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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秋，在巴黎的一個風聲蕭瑟的傍晚，天剛黑之后，我正享受著雙重樂趣，一邊沉思，一邊吸著海泡石煙斗，我和我的朋友C·奧古斯特·迪潘待在一起，這是他的圖書室，一個藏書的小后間，在圣·日耳曼舊郊區登諾街33號四層樓。至少有一個小時，我們寂寂無言，在任何偶然矚目的人看來，我們兩個大概都好象在專心致志地一味噴吐繚繞的煙云，使房間里的气氛顯得混濁。然而，拿我自己來說，我腦海里卻在思索著黃昏初臨時我們當作話料的那個題目，我指的是陳尸所街的那件事，還有瑪麗·羅歇謀殺案難解的謎。因此，當我們那套房間的門被人推開，迎進了我們的老相識，巴黎警察局長G一先生的時候，我認為這也是一种巧合。 我們向他表示熱烈歡迎，因為這個人談吐有趣，差不多有一半抵過了他為人的可鄙，而且我們已經有几年沒看見他了。我們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間里，這時，迪潘站起來打算點燈，可是他又坐下了，沒去點燈，因為G一說，他來拜訪是為了一些已經引起很多麻煩的公事要向我們請教，或者更确切地說，為了要征求我的朋友的意見。 “如果這是什么需要思考的問題，”迪潘既然不想點燃燈芯，于是說，“我們在黑暗中研究，效果會更好。” “這又是你出的怪主意，”警察局長說，他習慣于把超過他理解能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作“怪”，因此，他完全是在怪哉怪哉里過日子的。 “完全正确。”迪潘說，他遞給他的來客一只煙斗，又向他推過去一張舒服的椅子。 “這一次是什么難題呢？”我問道，“但愿不會又是什么謀殺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不是那一類的事。其實，這個案子也的确十分簡單，我覺得沒有疑問，我們自己能處理得八九不离十，可是我又想，迪潘也許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詳細情節，因為這件事怪得出奇。” “又簡單又古怪，”迪潘說。 “呃，對；可又不能完全這么說。事實上我們全都一直覺得十分難解，因為這件事真是非常簡單，可又使我們完全沒有辦法。” “也許正是因為案情簡單才弄得你們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說。 “你真是在說廢話！”警察局長回答說，他盡情地笑著。 “也許謎底有點過分明顯吧。”迪潘說。 “唉呀，老天爺！誰听見過這种話呢？” “有一點過于不言自明吧。”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我們的客人大笑起來，他覺得太有趣了，“唉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 “那么，究竟手頭是件什么案子呢？”我問道。 “嘿，我這就要告訴你，”警察局長回答道，他于是深思再三地慢慢噴出一長縷煙云，在他那張椅子上坐下來。“我可以用几句話告訴你，不過，在我未講之前，讓我先提醒你們，這是一樁要求絕對嚴守机密的案子，万一讓人知道我向誰透露了消息，我大概十之八九會丟掉我現在擔任的職位的。” “說下去吧。”我說。 “要么別說了。”迪潘說。 “那么，好吧；我得到的情報是由地位很高的人親自通知我的，有人從皇宮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個人是誰，沒有任何疑問，有人看見他拿走的。還有，也知道文件仍然在他手里。” “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問道。 “這是明擺著的，”警察局長回答道，“從文件的性質可以推斷出來，還有，文件從搶走的人手里一傳出去，立即會引起某种后果，這就是說，他要利用這個文件，而且他一定會計划在最后利用這個文件，但是，并沒有出現這种情況。” “請你說得再清楚一點。”我說。 “好吧，我只敢說到這一步，這個文件會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場合下极有价值的權柄。”這位警察局長很愛好外交辭令。 “我還是不十分明白。”迪潘說。 “不明白嗎？好吧；如果把文件透露給第三個人，現在且不說他的姓名，那可要使人們對一個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譽產生怀疑；這樣就使持有文件的人占了优勢，弄得那位輝煌人物的名譽和安靜生活都要因此受到危險。” “可是要依仗這种优勢，”我插嘴說，“盜信的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誰是盜信的人。誰會敢……” “這個賊，”G一說，“正是D一部長，他什么都敢，不論是象男人做的，還是不象男人做的事。