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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為一個醫生是因為我父親是醫生。他是一個很好的或許有點守舊的開業醫生。他有一大批十分信賴他的病人，而對于這些病人，他既是個醫生又是一般顧問，要是他的儿子中有人不跟著他學醫，他就會感到非常失望。我的哥哥丹尼斯不喜歡讀書，而我除了醫學之外沒有想到其他的生涯。我的母親是個很文靜很有才華的婦女，她講話很生動，文章也寫得很好，她聰明地不讓別的念頭進入我的腦海。 我的父親出身于蘇格蘭家族，但在他還是個醫學院學生時，他的家就搬到英國南部，這樣，他先是在愛丁堡后來是在倫敦大學醫學院取得醫師資格。后來象別人一樣在布賴頓市和霍夫市開業。我就誕生在霍夫市。開始業務很蕭條，但靠他的勤奮和對病人深切的同情心逐漸發展為“四人診所”。當我讀書及后來在蓋氏醫院工作時，他已經是主要合伙人了。他是個老一代開業醫生的杰出代表。事實上，他很少閱讀《英國醫學雜志》或《柳葉刀》，但當病人——在當時很少有特定的治療方法——來時，他知道如何處理，他也知道什么時候病人不能再用他的標准治療……什么時候需要請象著名的哈迪勳爵那樣的專家提出意見和指導。毫無疑問，當他乘著他所喜歡的別克牌汽車、由他的聾司机伍德開車去出診時，他最再高興也沒有了，伍德也和其他許多病人一樣十分信賴他。這位活潑的、精神飽滿的、机靈的、總是很熱情的醫生經常會在汽車停下來之前就跳出車外，敲兩下門，一面說“我可以進來嗎？”人卻早已進了門，而別的醫生或許還在尋找門牌號碼。我父親在家里是個很嚴格的紀律維持者，我從來沒有辦法同他親切地講過話，甚至在晚上他終于松弛下來打開書本休息時也一樣。他的工作就是他的愛好和樂趣。度假時，才過了第一個48小時，他就會覺得厭煩。 學校從沒使我感到害怕。我的第一個老師珍科特夫人——普勒斯頓公園預科學校校長，對教育事業有天賦的熱情和傳授知識的能力，她會使你覺得知識是一种很吸引人的東西。她講她的本國語言——法語，在她用英語講演時，常常插入法語“‘du tout’(全然)和‘ma foi’(的确)”，當開始解釋更加困難的課程時，常常親切地說“現在，我的孩子們”。這位滿腔熱情的法蘭西婦女諄諄地把求知欲望灌輸進我的腦海里。從此以后，這种求知欲給了我极大的樂趣。 我還很幸運，能進入歷史悠久的布賴頓中學。校長是身材魁梧的“T．里德”(我仍然能仿造他的簽名！)，他是位悅人的慈父般的英語和圣經課學者，也教應用數學。很難得到他一次“好的，孩子”的贊揚，但這聲稱贊卻是真正值得去贏得的。我以极大的興趣學習，有一階段甚至戴起黃銅鑲邊眼鏡來學習。我的哥哥丹尼斯鄙視我為“書呆子”，而他卻頑固地不愿意接受任何教育。他由于有好几年時間都沒有什么長進，不可救藥地落在他的同伴后面而終于無聲無息地在16歲時就离開了學校，到蘇塞克斯郡務農，后來沒有什么成就，又跑到羅得西亞。一個最可親的哥哥，就是缺乏雄心壯志！ 我在小學、中學、醫學院以及在蓋氏醫院的大學生活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師和學生之間關系密切和感情融洽。這是因為師徒都獻身于傳授和學習共同的專門知識。