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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騖子說過：“請多多照應”這一類的客套話之后，便离開了屋子。猿丸馬上把房門輕輕關上，舒舒服服地坐下來，說道， “帶著我學生時代的老師寫的介紹信，當然不能不見啊。” 听猿丸的口气，是在作解釋。說著，他打開煙盒，取出一支“和平牌”香煙，津津有味地吸了一口。沒一會儿，他又把香煙在煙缸上撳滅，一本正經地說道。 “她當然堅信末婚夫是無罪的。假如光是這一點，來頭再大的介紹信也不頂用，我不會來麻煩你，你本來就夠忙的了。老實說，我的看法同她一樣，雖然我沒有在她面前表示過。” “哦？你是說，二階堂不是凶手羅？”鬼貫臉上顯出詫异和惊愕的神情，“既有動机，又有充分的證据。而且，他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都提不出來。” “我要說的正在于此！一切過份周全了。你不覺得奇怪嗎？你想過沒有。會不會有人事先預謀好來誣陷他呢？” “你這种推測离題太遠，會一事無成的。除非有什么确鑿的事實自當別論外，光因為手續過份齊全就想否定二階堂是凶手，我不能同意。”鬼貫從正面反駁，他臉上的神情好象在說。事至如今，沒有必要再來討論了。 上面這兩個人所触及到的事件，原來是指這樣一樁案件。 正好在一個星期之前—五月一日的中午，在青山〔青山是東京市內的地名。〕高樹町的一家高級公寓里，一個名叫籃本万作的男子被殺。當時有一位客人來，他發現這一情況，嚇得臉色蒼白地跑進一層樓的公寓管理人房內報告。 于是公寓管理人慌忙奔上樓去察看，只見籃本的頸部扎著一條不太干淨的毛巾；眼睛瞪著；露出紫黑色的舌頭；空拳緊握：身体早就變冷了。 按照慣例作了檢查，查明五斗櫥里的活期存折被竊—這便成了与二階堂隆吉有牽連的第一個理由，因為隆吉正在為自己的結婚費用大傷腦筋。對于這一點，隆吉解釋說：“盡管為了結婚用錢的問題一時很傷腦筋，但我听從了朱騖子的意見，決定結婚典禮從簡，不設宴招待客人，新婚旅行也打算只在外住一宿。所以這事已經不成為什么問題了。” 第二個理由是：現場的桌子上有摻蘇打水的威士忌酒，由此可見凶手不是流賊而是籃本熟識的人。對于這一點，隆吉提出：“自己与籃本并不太熟，除了業務上的事以外，從未与籃本交談過什么話，何況自己一次也沒有去過籃本所住的公寓。”此外，根据推測，凶手根本沒有用手碰過自己的杯子，凶手是看准籃本一時不留意而扑了過去的。 第三個理由是：根据新的刑法，物證在證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警方仔細探查了留在現場的凶器—毛巾究竟是誰的？當查明毛巾的主人是籃本同一個科里的隆吉時，隆吉的嫌疑也就确定下來了。對于這一點，隆吉的臉色都變了，他辯解說：“雖說這條毛巾是我平時在單位里使用的東西，但是几天前就不翼而飛了。” 第四個理由是：在隆吉辦公桌的右邊最下面的小抽屜底下，發現了隱藏著的活期存折，就是籃本被竊的那一本。對于這一點，隆吉的回答是含糊其辭的。“這東西怎么會放到抽屜里的，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隆吉的態度顯得有點強詞奪理，這就更給刑事警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第五個理由是：隆吉提不出自已“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据，”据推斷，行凶的時間是在前天晚上九點鐘至十一點鐘之間。平時在這段時間里，隆吉應該在自己又髒又小的公寓里看看書什么的，可是唯有前天晚上他出去了，而且他對這一點所作的說明，有明顯的編造跡象。 “前天晚上，大概是九點鐘，有一個女子打電話來。這個女人在電話里說，‘針生讓我轉告你，要你立即到‘七葉樹’這家店里去一下。’于是我換上衣服，慌忙离家赶去。”隆吉說道。 這個正處在青春期的青年，發色烏黑，前額短窄，還留著孩子的稚气，他臉上的表情很認真。然而他越是認真，就越象早就預料到而將事先准備好的詞儿背一通似的，給人一种顯然是編造的感覺。他所說的針生，是朱騖子的姓。 “七葉樹？這是一家什么店？” “咖啡館。電話里說：‘在靠近神保町的交岔路口，你到那儿馬上就能找到。’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我把十字路口的兩側和里側的房子挨著門面找過了，依然沒有。我走著找著，花了一個半小時，弄得精疲力盡，只好回家。第二天我碰到針生，問她是怎么回事，針生說，她根本沒有托人打過這种電話。這時我才明白我是受誰的騙了。” “你在路上沒有遇見過什么熟人嗎？” “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遇見過。”隆吉頗似懊惱地咬著嘴唇。盡管隆吉否認作案，警方還是把這件案子送呈檢察廳處理了。 “那么，你是認為另外有一個人事先布置了圈套？”鬼貫問道。 猿丸慢慢地，簡直很有把握似地輕輕點了點頭，他的相貌沒有什么特別，但是長著一對明亮深遂的眠睛，給人以富于理智的印象。猿丸和鬼貫不同，念的是經濟專業，要不是干上了現在這一行，今天一定是某某公司的處長、科長一級的人物。二科的人都很用功，猿丸也不例外。前些時侯還看到他在复習凱因斯〔凱因斯(1883—1946)，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原理呢。 “那個人可能了解籃本被殺后我們就要發愁了。”猿丸說。這里的“我們”當然是指偵查二科。 “這事可不許外傳噢，今年年初，我從一個熟識的貿易商人那里听來一件趣事—某宮廳經理部的一個年輕的會計科科員，乘著‘凱迪列克’〔一种高級名牌轎車，是全世界最大的芙國通用汽車公司出產。英文名Caddil1ac。〕到處兜風，他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納妾兩名，在貿易公司投資，在熱海買了別墅。我覺得這家伙不尋常，便在私下探查起來。這個會計科科員就是現在被殺的籃本万作。”猿丸說道。 “怪不得他那么闊气，會住在高樹呀的公寓里。” “豈只如此而已，他在市內還有兩處小妾的住宅呢！在神樂板的妓院街有一個藝名叫什么屯駒的藝妓，籃本花了九十万日元替她贖身，讓她住在赤板。籃本還讓一個舞女住在代代木初台的一所房子里，這舞女當選過‘日本美女’。對于籃本過著比傳言有過之無不及的奢侈生活，我們都大為吃惊。一個三十歲光景的小小會計員，怎么可能有這么多的收入！我想他一定是貪污了公款無疑，便順著線索探查下去，發現他近三年來盜竊公款達五千六百万日元。按我們這樣的收入標准，得工作兩百年〔原文如此。本文最初發表于1957年。〕才可能到手這個數目的錢。” “不過，他獨自一人恐怕干不了吧，應該有同党合伙的吧？” “不錯。”猿丸深深地點點關，“那個同党就是副科長。每當籃本軋好賬來結算賬目時，副科長就操縱科長，使科長糊里糊涂地‘崩崩’蓋上章。這副科長年歲要大一點，畢竟世故得多。