偷盜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亞于他的膽大妄為。所說的這個文件，坦率地講，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單獨待在皇宮內院里的時候收到的。她正在仔細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斷了，另外有一位高貴人物進來了，而且她正好特別不愿意讓他看見這封信。她打算把信塞到抽屜里，可是匆匆忙忙，白費力气，她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樣敞開著放在桌子上。盡管這樣，最上面的是地址，內容并沒有暴露，這封信也沒有引起注意，正在這個關節上，D一部長進來了，他那雙狸貓眼立刻看見了信紙認出了地址的筆跡，看出了收信人不知所措，并且揣測到她的秘密。他辦了几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樣匆匆處理完畢，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說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開來，假裝在看信，接著又把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談起了公事，大約談了15分鐘。最后，他告辭了，可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無權占有的信也帶走了。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見了，可是，當著那第三者的面，他正站在她旁邊，當然，她不敢要人注意這樣的行為。這位部長轉移陣地了，他把他自己的信，一封不要緊的信．留在桌子上了。” “現在，看起來，”迪潘對我說，“這正好是你所要求的占有十足优勢的條件，盜信的人知道失信的人完全知道是誰盜的信。” “是的，”警察局長回答道，“而且把這樣弄到手的權柄，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個月運用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這位失盜的人一天比一天更透徹地認識到有必要把她的信收回來。可是，當然，這也不是可以公開地做得到的。最后，她被逼得走投無路，把這件事委托我了。” “因為比起你來，”迪潘說，周圍盡是滾滾翻騰的煙云，“我想，所能想望的，甚至所能想象的，也不會有更精明強干的代理人了。” “你過獎了，”警察局長回答說，“不過當時倒也可能有過這一類的意見。” “很清楚，”我說，“正像你所判斷的，信仍然在這位部長手里，因為有信才有權，而不是運用這封信可以拿到權柄。一經運用，權柄也一去不回了。” “的确，”G一說，“我也是抱著這樣的信心開始做起來的。我首先考慮的是要徹底搜查這位部長的旅館。在這一點上，使我為難的主要問題在于有必要不讓他知道在搜查。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談，我已經得到警告，要是讓他感到有理由怀疑我們的企圖，那就會產生危險的后果。” “可是，”我說，“這一類的調查，你是十分在行的。巴黎警察局以前也常常做這种事情。” “哦，是的；正因為有這一層，我并沒有感到失望。這位部長的習慣也對我十分有利。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絕不是十分多的。他們睡的地方离他們主人的那套房間有一段距离，還有，他們大半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很容易弄得喝醉酒。我有鑰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間房，任何一個柜子，我都能打開。一連三個月，為了搜查這家D一旅館，一夜都沒有錯過，我每一夜都親自參加一大部分的工作。我的名譽要緊，再告訴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數目极大。所以我沒有放棄搜查，直到后來我才完全佩服這個賊比我更加精明。我以為凡是可能隱藏這份文件的每一個角落我都檢查過了。” “可是有沒有這种可能，”我提了個意見，“盡管信可能在這位部長手里，因為毫無疑問信也是在他手里，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別的地方面又不放在自己的房子里呢？” “這也不過勉強有點可能罷了，”迪潘說，“從宮廷大事當前的特殊情況來看，尤其是從已知有D一牽涉在內的那些陰謀來看，可能需要立刻拿到文件，也就是有可能需要一得到通知立即拿出文件，這一點几乎是和占有文件一樣重要。” “有可能需要拿出文件來嗎？”我說。 “這就是說，把它銷毀，”迪潘說。 “确實是這樣，”我說，“那么這封信也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這位部長隨身帶著這封信的問題。