我有幸學會了一個老師必須做到的兩件事：一件是傳授知識，另一件事是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多年之后當我在印度、錫蘭、香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旅游時，我發現許多過去可愛的門生、學生和研究生給予我最熱情好客的招待，原因只是為了“熱情地敬重我的老師”。 我從小就再歡語言，我第一次嘗到旅游的甜頭是由于我在學校里獲得了法國旅行獎學金。我在皮西維亞附近的一個法國鄉村家庭里經過了短時期的“培訓”，從此我對法語就不再感到困難了。几年后參加英國理事會去法國作旅行演講，我有幸在巴黎的索邦大學作演講。這一次的講演，我很認真地用法語准備，由倫敦大學一位法語教師作了羅杰式１（１羅杰(Peter Roget，1779一1869)英國醫生及語言學者，著有英語單詞及短語詞典。——譯者）的潤飾(付了相當費用)。想不到結果卻令人泄气。在与我的東道主英—法協會負責人在艾台里附近吃過晚餐回來的途中，前法國大使柯賓先生(他是個杰出的白發紳士)在車里俯身向著我，一只手握著我的手臂親切地對我說：“順便提一下，大夫，我差點忘記提醒你。要是你用你自己的英語向他們講演的話，這些特定的听眾會更加滿意。”哎呀，我的法語技巧和在指導下的修飾水平竟是如此！而我的羅杰式潤飾全白費功夫！全都付之東流了！ 我的父親對我的學習情況并不了解。他把學校、入學考試和一定的醫學教育以及取得資格看成是我的前途所“必需”的。所有好的蘇格蘭人都必須是勤奮，能夠自食其力的，過一种誠實的生活，而我當時想進老牌大學(當時只要有錢就很容生們，為蓋氏醫院做點好事。先生，繼續做好事吧，明天你可能會去醫院看病的。”這樣就可以得到好几千英鎊來支持搖搖欲墜的私人醫院系統。 那時蓋氏醫院有好多著名的教師，為首的是我們的校長T．B．約翰斯頓，他是個嚴格的蘇格蘭人的紀律維持者，解剖學教授，那時他正主編著名的《格雷氏解剖學》。當去病房查房時，我們又發現另一類人——內科醫生、倫敦西區顧問醫生。如果稱職的話，他就會坐他的羅爾斯轎車每星期到蓋氏醫院兩次作義務的下午查房。這真是一個大好時机。大學干事、他的住院醫生和“一群”學生，我們大約有8到10個，都穿著白大衣在醫院前門集合，時間正指2點，那位大人物就會到達。那時我崇拜的是哈伯特·佛倫奇大夫。他高大，漂亮，有成就，經常穿著清淨的灰色燕尾服和大禮帽。他會從他的羅爾斯轎車躍上前排階梯上，讓他那穿灰色制服的男仆把門房里他的信件收集起來。戴著大禮帽的門房領班向他敬禮“請進”，他就會大踏步走進有名的柱廊(在這個柱廊里著名的布賴特、阿迪森和何杰金先前都走過)，然后他到花園里，他的“一群”學生有秩序地跟著進入。 我所崇拜的另一個英雄是E．R.博蘭大夫，當時的內科指導老師，后來象羅溫爵士一樣，成為大學醫學院院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身受重傷，但仍然很机敏，身材細長，清洁，精神飽滿，戴一只黑色的單片眼鏡以遮蓋受傷的眼睛，而且總是穿著整齊。他教過蓋氏醫院几代學生的醫學倫理學。就是這位博蘭大夫，他作為醫學院院長支持我對病理學的愛好，使我在細菌學方面獲得一枚金質獎章，支持我參与病理學方面的古爾氏病１（１古爾(Gull)氏病，一种有粘液水腫的甲狀腺萎縮症。——譯音）的示教，并在其中擔任講解工作，這一工作使我能開始講授這一課題，這證明我沒有辜負他的支持。 我對教學工作的興趣越來越濃，在我取得資格不久時，病理學教研室工作人員的災然不足，把我正在尋求的大門打開了。