他比籃本狡檜，住的房子和一般的職員階層毫無兩樣；在上下班的客流高峰期間，照樣擠電車；身上的穿著也很朴素；只是在吃的方面稍稍講究一些。他讓妻子在新宿開了一家搞家庭副業性質的手工藝品商店，把這方面的收入也計算在內，人們不會怀疑他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鑒于這种情況，我們也完全被他蒙蔽了。就是這么回事。” 說著，猿丸的身子往前探，臉上更加充滿著激情。他告訴鬼貫，已命籃本万作隨時出庭，并開始了審訊工作。 “一開始，籃本万作一問三不知、裝聾作啞，有時還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由于我們證据齊備，他當然沒法一直硬撐下去。大概到第五次接触的時候，他低下了頭，答應一星期后寫出詳細的交待材料給我們，我們也都在翹首以盼。誰知在第四天上他就被殺了。”猿丸說。 “那么，你說的這個藏在幕后的人是指副科長羅？” “對，就是植田博人。” 說起植田這個人，鬼貫當然知道，那是一個四十歲光景的男子，眼角下垂，身体胖墩墩的。鬼貫去檢查二階堂的寫字台時，曾和植田招呼致意過。當時植田說了那种千篇一律的話。“屬下出了殺人犯，當是自己監督不嚴造成的，万分遺憾。”雖說這話當時并沒有給鬼貫留下什么太坏的印象，但現在听猿丸一說，鬼貫覺得植田和气的笑臉背后隱藏著老奸巨猾，這种人干那樣的勾當本不足為奇。 “這一貪污案甚有來由，弄得不好，很有可能与政治捐款有關。籃本一交待，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植田，他最為恐慌。所以我認為植田比二階堂有更強烈的殺人動机。”猿丸說。 “即便真是如此，為什么要選中二階堂充當殺人凶犯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猿丸搖了搖頭。 接著，猿丸以一种平時所沒有的認真神態說道： “也許是因為二階堂周圍的情況正合乎凶手的需耍。或者是出于更加積极一點的理由，要把二階堂踢入滅亡的深淵。要是如剛才那位与二階堂有婚約的女子所說，二階堂是一個爽直并富有正義感的青年，那么他的為人必定是植田這种人勢不兩立的眼中釘。不過，把這些問題調查清楚是你的工作范圍，我是記挂著植田‘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的問題。我估計，植田既然能特意把二階堂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完全破坏掉，安排得不露破綻，可見他一定在自己殺死籃本的事情上預先准備好了一個偽造巧妙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我想我們不要去上植田的當才好。我認為，當時把二階堂叫出去，讓他上一個虛构的咖啡館赴約，這勾當應該是植田的妻子干的。” 要作出誰是凶手的結論，絕對不允許存在絲毫的疑點。鬼貫立即向上級匯報了情況，經過研究，決定接受猿丸的分析。 首先去見植田，他獲悉自己成了嫌疑犯后，那張帶著酒暈的紅臉因為生气一下子變成紫色了。但他硬壓抑著怒火，還是以一种惱火而無可奈何的表情說道：“四月三十日晚上，我和學校里的一個年輕后輩在一起喝酒，凡事可問這個年輕人，搞清楚。”植田以前常挂在臉上的那种象是惠比壽〔惠比壽是日本的七福神之一，相傳是航海、漁業、商業的守護神。〕福神的笑臉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影跡全無。 鬼貫并不把植田的發火當作什么享儿，他直接從植田本人口中詢得了那夭晚上的情況，然后即去位于日本橋的印度人商行拜訪跟植由一起喝酒的小早川讓二。 在大廈五層樓的一間小小的房間內，有兩個臉色黝黑、衣冠楚楚的紳士，他們說，“小早川是這儿的辦事員，他剛剛從通產省回來。”這個小早川是個青年，衣著利落，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眠鏡，人很消瘦，好象有點神經質。他有眨眼睛的習慣，鏡片后面的雙眼時不時就眨一下。小早川談了那天晚上的情形，确實与植田博人先前所說的情況完全一致。 四月初的一天，植田打電話給小早川，說在馬票代售處買了馬票，但都輸掉了，他想瞞著妻子向小早川借兩万日元，月底一定歸還。植田從前曾幫過小早川的忙，所以小早川立即去提取自已的存款。 植田第二次打電話給小早川，已經是二十八日了。他說要把借款還給小早川，說事情畢竟讓妻子知道了，不過問題已經圓滿解決，他還對小早川說。如果有空，希望上他家去玩，并小住几天。小早川決定去新宿拜訪一下這位前輩的家，他已經好久沒去了。 三十日傍晚，他倆在東京車站碰頭，然后坐電車去新宿。一到新宿，植田馬上領小早川走進車站前的一家啤酒館。也許。是因為正值“五·一”節前夜的緣故吧，人很擁擠，他倆在服務員的幫助下，總算在角落里的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 啤酒送上來后，植田一口气喝了一半，他問小早川， “你熟悉夜晚的新宿嗎？” “那得看是什么地方啦，城市的陰暗面就不太了解。” “好，令晚我給你當向導。” 植田拍了拍胸脯，把剩下的啤酒一飲而盡。小早川也很喜歡喝酒，右手衡量著啤酒壺的那种份量，口中嘗到通過喉嚨時的啤酒花香味，這時他覺得活著太有意義了。 從啤酒館開始，他倆還上小吃舖、咖啡館、酒吧間、電影院等處去逛了一圈，然后疲乏地到了植田家中，這時小早川手表的指針指在八點五十分上。植田的家在番眾呀，到鬧市去的話，步行只需十分鐘，房子雖不大，优點是很方便。對于每夭從八王子到減市中心來上班的小早川來說，心里很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居住環境。更不用說附近這一帶一到晚上真是靜得出奇啦。 “喂，肚子餓了，有什么吃的沒有？” 在書房里一坐下，植田就象個任性的孩子似地嚷起來。書房窗子的右側有一只豪華的書櫥，櫥內收著一些相當厚的書籍，櫥上放著一只沉重的大理石座鐘。小早川心里在想。我成了家的話，也要去弄一個這么漂亮的鐘。植田的妻子已有三十五歲，大概是沒有生育過的緣故吧，顯得比較年輕，然而她的美貌總令人覺得有點象白痴。 “要不要來點乳酪？”她問。 “盡說傻話，乳酪能吃飽肚子？小早川君也餓了哪。去弄點蕎麥面條來吧。” 植田以小早川做擋箭牌，讓妻子去叫面館送炸蝦蕎麥面條來。植田傾听著妻子給面館打電話的說話聲，忽然如夢初醒似地站起來，對小早川說遣： “對了，在面條還未送來之前，我先把借你的錢還你。那次很不客气地向你開口借錢，請多包涵。” 植田說著取出鋼筆和印鑒，在寫字桌上打開了支票簿。也許是妻子開商店的關系，植田常用支票來付款。 植田的妻子八重子打完了電話，站到小早川的旁邊，對小早川說道： “這次不知中了什么邪气，竟會去買馬票。從前中過一次獎，嘗到了甜關，所以又去買。這次可輸慘了，他還要一味地瞞著我！我要是早知道，就不會讓他來給小早川君添麻煩了。” 八重子說著，用一种責怪的眼神朝丈夫瞥了一下，植田佯作沒看見。 “不，那沒什么。”