我們可以不必去考慮。” “完全不必，”警察局長說。“他曾經有兩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攔路的強盜，他本人是在我親自監督下經過嚴格搜查的。” “你滿可以不親自動手，”迪潘說道。“這位D 一部長，我敢說，并不完全是個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會預料到這類攔路洗劫的事，那是理所當然的。” “不完全是個笨蛋，”G一說，“可是他是一位詩人，我認為這跟笨蛋只有一步之差。” “确實是這樣，”迪潘說，然后從他的海泡石煙斗里深深地，思慮再三地吸了一口煙，“不過我本人也問心有愧，寫過几首打油詩。” “可不可以請你詳細談談，”我說，“你搜查的具体情況。” “呃，實際上，我們是慢慢來的，我們搜查了每一個地方。在這些事情上，我有長期的經驗。我對整幢大樓，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搜查，把一個星期的晚上的時間用來對付一個房間。首先，我們檢查了每一套房間的家具。我們打開了每一個可能存在的抽屜；我估計你也知道，對于一個經過正式訓練的特工警察，要賣弄什么“秘密”抽屜之類的東西是辦不到的。如果在這樣的搜查之下，有什么人以為用一個“秘密”抽屜可以瞞過警察，那他就是傻瓜。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每一只櫥柜都占有一定數量的体積，或者說空間。我們有准确的規則。一絲一毫都不能瞞過我們。在搜查櫥柜之后，我們檢查了椅子。對于軟墊，我們用你們見過我使用的細長針來刺探。對于桌子，我們把桌子面拆下來了。” “為什么？” “有時候，桌子，或者其它形狀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會被打算藏起東西的人拆下來；把家具的腿挖空，把東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裝好面板。對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樣方式利用柱腳和柱頂。” “可是能不能利用聲音來查出空洞呢？”我問道。 “一點也不能，把東西放過去的時候，可以在它四周墊上一層厚厚的棉花。再則，我們這個案子要求我們在動手的時候沒有聲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開——你不能拆散所有的可能以你談到的方式存放東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縮成一個小紙卷，同一根粗的織絨線針的形狀大小差不多，可以把這樣的信塞到，譬如說，椅子的橫檔里。你沒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當然沒有；可是我們干得更出色——我們檢查了旅館里每一把椅子的橫檔，甚至還有每一种家具的接頭，因為可以使用倍數很高的顯微鏡。万一有什么新近動過的痕跡，我們都能万無一失地立刻檢查出來。例如，一粒手鑽的木屑大概會變得象苹果一樣明顯。膠接的地方有什么變動，接頭上出現任何不常見的縫，都是保險要經過檢查的。” “我想，你大概也檢查了鏡子的底板和鏡面玻璃之間的情況，床和床上用品，還有帘幕和地毯。” “那是當然羅；我們用這种方式對家具的每一個細微地方徹底檢查完畢之后，就開始檢查房子本身。我們把房子的整個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編上號，為的是一處也不會遺漏；然后我們仔細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個平方，包括它隔壁的兩幢房子，我們和先前一樣也使用顯微鏡。” “隔壁的兩幢房子！”我大聲說，“你們一定費盡了千辛万苦。” “我們是費了力，不過給我們的報酬也是非同小可。” “你檢查了房子周圍的地面了嗎？” “所有的地面都舖了磚。這給我們造成的麻煩也比較小。我們檢查了磚塊之間的青苔，發現都沒有動過。” “你們當然查閱了D一的文件，也查過了他藏書室里的書嗎？” “當然；我們打開了每一個包包裹裹；我們不僅打開了每一本書，而且每一本都一頁一頁地翻過，而不是象我們的有些警官那樣，把書抖一抖就感到滿足了。我們還測量了每本書封面的厚度，計算得极為准确，對每一本都用顯微鏡百般挑剔地檢查過。如果裝訂的部分新近有人動過，要想讓這种事蒙混過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裝訂過的，我們都用針仔細地順著縫檢查過了。” “你們查過地毯下的地板嗎？” “沒有問題。