頭一天，我還是一個奮斗中的年青的臨時職員，第二天，我就變成了病理教研室穿著白大衣的老資格的教師了。在我還還是25歲的時候，病理學家這一生涯的大門就奇跡般地向我打開了。在我最后一次考試的那一年我幸運獲得的几次獎金和獎品，使我在病理學突然缺人時，得到好運。 好久以后，在中央刑事法庭審判的一件凶殺案，使我在蓋氏醫院獲得的成功得到報償。我已經是二十年工齡的病理學家時，一個早晨，律師企圖貶低我在鑒定中一個意見的重要性。我的意見是：“顯然需要通過手術來解除內出血”。他批評道： “大夫，你是一位病理學家，怎么能懂得臨床外科學呢？” 問得好。鑒定人在法庭上總是經常被告誡不要超出自己的專業領域的嚴格界限去隨便發表議論。這位律師諒必認為他抓住我犯了傳統的毛病。我急中生智。 “我獲得過”我說，“一枚臨床外科的金質獎章。” 他明顯地震動了。誰會期望從一位病理學家那里得到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回答？要是他知道雖然我早在20年前就因為我在臨床外科方面寫過很有見識的論文和短文而得過獎，但我一生中卻從來沒有拿起過一把手術刀，那就好了！可惜他不知道。他因為失敗而一時气得滿面通紅之后，他就轉向問題的另一方面去了。 1932年我意外地得到提升，我和蓋氏醫院的一位護土瑪麗·布坎南結婚，以后我們生了三個孩子。 在蓋氏醫院作為一個年青教師我最基本的興趣在于病理學，而這過去是，現在也還是一個法醫病理學家唯一扎實的基礎。除非他熟悉了疾病的破坏和各种奇怪的變异，他就不能順利地進行損傷的研究，更不用說法醫損傷學了。法醫病理學是病理學的特殊分科，年青的初學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 作為病理學教研室高年示教老師，蓋氏醫院的尸体解剖大部分是我做的，包括給驗尸官(南瓦克的道格拉斯·考賓)的尸檢報告。考賓剛好需要一位病理學家來幫助處理他自己的案件，這是我的好机會。通常他會請伯納德·斯皮爾珀里。當時斯皮爾珀里在法醫學實踐方面是出人頭地的，但考賓不喜歡他，只是出于無奈——遇見重大刑事案件時才請他。有一次檢查聯体雙生子，他只付給斯皮爾珀里一次的尸体解剖費！斯皮爾珀里火了。那是兩具尸体，他都檢查了，但考賓堅持不給。這种反感以后一直沒有完全平息下去，盡管這件小事微不足道，但它卻在人与人之間產生了隔閡。這樣考賓就要求蓋氏醫院的院長哈伯特，伊森爵士(他對我的工作大致是滿意的)同意他聘請我去處理他在公共停尸室的案件。伊森和病理學教授都同意了，后者還給我設立了一個“法醫尸体檢查主任”的新職位，我就去了。那是1934年秋天的事。 當然，開始時每年我只檢查少數几宗刑事案件。凶殺案在英國并不象某些國家那樣多，相對來說是較少的。倫敦地區的發生率雖然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一年的凶殺案也只有大約50件；每年發生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也只有150至160件左右——從本世紀初開始就一直相當穩定地保持這個數目。這一數字与當時每年死亡總數60万相比就顯得不重要了，死亡總數中約有9万例受到驗尸官的關注。几年以后，我給衛生部寫了一個我作的2万例驗尸官要求的尸解的分析報告。其中55%證實為自然死亡(但以前一直是死因不明的)，另外30%估計与各种類型的意外或損傷有關：包括家庭中、醫院里、街道上或工作中的意外性損傷。