多有錢人,都在那儿買了房子。”
  “他在洛馬岬角的房子在哪條街?”
  “落日崖大街。”哈斯利特教授以頗為好奇的目光掃視著我。“你好像對吉爾伯特·方特斯很感興趣。是不是你來這儿出差也為了他的事?”
  “也有這可能。既然您了解環境保護主義組織,那您知道‘陸海衛士’嗎?”
  他厭惡地撒了一下嘴。“一幫白痴。”
  “他們會成功地實施一樁恐怖案嗎?譬如說,為了一大筆贖金的綁架案?”
  他考慮了一下。“他們會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弄得很慘。我會很同情案子中的被害人,因為這個人不可能生還。”
  這時候,他用擔憂的目光審視我。我避開他的眼睛看著海灣。气溫升高了,又熱又問;我的頭發和前額都濕漉漉的。
  “莎倫,”過了一會,教授對我說,“你有什么麻煩事嗎?我能幫些什么忙?”
  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一位78歲的老人牽連進去。我說,“沒有,什么麻煩事也沒有。謝謝您為我提供的信息。您能否答應我,別對梅爾文和我母親提起你見過我的事?”
  他眉心皺起一條溝,勉強地點點頭,眼睛仍然關注地望著我。
  我站起身,說了聲再見,快步朝停車場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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