我們掀開了每一塊地毯，用顯微鏡檢查了木板。” “還有糊牆紙嗎？” “查過了。” “你檢查了地下室嗎？” “我們查過了。” “那么，”我說，“你始終都估計錯了，那封信并沒有像你想的那樣放在這幢房子里。” “我怕你倒是說對了，”警察局長說道，“那么現在，迪潘，照你的意見，我應當怎么辦？” “徹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絕對不需要的，”G一回答道，“我比我知道我在呼吸還有把握，信不在旅館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見了，”迪潘說，“當然，你大概能很准确地說出那封信的特點吧？” “噢，能！”說到這里，警察局長拿出一個記事本，大聲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詳細內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細枝末節。他念完了這份說明之后立即告辭，精神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從沒見到這位善良的紳士有過這樣沮喪的時候。 大約一個月之后，他又來訪問我們，并且發現我們還是差不多象前一次那樣待著。他拿起一只煙斗，搬了一把椅子，談起一些尋常的話題。最后，我說： “哦，可是G－，那封失竊的信有什么下文嗎？我估計你大概最后還是承認，要胜過那位部長是辦不到的吧？” “見他的鬼，我得說……是這樣；不管怎么樣吧，我象迪潘建議的那樣又檢查了一遍，不過那都是白費力气，我早知道是沒用的。” “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說的？”迪潘問。 “噢，數目很大……真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說有多少，不必說究竟有多少，不過有一點是我可以說的，誰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開一張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給他。事實是，這件事變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辦得到的事也都已經做過了。” “噢，是這樣，”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煙斗吸了一口煙，慢吞吞地拉長調子說，然后又吸了一口煙。“我真地……認為，G—，你自己沒有盡到力……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全力以赴。你也許，我想，可以再盡一點力吧，嗯？” “怎么盡力？……在哪一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這個問題上聘請顧問，嗯？……噗，噗，噗。你記得他們跟你講的阿伯爾納采的事嗎？” “不記得，該死的阿伯爾納采！” “确實！他該死，而且罪有應得。不過，從前，有這么一個闊气的守財奴，他想出了一條計策，要擠得這位阿伯爾納采說出他對一個醫學問題的意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假裝私下里閒談，把他的病情暗示給這位醫生，仿佛這是一個虛构的人物的病情。 “‘我們可以假定，’那位守財奴說，‘他的病征是如此這般；那么，醫生，你要指教他怎么辦呢？” “‘怎么辦！’阿伯爾納采說，‘噢，征求醫生的意見，那是當然羅。’”“可是，”警察局長說，神色有點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見，而且付出代价。我真地愿意付給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這個問題上幫助我的話。” “照這樣看，”迪潘回答道，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支票本，“你可以照這個數目給我開一張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簽了字，我就把這封信交給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長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靂一樣。有好几分鐘，他一言不語，一動也不動，張著嘴，全然不能相信地瞧著我的朋友，眼珠子好象要從眼眶里暴出來了，后來他顯然有些恢复了常態，他抓起筆，又停了几次，瞪了几眼，終于開出一張五万法郎的支票，簽署了姓名，隔著桌子把支票遞給迪潘。迪潘把支票仔細檢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夾子里；然后，他用鑰匙打開他那張有分類格子的寫字台，從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給警察局長。這位官長抓住信，歡喜到了极點，他用顫抖的手打開信，迅速地把信的內容看了一遍，于是，他慌慌張張起來掙扎到門口，終于顧不得禮貌沖出了房出，沖出了這幢房屋。