約4至5%是自殺，僅2%至3％才是屬于怀疑或确定是犯罪性損傷。 1934年底的一天早晨，在蓋氏醫院我那間小實驗室里電話鈴響了。 “辛普遜大夫嗎？先生，我是倫敦警察廳探長楊格。我們剛接到一個凶殺案的電話，在滑鐵盧車站對面的約克酒店，我們想請你幫忙。”“啊啊，是的，”我說，想盡可能講得平靜些和鎮定些，“當然，我馬上就來。10分鐘內就到”(我想還是10分鐘內到好，否則他們會請別人，而我就會失去在警察廳取得立足點的机會)。 當時我仍然是個很年青的病理學家，這是倫敦警察廳第一次叫我處理案件，心里卜通卜通直跳。實際上，每次突然叫我處理犯罪案我都心跳。我會放下一切事情，中途离開宴會，甚至夜深人靜時起身，赶去處理新案件。可能又是另一個希思或黑格，或漢拉第，或什么也不是。但不管是什么，我都從沒有感到失望或厭煩。法醫病理學家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和有趣，以致他根本沒有時間去煩惱，甚至難得感到疲勞。 這天早晨10分鐘以后，我驅車到簡陋的小約克酒店(后來為了建造節日大廈而被拆除了)門口，把自己的車子擠在警車和報社車輛中間，走上階梯來到前門，這里已有一位警察戒衛著。報社記者云集在附近，一點也沒有注意我，因為我在出事地點完全是個新手；以前任何重大的凶殺案都總是“邀請斯皮爾珀里”。我順著樓梯爬上二樓。我感到非常孤單，但我很年青，充滿自信。 “啊，是你呀，大夫。”站在樓梯平台上的一個身材高大、頭發灰白的人說。我看出這位杰出的倫敦警察廳偵探、后來成為司令官的休·楊格。他精明地凝視著我，估量著這個新手，這事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昨晚一對青年夫妻來登記住宿，定購車票，”楊格說，“今早9點剛過，有人看見男的下樓跑到車站去。經理怕那個男的賴帳，因此就上樓走進房間。看見這個姑娘躺在床上，死了”。說著他帶我進去。 我盡量裝得鎮靜些。我是完全沒有經驗的，我敏銳地猜出這位探長是知道我的感覺的。 “大夫，先讓我告訴你，我們照了相以后，你再触摸這些東西。切里爾先生，這里還沒有采取指紋。昨晚11點他們上床時有人看見她還活著”。 我把我的工作包放在地上，這使我贏得第一個好印象，因為除了我們站立著的破地毯之外，它沒有碰到別的東西。 我站在那里在想下一步怎么辦。對，我的筆記本！我仔細地記錄了時間、地點、現場勘察人員，然后粗略的畫了一張姑娘的草圖，她躺在床上，仰臥，頭正好枕在一張雙人小床的枕頭中間，身体伸直，手和腳都蓋有被單，臉漲紅，嘴被床單的一角和手巾牢牢地塞緊。那時候法醫還沒有人造偏振片制的“即時”照相以省去繪畫草圖的麻煩。 這种記筆記幫助我安定神經，它也使我贏得第二個好印象。有許多醫生一開始就把事情搞得糊里糊涂，弄亂了證据。 “她确實死了，大夫，”楊格先生微笑著說，“大約半小時前，警察醫生已經來證實過。如果你認為需要的話，現在你可以移動尸体了。似乎還沒有尸僵。” 是的！他在指導我。她死了多長時間？尸体溫度提示死后熱量的喪失，肌肉的變硬是在死后5至7小時發生，都可以有助于死后時間的測定。我差點忘記，對于警察來說，死亡時間的測定比判斷作案過程更為重要。它可以幫助核查嫌疑犯的供詞。 我把被單小心地推到一邊，將体溫計插入直腸。讀數為華氏120度！几乎比正常高達4度！尸体變暖而不是變涼！我沒有檢見任何尸僵——一點都沒有。這是什么意思？ “我認為顯然她是死于窒息。”楊格提示。 對！