小早川邊說邊寫收据，他一看金額數，發覺植田多開了兩千日元，便嚷遣： “啊呀，這是怎么回事哪。” “利息唄。” “別開玩笑，我又不是放高利貸的。” “前輩向后輩借錢已經是做顛倒了，要是連這點還不能做到，我不是無地自容了嗎？” 植田說得很熱誠。八重子也附和著要小早川收下，小早川只好從命了。 后門傳來了送蕎麥面條來的叫聲，八重子慌忙出去，沒一會儿，她端來放有兩只大碗的盤子回到屋來。美味的炸蝦蕎麥面條的香气扑鼻而來。雖說肚子還不是空空如也，但是喜歡吃養麥面條的小早川一看見眼前的食物，只覺得口水直冒。 “呵！取名一茶〔小林一茶(l763—l827)，日本近代著名的排句詩人。〕？這店名其是不同凡響。”小早川正要掰開筷子，看到標在碗蓋上的店名，便停住手不動了。 “啊，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据說這是受一茶的詩句‘月亮菩薩蕎麥面’的啟迪而起的店名。這家店的蕎麥面條比較好吃一點。”植田停下向口中送面條的動作，自豪地說道。 植田呼呵呼呵地吹著熱得燙舌頭的養麥面條，吃得津津有味。忽然，八重子象想起什么事似地嚷道。“喂！”可是嘶魯嘶魯發著響聲吃面條的植田好象沒有听到妻子的呼喚。 “喂！”八重子嚷道。 “嗯？” “我想起來了，你是否已把借櫥原君的錢還掉了？” “糟了！我真忘了！”植田放下筷子和碗。 “今天是月底哪！我早晨還一再提醒過你呢，可你……”八重子的神態嚴肅起來。 “請你原諒。” “不必來向我賠禮。說好這個月歸還才借來的，到月底還不好好還清，今后將信用掃地哪！是現在就去還是怎么樣？” “喲，九點都已經過了，今晚就免了吧。”植田的神情可怜、沮喪，他看了看書櫥上的座鐘。 “九點鐘怎么就不行呢？不是半個小時就能回來了嗎？” “嘿。二十分鐘可以來回了，不過明天還他還不成嗎？” “行啊，行啊！我再說一句話，理應付的錢一旦不如期照付，哪怕是延遲了一天，你的信用就一錢不值。失去信用，易如反掌；要想恢复信用，談何容易哪。再說，對櫥原君那种一絲不苟的人，你要這樣做，實在是……” “懂了，懂了！”植田象是生气似地喉嚨大起來，“你是說只講一句話，可怎么嘮叨個沒完沒了呢？我去，我去就是了。這种事也該等吃完面條后再說，你瞧，面條全都脹糊了！” 當然，面條哪有這么快就脹糊的！植田無非是因為自已正想從從容容地再喝個痛快，八重子卻來提醒他這件事，所以心里很不高興。植田憋著一肚子气吃完面條，對小早川說。“就在附近通有電車的那條街上，我去一下就回來，你稍等片刻，回來后我們再開一瓶威士忌酒。”植田帶著支票簿站起來走了。 “喂，別忘了帶印鑒哪！” “真嚕蘇，知道了！”植田象吼叫似地罵著出了門。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替他放在心上，簡直是個大孩子。他倒還要擺臭架子！”八重子說。 小早川畢竟還年輕，他听八重子這么說真不知如何應答才好。八重子在丈夫剛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坐下，松了一口气。 “光向你一個人借錢還是不夠，他又去向熟悉的內衣商店老板借了五万日元。”八重子皺著眉頭抱怨著說，這時她大概感到對客人講這种話不太合适，便丟開了心里的不愉快，做出一副笑臉來。 “你是喜歡音樂的吧。從九點鐘開始應該有什么東西可以呀听的。”八重子這么一說，小早川看了看寫字台上那張晚報的廣播節目欄，果然，關東廣播電台在播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 “好。就听它吧，請打開收音机。”八重子說。 一只中型的收音机和座鐘并排放著。小早川站起身來打開收音机，轉動刻度指針。隨著指針的轉動，收音机里各電台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一會儿，對准了關東廣播電台，可以听到c小調的樂曲了，這時剛開始演奏第一樂章，鋼琴彈得沉重有力，大概是一位年輕的鋼琴家在演奏，很有味儿。雖說是短短的三十分鐘時間，但小早川与別人的妻子晚上在屋里相對而坐，又沒有第三個人在場，這是他從未經歷過的，所以這更使他神經質了。倒是莫扎特那特有的天使般的樂曲，不時把小早川從尷尬的气氛中解救出來。沒一會儿，演奏結束，播音員正在報著電台的波長，就在這時，听到了室外開大門的聲響。八重子關掉收音机，豎起耳朵靜听，听到了植田的聲音。 植田走進屋來，臉上發紅，有點上火的樣子，但是剛才出去時的那种不愉快情緒已經不复存在了。 “怎么樣？”八重子問。 “遇見了。他讓我多坐一會儿，但是我有貴客在家等著，還有美酒和可愛的妻子，所以我待了十分鐘左右便回來了。晤，小早川君，你的那張支票寫上了日期沒有？” “日期？喲……”小早川拿出支票一看，真是沒有填上日期。 “我在那邊也忘了填，被櫥原君提醒后才發覺。今天晚上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你喝醉了哪。”八重子說。 “別胡扯，我還沒喝過癮呢。你把乳酪和熏魚拿出來。” 八重子出去后，植田除去筆套，用鋼筆填上了日期，接著從書櫥里取出威士忌酒。 “你瞧，這是‘老派儿’〔這是一种蘇格蘭威士忌酒的商標名稱，英文是“OLdPARR”，据說“派儿”是指活了152歲的托馬斯·派儿(1483—1635〕。〕牌的。”植田說。 “啊，太令人高興了。”小早川嚷遣。 象小早川這种戰后的青年人，這天晚上還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名貴的威士忌酒，他看著眼前這琥珀色的液体，不由得舔了舔舌頭。 “的确，你那天晚上喝醉后，只好住下了。不過九點鐘以后植田就外出過那么一次嗎？”鬼貫問。 “哎，因為他外出回來后一直在屋里喝酒，他妻子也一起在場的。” 小早川好象很敬服植田，他對鬼貫在這种事上盤根究底的做法很不以為然。小早川眨眼睛的頻率逐漸加快了。鬼貫裝做不曾注意似地繼續詢問。他從小早川口中獲悉，當時植田說去內衣商店而离開家的時侯，大概是九點零五分。 “植田回來時又是几點鐘呢？”鬼貫問。 “這時莫扎特的樂曲剛剛結束，所以大概不到九點三十分。” 由此可見，植田大概离席二十三分鐘。假如植田是凶手，那么除了這二十三分鐘他不可能另有机會去作案；而二十三分鐘的時間是足夠去青山作了案再赶回來的。所以偵查的焦點理所當然集中在這段時間內了。鬼貫覺得首先需要查明植田去內衣商店是否确有其事，其次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弄清楚書房內的座鐘到底准确不准确，因為偽造“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的最通常的做法是撥動時鐘的指針，在時間上讓別人上當。 但是小早川這個青年人認真嚴肅地說道。 “座鐘無疑是正确的，因為它和我的手表所指的時間完全一致。如果還是不敢相信，那么你可以去找蕎麥面館核對，他們送面條來正是九點整。 朱騖子的母親見女儿回到了家，便為女儿忙這忙那的，侍侯女儿在飯桌前坐下后，問道： “晤，情況怎么樣？警方調查的結果怎祥了？” 朱騖子剛才利用午休的時間去見了鬼貫，打算探問一下下文如何。