自從迪潘要他開支票的那個時候起，他連吭都沒有吭一聲。 他走之后，我的朋友作了一番解釋。 “巴黎的警察，”他說，“按他們辦事的方式來說，都是极其能干的。他們堅持不懈，足智多謀，很狡猾，大凡在業務上必須懂得的事情，他們都完全精通。所以，當G一向我們詳細地講他在D一旅館搜查房屋的方式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完全相信，從他所費的气力來看，他的檢查是靠得住的。” “從他所費的气力來看嗎？” “是的，”迪潘說，“所采取的措施不僅是其中最好的，而且執行得一絲不苟。如果這封信曾經放在他們搜查的范圍之內，這些家伙大概會毫無問題地找到這封信的。” 我不過笑笑罷了，可是他似乎十分認真地看待他所說的一切。 “那么，這些措施，”他接下去說，“本身都是好的，而且執行得很好。它們的缺點在于對這個案子和這個人不能适用。對于這位警察局長，一套十分別出心裁的計策，可說是一張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１他硬要使他的計划适合這套計策。他處理他手上的案件，總是要犯鑽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淺的錯誤，許多小學生都比他頭腦清楚。我認識一個八歲的小學生，在玩‘單雙’游戲的時候，他猜得很難，引得人人欽佩。這個游戲很簡單，要用石彈子來玩。一個人手里握著一定數目的彈子，要求另一個人來猜這個數是單是雙。如果猜中了，猜的人贏一粒彈子，如果猜錯了，他就輸一個彈子。我說的這個男孩子把學校里所有的石彈子都贏過來了。當然，他猜起來是有點道理的，那不過是要觀察和衡量他的對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對方是個大笨蛋，舉著握緊了的手來問，‘是單是雙？’我們的小學生回答，‘單，”他輸了，可是第二次再試，他贏了，因為他自己尋思，‘這個笨蛋第一次用的是雙，他那一點狡猾本事只夠讓他在第二次用單數，所以我要猜單，”他于是猜單，贏了。那么，對于比起先的這個笨得好一點的，他會這樣來分析：‘這個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單，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個念頭，大概是要采取由雙到單的簡單變化，像第一個笨蛋一樣，可是他再想一下就覺得這种變化太簡單了，最后他決定還是像先前那樣用雙數，所以我要猜雙；’他猜雙，贏了，這是小學生推理的方式，小伙伴都說他‘僥幸’……那么，歸根到底，這是怎么回事呢？” １普羅克拉斯提斯是希腊傳說中的一個強盜，他把落到他手里的人放生到一張鐵床上，砍掉比床長的部分，比床短就硬把這個人拉長。后人遂以此比喻生搬硬套，強求一致的措施。 “那不過是，”我說，“推理的人有設身處地体察他對手的智力罷了。” “是這樣，”迪潘說，“而且，我還問這個孩子用什么方法來做到能完全設身處地的体察對方，他所以能取胜正在于此，我得到的回答如下：‘我要是想弄清楚哪個人有多么聰明，或者多么笨，多么好，或者多么坏，或者他當時在想什么，我總是要模仿他臉上的表情，盡可能學得和他一模一樣，然后等一等來看，我腦子里或者心里會產生什么思想和情緒才配得上這幅神气，才裝得一模一樣了。’小學生的這种反應是一切貌似深奧的東西的起因，盧歇夫科１，拉布吉夫２，馬基雅維里３還有康帕內拉４，都曾經被認為有這個特點。” １盧歐夫科（161—1680），法國大臣兼道格學家。 ２拉布吉夫，人名，余不詳。 ３馬基雅維里（1469－1527），意大利歷史學家、政治家兼散文作家。 ４康帕內拉（1568－1639年），意大利哲學家。 “而且推理的人要有完全設身處地体察他對手的智力，”我說，“如果我對你理解得正确，這要看他把對手的智力估計得多么准确了。” “從實用价值來看，這是關鍵，”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長和他那一幫人這么經常地失策，首先是因為沒有這樣設身處地想一想，其次是估計不當，或者更确切地說，根本沒有估計他們所對付的人的智力。他們只考慮他們自己的巧妙主意，在搜查任何藏起來的東西的時候，只想到他們自己會以什么方式來隱藏東西。他們只有這一點對——他們自己的智謀忠實地体現了大眾的智謀，可是如果那個罪犯的鬼主意在性質上跟他們自己的不一樣，他會使他們枉費心机的。當然羅，如果比他們自己的高明，那就老是會發生這种情況，如果不如他們，那也時常會這樣。他們進行調查的原則一成不變；至多，由于情況非常緊急，或者在重賞的促使之下，他們會把老一套的辦法擴充或者變本加厲地運用一番，可也不會去碰一碰他們的原則。例如，在D一這樁案子里，有沒有做過什么事去改變行動的原則呢？鑽孔，用探針刺探，測量，用顯微鏡觀察，還有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編了號的平方英寸，這一大套是干什么呢？這不過是根据那一套對人類的心机的見解，把警察局長在長期例行公事里習以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則，變本加厲地運用起來，還能是別的嗎？