窒息死時尸体溫度升高，而且到現在還沒有下降至正常(我怎么搞的？疏忽了在面部和額部出現的很細小但卻是很明顯的窒息性出血點？) “她是在那個青年人9點鐘跑出去前不久死的。”我說，“就是今天清早。”我的自信心在增強，我又檢查了她的脖子。“這些看起來很象是掐殺。”我小心地補充說。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楊格說。“象是用的右手。你認為如何？” 我接受他的指導。這個灰色頭發的偵探經驗比我足。 “對，可能就是這樣。” 因此，我小心地，競競業業地接受這位面容嚴厲但心地很好的老人提出來的全部有益的意見。几年以后他說，當時我的鎮靜和從容不迫，一步一步的檢查，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我來說，這确實是一次考試１（１英文examination 有檢查、考試等意。作者初出茅蘆，這是他第一次作現場尸体檢查，所以認為也是對他自己的考試。——譯者）——一場實踐考試。我考及格了。 隨著几年時間的過去，我參加的類似場面的數量在增加，我的信心越來越足，因為我知道我在查看的是什么。我學會工作時不必匆匆忙忙，因為尸体是不會逃走的，有的是時間，時間可以使我獲得對情況的正确估計，可以按正确的程序進行工作，在做好記錄和照相之前一根毛發或一小塊衣物也不能搞亂；時間可以讓我在現場認真考慮和討論各种可能性；不要急急忙忙就把尸体送到停尸室去。 三十年代中期當我在倫敦開始進行法醫學尸体解剖時，工作水准是低得可怜的。根据1926年的《驗尸官條例》，驗尸官有權指定“任何正式取得資格的開業醫生”去做尸体解副；而大多數有這种權力的驗尸官和合格律師都不了解這种尸体解剖的技術，而他們就是這樣干的。“正式取得資格的開業醫生”中許多都沒有經過最起碼的病理學或尸体解剖工作的訓練，沒有設備或實驗室。一些稱為警察醫生的只是因為他們負責照料被逮捕的酒鬼，檢查毆打案件或處理當地警察的醫療福利；還有极少數的則是因發現驗尸官的工作在經濟上有利可圖。就是這些人作了大量的尸体檢查。 在英格蘭，對于他們從事的工作有真正理想的僅有几個人是在較大的几個省醫院工作的普通病理學家，象埃克斯特市的史密斯，卡萊爾的福爾茲，伊普斯威治市的比德爾和切斯特市的格雷斯，還有倫敦的兩位：伯納德·斯皮爾珀里和約翰·泰勒。這兩位都是訓練有素的天才的名副其實的法醫病理學家，他們都能真正洞察死因不明的或保險了的、領撫恤金的、工業的、自殺和他殺案例等方面的問題。 斯皮爾珀里尤其表現出一种特殊才能。他能以警察的眼力不放過任何細節地進行刑事調查。他是個用邏輯思維進行推理的耐心的調查者，一個能在案件中找出重要因素的天才。盡管他沒有受到學術界的同事們、醫學院和大學教授們的高度尊敬，但他無疑是這一課題方面的權威和最正直的無可非議的專家。他身材高大，外表英俊，謙恭有禮，能用簡練的言詞表達出通俗易懂而又堅不可摧的證詞。在法醫病理學這一分科中，二十年來他都遠遠超過我國任何人。在英國任何地方、任何重要刑事案，凡要求他參与的，他總是迅速前往。在告示牌上寫著“邀請斯皮爾珀里”意味著眼前有一個重大刑事案件。“斯皮爾珀里上證人席”意味著審判罪犯的网在收緊，“福克斯有罪”意味著這位著名人物又一次影響了法官和陪審團。 英國皇家法律顧問J.D.卡斯爾斯的抱怨是有理由的，就象在審判西德尼·福克斯時那樣：對于這個國家的刑事審判來說，要是我們陷入這樣的境地，認為凡是斯皮爾珀里爵士所表達的意見就重要得不能提出疑問，那么這將是非常遺憾的一天。