她去公司的時侯是怀著希望的，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她回來的時侯卻很沮喪，神色黯然，可見朱騖子是“出師不利”了。但是做母親的還是忍不住，非問不可。 朱騖子沒有馬上動筷子吃飯，她那小小的臉蛋平時顯得很天真，這時卻象是老了不少。 做母親的再一次問遣： “你瞧，茶全涼了哪。警部〔警部是警察官之一級。〕先生怎么說？” “……沒有用。”朱騖子表情悲苦，象是把嚼著的黃連往外吐似的。 “猿丸先生好象也在怀疑副科長植田博人是殺人凶手，然而這個植田具有可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先生說完全無懈可擊。”朱騖子對母親說。 面對母親失望的神情，朱騖子倒象是很起勁地說了起來， “案件發生的時侯，据說植田君在新宿的自己家中請朋友喝威士忌酒。雖說曾經考慮過會不會有這种情況—万一時鐘被人做過手腳了呢？然而連當時送蕎麥面條去的面館的時鐘也核對過了，它們標出的時刻完全一致。” “喲，這可為難了。”母親說。 “植田這個人中途曾离席，到一家內衣商店去還錢，因為植田借過商店老板櫥原的錢。這也确有其事，商店老板證明植田來還過錢。” “我說阿騖哪，植田他不是有什么兄弟和表兄弟嗎？要是拜托兄弟做替身的話，植田的朋友和那個內衣商店的老板很可能會輕易上當，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現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錢，什么事都干得出來呢。” 朱騖子輕輕地搖了搖頭，她否定了母親的好心分析，說道： “你說的這一點并沒有遺漏掉，已經調查過了，植田給他的朋友、給內衣商店的老板都開過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筆跡。而警部先生從銀行把那支票借出來送到警視廳的檢驗室鑒定過了，确定支票上的筆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寫。可見在家中飲酒的人，出現在櫥原內衣商店里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換句話說，植田絕對不可能去青山高樹町殺了人再回來。” “但是，植田去還錢給那家內衣商店老板，這事畢竟有點蹊蹺。也許植田确實是去內衣商店還過錢，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時間坐出租汽車馳往青山嗎？” 朱騖子的母親總想努力找到一條破綻，她繼續無力地掙扎著。因為确認植田是凶手的話，隆吉就無疑能回到女儿身邊來了。 “你說的這情況也是不可能的。從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內衣商店，只須六七分鐘的時間。植田來回的時間和內衣商店所講的情況完全吻合。絕對去不了青山的！”朱騖子說。 植田是九點零五分從家中出去的，七分鐘之后，在九點十二分到達內衣商店。植田和內衣商店老板閒扯了十分鐘左右，給老板開了支票。老板留植田再聊一會儿，植田因為有客在等著，沒有答應，向老板告辭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點二十八分。可見，即使雇了出租汽車植田也絕對沒有往來青山行凶的多余時間。朱騖子想，舉出這些數据給母親听的話，只會把母親的腦袋攪昏，所以就沒再往下說。 “難道那個內衣商店的老板不會撒謊嗎？他就那么可信？”朱騖子的母親又問道。 “哎，他沒有撒謊。當時，有一個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職員恰好來店里買襯衫，這個職員看見了植田。听了警方調查得來的詳細情況，連我也覺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可信的。”朱騖子回答。 “這么看來，凶手是別的人羅？” “不，不是這么回事。猿丸先生說：‘凶手肯定是植田。’他說：‘可以肯定，鬼貫君是被植田假造出來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所蒙蔽了。’可是這個假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又毫無破綻……”朱騖子低聲嘟噥著，象是講給自己听似的。 朱騖子的母親簡直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只得不胜怜憫地注視著女儿。她曾經扳著指頭翹首盼著的結婚后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場美夢而已。 “別那么悲觀失望，天無絕人之路。喏，把碗遞過來，今晚我做了阿騖你最喜歡吃的炸蝦餅呢。”朱騖子的母親強作歡顏，嗓音明朗，象是在替女儿鼓气。無論怎么說，在當時那种場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适當的話了。 且說這個時候，鬼貫正在國分寺的自己家中獨自吃著晚飯。他一個人過著連小貓都沒有一只的獨身生活，晚飯當然很簡單。 鬼貫回想起白天在虎門的咖啡館會見針生朱騖子的情形。當他把調查結果告訴朱騖子時，她的神情懊喪极了。想到這些，鬼貫覺得很不是味儿，下顎不由動彈起來。根据內衣商店老板和蕎麥面館老板提供的證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階堂隆吉是凶手了。 話雖是那么說，但是鬼貫總覺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這樁案件老是在心頭縈回。若要說這种想法有何根据，那連鬼貫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松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時他總算發現，問題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据小早川所說，植田在開支票的時候忘了簽日期，植田是從內衣商店回來后補簽的。對于這件事，鬼貫表面上象是听听算了，但內心里總覺得植田的行為有些反常——對一個開慣了支票的人來說，那畢竟有點粗心過份了吧。 可是仔細一想，似乎又沒有必要在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費精力偵查一番。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鬼貫又覺得這其中好象潛在著某种目的，植田也許是故意那么干的。鬼貫便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到了當事人植田的地位上來分析，還反复考慮。如果植田他在簽名問題上不那么干，會產生什么不方便？ 