難道你沒有看出，他認為理所當然，凡是人要想藏信，雖然不一定去把椅子腿鑽個洞，至少也總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這豈不是跟勸人把椅子腿鑽個洞來藏信的主意一脈相承嗎？難道你也沒有看出，這樣考究的藏東西的角落只适合于尋常的情況，大概只有智力尋常的人才會采用；可以說，在凡是要隱藏東西的案子里，對所隱藏的東西的處理，以這种考究的方式來處理，這首先就是可以想見的，而且本來料得到的；因而，要查出贓物，完全不必依靠才智，而全然是依靠追查的人細心、耐心和決心；遇到案情重大，或者從政治眼光看也同樣關系重大，而且賞格非同小可，那倒從來沒听見有在所說的這些條件上失策的。現在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譬如說，假定失竊的信确實是藏在警察局長搜查范圍之內的什么地方，換句話說，假定藏信的原則包括在警察局長的那些原則之內，那么，查出信來大概也原本不在話下。可是，這位長官卻完全受了蒙騙。他失敗的原因在于他推測這位部長是個笨蛋，因為D一已經有了詩人的名气。凡是笨蛋都是詩人；這位警察局長覺得就是這樣，他不過是犯了使用不周的命題的錯誤，而因此推斷出，凡是詩人都是笨蛋。” “可是這一位真是詩人嗎？”我問道，“据我所知，一共是兩兄弟，兩個人都在文才上有名气。我知道這部長在微分方面有學術論著。他是一位數學家，不是詩人。” “你錯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兼而有之。作為詩人兼數學家，他大概是善于推理的；單單作為數學家，他根本不能推理，大概要任憑警察局長擺布了。” “你這些意見使我很吃惊，”我說，“那可是全世界一向反對的意見。你不是想把多少世紀都融會貫通的意見一筆抹殺吧。數學推理早已被認為是最好的推理。” “‘十之八九，’”迪潘引用沙福爾１的話回答道，“‘任何公認的意見，任何公認的常規都是愚蠢的，因為它們都只适合群眾。’就算你對，數學家們也一直在盡最大努力傳播你所指的為一般人接受的錯誤，可是把它當作真理來傳播，錯誤還少不了是錯誤。例如，他們不惜小題大做，把‘分析’這個詞暗暗挪用到代數方面。法國人是這种特殊的障眼法的創始人；可是如果某一名詞還多少值得重視…··如果字眼由于使用而產生了什么价值……那么，‘分析’表示‘代數’，差不多就象人們把拉丁文‘ambitus’當作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neshonesti’表示一群高尚人物一樣無稽。” １沙福爾（1740－1794），法國作家；他的警句曾在宮廷中流行。他在法國大革命中自殺。 “我明白了，”我說，“你要跟巴黎的一些代數學家爭論一下；不過，說下去吧。” “關于用抽象邏輯以外的其他任何特殊形式培植起來的理智，我對它的效用，也就是它的价值，表示怀疑。我尤其怀疑的是，由研究數學而引導出的理智。數學是形式和數量的科學；數學的推理僅僅是在考查形狀和數量時的所用的邏輯。所以會鑄成大錯，在于設想連所謂純代數的真理也都是抽象真理或普遍真理。而且這种錯誤又錯得這么异乎尋常，從它一向為人們接受的普通程度來看，我覺得十分令人厭惡。數學的公理并不是普遍真實的公理。譬如，适用于表示關系，表示形狀和數量的正确道理，用在倫理學方面卻往往大錯特錯。在倫理學上，要說各部分累積之和等于整体，那常常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在化學方面，這個公理也不能成立。在考察動机的時候，它不能成立，因為兩种動机，各有既定的价值，把二者結合起來得出的价值不一定等于它們各自的价值之和。還有其他的許多數學真理，僅僅在表示關系的限度之內才是真理。然而數學家卻出于習慣，根据他的有限真理來論證，仿佛它們具有絕對的普遍适用的性質、也正象全世界的确以為它們都能普遍适用似的。布萊恩特１在他的十分淵博的《神話》中提到一种類似的錯誤根源，他說，‘雖然异教的傳說是不可信的，我們卻不斷地忘記我們自己的身份，把它們當作既存在的現實，根据它們來進行論證。’對于代數學家，既然他們本身是不相信基督的异教徒，‘异教的傳說’就是可信的，他們根据這些來論證，与其說是出于記性不好，倒不如說是出于不可理解的一种糊涂頭腦。總之，我還沒有遇到一個在求等根以外能靠得住的數學家，也沒有哪個不是私下里堅信X*X＋PX是絕對無條件地等于q的。如果你愿意，你不妨試一試，對這些先生之中的某一位說，你相信可能出現X*X＋PX完全不等于q的情況，在你使他明白了你的意思之后，你赶緊溜走，讓他抓不住你，因為沒有疑問，他是一定要把你打翻在地的。” １布萊恩特（Jacob Bryant 1715－1804），英國語言學家表兼文物工作者，《神話》是他的重要著作。 這最后一句話只使我覺得可笑。這時迪潘繼續說：“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這位部長不外是一位數學家，警察局長也沒有必要把這張支票給我了。