斯皮爾珀里沒有保存統計，但會想得起(他有把握沒有人能對他的回憶提出疑問)他“以前有兩次机會面臨過這樣的事實”。律師太害怕他，以致不敢對他的言論提出質疑。實際上，在愛丁堡的梅里特案件中，斯皮爾珀里曾出席替被告辯護，有個階段辯護人都稱他為“圣伯納德”而不叫他“伯納德爵士”！就象卡斯爾斯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种不健康的狀態”。 斯皮爾珀里的世界只是英格蘭。他的一生中只有三次出外作法醫學鑒定：兩次在蘇格蘭，一次到澤西島去檢驗一個死胎。他沒去過美洲，沒有在當時的不列顛帝國的其他地方講演或工作過，也沒有出席過國際會議去會見他的著名的同代人以便磨礪他的才智。他從沒費心去和他的同事談談話，如本國的西德尼·史密斯、格萊斯特、韋伯斯脫、柏林的彭索、紐約的岡薩雷斯、法國的貝爾莎扎迪和皮迪利夫里、南非的麥金托什。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會去征求他的意見，因為他似乎并不歡迎這樣的請求。在他的同事中，他沒有知己他不喜歡向他們一起討論他的案件；在他“出診”或出庭時，從不帶領研究生參觀。他象獨塊巨石一樣屹立著，孤獨、离群、受人敬畏，但不受人愛戴；當他最后在倫敦大學醫學院那間小實驗室里自殺身死時也沒有人哀悼他。 斯皮爾珀里常被稱為他那時代中最偉大的病理學家。他在法醫病理學實踐中的才干的确是無可比擬的，對他的正直所賦予的信賴也是完全正确的。問題在于這种生涯隨著人一死就完結了。正是在教學、培養學生、著作、宣傳、旅行講演這些方面才會有長久的聲譽。但這些方面斯皮爾珀里卻一點也沒有做過。他從未寫過一本法醫學著作。他用的法醫學教科書全都是好多年以前格萊斯特、李特爾約翰以及蘇格蘭醫學院的西德尼·史密斯編的，而且他的名字也沒出現在他那個時期的學術論文中。盡管有時他的工作負擔十分繁重，可是從沒用過助手，也沒訓練過任何人。想拜倒在這位偉大人物腳下都不可能，怎么還談得上同他平起平坐。我想抓住工作中看到他的任何机會，“對，當然，”他會一本正經地說，“過些時候吧。”但是，在英格蘭沒有一個人，包括我，能夠成功地追隨他。 就這樣，雖然那時在益氏醫院我作為一位病理學家已有五年的實驗室訓練，在醫院解剖室示教過好几百例尸体解剖，并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曾是病理學的一名比尼獎學金獲得者，并獲得細菌學方面的一枚金質獎章)，但斯皮爾珀里卻全然沒有注意到我已經進入到法醫學領域。當然，我還是一個小字輩，我不敢妄想在法醫學實踐中得到他的“父親般”的保護。這同我的性格是完全不相稱的。我必須單槍匹馬地去干。 當時在倫敦只有很少的几個病理學家作法醫學工作，如著名的斯皮爾珀里、態度隨和的泰勒、才能平庸的坦普爾·格雷和阿瑟·戴維斯，因此，要找個工作來維持生活是沒有困難的。不象那時的青年律師，在法庭的早年，為了交付師傅的學費，只能節衣縮食過日子。我發現在法醫學和警察尸体檢查這一工作領域里，确實是亂七八糟堆滿了尸体：急死的、自殺死的、交通事故死的、工傷事故死的、毆打死的，以及有斯皮爾珀里先生出場的案子和偶然的犯罪案件。問題不在輕輕地挖挖稀松的泥土，而在于獲得每天從許多樹上掉下來的果實。在一年內，我准備放棄講授病理學的職位，不要這位大人物的幫忙，自己前進！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他不大高興看見我越來越多地出庭作證。