鬼貫認為，恐怕植田預料到警察會怀疑他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他也一定料到警察會怀疑那個在書房里吃蕎麥面條、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還是替身？植田博人有兩個兄弟，一個名叫雅人，一個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警察在迫不得已時會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如果植田請求兄弟來做替身，并和妻子合謀，他植田演的這出戲不是不可能瞞過證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預先明确，那個与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別人替代的，于是就考慮到只有采取留下筆跡這個辦法了。而開支票就是實現這一辦法的一种手段。 要是在開支票時把金額數、署名、日期等項目一次填好的話，离家之前是他植田本人這一點雖然可以毋庸置疑，但是從內衣商店回來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植田本人就沒法得到确證了。于是植田必須設置一個證据，以證實從內衣商店回家的人确實仍是他植田本人才行。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不要招致不必要的怀疑，也就是為了使他植田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無懈可擊。因此植田就采取了在离家前和歸家后分兩次留下筆跡的辦法。當然，要達到這一目的，好象并不是非支票不可，也可以利用寫字台上的筆記本寫下些什么字跡。其實不然，植田的目的是為了替日后留下證据，要是小早川不慎將留下字跡的紙遺失，那就麻煩了。鑒于這种情況，植田想到支票倒是最理想的—支票這貴重物品會使對方慎重對待的，而且支票使用過后，銀行方面也會保存一定的時期，一旦有所需，就可以拿出來作證。 洞悉植田在這种無關緊要的舉動中竟然隱蔽著很重要的机關，鬼貫可吃了一惊。与此同時，鬼貫思考起這么一個問題來。植田連這种細小的地方都經過一番精心安排，可見他那無懈可擊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后安置的偽證。 第二天傍晚，在大家紛紛离開公司下班的時候，很出乎朱騖子的意料之外，她接到了鬼貫打來的電話。鬼貫說，有話要談，請朱騖子去一次。 朱騖子乘上地鐵在神宮外苑下車，她不認識電話申指定的場所，白白耗費了一些時間之后，總算發現鬼貫坐在長凳上。 “喲，歡迎。我想，昨天我那些冷酷無情的話一定讓你感到悲觀失望了吧。”鬼貫說。 朱騖子覺得，与昨天的談話相比，鬼貫今天的神情和嗓音很爽朗，仿佛換了一個人。她看看對方的大眼睛，又看看他那拉長了的下顎，心里在想，他將說些什么呢？朱鴛子小巧端正的臉上浮現出期待的神情，接著又混進了稍帶恐懼的表情。鬼貫往下說道： “你昨夜睡得好嗎？失眠了？這是我的不好，請你原諒。不過今天我有好消息了。在咖啡館會被別人听去的，所以請你到這儿來了。” 一個牽著狗的青年從嫩綠的樹葉下通過，鬼貫便閉上口不作聲了，直到那個青年在前面拐了彎消失之后，鬼貫才回過頭對朱騖子說道。 “昨天晚上，我從各方面再次分析了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結果我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向你談過的看法，因為我發現了帶決定性的證据，它可以證明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偽造的。” “啊，你發現的是什么呀？”朱騖子問道。 “接下來我會告訴你的。那是我好几次親眼見過的，但是我一直熟視無睹，直到昨晚才恍然大悟。” “听你這么說，我是否可以這樣來解釋—你這話意味著植田偽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已經被識破了？” “不，這二者有一定的關聯，但嚴格地說來，當是兩碼事。不過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反正是不能成立了。” “啊，”朱騖子張開了紅紅的嘴唇，露出一口雪白發亮的牙齒。那樣無懈可擊，連鬼貫自己都几乎打了保票的完全可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到底被識破了嗎？ “說來是很平常的事，只須把鐘表的指針撥慢一個小時就行了。這种手段雖然簡單，但是怎樣才能瞞過證人的耳目卻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凶殺案發生在九點鐘至十一點鐘之間，。若問在這兩個小時內，植田氏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的支柱是什么？當然是鐘表的指針。請你算一算，在這樁案件里，不管是直接有關還是間接有關，共牽涉到几只鐘表？”鬼貫說。 朱騖子扳著柔軟的手指慢慢地數著說道： “首先是植田家書房里的座鐘，還有證人小早川的手表；此外，九點鐘播送莫扎特樂曲的廣播電台的報時鐘也該考慮進去吧。” “對，除此以外，櫥原內衣商店的鐘也應該算上；最后還有送炸蝦面條來的蕎麥面館的鐘。總共是五只鐘表。植田氏把這五只鐘表分別撥慢了一個小時，于是偽造了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至于植田氏是怎么安排而達到了目的的？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時間，總算解開了這個謎……啊唷？”鬼貫的視線落到了戴在朱騖子纖細手腕上的手表上，“這只手表很惹人喜愛呢，可以讓我看看嗎？” 這決不是那种值得贊賞的手表，朱鴛子稍事猶豫后，無奈何地摘下了手表。 “這是國產的便宜貨。”朱騖子說。 “很有气派。一個人要是戴上那种叫作什么‘臭虫’〔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日本出現的一种小型女式金表。〕的走私表，連人都會顯得輕薄、膚淺了哪。”鬼貫說。 鬼貫的語調并不象在特意恭維，他接過手表，邊瞧邊繼續中斷了的話題， “且說小早川君，他說他進植田氏的書房時，書櫥上座鐘的指針正指在八點五十分上。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說，這時真正的時間應該是九點五十分。所以很顯然，座鐘的指針是被誰撥慢了一個小時。” “是植田的妻子干的？” “很可能是這么回事。她可以在植田氏和小早川君到家之前干這件事，所以簡單极了。顧便說一說，給二階堂氏打那次騙人電話的人，我想也就是這位植田夫人。