可是，我知道他既是數學家又是詩人，我的措施是按他的智能來編排的，而且考慮到了他所處的環境。我還知道他善于在宮廷里獻媚，同時又是一個大膽的陰謀家。這樣的人，照我估計，不會不了解到普通的警察行動方式。他不會不預料到，而且事實證明他早就料到他會遭受攔路搶劫。我又想，他必定也預料到他的住宅要受到秘密搜查。他經常不在家里過夜，警察局長認為這一點肯定有助于警方的成功，我只認為這是詭計，向警察提供進行徹底搜查的机會，以便早一點使他們深信，那封信并沒有放在房子里，而且G一也終于達到了這個目的。我覺得，關于警察在搜查隱匿物件時不變的行動原則，這里面有一整串的想法，剛才我已經費力地向你詳細講過了，我覺得在這位部長的頭腦里也必然考慮過這一整串的想法。這必然會使他看不中一切尋常的隱藏東西的角落。我又想，他不會這樣不中用，看不出在警察局長的眼睛，探針，手鑽和顯微鏡的檢查下，他旅館里最奧妙、最偏僻的隱蔽的角落都是象他的壁櫥一樣敞開的。最后，我看出來，他大概要被迫而求其簡單了，如果不是有意選擇，也是理所當然。在警察局長頭一次訪問我們的時候，我向他提出，這樁奇案所以使他十分為難，也可能正是因為案情過于不言自明罷了，你也許還記得起來他當時是怎么狂笑的。” “對，”我說，“他笑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我真以為他要笑斷肚腸的。” “物質世界，”迪潘繼續說，“有許多和非物質世界极其類似的地方；因此，修辭學的教條也還有其可信之處，例如它說：隱喻或者明喻既可用來潤色一篇描述，也可用來加強一個論點。舉例說，慣性力的原理，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上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一個大物体要比個小物体難以起動，而且后來的動量也是与這种困難相稱的，這在物理學上是真實的，然而在形而上學上，智能較大的有才識的人雖然在運用才智時比那些等而下之的人更有銳勢，更持久，更多彩多姿，但是在開始前進的頭几步，他們不大容易動，比較拘謹，充滿了疑慮，這也是真實的，不亞于前者。再則，你有沒有注意過沿街的商店門上的招牌，哪一种最有吸引力？”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种事。’我說。 “有一种智力測驗的游戲，”他重新說下去，“這要用地圖來玩。玩的一方要求對方找出一個指定的字一城鎮、河流、國家或者帝國的名稱，總之，在地圖的五顏六色、錯綜复雜的表面上的任何一個字。玩這种游戲的新手，為了難住對方，通常都是讓他們找字型最小的地名，可是老手卻選擇那种從地圖的一端拉到一端的印得很大的字。這些，就象街道上字型過大的招牌和招貼一樣，正由于過分顯著，反而沒有引起注意；在這里，視覺上的疏忽和是非上的失察可以說惟妙惟肖，正因為有些道理是明擺著的，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有才智的人在思考時反而把它們放過去，沒有理會。不過，這個問題，看起來，可能超過了警察局長的理解能力，也可能是他不屑于考慮的。他從來沒有想一想這位部長也許，甚至可能拿信放在大庭廣眾眼前，把它當作讓誰也不會有所覺察的絕妙好計。 “可是我愈是想到D一的敢作敢為，勇往直前，當机立斷的智謀；想到他如果打算把這份文件利用得恰到好處，一定總是把它放在手邊；想到警察局長得出的明确的證据——信并沒有藏在這位尊貴人物平庸的搜查范圍之內；我愈是相信，為了藏住這封信，這位部長采取了經過周密考慮的精明手段，索性不去把信藏起來。 “我拿定了主意，于是備了一副綠眼鏡，在一個明朗的早晨，完全出于偶然，到部長的旅館里去拜訪。我發現D一正好在家，他正在打哈欠，懶洋洋地躺著閒混，跟平常一樣，而且裝出一副無聊之极的神气。在目前還活著的人里面，大概可以說，他是真正精力最充沛的了——不過，只有在誰也看不見他的時候他才是這樣。 “為了對付他這一套，我說我的視力弱，并且為必需戴眼鏡感歎了一番；我裝做只顧和我的東道主談天，卻在眼鏡的掩飾下小心謹慎地把房間里詳細察看了一遍。 “我特別注意到靠近他坐的地方的那張大寫字台，那上面雜亂無章地放著一些信和其它的文件，還有一兩件樂器和几本書。然而，在經過長時間周密的觀察之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引起怀疑的東西。 “我用眼睛向房間里巡視了一圈，最后，我的眼光落到一個用金銀絲和硬紙板做的好看而不值錢的卡片架上，架子上拴著一根肮髒的藍帶子，吊在壁爐架中下方一個小銅疙瘩上晃來晃去。這個卡片架有三四個格子，里面放著五六張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這封信已經弄得很髒，而且給揉皺了，它已經差不多從當中斷成了兩半，仿佛起初的打算是覺得這封信沒有用，要把它完全撕碎，可是再想一想又改變了主意，就此住手。信上面有一個大黑印章，非常明顯地印著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這封信是寫給D一這位部長的，纖細的字跡象是出自女人的手筆。