這不是指他對我總是怒目而視或在我前進的道路上設置障礙，而是他實際上從來沒有說過一聲歡迎。那也許是他的性格如此。他自己冷若冰霜，他以為到處都是這樣，因而在他的工作領域里不歡迎任何青年人。不存在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戰的問題，因為他是軌道上的明星，無法与他較量。 在倫敦，我不是唯一的新手，而是三人小組，常被警察稱為“三個火槍手”中的一個，報紙也這樣暗示。其他的兩個是法蘭西斯·坎普斯和唐納德，蒂亞爾。我們三個全都同年。我參加法醫學實踐早一、二年，那時坎普斯在切姆斯福試當開業醫生，蒂亞爾則剛在圣喬治醫院從事病理學工作，但很快，我們就將倫敦及其附近的工作分擔下來。我們總的說來是相當友好和睦的，起碼在開始階段是如此，因為工作多得确實使我們忙得不可開交。 當坎普斯、蒂亞爾和我在英格蘭法醫學界站穩腳跟的時候，蘇格蘭卻有一位著名的法醫學教授西德尼·史密斯(后來成為爵士)。他出生于新西蘭，在奧塔哥受教育(几年以后我在他的母校講演過)，冷若冰霜的斯皮爾珀里缺乏的他都有。我們三個年青病理學家發現他有使年青新手們感到鼓舞的關心，而這些正是斯皮爾珀里所缺乏的。他有眼光，有才能，有一股幫助警察解決問題的熱情，有對人性的容忍和對犯罪与殺人的悲愴，他真正地關心他的學生。他是個才華橫溢的，有很大吸引力的教師，在愛丁堡大學，他知道如何用最新的刑事幻燈片激勵他的學生，他有壓抑不住的風趣。 西德尼·史密斯畢業于愛丁堡大學，在開羅做了一段卓越的專業工作之后回來接替哈維·小約翰擔任法醫學講座，這是英國最老的講座。世界上許多有上進心的青年都在尋找他的明智的忠告，而他總是毫無保留誠懇地給予。他比我大20歲，他就象我的慈父。要是他接受了特倫查德勳爵(他是首都警察專員)1934年發出的非常懇切的邀請去擔任設在倫敦的英國第一個警察實驗室的首任的話，我和他就會更密切些。西德尼出自對愛丁堡大學他的學生的特殊忠心，拒絕了這一邀請。這些學生的收獲就是我們的損失。 特倫查德勳爵早已是英國皇家空軍和亨頓警察學院之父，他曾對著西德尼·史密斯說自己“是一個性急的老人”，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合适的實驗室。當時所有科學研究工作都由各專家獨立進行，如火器商邱吉爾(他是一個很精明的商人，他妒忌他那一領域里唯一的對手伯拉德少校)，還有圣瑪麗醫院的一個优秀化學家羅謝·林奇(他不幸被說服從事他毫無經驗的玻璃、毛發、纖維、粉塵和血型的研究工作)、墨水和筆跡專家(筆跡鑒定經常受到怀疑)米切爾、被稱為“初級的內政部分析專家”(60歲時)，以及我在蓋氏醫院的老師親愛的老約翰·賴菲爾。就是這樣一個离奇古怪的使人很不滿意的“小組”負責英國內政部刑事調查實驗室工作，但它在二十年內卻沒有犯什么大錯誤。在法庭尖酸刻薄的盤詰下好不容易才吱吱嘎嘎地熬了過來。 沒有西德尼·史密斯那樣一個有能力的人當主任，首都警察實驗室就不能馬上取得成功。十年以后，H.S.霍爾登大夫接任了這個職位并把實驗室的工作引上了正軌。 (伍新堯 郭景元) ------------------ 轉自中鑒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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