我們再接著說。下面一個問題當是小早川君的手表怎么會慢的？要是去轉動戴在小早川君手腕上的手表表把，准會立即被發現的。所以必須設法讓小早川君把手表摘下來。如果是你，你會怎么辦呢？”鬼貫問朱騖子。 “晤，請小早川君洗個澡什么的話……？” “哎，我也是這么考慮的。這雖然不能算是很聰明的設想，但分析下來，又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呀。于是我詢問了小早川君，他果真在植田氏的陪同下進過土耳其式的蒸汽澡堂。恐怕植田氏從浴池一出來便很快地穿上衣服，他拿起他倆在洗澡前脫下放在一邊的兩只手表時，迅速地將對方的手表指針轉了一圈，然后遞給了小早川君。而小早川君什么也沒注意到就戴上了手表，事情就這么解決了。啊，對啦，我只顧講話，忘了把手表還你了，喏，請你赶快戴上，別弄丟了。” 朱騖子把表帶纏到自己纖細的手腕上，心里覺得，在鬼貫的解釋中，臆斷的成分過多了一點，不免有點愕然。朱騖子想。那澡堂的具体情況雖然不了解，不過牆上大概會挂著電鐘的吧。那未完全可能發生以下這种情況—小早川會在無意中仰頭看到電鐘，并核對自己手表上的時間。 朱鴛子抬起頭來，正好与鬼貫的視線相遇，這時鬼貫臉上露出了微笑，他也許洞察到朱騖子的心理活動了。想到這一點，朱鴛子有些發慌，她為了掩蓋過去，臉上也同樣浮現出曖昧的微笑。 “對于小早川君沒能察覺植田氏這种小小的把戲，你大概覺得頗不可思議吧？其實一旦被察覺的話，植田氏是可以延期作案的。但是實際上凶案是發生了，可以肯定，小早川君還是沒有能察覺這微小的變化，更何況植田氏當時會借助于某些話題來轉移對方的注意力，這么一來，植田氏的計划可以百分之百地成功。”鬼貫說。 鬼貫的這种帶有樂天性質的解釋，依然不能叫朱騖子不持怀疑的態度。 “那末請你看看實際例子吧。剛剛還給你的那只手表的指針，我已經暗中撥動過了。然而你一點也沒有察覺，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啊！”朱騖子慌忙看看手表，表上的指針正指著五點四十五分。 “怎么樣，我究竟撥動了多少時間，你是否知道呢？” “哦……”朱騖子再一次看看表面上的數目字，究竟是撥快了几分鐘還是撥慢了几十分鐘？她心中一點數都沒有。 “指針一旦被撥動，再來估計正确的時間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我說小早川君戴上慢了一個小時的手表，他不可能感到有什么异常情況的。這一事實已經充分得到了證實。” 在實際例子面前，朱騖子不得不服。對于鬼貫的做法，她算是服了，臉上露出目瞪口呆的神情。鬼貫盯著朱騖子臉上的表情看了一會，然后象有什么好笑的事似地爽朗地笑出聲來。 “哈哈哈，你完全上當了。我對你說指針被撥動過什么的，這是騙你的！喏，你來和我的表對一下看看。”鬼貫說著，把自己手上的愛爾琴牌粗劣手表給朱騖子看，一點不錯，鬼貫的手表指針也是指在五點四十五分上。 “喔，我還信以為真呢，你說話時的神情那樣一本正經嘛。”朱騖子說遣。 這時鬼貫又一次笑起來，說道： “你瞧，你瞧，又上當了。現在正确的時間應該是六點零五分。我的手表事先撥慢了二十分鐘，再把你的手表也相應地撥慢了二十分鐘。你看到自己手表上的時刻和我的一樣，便自以為是正确的時間，這就錯了。” “喔。” “對吧？兩只手表都撥慢二十分鐘的話，你就一點不會察覺。只要我不說，你一定會把五點四十五分當作正确的時間了。植田氏也是在耍弄這一伎倆，小早川君之所以沒能察覺書房里的座鐘慢了一個小時，就是因為他自己的手表也慢了一個小時的緣故呀。” 朱騖子被鬼貫隨心所欲地逗弄了一番，她苦笑著想把手表撥快二十分鐘。鬼貫見朱騖子要這么做，便發出了第三次的笑聲，搖搖頭說， “你別動它，經常撥動指針的話，手表要出毛病的。我說我們的表都慢了二十分鐘，這其實是在哄你的。我壓根儿就沒拔動過你的手表，我的手表也一樣，沒撥動過。我只不過是實驗給你看看—第一，撥動他人的手表決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第二，指針一旦被撥動，表主是不容易察覺的，第三，最起碼的假象就能輕而易舉地哄騙對方。我認為，植田氏使小早川君造成錯覺，會比我們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朱騖子點頭表示同意，她簡直不知道是否應該把指針撥快二十分鐘。 “哈哈哈，你完全不相信我了。好，這件事到此為止，我們再來分析第三只鐘。我查了那天的報紙，關東廣播電台從九點鐘開始播送莫扎特的樂曲。但是，實際上小早川君是在十點鐘听到這樂曲的。當然，廣播電台的鐘不可能變慢，那末不言而喻，小早川君听到的樂曲不會是關東厂播電台的無線電電波直接送來的。原來，民間廣播机构常把一些錄了音的磁帶复制后分給各地方廣播電台，地方廣播電台拿到這些复制品后，根据自己編排的廣播節目，可以在本電台認為合适的時間里播放這些复制品磁帶。這是眾人皆知的事。于是我就給關東廣播電台打電話，我從查詢的結果獲悉。四月三十日晚上十點鐘開始播送這首莫扎特樂曲的廣播電台就有秋田廣播電台和近能廣播電台兩家。小早川君听到的音樂是來自這兩家廣播電台的哪一家雖然不得而知，但是，如果用DX〔DX是英文distance的縮寫，意為遠距离播送〕。收音机接收遠距离的播音，在東京也可以听得很清晰。說它播自東京，听的人也不會感到有什么稀奇。” 鬼貫說到這里不說下去了。朱騖子也移開視線，望著茂密的灌木叢。周圍不知不覺暗了下來，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么一來，第四只鐘—就是內衣商店里的那只鐘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小早川君證實。植田氏吃完面條，帶著支票簿和印鑒离開家上櫥原內衣商店去了。我們已經知道，小早川君的手表是慢了一個小時的，可見植田氏离家時的時間不是九點零五分而是十點零五分。也就是說，植田氏到達內衣商店的時間實際上是在一個小時之前—真正的九點十二分才對。那末植田氏在這人為的九點零五分的時刻离家，當然不是為了去內衣商店，他是為了去青山殺人。這么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疑問——植田氏在真正的九點鐘過后上內衣商店去的時侯，小早川君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晤，怎么樣？對于這個疑問你沒有什么看法嗎？” “這個……難道小早川在什么酒場上喝得不省人事了？” “果真是這么想！你要知道，如果讓小早川君醉倒，植田氏反而麻煩。什么道理呢？因為植田氏迫切需要小早川君把九點鐘至九點半鐘之間的情況記得特別清楚。所以在此之前絕不會讓小早川君喝醉的。我曾請小早川君將那天晚上的活動一件一件地回憶出來。情況是這樣的，在土耳其式澡堂冼過澡后，他倆一起到新聞片電影院〔這是一种不停反复放映短新聞記錄片的電影院，觀眾隨到隨看，也可以隨時离去。〕去過，由于戲院地處鬧市，觀眾當然非常多。