它是漫不經心地，甚至好象很輕蔑地塞在卡片架最上一層的格子里的。 “我一瞧到這封信，立即斷定這正是我要找的那封，當然，從外表的各方面來看，這跟警察局長向我們宣讀的詳細說明完全不同。印章又大又黑，印著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在原來的信上是一個小紅印章，印著S一家族的公爵信章。這封信是寫給部長的，字跡纖細，出自女入的手筆，那封信姓名地址抬頭是某一位皇室人物，字体粗擴鮮明，只有信的大小跟原信一樣。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區別的截然不同，也嫌過分肮髒；信紙污染和破損的情況，這些都跟D一實際的有條不紊的習慣那樣自相矛盾，而且那樣使人聯想到這是在企圖欺騙看到信的人，讓他以為這封信沒有用，這些情況，再加上信的位置過分突出，來訪的每一個人完全看得清清楚楚，這正同我先前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這些情況，嘿，對于一個抱著怀疑的目的而來的人來說，都是引起疑心的強有力的證据。 “我盡可能拖長這次訪問的時間，我一方面跟這位部長极其熱烈地高談闊論下去，我深知這個題目万無一失，一定會使他感到興致勃勃，另一方面，我的注意力其實是集中在那封信上。經過這樣的觀察，我把信的外表，以及它放在卡片架里的方式都牢牢地記在心里，而且，我終于發現了一個情況，使我排除了我原來感到的任何一點疑問。在仔細觀察信紙的邊角的時候，我看出邊角的傷損超過了似乎應有的程度。信紙破損的樣子，仿佛把一張硬紙先折疊一次，用文件夾壓平，然后又按原來折疊的印子，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折疊了一次。發現了這個情況就足夠了。我看得很清楚，這封信翻了個面，好象一只把里面翻到外面的手套，重新添上姓名地址，重新加封過。我于是向部長說了一聲早安，立即告辭，可是把一只金鼻煙壺放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假托拿回鼻煙壺又去訪問，我們又興沖沖地接著前一天的話談下去。可是，談著談著，又听見緊挨著旅館的窗戶下面很響地爆炸了一聲，仿佛是手槍的聲音，接著是一連串可怕的尖叫的聲音和嚇坏了的人群喧叫的聲音。D一沖到一扇窗口，推開窗戶向外面張望。這時候，我走到卡片架旁邊，拿起那封信，放在我的口袋里，同時用一封复制的信來掉包（只從外表來說），這是我在家里先仔細地复制好的，并且仿造了D一的姓名的首字母，我用一塊面團當作印章，做起來很方便。 “街上的混亂是一個佩帶滑膛槍的人的胡作非為引起的。他在一群婦女儿童中間放了一槍。可是經過查證，槍膛里沒有實彈，就把這個家伙當作瘋子或者醉漢隨他自己走開了。他走之后，D一也從窗口回來了，我一拿到我要的東西也立刻跟著他走到窗口。不久之后，我向他告辭。那個假裝的瘋子是我出錢雇來的。” “可是你用复制的信來掉包，你有什么目的嗎？”我問道，“如果你在第一次訪問的時候公開地拿起信來就走，那豈不更好嗎？” “D一是一個窮凶极惡的人，”迪潘回答說，“而且通事沉著。他的旅館里也不是沒有甘心為他效勞的仆人。假使我象你提出的那樣輕舉妄動，我大概永遠不會活著离開那位部長的旅館了，好心的巴黎人大概再也不會听到有人說起我了。你知道我在政治上的傾向。在這件事情上，我充當了那位有關的夫人的堅決擁護者。這位部長已經把她擺布了十八個月。現在要由她來擺布他了，既然他沒有發覺信已經不在他手里，他會繼續勒索，仿佛信還在手里一樣。因此，他就免不了要弄得他自己馬上在政治上毀滅。他的垮台，与其說是一落千丈，倒不如說是難堪。常言說，下地獄容易，這种話好倒是好，可是，在各种各樣的攀援過程之中，正象卡塔蘭尼１談唱歌一樣，升高要比降低容易得多。對于他這樣除了格的人，我不同情他，至少是不怜憫他。他是那种十分殘忍的怪物，一個有天才而不顧廉恥的人。不過，我得承認，等到警察局長稱之為‘某一位大人物’的那位夫人公然反抗他了，他只好去打開我放在卡片架里那封留給他的信的時候，我倒十分想知道他究竟有何感想。” １卡塔蘭尼（Catalano1780—1849）：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 “怎么？你在信里寫了什么東西嗎？” “呀……要是在信封里放一張白紙，那也看起來完全不妥當……那豈不是侮辱。先前有一次，在維也納，D一做了一件對我有損的事，我十分委婉地對他說，我是該記住這件事的。所以，既然我知道他會覺得有點奇怪，想知道比他手段高明的那個人究竟是誰，我覺得如果不給他留下一點線索，未免遺憾。他很熟悉我的筆跡，我于是在那張空白紙當中抄寫了几個字： “……這樣惡毒的計策如果配不上阿爾特拉厄，也配得上蒂埃斯特了。” 這些話在克雷比戎的《阿爾特拉厄》里可以查得出來。” ------------------ 郁子的偵探小屋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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