植田氏使提議：‘這樣擁擠，沒法一起看了，還是各自找空座位坐下看吧，看過后，在戲院外面匯合，你看怎么樣？’小早川君當然不會反對，沒一會儿，他在前排找到一個座位坐下了。上映的全是短片子，大概一個小時就看完了。小早川君由出口出來，一看，植田氏已經先在外面等著了，他倆交談著剛剛看過的那些短片子，一起到番眾町植田氏的家去了。” “這么說，植田是在中途偷偷地溜出新聞片電影院，到內衣商店打了個來回羅？” “是那么回事。植田氏會對內衣商店店主說‘家中還有客人在等著’這一類話的。為了可以与小早川君交談，植田氏肯定已經預先看過那些新聞片子了。怎么樣，植田氏做出來的事，你現在弄懂了嗎？” “哎，听你這么一解釋，是明白了。不過從關至尾聯系起來一考慮，總覺得還存在些問題。”朱騖子直率地說遣。 “這也難怪，日后我當把我寫下的記錄給你看。至于那第五個鐘—養麥面館的鐘，它是怎么出的毛病呢？這倒是一個疑問。我不僅問過一茶面館的店主人，連送面條的店伙計、坐在賬台上的女主人都問過了。他們一致斷言，給植田家送炸蝦面條肯定是在晚上九點鐘。面館接到植田家的電話訂貨后，立即在寫字台上的一本備忘簿上記了下來，簿子上确實沒錯。這么說來，一茶蕎麥面館的鐘應該是正确的，一分鐘也不差。可是我之所以能肯定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偽造的，前提無非如我剛才所說—植田氏書房里的鐘慢了一個小時！所以只要一茶蕎麥面館不改變看法，那就不得不承認植田氏書房里的鐘和小早川君手上的表都表示著正确的時間；那就表示我作出的推理是錯誤的！所以我簡直不知所措了。” 朱騖子听得入了迷，這時不禁長歎了一聲。 “与前面四個鐘表布下的大小机關不同，這第五個鐘的謎給偵破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現湯的證明’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想一定得設法偵破它，所以冥思苦索起來。喲，不知不覺已到吃晚飯的時間了，如果你愿意，今晚我請你吃蕎麥面條怎么樣？”鬼貫說。 兩人決定去就近的蕎麥面館，便一起乘上公共汽車，在新宿下了車。拐過伊勢丹角后，有一家電影院，他倆從電影院前走過時，鬼貫告訴朱騖子，這就是植田氏和小旱川君去過的那家新聞片電影院。可是上映的片子已經換了。朱騖子想到植田曾利用這家電影院偽造下了“不在狙罪現場的證明”，不禁饒有興趣地看上几眼。 一走過電影院就來到一條新辟的馬路前，只見在對面的十字路口拐角上有一家蕎麥面館。 “這一帶是三光呀，它与番眾町相毗鄰。”鬼貫說。 燈籠式的玻璃招牌上寫著“砂場街蕎麥面條”，鬼貫一邊穿馬路一邊嘮叨著： “近來，在招脾上斯文地寫上‘御蕎麥面條’的面館愈來愈多。我看還是從前那种‘生蕎麥面條’的招牌更有江戶時代的風韻，味道也比較好，你說是嗎？現在東京也漸漸庸俗起來了。” 兩人分開門帘進入面館。鬼貫對一個姑娘說。“來兩個大碗的，”接著，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竟去和姑娘攀談起來，向人家提一些奇怪的問題。 “哎，你知道植田先生住哪里嗎？”鬼貫問。 “知道的，在后面第三個胡同。”姑娘答。 “植田夫婦倆很愛吃養麥面條嗎？” “好象不太喜歡。不過，一茶面館靠他們家近，也許是和一茶打交道吧。” 鬼貫不知与姑娘耳語了什么，姑娘突然神色嚴肅起來了。 “最近，植田家沒有來叫過面條？”鬼貫問。 “是的。” 姑娘歪著頭沉思了一下，朝朱騖子那儿瞥了一眠，她大概是不理解鬼貫為什么提這种問題，有點迷惑不解。可是朱騖子對于鬼貫想探問什么是有所領悟的，盡管不十分清晰。 “喔，來叫過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 姑娘總算回憶起什么來了。由于面館比較小，大概廚房里也可听見鬼貫和姑娘的談話吧，這時一個青年的臉從廚房里探出來，插嘴道。 “顧客先生，那是三十日夜晚的事，是十點鐘左右。” 鬼貫壓低了聲音，和那個青年交頭接耳談了一陣后，他深深地點了點頭向青年遣別，然后一個轉身回到了座位上。鬼貫的表情既沒有特別開朗，也沒有出現什么高興的神態，然而他的說話聲畢竟顯出了滿意的腔調。 “我估計大致上會是這么回事的。植田氏請小早川君吃的炸蝦蕎麥面條其實是這家面館送去的。” “啊！？” 朱鴛子感到很意外，叫出聲來了，她的思路一下子有點跟不上來。兩人吃完面條從砂場出來后，鬼貫便解釋給朱騖子听。 “一茶面館接到植田氏的訂貨，确如一茶面館的人所說，是在九點鐘。九點鐘這個時候，小早川君正在看新聞電影片子，也應該是植田氏偷偷溜出電影院的時侯。所以一茶面館送炸蝦面條到植田家里時，當時只有植田氏的妻子一個人在家。 “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植田氏帶著小早川君到了家中。于是一切按照預定的計划行事—植田氏叫喚肚子餓，讓妻子叫面館送蕎麥面條來，植田氏的妻子偽裝向一茶面館訂貨，實際上是在給砂場打電話。” “……” “不一會儿，從砂場送來了蕎麥面條，植田氏的妻子把送來的面條倒入一茶面館的大碗里，端給植田氏和小早川君吃。當然，盤子、木筷子〔一种用時一掰為兩根的筷子。〕、調味等，全都用一茶面館的。小早川君會把這砂場的蕎麥面條錯認為是一茶面館送來的，當然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總算弄明白了……” 朱騖子沒有露出感激的聲音，她忍住了，她倒并不是故意要這么做。原來，朱騖子曾向神作過祈禱，盼望神能立證隆吉的無辜。現在一旦成了現實，朱騖子的情感上仿佛出現了一個大的裂口，使猝然來臨的喜悅升不上來了。 鬼貫仿佛對擁擠的新宿退避三舍似的，他邀朱騖子進入一家兼賣水果的茶室，要來了飲料。唱片送過來的气氛音樂〔指渲染悲、喜、哀。樂的情緒音樂。〕的弦樂器奏著迷人的旋律，這与他倆的談話內容一點不諧調。 “說實話，這第五個鐘的問題真是棘手。我是在給你打電話之前才明白過來的。可是我沒有時間實際證實一下我的推測是否正确。由于昨天我讓你受惊嚇了，所以今天想盡早把情況告訴你，好讓你高興高興。有鑒于此，我決定當著你的面進行實地偵查。如果沒有在剛才那家面館得出個結果來，我打算把附近一帶的蕎麥面館走遍，三家、四家都不在乎。不過每次得吃蕎麥面條，我心里實在擔心最后你肚子是否要撐破呢！哈哈哈……” 鬼貫把調羹拿到手中，放聲大笑了。這話雖算不上什么好的幽默，但是看到鬼貫的笑臉，就會使人深信，這個警部真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朱騖子似乎感到了一种隱隱約約的溫暖气氛，也忍不住笑了。吃完東西，鬼貫從口袋里拿出筆記本，翻到其中的某一頁上送到朱騖子的眼前。這一頁上記著如下的一張一覽表： 正确的時間 撥慢后的時間 行動 八點四十分 植田和小早川進新聞片電影院。 八點五十三分 植田的妻子向一茶面館訂面條。 九點鐘 一茶面館送面條來。 九點零五分 植田溜出新聞片電影院。 九點十二分 植田去櫥原內衣商店。 九點二十二分 植田离開內衣商店。 九點三十分 植田回到新聞片電影院。 九點四十分 小早川走出新同片電影院，和植田匯合。 九點五十分 八點五十分到達植田家中。 九點五十三分 八點五十三分向砂湯面館訂面條。 十點鐘九點鐘砂場面館送面條來。 十點零五分 九點零五分植田偽稱去內衣商店，出外作案 十點二十八分 九點二十八分植田殺人后回家，偽稱從內衣商歸來 朱鴛子一行一行看著，象在仔細玩味其中的內容。 “當然，這張表不能象列車時刻表一樣囊括一切，我只是把最容易理解的內容寫上去而己。” “我完全明白了。”朱騖子說。接著，她又抬起頭來說道。“不過，我心里還留有一個沒有解開的謎。” “沒解開的謎？” “先前你不是說過的嗎！你說已找到确實的證据，可以肯定植田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假的。這證据是什么呢？” “哦，是這么回事。” 鬼貫點了點頭，把皮包放到膝上，從包里取出兩張紙片。那是植田博人開給小早川和櫥原的支票，由于鑒定筆跡的需要，從銀行里借出來的。 “請你拿著這兩張支票仔細看看。”鬼貫說。 朱騖子遵照鬼貫的話看過支票后，什么异常也沒發現。這是兩張兌現過的支票，一張票面是兩万兩千日元，另一張是五万兩干五百日元，日期是昭和三十二年〔即1957年。〕四月三十日，都有植田博人的簽名蓋章。 朱騖子把支票翻過來觀看，那張票面小的支票背后被染上了模糊不清的鋼筆字跡，好象是墨水洇開來造成的，此外就是小早川讓二的住址、姓名和印章。另一張支票的背后也有著櫥原內衣商店店主的姓名和印章，但沒有墨水污跡，十分干淨。 朱騖子把兩張支票的表里一而再地瞧看，還是沒法理解鬼貫究竟在這支票上發現了什么。 “這東西有什么問題嗎？”朱騖子問。 “嗯。” 鬼貫的嘴角上浮起微妙的笑容，他問朱騖子。 “我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給朋友寫信的時侯，是怎樣使用信箋的？” “怎樣使用？當然是從第一張順次往下寫啦。” 朱鴛子見鬼貫提出這种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實在不理解對方是什么用意，顯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鬼貫卻故意賣關子似地無視朱騖子的疑問，他仍舊回到了本題說： “你看看小早川君收下的那張支票的背后，那上面染有一些無關的字跡，是墨水洇出來造成的。你好好看看，字跡還可以辨認得出來。” “……嗯，是‘錢五万日元’，還有植田博人的簽名，那數目字不是‘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嗎？” “對，對，能辨認出這些就足夠說明問題了。你現在總明白染上去的字跡是怎么回事了吧？” “喔，我明白了。這是開給櫥原內衣商店支票上的字呀！” 鬼貫沒有回答，他深深地點了點頭，把兩張支票疊在一起給朱騖子看，說道： “你瞧，這么一來不是正好吻合嗎？那就是說，寫在一張支票上的字跡還沒干，就疊上了另一張支票，所以墨水染到另一張支票上去了。造成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小早川君收下的支票是五十張一本的支票簿的第十四張，櫥原內衣商店收得的支票是第十五張，既然如此，鋼筆字跡染了上去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鬼貫一字一句地解釋給朱騖子听。朱騖子也全神貫泣地听著鬼貫的講話，努力弄明白其中的意思：既然小早川的那張支票裝訂在櫥原內衣商店的那張支票上面，那末寫在櫥原那張支票正面的字跡染到小早川那張支稟的背面上，就是必然的現象了。 不過那又能說明什么呢？這時鬼貫說道： “根据小早川君的講法，植田氏是當著小早川君的面開的支票，植田氏把開好的支票遞給小早川君后，帶著印鑒和支票簿出門了。我們已經清楚，植田氏不是去內衣商店，而是去青山殺人。即使如植田氏所說，他出了家門是去櫥原內衣商店的，那末他在店主面前開的支票上的字跡就不應該染到小早川君那張支票的背面去，因為事情很清楚，這時小早川君己收下植田氏開給自己的支票，放入了衣服口袋中，小早川君也正坐在植田氏家書房的椅子上，在听莫扎特的樂曲！” “喔，這倒是真的呢！”朱騖子說。 經鬼貫這么一解釋，朱騖子方始恍然大悟，她為自己的腦筋遲鈍而不好意思起來。 “要使這一矛盾變成不矛盾的話，只能認為：植田氏肯定先給內衣商店店主開了支票，然后再給小早川君開了支票。不可能有別的解釋。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植田氏翻過第十四張支票，先開第十五張支票，支票上的墨水還末干，這時也許是因為支票簿從桌子上掉落到地上了吧，墨水就染到第十四張空白支票的背面去了。我是這么推測的。我們剛剛談過信箋的情況，我認為不管是信箋還是支票簿，都應該是從第一張順次向下用才對。但是，植田氏為什么要跳過第十四張先用第十五張呢？他有什么必要這么做呢？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鬼貫說。 下面的情況，不用鬼貫解釋也一清二楚了。朱鴛子心里在想，听了鬼貫的說明，一切是那么簡單，然而最初動出這個腦筋的人真是不容易，打個比喻，就仿佛哥倫布的雞蛋１。 “支票從支票簿上撕下后，會有存根留下，只要查看那存根，那末第十四張開給誰，第十五張開給誰就可迎刃而解。植田氏玩的把戲，其關健無非是給人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先給小早川君開的支票，然后再給內衣商店店主開的支票。所以植田氏無論如何得把第十四張開給小早川君，把第十五張開給內衣商店店主。這并不需要什么特別复雜的伎倆，植田氏要辦到這一點并不難。要是不露出這一破綻……” 如果植田不犯下這一點小錯誤，那末他的計划是很順利地如愿以償了。在沒有對支票問題引起重視前，鬼貫事實上不是已經把植田偽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斷定為确鑿“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据了嗎？那樣的話，隆吉就得呼冤叫屈地走上斷頭台。朱鴛子一想到要是植田不犯下這個小錯誤，她渾身就不寒而栗。也許是這一恐怖感深深印入了朱鴛子腦髓的緣故吧，她感到今后一旦提起這件事，自己便會哆嗦呢。 “我今天上午去見了內衣商店店主，拐彎抹角地總算探得了墨水染到支票上去的原因了。”鬼貫繼續說道，“我從店主那里得知，當時正好有一陣夜風從窗子吹進來，風把支票簿的紙張嘩啦嘩啦地很快翻了過去。應該說，是這風索取了植田氏的命，也是這風救了二階堂氏一命。” 想到生与死就在那微妙的一瞬間截然地分道揚鑣，連鬼貫都不禁為它感慨系之了。鬼貫沉靜地說完最后几句話后，把筆記本放入了口袋。 ------------------ 郁子的偵探小屋出品 穎穎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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